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选】基于社区分类技术的城乡社区发展规划：以成都市青白江区为例 | 《空间与社会评论》2023年第1期

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将“城乡社区治理”写入纲领性文件。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指出“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社区发展成为新时期提升城乡居民生活品质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阵地。

为响应国家战略要求，成都市政府于2017年公布了《关于深入推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的意见》，从“品质、活力、美丽、人文、和谐”五大维度确定了成都城乡社区的发展目标和行动计划；同年，成都在市和区（县）两级党委序列设立了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编制了全市和各区（县）的社区发展规划。这是国内首个覆盖全市域的社区发展规划，是从区域视角指导社区建设的一次重要尝试。

作为位于成都东北部的市辖区，青白江区是成都—绵阳经济走廊的北门户，与金堂县、新都区、广汉市共同构建了成都外围最大的城镇密集区（图1）。由于平原—山地的自然地形，城镇—乡村的二元经济格局，以及公共服务设施不均衡配置等原因，青白江区的城乡社区从西北到东南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图2）。社区发展规划如何面对这种差异，如何根据现状特征与发展机遇分类施策，是区级社区发展规划编制的重点和难点。

社区发展现状。青白江区常住人口50万，总面积378km²，下辖2个街道、8个镇、1个乡，共124个社区（村居委），其中有城市社区14个（11.3%），涉农社区18个（14.5%），乡村社区92个（74.2%）。2018—2019年间，课题组通过部门座谈，对青白江区社区发展在“五大维度”的共性问题进行了梳理（表1）；同时通过重点社区走访，深入了解各类社区面临的个性问题：城市社区中，老旧小区的服务设施普遍陈旧；新建商品房社区的设施虽然较全，但由于功能单一和运营经费不足，使用率不高。涉农社区是城镇化进程中具有“半城半乡”特征的社区：大量失地农民被集中安置，除了再就业的压力，社区治理还面临流动人口管理和邻里关系培育的难题。乡村社区则以传统农业为主，除个别示范村外，绝大部分的村庄都存在人、财、资源匮乏的问题，特别是东南部龙泉山区的村庄还存在基础生活设施短缺的现象。由于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空间特色、文化认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性，简单的城乡二元分类难以概括青白江区社区问题的复杂性。

社区发展的机遇。1960年，青白江因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和成都钢铁厂两个国家重大工业项目的设立而建区，工业发展给青白江带来了繁荣。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工业转型的阵痛之后，青白江区在2008年再次获得了成都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的建设机会。2013年，中欧班列自青白江始发，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后抵达波兰罗兹。自此，成都、四川其他地区乃至西部地区的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不断汇集于青白江区，使其迅速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对外窗口。青白江区抓住机会，在分区规划中提出了“内陆亚欧门户、国际化青白江”的定位，并确定“1+3+6”的空间格局,这一格局对青白江区未来的社区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图3）。

问题的提出。2019年，青白江区启动了《城乡社区发展规划》的编制，这一覆盖全区的规划面临着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对全区2街道8镇1乡124个城乡社区展开整体性规划并分类制定发展策略；二是如何整合资源禀赋与发展机遇（规划：产业、资金和土地等方面的政策倾斜）两种要素制定发展策略。鉴于此，本文结合多源数据和实地调研，尝试构建包含“品质、活力、美丽、人文、和谐”五大维度、综合资源禀赋（现状）和发展机遇（规划）两种导向的指标体系；通过“主因子+聚类分析”方法对全区的城乡社区进行科学分类，最终提出基于分类技术的青白江区社区发展规划策略。

