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选 | 社区共同体何以可能：基于对古北国际社区市民议事厅的考察 | 《空间与社会评论》2023.02（总第2期）

全球化加速了资本和人口的跨国流动。全国“七普”数据表明，截至2020年11月，我国外籍人口已超过80万人，外籍人士出于商务、就业、学习、定居、探亲等目的进入中国各大城市，伴随着外籍人口的大量聚集，国际化社区也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一方面，聚居在国际社区的外籍居民带来了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的国际化建设；但另一方面，国际社区中不同国籍居民在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国际社区治理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近些年，为丰富社会和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党和政府进行了不懈探索。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建立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社会治理需置于更加广泛的世界范围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2016年，上海市发布《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年）》，统筹国家战略、民众期待、上海实际三位一体，积极探索治理新理念、新方法、新机制，引领和促进城市持续健康发展，力争在2040年将上海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在全球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外籍人口在城市常住人口数中所占比重、在迁入地社会的融入情况是反映城市开放程度和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国际化社区作为外籍人口聚居的空间载体，在城市治理和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上海是国际化社区建设的先行者，自1986年建设古北新区开始，至今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国际社区建设，积累了一定国际社区治理经验。目前，上海既有较为成熟的古北国际社区、金桥碧云国际社区等，也有华漕社区、张江社区、新江湾城等新兴国际社区。古北国际社区作为上海首个涉外居民区，自成立以来躬身实践、持续探索，以古北市民议事厅这一由中外居民组成的协商议事平台为社区的自治载体，旨在将古北国际社区打造成为更具国际力的融情家园。目前，议事厅已形成中外居民自主点单，议事厅集中审单，党组织把关批单，有关部门最终买单这一整套运作流程，并基于此形成了表达渠道日渐完善的社区自治体系，中外居民对社区的参与度与认同感都有了显著改善。但在社区共同体建构的具体实践中，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实际参与、行政力量同社区自治力量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内生动力与公共精神的培育等问题仍然存在。这也是我国社区普遍面临的“区而不社”的困境。当代社区是否存在重建共同体的可能？社区中的各主体如何走到一起？各主体如何共同发力，将国际社区建设成为情感交融的共同体？循着这一思路，本研究关心的基本问题是：古北国际社区中的多主体是如何参与社区事务与社区生活的？多主体的实践又是如何从不同维度推动社区生活共同体的建构？基于全球化背景国际社区治理的经验观察，笔者以古北国际社区中的市民议事厅为研究场域，旨在明确古北建构国际社区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治理路径，为其他国际社区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案，从而推动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化城市发展形态。

（一）共同体与社区共同体

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最先提出了“共同体”的概念，相对于强调个人主义与契约至上的“社会”，共同体强调共同的价值与情感分享，代表着一种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这一共同体思想从反思现代性的角度，关注了本质意志和自然联合，开启了以基于情感联结的共同生活为重点的学术追求。涂尔干在此基础上引入了社会变迁的维度，提出“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概念。马克斯·韦伯进一步提出基于特定情境中共同属性形成的“共同体化”与基于理性形成的“社会化”。在韦伯看来，共同体化的过程既体现了滕尼斯所说的感情、友好、亲和的变化，也充斥着内部的矛盾冲突，以及基于理性考量缔结的契约。但总体来说，共同体化的最终趋势是达成共同属性主观体认以及由此带来的行为和关系的彼此亲和。由此可见，在经典社会学视野中，共同体主要包括自然意志、情感、规范、互惠性网络等要素，是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

20世纪初，现代化力量导致时空分野日渐模糊、社会分工高度细化、个体面临原子化危机。如此种种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社会的共同体。齐美尔、沃斯等社区失落论者认为，城市代表着高度理智、高效率的社会活动以及庞大复杂的社会组织，在城市中，基于血缘、地缘形成的情感联结被削弱，金钱作为统一的媒介维持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城市活动的顺利进行；大规模人口在城市聚集，其异质性特征造成社区成员关系冷漠化、社区道德衰落，经典理论中的社区共同体生活逐渐消亡。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社区继存论兴起。刘易斯、甘斯、怀特等人指出，城市化并未带来社区的崩溃，社区仍然具有不同寻常的生命力。在城市社区当中，仍然存在亲密的邻里关系与地方性的社会联系，个体基于此种联系进行社会交往、获得各种社会支持。20世纪70年代以来，韦尔曼等人提出超越传统邻里边界的、作为个人社会网络的社区，关注人们在更广范围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这一观点也被称为社区解放论。这挑战了社区“地域性”特征，在现代社会中，社区共同体被视为一种跨越边界的社会关系网络，它既摆脱了地域限制，又不再局限于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初级群体。共同体正经历着“地域性—地方性—关系性”的转型，日渐成为一种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其内涵在实践中不断得以扩展和补充。

