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观点】无锡近代园林与城市、社会的互动关联——以《申报》为例

园林与近代社会呈现出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复杂状态。公园和私园的开辟开放丰富了城市公共空间的类型，对社会生活和城市转型具有重要价值。针对上海、南京、广州、成都等官方辟建的城市公园，学界现有研究分析了公园这一类型在扩大游憩空间改善环境，引进技术提升园林营造水平，普及新知启发民智，建构政治空间宣扬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作用。近代私园公用的现象和案例亦得到讨论，如上海张园、徐园、愚园等。目前，对于非中心城市或非条约开埠的小型城市之近代园林的研究仍相对缺乏深度和广度。园林与城市的关联不仅在于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绿色场所，园林的功能也并非只专注于游赏空间的供给和政治文化的诉求。现有研究方法相对固定，存在因经验性认识等因素而产生偏差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从适当的数据库或材料库中获得相对完整的史料，通过多种手段分析、揭示园林和城市社会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交织模式。

无锡在近代迅速崛起，与时俱进的地方政府和自觉担当社会责任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城内、近郊和远郊营建了一批园林。大量的新闻报道反映出这些园林高度参与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建立适当分类的情况下，统计、比较报业或杂志刊载的历史信息，有助于分析无锡近代园林与城市社会的复杂关系；接近全样本的数据材料能够帮助识别不同类型园林在时间维度下的规律变化，“形成贯通性认识”；计量方法亦将配合考察、测绘、定性研究等方法，为近代园林与城市社会的已有认识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证实或证伪的依据。

本研究选择中国近代发行时间最长、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文报纸——《申报》的数据库为历史公共事件的主要检索来源，同时选用部分无锡地方报业材料作为定性分析的补充。以1840—1949年为时间区间，在数据库中以无锡近代24座园林（图1）的名称代称、相关地形地貌名称、内部构筑名称、景点名称和匾额石刻内容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并根据第一次检索情况采用布尔逻辑检索符进行再次检索。所有检索数据截至2021年6月23日。

剔除不相关的材料后共获得新闻报道433篇、文学类作品96篇和广告通告79篇，其中文学类作品以新闻从业人员、文化人士的游记游诗为多，广告通告是旅行社、社团或家庭举行活动的宣告，均是近代园林与城市社会互动的体现，所以视作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有效样本。以上样本中有381篇为单一事件涉及单一园林的材料（图2），有227篇为单一事件涉及多座园林的材料，后者关联对象以远郊园林为多（图3）。

初步统计后发现，园林的时空属性和公私属性与对应事件的数量有一定关联。城内的城中公园（政府设立）和远郊的梅园（私园开放）初创时间较早，交通便捷，在逐年营建过程中向外拓展并更新园内建筑和活动场地，成为大量事件发生的场所；近郊的东大池（私园开放）、于胥乐公园（私园开放）和惠山公园（政府设立）亦积极参与大众生活。城内秦氏佚园、杨氏云薖园等和近郊杨氏潜庐、王恩绶祠园等案例少有报道，与这些园林多为宅第园林和祠堂园林、服务于相对固定的少数人群的特征一致。远郊园林中，陈家花园、郑园和退庐的关联事件较少，前两者所处位置较为偏僻，交通不便，不易到访，退庐规模较小，紧邻其他中大型园林，不易与他园区分。总体而言，营建时间较早、可达性较高的城市公园和民族资产阶级所有的中大型开放私园主要在营建活动（42篇）、功能使用（537篇）和经营管理（11篇）三个层面与城市、社会高度关联，互动积极（图4）。

