文章精选 | 空间·功能·社会：上海新城发展1.0—5.0 | 《空间与社会评论》2023.02（总第2期）

1927年设特别市以来，上海经历了近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历程，逐步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市。上海紧邻江浙皖明清文化中心东部，承载吴越文化，自宋代以来一直经济富庶，社会人文发达。1843年开埠后外洋通商，上海原本的传统发展路径被打断，东西方文化在冲突和交融中不断寻求发展。在近200年的发展过程中，上海始终具有多中心的空间特征和多文化的移民特征。上海的新城规划与建设作为一种策略性的都市化工具，始终承担着应对城市规模扩张、优化市域范围功能和空间结构的重要职能，同时新城也是上海社会空间拓展、社区建设的重要实验形态之一。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上海的租界和华界泾渭分明，市政设施和建设管理各自为政。史料显示（图1），1926年上海市外滩租界地区的价格是20多万两一亩，江湾地区不到0.5万两一亩，相差40多倍。为平衡并突破租界与华界空间和管理上的二元格局，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1922年）中提出“设世界港于上海”的规划思路。1929年国民政府编制“大上海计划”（图2），将江湾地区（今杨浦区五角场）周边约7000亩土地划作新市中心，规划并建设了涵盖市府大楼、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医院、学校、公园等公共设施，同时对铁路、码头和道路进行了专项规划。1931年当时的工务局甚至有建桥跨江（黄浦江）发展浦东的想法。而战火中断了这一计划的实施，直至1945年二战结束。

此后，在抗日战争以后每一版的上海总体规划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中，均从上海整个城市的社会发展需求角度，对市域范围内的城镇（乡）体系，以及新城（各时期表述不一）进行了战略部署和规划。本文在对从《大上海都市计划》开始的各个正式版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及建设指导进行社会空间解读的基础上，对上海新城未来建设发展提出若干思考。涉及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版本包括《大上海都市计划》（初稿1946年，二稿1948年，三稿1949年）、《上海市总图规划示意图》（1953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修改稿）》（1986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随着上海大都市区域的拓展、长三角区域协同及国家空间战略，上海的发展面临着更富有挑战的契机。

（一）空间

上海新城发展规划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重建复兴开始。由于欧美留学归国学子的加入，规划融入了1930年国际现代建筑大会（CIAM）和1933年《雅典宪章》的现代功能主义思想，从中可以看到田园城市、邻里单位、疏散、区域规划和快速干道等欧美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和理论的痕迹。以“功能分区”“有机疏散”和“区域规划”的理论为指导，在更大的区域发展新市区，同时重建市中心，如“港口与铁路协同建设，水陆联运提高运输效率”；“结合罗店、大场等处抗战遗迹，建立郊野休闲公园”等。1946年8月，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国内外众多优秀的规划师、建筑师一起启动编制“大上海都市计划”，对未来上海50年的发展描绘蓝图（图3）。依靠众多专家的通力协作，1946年12月，规划初稿编印完成。1946年的《大上海都市计划》初稿突破了当时的上海市域范围，提出了“中心市区—新市镇”的结构设想，通过发展新市区与重建市中心区并举的措施：“市域范围893km2，人口约400万人，预测至1996年，人口增至1500万人，市域容纳700万人，其余人口以卫星市镇方式向附近区域发展”。

（二）功能·社会

《大上海都市计划》经历多次修订，这是上海自开埠以来首次将原英法租界和华界作为整体进行规划。设定50年规划期，并通过5年计划、10年计划逐步推进。作为二战后中国首个现代大城市总体规划，《大上海都市计划》对未来50年的人口规模、产业布局、道路建设、居住分布、公共设施配套等做了系统的安排。疏解中心城区人口、优化中心城区功能、有机疏散和沿区域快速交通轴发展市镇节点的思路影响了以后每一版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基本空间格局和社会发展战略思路。