20世纪30年代，共同体概念传入中国，为国内学者探究现代城市基层治理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共同体”作为城市社区意涵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了中国的社区研究历程。以费孝通为首的燕京大学学生取社会的“社”字表示“人群”，取“区”字表示群体的空间坐落，二者构成了“社区”概念。社区中的人们有共同的感受、有共同的利益，也常常有共同的命运。社区既是强调地域性特征的居住空间，也是追求利益一致和文化心理认同的共同体。在强大的单位制力量下，中国城市社区长期作为基层政权组织及其派出机构的附属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城镇化以及消费主义推动着我国基层社会结构由单位制转向社区制，我国社区也由传统的“契约—服从—管理”模式迈向“服务—信任—合作”模式。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社区建设也面临一系列困境。单位制的解体导致原先由国家承担的大部分社会职能转移至社区，加重了社区的管理负担，使社区组织呈现碎片化趋势；同时，个体原子化进一步加剧了社区公共性的衰落。可以说，我国城市社区是为了应对单位制解体后的各类社会问题，自上而下设置的基层行政单元。城市社区仅作为个体的居住场所，同个体日常社会生活相距甚远。近些年，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与全球一体化的持续推进，国际社区成为城市社区新形态，并受到广泛关注。与本土城市社区和移民聚居区相比，国际社区的人口结构更加复杂、聚居层次更加多样，需求日趋丰富。在国际社区形成的初级阶段，社区原有结构由于外国移民的聚居发生变化，呈现出高流动性、不稳定性以及碎片化特征；同时，外籍移民常因文化差异与本地居民发生冲突；此外，直接套用本土分析框架的社区治理实践以及特殊主义导向的区别化治理不仅难以满足国际社区内居民的多元化需求，更加剧了中外居民的边界。因此，重塑社区公共精神，打造和谐友好的共同体，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和社区治理走向更高阶段、更高品质的必然要求。

目前，国内学界对社区共同体的研究和分析主要从本体论和方法论这两个视角展开。本体论视角将社区治理共同体视作独立的研究客体，主要关注社区治理的各个主体、基本原则以及治理机制等，强调多元主体平等、协商参与社区具体实践。而方法论视角将社区共同体视为一种研究范式，聚焦于现代社会城市社区依托网络、情感、责任、关系、集体行动等要素，积极培育社区公共性的行动逻辑。在全球化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的现代社会，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和分析视角，社区共同体理念在中国社会治理实践和学术研究领域中日渐发挥重要作用。我国学者基于本土化实践，从多个角度对社区共同体建构展开了研究。比如：“治理共同体”强调多主体的互动协商，“利益共同体”强调居民的利益诉求，“党建共同体”强调党建力量在社区中的引领作用，“文化共同体”强调不同文化间的求同存异，“情感共同体”强调成员之间的心灵交流和对社区的认同归属“生活共同体”强调居民自发形成的互助型关系网络等。以上关于共同体的论述彰显出中国当代城市建构社区共同体的丰富内涵。事实上，学界对社区共同体的重视与重建并非回归到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而是要培育一种社区公共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与现代社会精神相契合的社区共同体意识，在现代城市社区中寻求既遵循抽象价值和普遍行动规范，又富于情感与精神认同的共同生活，从而建设具有社会性、空间性、文化性、情感性等多重特性的社区生活共同体。

（二）多维度的社区共同体建构：治理—文化—社会

社区共同体不仅指向社区各主体基于共同利益对社区的参与，还指向高异质性的社区居民在文化、思维层面的碰撞互融，更指向社区公共意识与集体认同感的再造。因此，研究将“共同体”放置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之下，既关注现代社会制度规范与工具理性对社区的人工建构，也关注共同体基于情感纽带的本质属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治理—文化—社会”三维度共同体。