近代园林的营建活动与城市空间格局的塑造相关联，其在道路系统与道路景观、区域风景系统、“住区+风景”建设模式三方面的理念和实践对现代化市政体系及景观格局的形成起到积极作用营建活动事件中，不同园林之间、内部，本市和外市之间的道路、桥梁建设最受重视。民族资产阶级参与了多处途径园林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如荣德生捐建了包括宝界桥在内的多座桥梁。至1947年春，湖滨形成了跨市、跨区、环湖以及沟通各园林的多级道路（图5，表1），部分路面宽度拓展，材料更新，并倡议增设公共汽车和公共汽艇等交通工具，致力于为游客提供快捷经济的交通方式。建成于1929年、联系市区和梅园的公园道（图6，图7），建成于1934年、联系市区和鼋头渚的宝界桥等缩短了从市区到远郊园林的通行时间，提高了远郊园林的可达性，从而促进了游赏对象组合的多样化。如1930—1937年间，游赏单座园林的事件数量显著降低，而游赏多座近代园林的事件数量从1926年起有所上升。道路景观的塑造也从小尺度的局部景观设计向区域性的整体规划发展，如绕湖而建的湖山路充分利用原有自然条件，选址于风景优美的林地、湿地和山体周边，为日后营造类似于西湖堤桥的风景效果打下基础（图8）。近代建设的锡宜公路、开源路、湖山路等道路和部分桥梁沿用至今，对无锡西南郊山水格局乃至城市中心与远郊、本市与外市的联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仍是当代城市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部分报道还反映出园林营建的目的从名胜古迹的调查修葺扩展至区域风景的建构。1916年，杨翰西出于振兴旧居、维护古迹的目的修建了万顷堂。1929年市政府为响应民国政府颁布的《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调研了环太湖区域以及惠山区域等古迹。20世纪30年代初，陈植提出的《国立太湖公园计划》为风景区的建设指明了更科学、更系统、更好地服务于公众游憩、景观营建、资源保护和管理的方向。1936年，荣德生为回应这一计划拟在湖边建设风景区，筑路植树，加强与其他园林的联系，通过发展旅游业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后，区域性的风景建设关注点集中于风景林的营造、森林资源的保育和大尺度的风景区规划：1946年倡建中正林；1947年明确提出“风景区内禁止开山事宜”的要求，计划联络各处私家园林以规划更大尺度的风景区；1948年建议湖滨至惠山一带种植大面积林木。从荣德生1912年建议开发湖滨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风景区规划设计，持续多年的山水风景营建为城市远郊的发展空间和自然生态系统提供了持续有力的保障。

利用风景营建推动周边土地发展的建设模式在远郊多有实践。无锡建设局曾计划在风景绝佳、交通便利的湖山路北线开辟住宅，吸引商业投资，所获利益用于桥梁建设。抗日战争胜利后整理湖山风景，提议收取建设费。可见，道路系统的构建和私园的开辟开放促进了远郊的山水建设和风景区雏形的产生，进而从经济层面回报相关区域的市政建设和产业活动，即园林营建与城市现代化建设互惠互利，良性发展。

事实上，园林的营建活动并非完全得到各方的理解支持，政府希望借此改善区域环境以塑造城市形象，民族资产阶级希望发展旅游业以谋取经济利益，普通居民更关注民生事务和基本权益，各利益方在多次协调中寻求平衡。如荣德生倡建的开原路可为城市与远郊间的通行提供极大便捷，乡人因此态度转变，支持工程建设。而自西门接通开原乡干路的公园大道计划和光复门至西城门的拆城筑路计划虽然可以缩短旅途时间，但均遭到沿线贫苦之家的强烈反对。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开辟新市区，须从空旷之处做起”的建议使得部分地区民房免于拆毁，维护了真应道巷（今复兴路）周边市民的切身利益，也成为日后部分城区保留传统街道尺度的基础。

3.1园林功能的多元与变化

无锡近代园林的功能以集会会议、游憩旅行、展览演习和服务教育、艺术、体育事业四类为主（图9）。20世纪20年代初，前两类功能逐渐凸显；20年代末，园林的重点功能则从公众聚集的公共领域向复合式休闲娱乐场所转变。上述变化与无锡重要事件的发生基本并行：20年代中前期，无锡商埠的设立和道路系统的建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技术、理念的传播；1929年无锡市政筹备处的成立、城市规划方案的制定和废县设市运动的准备，从官方层面调整统筹了城市现代化和风景建设的具体方向；1934年东南交通周览会借助考察交通事业成果的机会展现了苏浙两省的风景名胜，对于环太湖景观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这些关联的变化反映出园林作为城市物质空间的组成部分及城市生活、文化的投射之一，城市格局、角色、定位的变化会对园林功能的类型和转型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不同区域园林的功能各有侧重（图10），以城中公园为代表的城内园林主要承担为不同群体提供聚集空间的功能，并面向公众举办各类展览演习，旨在科学普及；远郊园林是大众进行游赏、休养、旅游等休闲活动的偏好场所，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吸引群体聚会交流的能力逐渐增强，代替城内园林成为新的公共聚集空间（图11）。下文就四种功能与社会观念、生活方式的关联展开分析。

