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选 | 媒介变迁视域下实体城市空间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结构性凸显研究 | 《空间与社会评论》2023.02（总第2期）

有关城市形象的定义众多，科特勒（P. Kotler）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国家、地区或城市）形象是人们对某地的观念、想象和表达的总和。”城市形象包含了作为实体的城市、作为想象的城市和作为传播感知的城市等内容，既有实体部分，也有非实体部分。以往对城市形象的研究集中在大众传媒，随着事件营销（以奥运会、世博会、世园会等为代表）对城市形象塑造影响作用的凸显，城市形象研究走向更为离散的城市传播。从文字主导的大众传媒时代到图像时代，再到虚实共生的数字时代，城市形象塑造中实体城市空间从原来的被忽视、遮蔽到逐步凸显，呈现出媒介变迁和社会更替对城市形象塑造从内容到形式、主体的多重影响。对这一流变的梳理，不仅有利于理解媒介变迁对城市形象塑造的影响，还帮助我们在数字时代重新理解城市形象塑造的主体因素，进而选择更有效的城市形象塑造策略和路径。其中，媒介变迁视域下城市形象塑造与城市之关系发生的根本转变，意味着城市形象塑造不再只是再现、跟随城市发展，而是创造、引领城市发展，值得数字时代城市管理、城市规划设计和城市形象塑造各领域人士的重新审视。

无论是大众传媒，还是事件营销，城市形象相关的主要驱动力都是“新闻性”，主要以新闻形式出现在大众传媒中。新闻强调“新”与“真”，具体到新闻报道还需要考虑如何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从美国便士报开始到中国民国时代的市民报刊，市场化的大众传媒为了吸引读者订阅往往求“奇”。对城市形象塑造来说，由于大众传媒天然的稀缺性（越是早期越明显），与之有关的众多信息必须通过新、真与奇的筛选，才能进入大众传媒的视野。由此，在大众传媒（地域分布）极不平衡和稀缺的时代，相比于日常，与城市形象有关的信息总是以新闻（即戏剧性的事件）的形式，进入大众传媒的视野。这种现象背后需要注意的是，以平面为特征的大众传媒在早期主要乃至全部都是以文字形式传播信息，图像始终不是主流，文字作为媒介形式对事实的选择起到了决定性影响。在图像和印刷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以文字为媒介的大众传媒对新闻性（戏剧性）的偏好使得作为实体的城市在城市形象塑造中面临着双重遮蔽。

首先，实体城市空间作为空间艺术更适合图像表达，而文字作为媒介遮蔽了实体城市空间在城市形象塑造中应发挥的价值。以文字来展示、表达实体城市空间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极为常见，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现实主义文学的惯例是在开头用很大的篇幅写景状物，如《子夜》《长恨歌》等。只不过，它们最终的效果完全依赖技巧的高低以及读者对这一编码进行解码时的经验和想象结构是否与实体城市空间相吻合，这与作为视觉对象或具身环境的实体城市空间不可同日而语。大众传媒时代，只要文字作为主导媒介，这一规律就始终影响着城市形象塑造“自塑—他塑—合塑”模型中的他塑模式，也直接造成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城市形象塑造往往聚焦新闻事件，着眼于相对非画面性的非实体部分，如政治、经济、文化、民风等非物质层面。作为城市的重要方面，举凡服饰、饮食、物产、地理、建筑、景观等物质性因素，因为依托文字而非图像，总体呈现出非物质化、想象性的倾向。在报刊和电视之间的广播，一方面它完全没有画面，无法直接呈现实体城市空间，另一方面，广播新闻依托的声音可以还原为文字稿件，文字主导的新闻模式对广播的影响几乎将广播简化为以播音员为中介的文字艺术。虽然媒介研究推动广播走向声音本位，但图像时代的声音本位研究尚有待深入。其次，由于缺乏戏剧性的事件因素，实体城市空间在新闻主导的大众媒体时代早期始终是缺席的。上海《点石斋画报》和当时北京的画报除了少数从猎奇角度对城市地标（如天坛、故宫等）的呈现，绝大部分参照新闻的戏剧性要求，将实体城市空间作为背景以展示新闻事件。著名的图文杂志《良友》除了每期固定栏目介绍北京、杭州、成都等上海以外地区的建筑和风土人情之外，早期还从摄影的角度发表一些景物照片，这些景物照片多为拟画的风景摄影，风景所在的位置和实体空间是次要的。整个《良友》杂志的图片虽然广泛涉猎东西方城市重大事件，但均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将镜头对准人物，事件发生的环境极少涉及。在早期的杂志中，即便《良友》这样以图像见长的刊物，读者也无法仅凭图片清晰感知事件或人物所处的环境，城市实体空间几乎只能以地点的形式出现在文字介绍中，完全谈不上对城市形象的塑造。