首先，治理共同体的核心在于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强调社区各主体在基层政府和居委会的引领下，基于自身利益需求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并为社区发展建言献策。在社区治理场域中，国家由“全能型政府”转向“有限政府”与“有为政府”，与社区多主体力量相互影响、互动、嵌入。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与负责固然是关键，但职责的履行并不是包办一切，而是建立在不同治理主体合理分工的基础之上。基层政府通过其自身拥有的资源、权力等进入社区治理网络，将治理话语以一种柔性方式进行施展，为居民提供各类服务机构与议事平台，聆听居民心声，贯彻以人为本的治理实践；同时，居委会积极与物业、社会组织、社区中外居民开展合作，满足社区的差异化需求，促进社区的多元共治。

最后，文化共同体以各主体文化互动为主要内容，其中文化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及其他的整体生活方式。社区文化共同体以社区为地域基础，以文化价值为纽带，意在形成居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推动社区成员由互不相识走向互助共融，从而实现提高社区凝聚力与情感力、培育社区公共性等目标。一般而言，社区文化共同体包含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多重内涵。其中，物质文化共同体直接决定了社区居民的文化体感，是社区文化共同体构建的前提与基石。精神文化共同体以各类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是社区独特文化与精神面貌的直接反映，是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支柱。制度文化共同体则是社区成员普遍认同并遵守的准则。制度文化一般与社区定位、社区精神、社区价值观念相一致，其规范性与约束性为社区建设文化共同体提供制度保障。

再者，社会共同体强调社区内生性力量的培育。后单位制的背景下，各社区治理主体逐渐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觉醒，沐浴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春风茁壮成长。社区内生性不断增强并日渐占据主导性地位。在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社区中，社会空间和权利关系的建设都表现出了自下而上的草根性。居民不再是被动的指令接收者与社区参与者，而是主动的社区建设者，是社区真正的主人翁。社区也不再是单纯的居住空间，而是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社会组织—广大居民共生共建的日常生活共同体。

三种共同体分别指向基于利益和需求、在外力介入下形成的公共性，通过文化的交流互动塑造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从而产生对社区参与的认同，以及由于情感上的联结自发自主地参与社区事务的内生性共同体。从治理到文化再到社会维度，社区共同体的主体结构、实践内容、社区参与等都呈现出由部分到全体、由简单到复杂、由低到高的递增趋势。这种社区共同体一方面突破了血缘、地缘的限制，另一方面，在人口异质性较强的社区中，仍然能够形成一种利益联结与情感联结的共同体。

（三）居民自治机制——国际社区的共同体营造

如何在高度异质化的城市中，拉近居民的心理距离，促进相互间的交流互动，在现代社会中构建社区共同体？在推进社区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社区内外各主体是否有自主参与意愿与价值追求？社区是否有出台了相关的制度保障？是否提供了相应的空间、平台、渠道、机会？等等。这些问题不仅是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核心所在，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在全球化时代，城市本身成为了一个能够超越地域的现代网络空间；城市治理也成为了一种超地域的社会实践过程。国际社区作为现代城市建设重要的空间表征，其共同体营造不仅是基层社区治理的改革与创新，也是检验中国社会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试金石，更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治理的本土化实践。

在国际社区中，建立中外居民自由自主表达利益诉求、全过程参与社区治理的自治机制，是其构建社区共同体的最有效路径之一。与“治理—文化—社会”三维度的社区共同体相对应，国际社区的治理实践也可以通过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划分为：多元参与、民主协商的议事机制；求同存异、凝聚共识的文化建设；跨越地域、共建共享的街区营造。首先，国际社区中外混居的形态使得社区既要满足本土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要满足外籍人口的个性化需求，这就要求社区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为中外居民搭建利益表达渠道，鼓励社区多主体自发形成社区公共议题，通过议事厅这一居民自治机制成为社区的主动建设者。其次，国际社区居民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习俗观念导致中外居民长期处于浅层互动、深层区隔的状态。而文化这一维度恰恰强调社区在尊重多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根据外籍人口的文化传统设立相应意见表达平台与服务站点，以推动外籍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生活，充分利用社区已有的制度、空间与文化资源，开展文化交融活动以打破隔阂，在互动中增进彼此间的了解，从而建立情感联结。最后，社会共同体这一维度强调在前二者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国际社区的高流动性与跨地域特征要求其共同体建构应跨越社区的地域范围，在更加广泛的公共空间中形成融情共享的日常生活共同体（图1）。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研究以上海市古北国际社区为研究对象，聚焦市民议事厅这一机制，讨论古北国际社区共同体的建构逻辑。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访谈，对社区所属街道、市民中心、涉外服务站、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以及社区中的中外居民展开半结构式访谈，旨在了解古北国际社区的基本组织架构、古北市民议事厅的参与主体与运作机制，并基于共同体建构的分析框架，梳理出国际社区治理实践的深层逻辑。