3.2集会会议与社群交流参与

城市传统公共空间是大众交往的容器和人际关系变化的见证，公园和开放的私园、图书馆、博物馆、教育馆、国货陈列馆等新场所、新建筑的出现为社群交流和信息传递提供了更多机会和场所。园林介入社群内部活动最为常见的形式是作为集会和会议的场所。节日庆典、事件纪念、游行运动等需要公众聚集并希望公众广泛参与的集会，或以城中公园为行进的重要节点，或选择公园中的空旷区域（图12）、大体量建筑，实现扩大辐射面并传播政治组织思想的目的，公众亦借助集会游行的方式表达其需求和态度。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小型会议多由公职人员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选择在公园的多寿楼、池上草堂等建筑内部举行。学术团体、教育团体、地方精英自治组织等则倾向于在远郊园林举办专业性更强的会议（表2）。这些团体和组织是城市发展和社会改良的重要力量，以园林作为活动场所或办公地址，通过会议交流观点意见，研究问题，推动区域自治事务发展，讨论行业合作，调节矛盾冲突，充当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沟通角色。部分园主作为组织中的重要人物，将名下园林作为会议场所招待与会人员，如荣德生于1921年以梅园承办第二届苏社大会。园林外部便捷的交通，内部优美的风景，一应俱全的设施也为会议的开展和人群的聚集提供了便利。1929年中华职业教育专家会择址梅园的原因即是“无锡不仅风景宜人，地点亦极适中”。梅园诵豳堂、宗敬别墅，横云山庄澄澜堂、净香水榭这类外部景观优越、内部相对宽敞的建筑为较大规模的会议提供了理想的举办之地。一些会议还将相关议程安排在船舫（图13）之中，并在议程中安排游览名胜的活动，以向与会人员展示地方风貌和发展潜力。

园林自身的地标特征和内部开阔的空间有利于吸引并号召人群广泛参与，也可为会议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使与会者能够不受干扰地充分发言，这些特点使得下至苦力贫民，上至名流显贵、外国政要等不同阶层的人群都乐于利用园林开展聚集交流活动，从而促进了各类声音和讯息的传播。

3.3游憩旅行与休闲娱乐旨趣

虽然近代机器制造蓬勃发展但是生产活动单调枯燥，人口增长并向城市集中导致环境脏乱拥堵，市民对缓解工作压力、调节乏味生活的需求相当渴切，官方辟建的公园可作为市民放松身心的场所。城中公园持续多年的建设经历反映出公园从传统建筑向综合性游憩娱乐空间的转变：早期，公园在基址原有古迹基础上建成；20世纪初，添加小型设施便于游人休憩；30年代初期建设文化建筑、体育运动场所和儿童活动场所（图14）。1929年，官方将惠山李公祠改建为第二座用于公众休憩的公园——惠山公园，为民众提供了更多户外休闲的选择。

对于希望通过休闲活动来调剂生活和疗养身心的市民来说，远郊园林是更好的选择。首先，远郊园林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高于城内和近郊的园林：到达远郊的交通系统逐步完善，远郊的园林又多对外开放、不收门票，相比由官方辟建但面积有限，又为特权阶层占用的城中公园和惠山公园更具有吸引力。其次，远郊园林多考虑到旅游的需求增添了相关设施，推动太湖周边的园林成为度假疗养的理想之所，如梅园和横云山庄均在中后期建设中增加了可供过夜住宿的旅舍和多样化的休闲方式（图15，图16）。此外，出版业和旅游业的大力宣传促进了旅游讯息和健康观念的传播：《无锡游览大全》《无锡导游》等多份连续刊物的出版，为长短途旅游提供了从交通地图、名胜古迹到食宿娱乐等全流程的参考；旅行机构、社团组织和铁路局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中期开发了涵盖多个远郊园林的线路。风景游赏地的偏好也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如游人舍锡惠而游梅园、蠡园等，反映出以祭祀、宗教和访古为目的的旅行观念受到冲击，以山水风景为特色的园林之旅在引导大众愉悦心灵、健康生活层面的功能价值逐渐得到广泛的认同。