人口规模方面参考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采用趋势外推估算。根据1936年人口380万人，1946年390万人外推，区划组最终测算并拟定25年内上海市人口规模为700万人。当时各方对人口预测存在分歧，但委员会经斟酌最终还是确定了700万人的人口规模。关于人口的争议反映了当时的规划专家们在当时条件下科学和理性的态度。

人口分布方面运用了分层级布局和配套的思想，考虑在市区形成50万人~100万人的单元，市区以下形成16万人~18万人的市镇单位，空间规模控制在30分钟步行距离内（图4）。卫星市镇是具有完整功能的单位，包括工业、居住、商业娱乐等，“完全按照市区标准，而非按照郊区标准”，每个市镇都有工业、住宅等用地，实现就近工作，以减少市镇和市区之间的通勤交通。每个市镇由10~12个中级单位构成，约1.2万人~1.6万人/每个中级单位，设置商业中心和服务设施。每个中级单位包含3~4个再次一级的小单元，采用“邻里单位”思想，以小学校为中心，约4000人。“孩童上学之路程需控制在步行15分钟以内，且无须穿越交通要道以规避风险”。当时小学学龄儿童约占总人口的12%，按照480名学生/每间学校的规模测算，小单元约为4000人。市镇与市镇之间以500m绿带隔离。

功能上，大都市计划没有照搬西方学说，虽然倡导工业和人口的疏散，但同时建议不能像美国那样疏散。在《大上海都市计划》（1949年）三稿中明确了“新计划区”（新城）的空间落地，各自承担一定的产业功能，如纺织、轻工业、制鞋、机械制造等；各区间以绿带隔离，区内居民日常生活要求能在区内平衡。

此外，《大上海都市计划》还特别强调了“公众参与”的概念，不仅参与者来自各行各业，初稿和二稿还曾向公众公开征询意见，并公开了所有的工作会议记录。

（一）空间

“一五”期间（1953—1957年），上海的发展战略主要是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加快工业化进程，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1953年，《上海市总图规划示意图》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完成，提出疏散旧区稠密人口、居住靠近工作地点的原则。1959年区划调整，规划在空间上提出“逐步改造旧市区，严格控制近郊工业的规模，有计划地建设卫星城镇”的原则，发展基本独立、各有特色的卫星城镇（图5）。这些卫星城镇接纳中心市区疏散人口和工业，上海形成由“单一城市”向“组合城市”发展的方向。

（二）功能·社会

这一阶段的上海总体规划实质性地推进了郊区卫星城的建设：闵行卫星城以机电工业为主，吴泾卫星城以化学工业为主，嘉定卫星城以科研为主，松江以仪表轻纺为主，安亭以汽车工业为主。

回溯总结20世纪50年代的卫星城建设，在“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工业建设方针的指导下，当时基于功能主义的产业布局对今天上海市的产业发展仍有着深远的影响。当时比较典型的闵行卫星城是上海最早开始建设的两个卫星城之一，位于上海西南部，黄浦江上游北岸，距离市中心32km²。“一五”期间，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计划建设市级电站设备生产基地，选址在闵行。至“一五”末期，闵行地区已有3.7万人口，建成上海电机厂、上海汽轮机厂、中联染料厂、达丰化工厂等大中型企业，拥有职工约8300人，加上闵行镇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以机电工业为主的闵行卫星城在起步之初就已具备了雄厚的产业发展基础。在功能布局中，首先考虑了产业布局，如汽轮机厂、电机厂、锅炉厂和重型机器厂，各占地1km²，每个厂拥有近万名职工，配套建设了职工住宅区、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等（图6）。

闵行卫星城在规划建设期间的动迁征地模式也成为城市化用地征收的先河。为解决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闵行向马桥公社征地约800hm²，预先在北部兴建了农民安置点，并协助公社开办了两家集体工厂，为572户征地农民提供本地就业。