笔者于2022年11月—2023年5月多次进入古北国际社区，在参观、走访社区的过程中，观察记录了国际社区的基本信息、权力体系架构、日常工作流程以及社区活动开展的相关情况。同时，笔者根据研究主题需要和不同对象特征设计访谈提纲，通过访谈街道负责人、居委会、市民中心、涉外服务站、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了解社区日常工作的实际开展、面临困境以及未来规划，并同访谈对象就“社区结构”“社区如何为外籍人口提供服务？如何鼓励外籍人口参与社区生活”“古北市民议事厅如何运作”“不同主体如何参与市民议事厅”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此外，笔者还选取了社区中外居民，就中外居民的实际相处情况、不同居民的具体需求、外籍居民对社区活动的参与、对国际社区的态度认知等内容展开访谈，以真实、详细地勾勒出国际社区治理实践的动态图景（表1）。

（二）古北国际社区——一个典型个案

古北国际社区是全国最早的涉外社区，也是上海首个涉外居住区和境外人员密度最高的社区，1983年规划、1986—2013年分三期建成。目前，社区建有165栋高级公寓，来自日、韩、英、法、美等50多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外籍人士在此居住、生活，境外人士比例高达51%。

1996年，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根据上海市城区工作会议提出的“消除居委会空白点”的精神，成立古北荣华居委会并进驻古北新区，成为全国首个涉外居委会。国际社区实行一委三站式架构，居委会下设水城南路社区工作站、伊利南路社区工作站以及古北路社区工作站，并对接不同社区。街道—居委会—社区工作站作为政府力量在基层社会的延伸，在社区治理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2013年9月20日，在居委会力量牵头下，古北市民中心正式启用，中心对标一流国际社区建设要求，设有多个服务站，力求为生活在古北的中外居民打造便利、温馨、精彩、融合的市民之家。2014年，古北市民议事厅成立，议事厅以市民中心为空间载体，将党组织、市场力量、各类社会组织以及中外居民等社会各类活力机制纳入一个共同的治理框架，形成了党建引领为核心、市民中心为重心、多元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

不同于西方社会中简单的自发秩序或纯粹的多元参与，古北国际社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政治优势，坚持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社区内设有党群服务中心，党组织通过组团式走访、线上问卷等方式问需于民，收集社区中外居民的实际需求以及面临的具体问题，以指导社区市民中心开设相应站点与窗口、完善其功能设置。在事务受理模块，针对社区内外籍人口在办理相关证件手续、生活缴费等方面面临的诸多不便，市民中心内设立了一批涉外公共服务空间，为外籍居民提供专项便利服务。在生活服务模块，社区设有美好生活服务站与外籍人士中心，同时，为进一步规范涉外工作有序开展，市民议事厅于2016年起陆续制定了礼仪规范法、服务推进法、契约管理法、民主参与法、协同共治法、文化交融法等方面的国际社区工作法，不断推动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社区治理。在文化交流模块，社区既设有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艺术研习中心，也充分考虑到外籍人士的文化需求，建立文化交流俱乐部，吸引外籍人口从家门走向社区，由区隔走向融合。在社区共治模块，中外居民通过议事厅自下而上按需议事，积极有序地开展民主协商，推动着社区的多元共治、共融与共享（图2）。