可以说，文字主导的传统大众传播时代，城市形象主要是建立在通过文字描述的想象基础之上的，实体城市空间往往作为背景出现，它们或者缺乏画面，或者需要通过文字对画面转译，再通过读者的阅读对上述文字还原，其中的差异显而易见，而实体城市空间始终被遮蔽在文字面纱之后。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中，通过阐述现代将世界理解为图像进行把握的趋势来揭示世界的对象化，并已经预言了世界图像时代的到来。伴随着摄影等图像技术迅猛发展，米歇尔（W. J. T. Mitchell）等人从元图像、图像学、图像理论等角度对图文关系的讨论，使图像超越文字形成以图像为本体的世界图式，这就是图像时代的到来。在城市相关领域，它最直接的表现是德波（Guy Debord）提出的景观社会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并直接影响到本文讨论的城市形象塑造的方方面面。在德波看来，表面上是摄影等现代技术推进乃至导致了图像的泛滥，进而使世界进入图像时代，实际上则是景观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要求，摄影等技术进步只是对这一要求的恰当实践。“在现实力量的作用下，就其根本来说，景观权力具有统一和集权的性质。……大众传媒的内容看似名目繁多，其实是为了掩盖景观融合，而这种融合是势不可挡的。就像是商品的统治逻辑支配着资本家各种各样的竞争欲望，抑或是战争逻辑总是促进着武器的不断改进一样，是景观的强硬逻辑控制着乌七八糟的媒体内容所体现出的无限多样性。”图像时代图像对包括文字在内的一切信息的强制性要求最初并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它们最初从文字印刷的报刊中突围出来，经历了漫长的与文字共存、此消彼长、不断斗争的过程，这一过程仍在继续。随着电视时代的到来，图像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大众传媒的主导因素。图像时代意味着，图像不仅是一种不同于文字的表意方式，更是一种崭新的理解世界的图式，一切都必须服从图像的规则，就像文字印刷时代一切都服从文字印刷的要求一样，否则就不能进入生产和再生产的环节，也不能进入世界的视野。随着电视的普及和图像技术的发展，报刊的图像化和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图像因素越来越得到凸显，它们不再是文字的点缀或背景，而是成为了主要的表现形式，乃至文字反过来要适应图像的要求。

一方面，图像时代使实体城市空间以图像的形式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另一方面，这种凸显却伴随着一种独特的遮蔽，表征了城市形象塑造中实体城市空间地位的复杂性。具体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大众传播时代，图像的凸显是与中国城市化加速的进程基本同步的，拥有话语权和观察力的媒体从业者和摄影家首先将摄影机那珍贵的镜头从原本的新闻事件和人物转向一个新的更宏大的时代潮流以及这潮流中的人与事。“在中国，以表现都市生活与感受为主题的都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得到摄影家的重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中国摄影家终于开始注意到了都市生活的复杂性及其魅力。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展开与加速，对于都市的关注与影像表述也终于获得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与动力。”延续文字时代对新闻性事件的关注，画报和一般报刊中的图像最初也没有把实体城市空间作为重要对象，而是将镜头对准了城市中的人与事。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原本作为背景的实体城市空间成为主角：摄影家徐勇的北京胡同、陆元敏的上海老洋房与苏州河、广东新生代摄影家镜头下多元的城市生活以及泛滥的城市商业摄影，一直到《城市画报》《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国家地理》《精品购物指南》《周末画报》以及各种日报周报中的主题摄影特别报道，以实体城市空间为对象的图像绕开文字将实体城市空间直接呈现在大众面前。毫无疑问，摄影作为媒介的透明性始终都是问题，上述城市影像中的实体城市空间几乎无一例外掺杂了地方政府、资本、受众喜好、想象与象征等因素，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实体城市空间逐渐从背景走向前台，乃至逐渐成为主要的展示对象，原本作为主角的城市中的人与事则统合在城市空间的大旗下进行展演。