在生活配套方面，本着“就地生产，就地生活”的原则，闵行地区先后于1953年和1957年建成10万m²的电机新村（现江川路街道）、10万m²的汽轮新村。著名的闵行一条街规划，根据“成街成坊”原则，配套职工住宅区生活服务。1959年4月“闵行一号路成街成坊建筑”第一期工程破土动工，沿街商业基本可以满足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1959年10月，第二期工程启动，1960年起继续扩大规模，沿今江川路、瑞丽路两侧继续兴建了住宅和公建配套设施。

在“大跃进”背景下快速推进的闵行卫星城建设在初期欣欣向荣，虽然工业卫星城的建设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产业和人口基础，但为支撑产业的新城建设偏重主导产业发展，职工及家属们的社会生活并不是规划关注的重点，生活性设施配套以最基本的标准进行规划建设，生活物品供给品种单一、业余休闲服务单调，与中心城区的交通联系又不能满足居民日常通勤和休闲的需求。此外，由于单一产业导向的人口比例失衡也造成了就业、婚恋等诸多社会问题，成为闵行卫星城后续难以持续发展等主要原因——“安居”与“乐业”不能兼顾。1959—1979年间闵行卫星城的规划建设停滞，失去了规划和国资的投入，1979年开始闵行卫星城人口开始大量流失，两年内有近1.8万人口迁出。

（一）空间

20世纪80年代后，上海发展进入扩张阶段，社会经济发展重点转向经济发展。为推动上海市经济的恢复性增长，1986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修改稿）》应运而生，成为第一个经过国家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这一版总体规划确定上海为“我国的经济中心之一，重要的国际港口城市”。中心城形成“多心开敞式”布局，明确“中心城—卫星城—郊县小城镇—农村集镇”四个层次的城镇体系（图7）。这是上海经济起飞阶段非常重要的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的基本框架和基础设施在这一版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建设完成，宝山和闵行的发展撑起了南北翼，嘉定、安亭、青浦、松江、金山等五个卫星城的持续建设在上海的城市化进程中，对浦东的发展也初见端倪，对完善上海市的城镇体系和空间格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一版规划中的卫星城建设被称为第二代，规模比第一代明显扩大，产业门类也日益丰富，卫星城规划总人口130万人左右。1986—2000年间，中心城分批向卫星城、近郊工业小城镇和外地疏散了将近60~70万人，卫星城到中心城一般距离20~40km，个别达到70km，以公路网等交通联结。

（二）功能·社会

由于经济建设是发展的首要任务，这一阶段的新城规划和建设仍以空间和产业功能的强化为主。但由于管理体制并没有和规划建设的发展一起创新，卫星城的产业管理仍属于市主管部门，对区县的赋权滞后于规划，区级地方政府难以发挥组织协调作用，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对卫星城的建设推动动力不足，致使卫星城的社会发展明显滞后于工业生产，同时，产城无法融合也影响到卫星城的产业规模集聚、产业能级跃升，卫星城之于上海大都市的发展似乎面临桎梏。

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社会及管理体制改革并没有同步进行，城乡二元的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具有强约束作用，单中心空间结构下的超级中心城区仍独具优势。卫星城空间和功能的完善在没有相应社会培育建设和社区管理机制的状况下，缺乏整体协调的发展，总体磁极引力不足。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上海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展开始提速的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众多企业面临改革，大量“单位人”变为社会人，而卫星城建设在这个阶段仍停留在产业基地的层面。同时，由于市场经济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中心城区和卫星城之间的级差地租主要体现在商业和工业，随着90年代中心城区“退二进三”的产业结构调整，大量工业迁到郊区和卫星城。然而虽然就业岗位外迁，但在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下，市区和郊区的住宅及配套条件相去甚远，职工更倾向于长距离通勤也不愿意舍弃市区的住房，可以说这一阶段是上海职住分离最显著的时期，卫星城的住房没有任何吸引力和竞争优势。但在接下来的20年中，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城市化加速和住房市场改革的深化，上海中心城区不断外扩，上海市在90年代开始大力改善市区交通条件，随着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市场的逐步形成，1998年停止福利分房，住房改革深化将房地产市场推上了时代舞台，郊区新城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一）空间