（三）市民议事厅——古北国际社区共治的核心机制

“社区无大事，涉外无小事”。国际社区人口异质性高、流动性强、需求多样的特征对社区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下，注重隐私的外籍居民与社区间呈现割裂状态，极少参与社区事务，语言、文化背景不同的邻里之间的纠纷更是社区中的突出问题。在此背景下，古北市民议事厅应运而生。议事厅实行自下而上的议事机制，通过“提—议—行—督”四阶段，坚持科学客观、动议可议、一时一件、明确立场、一半通过等原则，在党总支与居委会的领导与指导下，设立小区议事会、线上议事群、团队议事组、首问接待制等多渠道，以保证社区居民表达利益诉求。在成立之初，议事厅围绕社区存在的问题讨论制定了一系列公约。2015年，议事厅协商制定议事规则，并明确三级议事团成员作为立法信息员参与立法意见征询。2017年议事厅基于居民的家门口服务需求，推动建设社区美好生活服务站。2019年在居民的共同协商下，社区设立移民融入服务站，形成三站合一模式。同时，街道商户、中外居民等多主体商议成立共治委员会，并商议设立共治专项资金。2020年以来，社区多主体通过市民议事厅商议成立古北“小小议事团”以及可持续街区党建联盟、增设“融——古北驿站”街区共享空间，策划“融——我们在一起”街区主题展览、实施国际社区未来可持续治理论坛等，通过以上实践，古北议事厅商议的主题由最初的问题导向转向治理建设导向，并呈现出多样化趋势。议事厅也由解决社区矛盾与纠纷的平台扩展至居民基于自身实际的利益需求以及打造美好社区共同体的现实需要，在公共事务办理、日常生活服务、文化建设、社区共治等各个领域自下而上提出议题，参与社区治理实践的机制（图3）。

（一）多主体参与议事的治理共同体营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区是社会系统中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工程，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实现社区有机团结的关键。与本土社区相比，国际社区人口异质性强，文化差异性大，中外居民不可避免地存在个体利益摩擦和冲突。但同时，居住权益也使居民存在利益共同性。古北国际社区作为上海首个涉外居住区和境外人员密度最高的社区，既存在文明养宠、停车等问题引发的中外居民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也存在推动小区垃圾分类工作、小区物业管理调价协商等涉及中外居民共同利益的社区事务。在古北市民议事厅成立之前，社区公共事务主要依靠居委会和政府部门解决，忽视了多元主体主动性和能动性，使社区治理陷入行政化和“内卷化”。为了更有效地解决居民利益矛盾和冲突，社区成立市民议事厅，通过自下而上的议题收集机制和议题清单形成机制，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共同协商，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决议，由相关部门落实，并接受广大居民监督。作为集开放性和包容性于一体的公共空间，议事厅为中外居民提供公开讨论和协商的平台，使社区中的主体性要素（居民群体）和制度性要素（公共议题、议事机制）依托公共空间得以激活和加强。公共空间作为一种“意见交往”的载体，为空间中的个体提供充分的意见表达机会。个体在理性思考和平等沟通的过程中，将个性化需求融入社区共同利益，并通过自下而上的协商议事规则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内化于心，形成了社区共治的认同基础。在此基础上，荣华居民区党总支召集黄金城道步行街商户代表、物业公司和小区业委会等多个主体，成立了黄金城道步行街共治委员会，打造国际社区“融”书房等多个“融·治理”项目，在实际行动中推进古北国际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

因为我们步行街上面有一个共治委员会，所以不光有物业参与、业委会参与，还有一些商户代表，所以整条街上面都要参与进去，也不是说是哪一家，因为现在步行街虽然说是六个小区，但其实是吸纳了边上一些小区，所以，一般他们那里的活动，都是会召开共治委员会的一些会议，讨论一些后面的，比如说营造的内容或者方向吧，会在会上来决定事情（G006，表1）。

可见，古北市民议事厅初期致力于解决社区居民个体性和公共性的利益冲突，后期逐渐演变为社区营造和建设，从基于共同利益的议事变成基于情感联结的共商共建。在这一实践过程中，议事厅在居委会适度“让位”、社区相关利益方自行“补位”下形成提议—商议—执行—监督的闭环，既坚持了党建引领社区事务，又打破了过度行政化对居民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限制。在这个机制下，自治从党总支和居委会的职能定位中剥离，由市民议事厅承接，激活了自下而上的通道，密切联系了各个治理主体。此后，党总支领导和居民自治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与相对平衡。从该意义上来说，居民自治并不只是局限在社区内部的自治，而是面向党总支、社会组织等多个治理主体。居委会、物业、社会组织、中外居民等多元主体在协商议事、共同营造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公共性，自觉遵守社区行为规范，自主参与社区议事。居民自治、公共理性的治理共同体在个体间互动和社区集体行动中得以形成。

议事厅里有大事记，那么最开始是文明养宠的一些探讨，你说出你的想法，那么我们说出我们的矛盾、产生的问题在哪里，那么说开了，我有我的苦衷，你有你的想法，讨论出一个结果，在讨论的时候相互尊重、理解。到后期的话，就不太会有这样的矛盾的问题，更多的是如何去更好地打造，包括更好地去构建这个社区，如何做得更好（G001，表1）。