（一）社会区分析

对区域内的社区进行分类，就是要从社会、经济、空间环境等角度，将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社区划为一类，这实际上是对区域内社会空间单元的识别，可以采用社会区分析（social area analysis）的方法。这一方法一般有三个步骤，一是建立指标体系（indication system），即建立全面反映区域社会空间属性的多维指标体系；二是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在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变量信息的情况下，将体现社会空间属性的多个因子转化为少数几项主成分因子，以实现降维与消除多重共线之目的；三是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通过比较各项特征指标，将性质相近的社区归为一类，达到社会区划分（即社区分类）的目的。社会区分析始于20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学派提出的“同心圆—扇形—多中心”的经典模型；20世纪50年代的人文地理学者首次将主因子和聚类分析引入城市社会区的识别，发现经济收入、家庭结构、种族和城市化水平等因子与城市空间分异存在关联；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区分析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2000年以后，国内的地理学者也开始将这一方法引入中国的城市研究。如许学强利用人口和房屋普查数据，将广州市的社会区划分为“呈同心椭圆态势分布”的五大区。顾朝林利用街道单元的调查数据，发现北京的城市社会区呈现“同心圆+扇形”的空间结构，形成这一结构的影响因素并非传统的经济社会指标，而是土地利用强度与流动人口的分布情况；付磊通过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上海市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社会区结构进行了识别和比较，发现两种结构在总体上具有“圈层、指状和多核心混合”的同构性，但在发展趋势和内部构成方面也具有显著的异质性。2017年的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则通过随机抽样与入户调查结合的方式，选取收入、教育、职业三个维度，构建了社区层面的社会经济状况指数，并对上海的社会区进行了精细识别，为社区分类治理提供政策依据。

社会区分析为我们理解城市社会空间的结构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但将其运用在社区分类中仍存在三个不足：一是大部分的社会区研究依赖统计年鉴和人口普查等社会经济数据，缺乏空间属性数据；二是社会经济数据统计周期长，有一定的滞后性，与基层社区快速变化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较大偏差；三是这类数据往往以区（县）或街道镇为统计单元，这与社区规划的精度要求不一致。因此，本文在社会经济等传统数据基础上，引入POI（point of interest）服务设施数据和社区问卷调查数据（以村居委为单元），对青白江区124个社区的现状和发展规划进行全面调查分析。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8—2019年对青白江区开展的三方面调研：一是走访座谈与社区发展相关的区民政局、区规划局、区建设局、欧管委、港管委、智管委等主要部门，了解全区社区发展的现状问题与机遇；二是向全区124个社区（村）发放《城乡社区基本信息调查表》，对城乡社区的基本情况（性质、面积、土地、人口、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共产党员支部委员会人员等），居民生活（小区数量、社会组织、产业经济、就业创业等），服务设施（综合服务、专项服务、居民需求、设施管理）等情况展开排摸，并对其中53个重点社区（村）进行了实地走访；三是对青白江区的社会经济数据、分区规划和专项规划，以及各类POI服务设施数据等进行系统梳理，为建立社区分类的多维指标体系打下基础。

（一）多维指标体系

综合上述三种数据，本文建立了由5个一级指标（品质、活力、美丽、人文、和谐）和21个二级指标构成的多维指标体系来综合评价青白江区的社区发展水平。需要说明的是，该指标体系不仅统计“现状”数据，还加入了《青白江区城镇体系规划》《青白江区分区详细规划》《15分钟公共服务圈规划》《青白江区绿道规划》等已公布实施的上位和专项规划中的“发展”数据，把社区未来可获得的发展潜力也纳入考量，加强社区分类对规划建设的指导性（表2）。

（二）分类方法

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借助SPSS、ArcGIS工具对社区进行分类。首先，根据调查问卷中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共产党员支部委员会人员对“品质、经济、美丽、人文、活力”五个维度相关题项的重要性排序，得到最能反映现状水平的21组指标值。其次，在SPSS中对21组指标变量和124个空间单元构成数据矩阵进行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得到7个主因子，据此分析影响社区现状发展水平的因素主要为“室内外活动、保障性服务等设施情况”（品质），“所在社区性质、主导产业”（活力），“帮扶服务、文保单位”（人文）、“个体创业”（活力）、“林盘、物管水平”（美丽）、“生活性服务设施情况”（品质）和“人口密度”（活力）。再次，为了将社区未来的发展潜力纳入考量，研究从青白江区公布实施的四项规划中提取了6项指标作为“发展要素”，并在ArcGIS中对相关社区单元进行赋值。最后，将现状和发展要素叠加后的27组指标与124个空间单元在SPSS中构成27×124的矩阵，获得新的主因子，依次为“所在社区性质、主导产业、社工数量、社区服务的社会组织、生态保护力度、风貌特色、新型社区点位（活力+和谐+美丽+人文）”“室内外活动满意度、保障性服务设施满意度、生活型服务设施满意度、就业服务水平（品质+人文）”“林盘、生活型公服圈、物管水平、人口密度（美丽+品质+活力）”“产业型公服圈（活力）”“文保单位、济困服务水平（人文）”“每年孵化个体创业者、一套房屋平均月租、绿道等级（和谐+活力+美丽）”“生活性服务设施、外来人口占比（品质+活力）”。主因子累计解释方差为60%，因子结构较为清晰（表3）。