与报刊等平面大众传媒中实体城市空间的不断凸显相比，除了专门的城市宣传片、专题片或纪录片，以画面为核心的电视却对之表现出特殊的遮蔽：一种以实体城市空间为呈现对象却始终规避实体城市空间的“空镜头”现象出现了。“空镜头”作为摄影术语原本是指没有人物的景物镜头，起到交代环境、烘托气氛、推进故事、表达态度等作用。本文借用“空镜头”一词主要是指一种从城市形象塑造角度主观或客观上不携带不同城市差异性信息的镜头，它直接导致观众对电视新闻事件发生在何地只能通过记者或旁白的口述、字幕获得，作为电视主要表现形式的画面本身只提供微观因而常常缺乏辨识度的新闻事件环境信息。表面上，电视新闻画面作为视听媒体为展示新闻事件环境提供了客观空间，它可以通过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不同视角展示新闻事件环境。具体到新闻主导的电视模式，排除电视台为了经济利益对城市形象塑造元素的主动隔离，大部分新闻镜头都是微观的，直接对准新闻相关的人和事，对环境采取极为贴近的镜头语言使其塑造城市形象的功能被压缩到最低。这与《良友》等早期图文刊物看待新闻事件和实体城市的态度是一致的，其拍摄视角选择也完全一致，有意无意地避开了实体城市空间而只对准新闻事件和人物。我们只能通过新闻发生地中的街道、建筑、景观、招牌、服装、汽车、道路铺装、店招等对新闻环境进行笼统区分和评价。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一般社会新闻中，也出现在一般性、日常性的交通、天气等新闻中。由于镜头的微观属性，对大部分城市来说这种区分是困难的，公众对城市环境的感知最终落实在情绪性的评价上，嵌入发达与落后、现代与传统、大城市与小城市、时尚与落伍等二元认知框架。以天气新闻为例，电视新闻报道都避开了具有差异性的鸟瞰视角、地标建筑和空间，落实在平视的普遍性街道空间层次。交通事故或拥堵新闻作为补充电视新闻素材的重要内容，往往剥离了具体的城市或地方，新闻所发生的环境也呈现出虚空的特征。这种现象无疑与文字时代将实体城市空间始终作为新闻事件发生的背景一脉相承，只不过，由于电视的图像主导模式，这一现象包含了超过上述惯性的更复杂的媒介内涵，显得更为触目。

数字时代，实体城市空间从未像今天这样在城市形象塑造中呈现出如此清晰、立体、多元、可感知的形态。斯科特·麦奎尔（Scott McQuire）认为：“网络数字媒介在城市空间中的扩张构成了21世纪城市体验与早先城市居住模式之间最为主要的差异。从使用位置数据的智能手机到城市中心的各类LED屏幕，各种新的传播技术以新的形式将媒介空间化之后，构成了当代城市有机的组成部分。……地理媒介的概念由四个彼此关联的维度交叉构成：融合，无处不在，位置感知和实时反馈。”对本文关注的主题来说，更为具体的位置感知对城市形象塑造的影响最为明显，麦奎尔称之为“位置媒介”。从成本、形式到内容，位置媒介的兴起对城市形象塑造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使得实体城市空间在城市形象塑造中呈现出易得、丰富、主体性视角的特征。首先，低成本。在报刊等大众传媒衰落后，位置媒介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往往免费）增加了在某地的人（无论是本地人还是游客）获得本地信息的机会，这在以往主要通过购买本地报刊或与本地人交流才能获得。其次，可见度。位置媒介分为实用性信息（如美团、携程等）、文字（如今日头条、微博、微信等）、影音（如抖音、快手等）。就本文讨论的主题来说，抖音等标准的位置媒介在用户进入任一地方即将位置因素作为大数据推送的标准之一，大量推送本地信息，大大增加了以实体城市空间为主要呈现对象的本地图像在抖音上的可见度。最后，主体性。与大众传媒他塑模式中主体与他者关系相比，位置媒介兴起最重要的方面是激活了原本被压抑的本地自塑维度，使城市形象塑造的本地属性明显加强。这种本地属性的加强不仅表现在上文提到的地方的可见度上，更体现在相关内容的主体视角差异上。