2002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取消了“卫星城”的提法，首次提出“郊区新城”的概念。国务院对总体规划的批复提出集中力量建设新城。在浦东开发的引领下，上海进入跨越式快速发展阶段，在“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原则下，确立“中心城—新城—中心镇—一般镇”四级城镇体系（图8）。同时随着“退二进三”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化，进一步推动了人口向郊区新城和中心镇集中，通过城市化进入上海的人口部分截流在郊区新城，成为新城发展的持续驱动力。与城乡新城发展相适应的更重要的举措是郊县“撤县建区”的行政区划调整，1997—2001年，金山、松江、青浦、奉贤、南汇等县先后建区。

（二）功能·社会

土地制度改革加上城乡二元户口政策松动使大量流动人口进入上海，为上海在快速建设时期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也促进了上海中心城区和浦东新区的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兴起。为延续浦东开发的势头，回应中央发展小城镇的战略，其间，上海对新城建设模式和方向的探索成为各个阶段总体规划的核心内容之一。2001年，上海确定了“一城九镇”“一镇一貌”。这是上海自开埠后第二次大量境外规划师建筑师参与城市化运动的城市实践，由此引入了国外特色风貌城镇的空间格局和建筑风格，后演变为“三城七镇”。国外事务所参与到打开世界城市格局，有些夸张了，而此时沪宁高速公路和铁路的交通联系也使得长三角区域的联动发展起步，为下一阶段新城的战略地位奠定了网络基础。

新城的建设导向已超出其原有卫星城和产业新城时代的功能和空间范畴，开始真正融入上海的城市化进程，与中心城区共同形成组合式的特大城市体系，形成相对独立、功能更完善的现代化城市，实现产城融合，强化郊区城镇吸引力。新城建设过程中，由于房地产热导致住宅建设先行，公共配套设施和市政交通设施滞后，第三产业发育不足，原本产业卫星城的就业岗位也不够充沛，社区仍然无法有效培育，同时中心城区和新城级差地租和房价差异仍不足以吸引购房者，因此人口并未如规划预期疏解到新城。“十一五”期间，上海提出“1966”四级城镇体系，由5个卫星城增至9个新城，提出产业、轨道交通建设并行，完善新城服务功能，继续吸引人口集聚，重点推进西北部的嘉定新城、西南部的松江新城、东南部的临港新城建设，以实现“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集约化发展，其中9个新城规划总人口540万左右，集聚郊区二分之一的人口。新市镇的人口在5万~15万不等。

“十二五”之后，上海战略部署辐射长三角地区，优化嘉定、松江新城，将其作为辐射长三角地区的综合性节点城市，并加快青浦新城、南汇新城建设，推动金山新城发展。新城的能级随着五年计划提高，意在融入世界级城市群，强调产城融合。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市意识到城市发展中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迫切性，开始改革原有“两级政府、两级管理”的架构，积极探索“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后增加居委会“四级网络”），“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社会治理逐步成为上海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特色。可见的是，高效的基层社会治理对新城的完善发展起到了提效增质的作用，随着新城就业岗位的增加、公共交通的通达，以及公共配套服务质量的提升，新城人居环境得到了整体改善，新城人口来源多元，并且开始出于自身发展的需求主动通过功能提升、产业布局而有选择地引进相应的人口，比如松江大学城、临港新城的教育体系完善对人口的吸引呈现出显著作用。

（一）空间

2017年版的上海总体规划目标定位是将上海打造为“全球城市”，市域范围内的城镇群将和周边城镇共同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新城作为这一战略目标的桥接，不再是“郊区新城”，而是城市群网络中的独立综合节点城市（图9）。

为此，2021年3月，上海市新城规划建设推进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上海市政府《关于本市“十四五”加快推进新城规划建设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规〔2021〕2号）发布了《上海新城规划建设导则》，确定上海重点发展的五大新城：嘉定新城、松江新城、青浦新城、奉贤新城和南汇新城，规划总人口规模约385万人，新城独立且具备大城市的产业、综合服务水平。