（三）分类结果与特征识别

按照7个主因子对124个社区做多次聚类分析后发现：当社区分类数为4的时候，类别之间差异最大（计算过程略）。因此，研究最终将青白江区城乡社区分为四类“社区发展群”,并根据其类型特征进行命名：创智生活型社区发展群、共建家园型社区发展群、产社融合型社区发展群和农林悠闲型社区发展群（图4）。根据“现状水平”提取主因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对社区分类影响最大的因素为各项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水平，其次为社区性质和主导产业。叠加了“发展要素”后，主因子的指标维度显著增加，成分的多元化说明青白江区的各类规划更加关注城乡社区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服务设施建设），例如多次出现的“美丽”因子，体现出对于生态基础的重视和保护；“活力”“和谐”和“人文”因子在叠加了“发展要素”后位次提前；“品质”等规划指标继续保留在相对前列位置，这说明除了服务设施等物质空间要素，青白江的发展日渐重视非物质空间的营造，文化建设、和谐社区、生态环境保育和产业经济发展等规划导向均会对社区分类产生一定的影响。

为制定差异化的社区发展规划策略，本文对124个社区的各项指标信息进行归一化处理，在对4类社区发展群包含社区的各指标求取平均值后，制作了社区发展群综合水平雷达图（图5）。其中，1、2、3、4、5个顶点分别代表五大维度，规划策略的“导向”取决于各发展群在五大维度指标“现状”与“目标”之间的差距（雷达图中蓝线与绿线之间的距离）：差距越大说明该方面就是未来工作的重点，即“补短板”。

结合社区特征识别和实地调研，四类社区发展群的“短板”总结见表4。

根据综合发展水平雷达图，各社区发展群通过“五大维度”指标的得分情况对标、找差距，从而明确未来的社区发展方向和重点工作，以及围绕重点工作形成的规划策略和行动计划（表5）。从而实现综合“现状资源”和“发展潜力”两种要素的分类发展引导，因地制宜地制定社区发展策略。

近年来，各大城市都围绕着社区开展了“微更新”“微治理”“社区营造”等行动，取得了不少基层经验。但国家治理的宏观视角能否为“具体而微”的社区建设给予引导和支持，宏观战略能否有效的传导至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始终未得到充分论证。本次的《青白江区社区发展规划》是典型的“区域型”社区规划，要求对全域378km²的124个社区（村），从“四大社区”的五个维度给予综合研判，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和行动计划。因此，处理好“上下关系”（结合政策引导和地方诉求）、“左右关系”（协调社区发展与全区社会、经济、环境和空间规划的关系）和“远近关系”（综合考虑现状资源问题和未来发展潜力）是本次区域型社区发展规划的关键。本文基于实地调查和多源数据，综合考虑现状地区资源禀赋与多维规划目标，构建了反映社区在“品质、活力、美丽、人文、和谐”五个维度发展水平的多维指标体系；通过“主因子+聚类分析”的方法对社区进行了分类研究，识别出“创智生活型、共建家园型、产社融合型和农林悠闲型”四类社区发展群；最后，基于社区发展群的特征识别以及“现状—目标”差距分析，为四类社区发展提出了差异化的规划策略和行动计划。

当代中国的城乡社区研究，需要一种总体性的视野和方法论。本研究以一种全局性的手段尝试打通城乡社区发展的顶层设计与基层建设之间的传导路径，从社区角度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内容以实际出版物为准）

《空间与社会评论》辑刊现已正式被“中国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知网）全文收录，欢迎点击知网链接查阅:

https://kns.cnki.net/knavi/journals/KOSH/detail?uniplatform=NZKPT

编辑：王天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