其中，以可见度为核心，数字时代位置媒介深化了自大众传媒时代以来图像凸显趋势，使之呈现出结构性凸显特征。相关研究表明，以BBS为典型的早期互联网中有关城市形象的议题中，城市行为最高，城市视觉次之，城市理念最少。其中，城市行为主要是政府和市民行为，一般在典型的城市形象塑造中让位于新闻事件类信息。这种趋势在移动媒介成为主流媒体形式，结合全球定位科技成为位置媒介后，通过大数据和全球定位科技的融合形成基于位置和偏好的精确推送，使以图像为媒介的实体城市空间在数字时代城市形象塑造中形成了清晰的结构性凸显。我们搜集了2000年以来不同时间段的9部上海宣传片，它们的出品方有政府、企业或个人，将其涉及城市地标、街巷、公园（加入自然元素）等典型城市实体空间的镜头时长在总时长中的比例进行统计发现，城市实体空间在城市宣传片中的比重有清晰的逐步升高趋势，并逐步跨越50%的分界线，最高可以超过70%，成为城市宣传片中最重要的部分（图1）。这一发现清晰地证明了城市实体空间在城市形象塑造中地位不断加强的趋势，并逐步达到了颠覆原有城市形象塑造各元素比例的程度，形成了城市实体空间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结构性凸显。

根据抖音和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城市品牌研究室联合发布的《短视频与城市形象白皮书（2018年）》，在播放量前100位的城市形象短视频中，包含城市景观（14%）和市政设施（4%）的实体城市空间（合计18%）已经成为仅次于地方饮食（36%）的内容，如果考虑到商业景点（14%）、地方文化（11%）、历史景点（4%）中可能的实体城市空间因素，实体城市空间在短视频为代表的位置媒介中的凸显是极为清晰的。在此，实体城市空间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结构性凸显意味着，实体城市空间不仅超越文字时代和大众传媒时代的遮蔽得到凸显，而且在媒介变迁的要求下，成为城市形象塑造的主导因素，并反过来对非物质因素提出了图像化要求。

除了低成本、丰富度、可见度和主体性等方面的加强，以实体城市空间为对象的图像整体呈现出前台化趋势。对作为主体的城市居民和主政者来说，新闻事件环境所在的实体城市空间往往从实体景观、文化内涵、拍摄技巧和倾向等方面都并非理想的城市形象界面。城市总是倾向于加强自塑的正面因素以形成新的城市形象，其手段最初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形象宣传片，随后是政府或地方主导的自塑性的大众传媒宣传。问题是，一个城市的自塑努力总是倾向于展示实体城市空间那些光鲜亮丽的“正面”，而他塑媒体通过新闻（特别是突发、负面或恶性）总是倾向于展示实体城市空间的“背面”。按照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理论，上述城市的正面相当于前台，背面相当于后台，自塑一方总是倾向于选择正面作为前台，而他塑一方总是倾向于绕过正面进入作为后台的背面，发现所谓“真实”的城市。以电视为代表的图像时代，他塑显然是主导力量，本地媒体发达的地区尚能发出消息进行自塑努力，大部分地区因为本地媒体的不发达对他塑模式下的本地形象建构无可奈何。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特别是智能手机、移动网络普及和数字时代的到来，这一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转折。抖音等位置媒介上的图像在平台娱乐化而非新闻化倾向中，逐渐删除或降低新闻媒体的属性，以城市为（消费）主体的图像中实体城市空间的呈现延续BBS、博客时期本地人对本地图像的美化倾向，极大提升了在某一地区（包含本地人和游客）的人对本地的了解和认同，使实体城市空间在城市形象塑造中呈现出明显的前台化倾向。事实上，对本地人来说，这些通过静态或动态图像展示的实体城市空间只有充分进行前台化改造，拥有正面意义上的陌生化效果时才会激发他们的关注、赞叹。这些前台化的作品扮演了重新发现本地的功能，它们不仅向游客展示了经过美化、经受了时代流行的视觉习惯规训的本地图像，更向本地居民展示了一个他们日用而不知，以及从不曾关注、在意、发现的崭新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抖音等以图像为主的位置媒介降低了参与门槛，出现了大量完全没有任何拍摄技巧、以“真实”为特征或卖点的本地视频日志（VLOG），它们在城市形象塑造中是以前台还是后台出现的？这些VLOG以真实为卖点，在景观化、表演化也因此显得虚假的图像海洋中，成为平衡整个图像世界的重要一极，在构建与用户特殊的信任关系时有着上述经过美化的图像所不具有的能量。在现象级的博主中，李子柒属于前者，而通过日常化、低技化的图像修辞技巧强化其日常性和真实性的蜀中桃子姐、张同学属于后者。这样的分类在以某一城市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博主群体中，前者和后者同样占据着相当的位置。只不过，要形成真正的影响，即便以真实为卖点的低技派也往往必须服从高技派的制作规律，即只有那些以高级手段显示出低技般的真实和日常的作品才能成为被追捧的热门作品。例如，有人分析张同学的短视频作品平均两秒就有一个分镜头，在看似真实的画面中蕴藏了极高的拍摄、剪辑、配音技巧，观众对真实的追求往往被湮灭在高技派的操作中浑然不觉。这些低技般的真实和经过改造的真实追求的不是本真真实，而是一种感受真实，同样必须符合前台化要求才能真正汇入城市形象塑造的洪流。