（二）功能·社会

上海2035总规从更高的视角将上海的国际化和世界能级放在了区域整体协同发展上，主动向周边输出，在新城这一层面联动中心城强化组合城市在大都市带中的集聚功能。一是实现产城融合，统筹协调新城与周边的产业，有序推动新城的产业集聚，鼓励新城发展高端产业集群。二是促进功能完备，加快完善医疗、教育、文化、生态等基本公共服务。三是导向职住平衡，充分考虑新城“三生”需求，满足新城人口规模需要的住宅用地供应。四是实现生态宜居，打造绿色低碳和舒适宜人的生态环境。五是推进交通便利，每个新城建设一个对外连接的公共交通枢纽，强化新城对外交通联系，同时完善新城内部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六是实现高效治理，实施建管并举，优先推进重大民生项目，提高城市治理的数字化水平，强化城市系统抗风险能力。

从网络节点及辐射角度，五大新城独立为上海与周边地区连接的综合性节点城市，在各自分工定位的基础上实现发展战略，联系中心城的同时辐射周边34。每一座新城都非常强调综合交通枢纽的“引流—导流”作用，并用新兴产业就业、智慧数字治理等“截流”人才，高标准建设，推动精细化管理，打造复合的社区服务综合体，培育社区治理，满足并覆盖居住社区公共服务全龄化需求，实现更高水平的产城融合。

从表1可看出，上海的新城建设主要分成了“卫星城”和“新城”两个阶段。“卫星城”阶段的主导思想是依托中心城区，疏解中心城区产业和人口，“新城”阶段的主导思想是独立发展，协同中心城区共同形成优势互补的大都市圈。

从目标的实现及发展过程来看，这两个阶段的发展其实是伴随上海市的发展持续推进的过程，以服务于上海的发展目标的。

“卫星城”阶段的规划建设实施始于20世纪50年代，从卫星城建设开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卫星城的产业定位基本符合当时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由于建国后上海市人口增长迅速，市区人口从418万（1950年）增至609万（1957年），人口密度超过5万人/km²，老城区空间拓展困难，加上《大上海都市计划》“有机疏散”的影响，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提出建设卫星城作为新的工业区。在“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建设方针指导下，1958年，国务院先后两次批准区划调整，扩大上海的可规划面积超过6000km²，为卫星城的建设提供了空间。同年上海城市规划勘察设计院勘查了用地条件，根据邻近河道、铁路和原有集镇，有供电、供水等条件，与市中心有适当距离的选址原则，规划新型工业卫星城。20世纪50年代上海在市区边缘先后建设了八个工业区和一批工人新村。1959年底，上海先后规划并启动建设了五座卫星城，打造自己的主导产业，形成了上海“主城+卫星城”的城市空间基本格局。

这一阶段的卫星城建设由于过于强调工业发展，对生活配套服务的规划和建设相对欠缺，卫星城在初步建成时虽一度呈现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但单一的产业结构和滞后于工业的社会服务配套，以及对城市化认知的偏差，使得卫星城并未如预期那样持续发展，形成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反而逐步流失了产业人口以外的服务人口。因此，这个阶段人口疏散的目标并没有达成，只局部实现了产业转移和卫星城空间布局。

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推动了“卫星城”在中心城区“退二进三”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二产承接，这时的卫星城发展主要受制于市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比如卫星城与主城区的通勤时间过长，而卫星城自身的配套服务能力又严重不足。市场经济对主城区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不到10年时间（1982—1990年），上海市新增常住人口148万。然而受制于交通出行条件等因素，人口继续在中心城区集聚，中心城区人口增长了161万，卫星城人口规模和密度没有明显变化，甚至略有下降。