（二）中外居民交流互融的文化共同体营造

对于所有共同体意志而言，共识是最根本的。作为将社会成员团结在一起的社会力量，其最直观的来源是文化。尽管在现代城市社区中，由于血缘纽带的淡化而缺乏天然情感的联结，但社区生活中的文化却是可塑的。这种文化的塑造并不是单一的、外在的，而是通过制度文化、节日活动和文化建设等连接中外居民与社区，以建构社区文化共同体。

作为古北“融之情”国际家园建设的重要载体，古北市民议事厅积极开展围绕文化议题的讨论和协商。首先，古北市民议事厅作为一个基层民主自治平台，在社区中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通过这一渠道形成的规范性制度文化更具权威性，更易被中外居民共同接纳与遵守。比如：养宠引发的扰民和卫生安全问题一直是社区矛盾的焦点，居民曾多次上报居委会或街道政府，但政策执行力度有限。市民议事厅成立后，针对文明养宠问题曾多次召开议事会，议事员们积极建言献策，同时尊重外籍议事员的法治理念，依照国际社会对文明养宠的通行准则制定《文明养宠公约》。此外，议事会还通过制定《装修公约》和《垃圾分类公约》等细则条约，以更精细化的条款，促使中外居民自觉遵守居民公约，维护社区公共生活环境。2016年，《“融”——荣华涉外社区工作法》在市民议事厅经过讨论、协商更新出版，以党建为引领，以需求为导向，以凝聚社区共识为目标，为社区文化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

古北国际社区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国际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为了回应和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文化需求，古北市民议事厅积极引入与文化尤其是节日文化相关的议题，讨论、协商和制定更有趣味性和参与性的活动方案，以吸引中外居民的广泛参与。节日庆祝活动具有开放性和广泛参与性，不仅是人们放松和娱乐的方式，也是重温、更新和凝聚群体认同的途径。古北国际社区的节日狂欢活动源于外籍居民自发组织的万圣节“讨糖”活动，后来逐渐吸引中国居民参与，并引起居委会和物业的重视。在居委会、物业部门、社会组织、兴趣社团和中外居民的共同组织下，社区节日活动更加丰富，覆盖面也更加广泛。除了西方节日（如万圣节）之外，中国传统节日也成为人们欢庆的重要节点。在这些社区文化活动中，多主体就活动形式、内容等进行议事和分工协作，一般由居委会提供活动场地，物业部门布置节日氛围，中外居民、社团组织进行表演。居民们在节日活动中亲密交往与合作，在互动仪式中传播节日文化，在热烈气氛形成情感记忆，增强了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比如说居委会、物业、商铺、居民四方共同参与（活动），大家处于一个非常平等的状态。那么我能支撑到什么？物业能支撑到什么？居民想干什么？大家一起讨论（G001，表1）。

古北国际社区的复杂多样性，要求社区在尊重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寻求共同性和共享性。这也意味着社区需要在制度性文化和节日文化活动的基础上推进文化建设，以增强中外居民间的凝聚力。市民议事厅作为古北“融之情”国际家园建设的议事平台，积极引进并商讨文化建设的相关议题，如“融·我们在一起”街区主题展览、编印《古北·古北》杂志等。在此过程中，中外议事员们积极发挥带头作用，主动参与文化建设活动。如日本籍议事员M不仅热心于日汉文本的互译，还发起社区摄影比赛等活动。此外，古北国际社区还面向中外居民开展每月主题文化活动，如文化讲座、艺术展览等，吸引更广泛的居民群体参与文化活动和建设。在这些文化建设活动中，社区中外居民交流互动，这既是一种人际交往形式，也培育了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和公共精神。

在异质性更强的古北国际社区中，制度文化是联结中外居民的纽带，文化活动是中外居民形成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方式，而文化建设是培育中外居民公共性的依托。社区首先强调“社会构建性”与“当下性”，并基于此形成规范的制度文化以确保社区成员自觉遵守社区的行为规范；同时社区通过举办文化活动，融合异国文化和本土文化，满足中外居民的文化需求，增强其情感联结。最后社区强调文化建设，激发中外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多元文化活动的热情，推动社区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可见，社区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由正式到正式与非正式结合、由浅入深的过程，并在社区公共空间中得以实现。