伴随媒介技术的发展，实体城市空间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本体地位被颠覆之外，甚至还面临着更大的危机，即虚拟现实等技术对城市形象塑造的深刻影响。

首先，实体城市空间的本地地位被质疑乃至颠覆。波德里亚的“拟像与仿真”理论指出，图像与实体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图像模仿现实，而是相反，即现实模仿图像。“这也是现实在超级现实主义中的崩溃，对真实的精细复制不是从真实本身开始，而是从另一种复制性中介开始，如广告、照片等——从中介到中介，真实化为乌有，变成死亡的讽喻，但它也因为自身的摧毁而得到巩固，变成一种为真实而真实，一种失物的拜物教——它不再是再现的客体，而是否定和自身礼仪性毁灭的狂喜，即超真实。”在城市形象塑造中，上述看起来作为实体城市空间仿真的图像实际上脱离本体，成为本体，即表征景观。表征景观是指，景观化社会中，以现实或虚拟形象为依托，具有超越性多元内涵的景观化图像，以城市地标为代表的城市景观、城市符号等是典型的表征景观。表征景观首先是景观社会的产物，它意味着实体城市空间得以进入景观社会的路径是对实体城市空间的景观化改造，而所谓表征指出的是那些看起来像是再现或仿真的有关实体城市空间的图像的非再现、非仿真的属性。这种表征景观对城市有关的图像提出了一些区别于再现实体城市空间的要求，即一方面它们要看起来是实体城市空间的镜子般的“真实”再现，另一方面又要求三维多元的实体城市空间服从镜子对平面的要求，呈现出光滑平整的平面属性，使实体城市空间成为一种符合平面摄影审美的类真实图像。这种光滑平整的平面属性诞生于摄影术发明之前，由印象派和后印象派发轫，到塞尚（Paul Cézanne）的圣维克多山系列，现代艺术已经努力从再现世界中挣脱出来。摄影术的发明加速了这一进程，从毕加索（Pablo Picasso）、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到霍克尼（David Hockney），平面化是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总结出的艺术自律和媒介凸显对包含绘画在内的平面艺术的总体要求。实际上，这种平面化要求不仅对原本作为实体城市空间之附属的图像提出了要求，甚至直接造成了以“超级平面”（superflat）为代表的建筑的平面化倾向。超级平面是日本艺术家村上隆（Murakami Takashi）提出的概念，指的是现代艺术中以动漫为典型的无本体、无中心、无深度、无等级的新秩序，它从艺术领域逐渐扩展到建筑、景观、空间等领域，可以说是景观社会进一步深化的必然结果。就本文关注的议题来说，表征景观是实体城市空间平面化和图像平面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意味着我们以及我们所处的环境（包含实体城市空间和通过现代媒介接触到的各种信息）越来越受到以摄影为代表的现代媒介创造的观看模式的深度形塑。