内环以内的人口减少发生在改革继续深化的1990—2000年，上海常住人口增长近400万人，内城更新动迁使内环以内的人口总量呈下降趋势。但人口并未流向郊区卫星城，而是随着近郊“两个一千万”等工程的建设、中心城区蔓延扩大并继续在原来的核心区周围集聚。

转机发生在2000—2010年，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加上上海世博会契机，上海市域的交通条件发生了质的变化，快速交通系统初步建成，一小时交通圈甚至超越了市域边界，加上中心城区“双增双减”政策，郊区新城终于发挥了疏解中心城区人口的作用，2000—2019年，上海市中心城区的人口从原来的1300多万人下降到了1000多万人左右，人口减少幅度约为20%。同时2000年后上海郊区新城人口增长幅度提高。据统计，2000—2019年，上海郊区新城人口增长率超过了200%，其中浦东新区、松江区、青浦区等地增长最为明显。此时，距离《大上海都市计划》“有机疏散”这一目标的提出已经有50年的时空距离。

2010—2020年的10年是上海新城发展的黄金期，在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服务基本满足后，有研究发现，这一阶段新城的职住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新城和区内职住比例明显上升。新城终于摆脱原来“卫星城”重度依赖中心城的状况，走向更为独立的城市发展路径。

随着中国在全球的重要性提升，中国的主要超大城市和城市群将在全球范围实现能级跃升。对上海这样一个世界级的城市来说，已经完成“集聚”过程，在未来的发展中，只有创新发展思路，将发展战略放在城市网络建设，整体提高区域空间发展效能，才能真正实现上海全球城市能级跃升的目标，而新城将是上海与周边地区实现联动协作的重要连接点。

在完善上海都市圈城镇体系，实现区域协同的道路上，上海走过了空间拓展1.0~2.0阶段、功能导入3.0~4.0阶段，迎来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5.0阶段。在空间上，新城分别对接周边的主要省市，流空间的节点优势明显，并且新城未来可提升的空间潜力更大；从功能上，新城已经基本完成了早期产业和人口的疏解功能，成为相对独立的城市，进入了自我优化通道，未来对人才和产业的吸引力将是新城持续发展的驱动力。

对上海新城未来发展而言，在基本完成了初始建设积累后，社会环境对新城综合环境的加持将成为未来新城实现持续发展的良性路径：

（1）人与城的互促——新城的人口年龄普遍比中心城区年轻，导入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呈越来越高的趋势，这构成了新城在社会基底方面的发展优势。而如何持续吸引人才，并形成人才与新城的互促、创造价值，则是新城仍需要努力的方向，涉及如何使人的各方面需求得到满足。社会属性的人的价值实现中，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对新城社会发展仍具有意义。

（2）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公共服务质量对任何类型的城区都是重要的标志，新城与中心城区的最大区别在于多样性不足，因此对建设时间较短的新城而言多样化的公共服务更是需要重点推进的内容。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上海的15分钟生活圈规划建设对新城的意义比中心城区更突出。

（3）社会保障可靠——在更高等级的发展阶段，看不见的制度性环境成为核心竞争力，社会的稳定和良好的运行能强韧社会信任，社区认同和共同意识不仅可以弥补其他外部条件的不足，更能激发在地内生性的发展动力。、

（4）新城人文创建——城市的人文基因形成、文化积淀是跨代际的过程，作为独立的大城市的新城，能成就其独特城市美丽的人文对新城的发展来说是难度更高对要求，且需要更长久的积淀。上海的五大新城并非完全新建，相反这里是上海地区考古遗址富集地。上海地区目前发现有40多处考古遗址，时间大致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如青浦的崧泽文化遗址、松江的广富林遗址等，都显示着这些区域丰富的历史文化景观，也为新城建设赋予了人文基因。

（内容以实际出版物为准）

《空间与社会评论》辑刊现已正式被“中国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知网）全文收录，欢迎点击知网链接查阅:

https://kns.cnki.net/knavi/journals/KOSH/detail?uniplatform=NZKPT

编辑：王天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