（三）中外居民共创共建的社会共同体营造

从社区层面上来说，社会共同体是将社区中的人、组织、资源等各种要素通过一定的方式和规范组合而成的一个共建共享共生的生活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社会空间和权利关系的建设都表现出了自下而上的草根性，只有当社区建设的成果被居民切实感知，才会促使他们主动建设新的生活空间。

古北市民议事厅在成立之初，主要发挥协调矛盾、化解冲突的功能。国际社区居民隐私观念强，也具有较强的维权意识，因此议题多集中于中外居民反映的问题，如违规搭建、楼道卫生清理等。议事厅以问题为导向，参与主体限定在有矛盾的双方或多方。随着市民议事厅的高效运转，按问题议事逐渐减少，议事厅不再是在居民有问题才启动议事，而是按需议事，从化解冲突转向满足需求，参与主体不再局限于问题双方或多方，而扩大为基于实际需求参与议事的中外居民。同时，议事厅也积极吸纳专业社会组织参与，针对中外居民健康生活、创意生活、便利生活等不同生活需求提供更专业性的建议，商议开展公益活动帮助中外居民与社区建立良好互动关系，更好地融入社区、更主动地建设社区。

社区公共性的持续发展关键在于社区居民公共精神的培育。议事厅将群众意见和需求切实转化为治理行动并及时反馈，使居民意见上得来，公共事务有人问，议事结果有人行，落实情况有人督，不仅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还在潜移默化中培育了社区公共精神。市民议事厅日渐成为社区中外居民发挥公共精神的物质载体，社区建设相关的公共事务也成为议事厅新的主流议题，居民群体从利益需求者转变为社区创变者。中外议事员们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成立了“互人多”“乐贤荟”等13个社会团体。这些公民社团的“内部效应”，培养了成员合作和团结的习惯，有利于增加社区社会资本，培育公民公共精神。在实践中，社团发挥各自的专业性优势，不仅通过志愿行动激活社区活力，为社区共创带来新契机，同时也积极提出社区建设议题并参与议事，秉承“建设美好社区”的原则开展活动，使中外居民切身感受到融情国际家园的温情。此外，议事厅也积极筹备“融·古北驿站”街区共享空间、“美好社区先锋行动”计划等议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社区向街区的扩展，从而打造街区共同体。黄金城道步行街位于古北国际社区的中轴，贯穿整个社区。虹桥街道着力打造黄金城道国际融情街区项目，在街区中注入“宜居、宜商、宜游”的复合功能，以满足中外居民美好生活的诉求。在黄金城道街区营造项目初期，市民议事厅启动提案征集计划，邀请街区各方资源发挥主动性，参与街区的更新与营造。议事厅首先吸纳和整合了社区中外居民、商户、物业等多方主体力量，在荣华党总支和居委会的牵头下商讨形成《黄金城道步行街共治委员会议事规则》等公共议事规则，同时鼓励社区在地者和专业者联合提案，搭建便民服务、文化交流、文明实践、街区共治的平台。线下有平台，线上也有数字阵地，议事员发动从事数字行业的居民，开发专属于黄金城道街区的“遇见·黄金城道”小程序，智慧赋能古北国际融情街区共同体的建设。黄金城道街区也为中外居民参与社区共建提供了平台，通过举办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塑造了更加开放多元包容的公共空间，连接了社区中的中外居民，找回消失的附近感。

我感觉整个古北非常开放，包括看到这个步行街，沿着步行街走的时候，沿着黄金城道走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那种很放松的感觉（G003，表1）。

社区自治的一个根本性难题在于集体行动的困境，由于工作忙碌、信息闭塞、缺乏渠道等原因，居民参与意识不强，参与程度不高。社区民主议事平台的搭建有效改善了这一困境，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畅通了居民参与的渠道，公开落实的议事决议也加深了居民的参与体验感和获得感，培育了社区公共性。市民议事厅自成立以来，其议事主题经历了由问题到需求再到建设的转向，议事覆盖范围不断扩大，议事主体更加广泛。中外居民以一种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参与社区议事，培育社区公共性，无论是成为社区创变者，还是共同参与打造共创共治的街区共同体，都成为古北国际社区构建社会共同体的重要尝试。