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上海陆家嘴傲人的天际线从来不是以真实的建筑群存在的，而是以具有复杂内涵的象征性表征景观进入大部分人的视野。如果说20世纪的上海对全国输出最多的是各种质优价廉的“上海制造”商品，进入21世纪，上海对全国输出的则是以陆家嘴为代表的图像，它推动了包括广州、北京、深圳、天津、重庆、郑州、贵阳、南昌、襄阳、南阳、鄂尔多斯等几乎所有等级和规模的城市对表征景观的热情。追问城市形象塑造中的陆家嘴模式，我们还会发现，陆家嘴的仿真对象似乎是纽约天际线，而纽约天际线之所以成为经济和科技、文化发达的世界顶级城市的象征是因为纽约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实际地位，而不是作为图像的天际线本身。但在图像时代，原本作为结果的纽约天际线成为主要的模仿对象，成为比作为城市的纽约更真实的纽约被一再模仿，纽约天际线图像变成了超真实的拟像，而陆家嘴天际线则被看成为纽约天际线的仿真结果。与此同时，当陆家嘴天际线成为国内大部分城市追求的目标时，陆家嘴作为国内新城新区的代表具有的强大的金融、商业影响力被忽视、简化为表征景观，这些景观共同组成拟像与仿真的无限循环。

其次，拟像的胜利还体现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仿真技术的发展使虚拟城市空间成为与实体城市空间具有相同地位的新型实体城市空间，它本身就以“像”的形式出现并发挥作用。“虚实互嵌：‘可沟通城市’的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相互嵌入、高度融合。街道、广场、桥梁、纪念碑支撑的城市实体空间与大众媒介建构的虚拟空间并非截然相对，城市‘地点’提供的场所感承载了个人对空间的依恋、特定人群的集体记忆，倾注着公共或私人的情感，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虚拟城市空间以数码物的形式在与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物相对照中，获得了类似于甚至超越实体物的“物性”，两者的边界从清晰走向模糊，原本那种将实体和虚拟严格区分的边界都在走向瓦解，甚至可能出现两者之间的相互渗透。在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看来，计算机命令、地址、数据就像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一样具有本体论地位。许煜则直接讨论数码物这一新的不同于传统物质形式的新物质的存在论内涵。“数码物是通过元数据与元数据方案形式化的数据对象，它们可以粗略地理解为本体。……作为一组逻辑陈述，数码物被归于计算之中。事物的情感与感性可以被计算。一个数码物与其他数码物的关系可以通过逻辑推理增强，即便它的内容不变。”数码物对物的重新定义，使我们面对的世界也从海德格尔意义上对象性的“世界与图像”，走向现象学意义上的感受性，它不仅意味着目下我们指称的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和非物质世界边界的消弭，还意味着越来越多数码物指数级膨胀对这种感受性的占领。从主体对客体（对象）的把握到具身性的知觉体验，城市形象塑造中的实体城市空间也逐渐与主体相互关联，在运动实践中产生意义。“这种实践意义随着身体与世界的对话过程而不断生出新的意义，并朝着规范性的方向发展。意义的生成过程就是身体的实践过程，意义的循环传递过程也是身体不断重构自身的过程。”由于诉诸于感受性，作为感受主体的人包括本地居民、外地观众和游客，他们的感知差异也越来越小，拟像之“像”的普遍性、生成性特征也完全超越媒介性，彰显其本体性地位。

上述变化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表现是，一方面，城市实体空间以表征景观的形式出现在城市形象塑造中，逐渐脱离了具有实在性的城市实体空间；另一方面，越来越多虚拟城市空间、虚拟景观成为城市形象塑造的重要载体，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和增强现实技术对城市景观的改造成为短视频新类型，如国内首部裸眼3D城市形象片《听见你的声音》、成都电视塔增强现实烟花秀、上海浦东新区高科技灯光秀和机器人秀、2018“魅力上海”外宣活动中的VR城市形象片、虚拟热气球等景区和城市体验项目等，在刷新观众对城市实体空间认知的同时，有力强化了拟像之像的本体论地位，以虚实共生空间的形式有效融入城市形象自塑的环节。

从媒介变迁的视角梳理实体城市空间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变迁，一个清晰的脉络就是，实体城市空间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地位从遮蔽到凸显，再到结构性凸显的过程。这种结构性凸显不仅表现在图像时代实体城市空间的图像属性发挥出的优势，更表现在数字时代虚实共生空间本体论地位的确立，并产生以下影响。

第一，推动城市实体空间的整体前台化改造。随着手机等智能终端普及，城市形象塑造的主体从专业人员和平台走向大众，进而从不同主体间的对立走向相互承认。对城市形象塑造来说，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倾向于控制城市形象塑造的前台化倾向。当每一个游客和市民都成为“自塑—他塑—合塑”模型中的能动主体，无论是技术局限、审美局限还是作为利益相关者对城市问题的关注度差异，都会使原本作为城市后台的城市角落不断暴露在前台。相比于整体前台化的城市形象塑造来说，手机等智能终端的普及使城市的前台和后台更多展示在公众面前，共同呈现一个多元、更贴近真实的城市形象。对本文关注的议题来说，它要求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经得起前台化的审视，并由此将原本局限于城市会客厅、地标、重要广场、官方及重要商业机构的审美要求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与市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场景中。这种整体的前台化要求必将使原本与城市实体空间呈现出割裂倾向的城市形象塑造逐渐回到应有的位置，即城市形象塑造客观上起到了对城市实体空间的审美审视、改造、提升的推动作用，推动以城市形象塑造为抓手的城市实体空间整体提升，最终服务于市民的日常生活体验和城市整体发展。

第二，虚实共生空间对城市建设提出新要求。虚实共生空间的感受性特征，使城市形象塑造中的新型的虚实城市空间超越单纯的形象和图像价值，呈现出城市建设的本体性价值，真实性、表征性和预见性成为其评价依据。某种意义上，具有本体论地位的新型虚实共生空间就是城市多元主体对城市发展的整体想象、展望以及直接的技术性预见，因此新型虚实共生空间一方面要强调表征性，也要不脱离城市实际具有的真实性，它们最终归结到具有实践意义的预见性。这就要求，城市形象塑造需要从预见性角度反向影响虚实共生空间的营造，使结构性凸显中的虚实共生空间切实发挥面向未来、服务本土、友好对外的引领性作用。对城市实体空间的主要推动者来说，城市规划、建筑和景观设计等领域的专业人士不仅要考虑虚实共生空间对现有城市实体空间的改造，还要考虑新城新区为代表的全新城市空间面向未来的可拓展性。也就是说，相关专业人士要将虚实共生空间而非传统城市实体空间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将虚拟空间放在与实体空间完全等同的地位审视，并做出适当安排。由于虚实共生空间强烈的媒介属性，无论是城市形象塑造还是城市建设，媒介的影响都是根本性，需要专业人士关注媒介变迁对城市实体空间发展的要求，进而将媒介作为研究城市建设的必要因素。

第三，警惕城市形象导向对城市空间的异化。城市实体空间对城市形象塑造的重要价值得到强化后，直接表现为城市实体空间的图像化倾向。它将人与物、人与空间相互感应的建筑、空间艺术扁平化为单一的视觉艺术，会损害城市实体空间与人相互关系之间的多元内涵。依据同样的逻辑，城市形象导向的虚实共生空间强烈的媒介属性在获得各方承认和重视后，很有可能因为其低成本、感受性强烈的优势，形成对传统实体城市空间的压制。虚实共生空间通过城市形象维度对城市空间的反向影响，最初表现为前台化倾向下的城市空间的表征景观化，进而表现在包含城市美化、建筑和景观设计等在内的城市空间的媒介化适应改造，基本上对城市空间品质提升属于正向价值。但是，城市形象维度对城市空间的影响一旦超过其界线，就会造成对城市空间的实质性侵害。这在科幻电影《头号玩家》《失控玩家》中表现为未来城市实体空间的全面衰败，虚实共生空间中虚拟空间几乎完全取代了人类原本通过实体城市空间获得的审美、感知及相互形塑体验，实体城市空间退化为基础性的遮蔽、支撑、围合等功能。某种意义上，城市空间的实在性被消解退化为城市形象塑造中的表征景观，一座城市不再为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提供多元复杂的内在价值，而是像一场持续的城市形象塑造运动，这将会造成城市空间的异化。

（内容以实际出版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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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天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