从整体性视角来看，社区共同体建设契合社区居民对治理、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内在需求。社区治理是建设社区共同体的现实依托，市场、社会组织、居民等多元主体基于共同利益，在党政组织的引导与协调下，达成秩序共识的建构，合作完成来自国家或来自社区的治理目标。文化联结是建设社区共同体的内在动力，文化空间为中外居民提供认识互动的场所，文化活动为中外居民提供交流融合的机会，增强其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共识，培育社区公共性和公共精神。社会生活是建设社区共同体的强大内核，中外居民在党政引领和文化熏陶下，形成社区公共性，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参与社区建设，并在互帮互惠中重塑原本的情感联结。概言之，社区共同体承载着满足人民群众“治理—文化—社会”多重需求的根本价值诉求。三种共同体分别强调社区居民基于实际利益、在党建引领下参与社区事务，基于文化需求、在社区活动中形成社区共识，以及基于情感联结、自发自主地投身社区建设。从治理共同体到文化共同体，再到社会共同体，其情感性、公共性等均呈现出从低到高的趋向。其中，治理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嵌入社区实际需求，中外居民在党政、文化等外力引领或介入下参与社区事务，是一种外部性社区共同体。而在社会生活共同体中，社区居民基于情感联结与社区主人翁意识，自发自主地开展行动，是一种内生型社区共同体。事实上，这三个维度的共同体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促进的社会生态。

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国际社区是如何通过居民议事平台和机制建构多维度的共同体的。研究从多中心与共同体视域出发，通过对古北国际社区市民议事厅的经验调查，梳理了国际社区在“治理—文化—社会”三维度的共同体实践。治理维度侧重于社区内多主体的多元共治格局，古北国际社区人口体量较大，且中外居民混居，为更有针对性地为居民提供服务，畅通居民社区参与的渠道，在党总支的引领下，社区成立了“市民议事厅”这一议事协商平台，社区居民通过议题征询会、民主恳谈会与监督合议会以及线上议事群等途径，表达利益诉求，监督社区工作，自下而上地参与社区建设。文化维度侧重制度文化对社区的规范，及其对中外居民文化层面的需求的塑造。古北国际社区首先引入法治观念，在议事厅通过民意协商制定了相应的社区公约，为社区文化建设提供制度基础。其次，议事厅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方面制定活动方案，以丰富中外居民的日常生活，提升其生活幸福感。社会维度则在前二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治理维度与文化维度的共同体建设呈现出需求导向、外力推动的特征，而社会共同体则更强调内生性动力。现代城市中，大量社区面临“有小区而无社区”的危机，而社会维度下共同体建构的目标正是寻回消失的附近，重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培育中外居民的社区意识与主人翁精神。古北国际社区在治理实践中，通过民主议事平台搭建了公共空间，中外居民在党政领导和支持下，基于利益和需求参与议事，维持了社区秩序。随着议事机制的推进，中外居民在协商议事中凝聚了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逐步走出议事厅，走进社区。在利益需求之外，中外居民的文化需求不断衍生，在居委会、社会组织支持下，积极组织、开展和参与文化活动，实现了互动交融，凝聚了社区共识。在议事和文化交流的基础上，中外居民之间形成紧密的情感联结，生发出基于社区主人翁意识的公共性，自发自主参与社区建设。在“治理—文化—社会”三重维度的国际社区治理实践逻辑下，社区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空间，更是一个中外居民和谐相处，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日常生活空间。

市民议事厅的成立，将热心社区建设、在居民中有威望、执行能力强的中外居民骨干请出家门，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搭建了“接地气”的表达渠道，为构建美好的社区生活共同体提供了高效的自治机制，这既是古北国际社区治理工作方式的一次突破和创新，也为其他国际社区治理与发展提供借鉴。古北国际社区作为一个趋向于理想典型的案例，其治理模式的成功得益于内外多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作为上海首个涉外居民区，在上海市政府的鼓励下，在物业、社会组织等多主体的支持下，古北国际社区在探索治理模式的过程中表现出较高的自主性和创新性。此外，古北国际社区背靠虹桥经济开发区，社区内居住着大批高知高职的中外居民，这一群体参与意识强、参与能力高。在多方支持和居民共识的作用下，古北国际社区得以推行共治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然而，当前我国大部分国际社区与古北国际社区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一方面，社区治理仍以居委会为主，具有很强的“他治”代理性，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等其他治理主体发育不足，主动自治性较弱。另一方面，我国在社区参与中也始终面临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与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治不能有效对接互动的元问题，以及居民弱参与的普遍性问题。即使建立了民主协商议事平台，也难以形成居民广泛参与的、成熟的运行机制。因此，古北经验的推广性仍需进一步思考与实践。

（内容以实际出版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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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天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