3.4展览演习、教育体育与民力、民智、民德培育

无锡近代园林并非仅仅作为休闲空间存在，其关注国民身体素质、文化艺术素质和道德素质的教化功能日益凸显。在《公园与教育》一文中，“完全由人工筑成的”城中公园、于胥乐公园等和“半自然半自人工”的梅园均被视作“公园”，前者的收效多“在图书馆、教育馆、体育场之上”，后者还可“培养美感”。《申报》所载相关材料也反映出城内园林、近郊园林和远郊园林在社会教育上的细微区别：前两者主要通过展览演习等手段普及科学新知，后者则为教育事业和体育比赛提供了实践场所。

城中公园凭借其区位优势和丰富的室内外空间，成为宣传文化和爱国主义、普及安全常识、激发民族危机意识的前沿阵地。1929年，国货展览会利用同庚厅、多寿楼等建筑和篮球场、网球场等室外空间作为演出、展览、营业的场所，吸引了大批市民前往参观，取得了不俗的宣传和经营成效，并将展览延期7天以筹措更多经费。1936年上半年，在国内抗日局面持续紧张的情况下，防空展览团在公园内展览了防空设施和消防设备，对于宣传公园的防灾功能、传播灾前预防及准备、提升民众灾时应变及抵御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出于民族资产阶级不断增强的社会责任感，私人创办的近郊和远郊园林新增了现代化的设施和场地，广泛接纳并配合青少年、运动员和文体工作者在园林中开展教育体育活动。旅行社专门组织儿童旅行团以培养儿童的自然观念和品德礼仪。远郊园林更是成为一些学校的游学实践场地，如梅园曾作为学校的办学场所或临时宿舍，也曾提供教育教学的活动场所和研究材料（图17，图18）。各处园林均利用自身优势向国民宣传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强壮身体的理念：城中公园的运动场开展过多项体育运动赛事，东大池曾作为童子军露宿、比赛和表演的营地，远郊园林为水上项目提供了比赛水域和观看场所。甚至一些电影选择远郊园林作为拍摄地点，如部分场景在鼋头渚拍摄的《大路》，除对于宣传“新生活运动”之兴建公路有一定积极作用外，实景拍摄的劳动场面和山水风光既揭露了社会底层的悲惨命运，表现出工农阶级勤劳勇敢的美好品格，也回应了爱国意识、民族使命和民族危机。

地方政府和民族资产阶级期望通过园林这一工具美化环境、教育市民，引导民众培养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符合政治需求的思想意识，以强化对社会的控制，但是民众到公园并不一定是去参与社会生活、接受知识教育，而是将其视为自由活动的场所，希望在这一新型公共空间里获得更多自由的氛围和环境。不同阶层的人群出入公园各有其目的，难免有不文明行为，甚至有宵小之徒违法求利。那么开办者和管理者如何应对各种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在园林内的社会纷争和冲突？近代园林在经营管理方面又发生了怎样的变革？

对于公园和私园可开展的活动类型和活动时间，民国政府持两种相反的态度，且相对新潮的娱乐休闲活动需要更长久的时间才能为社会所接受。于胥乐公园于1929年出于维持风化的考虑取消了夜游活动，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城中公园在20世纪20年代即计划募捐经费装设电灯，并开放夜园，“庆祝北伐胜利游艺会”“国会展览会”等均安排了夜间活动。又如锦园辟建之际，计划采用“按时排除秽水，换入新水”的技术建造泳池，后因担心上海男女同浴的风气传至风气未开的锡邑，引起纠纷，影响园主名声，故而暂缓建造。以此可知，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期，直接服务于政治需求且布置在公园中的临时性游艺活动更容易获得官方的支持鼓励。新潮的娱乐活动、现代的设施技术和健康的生活理念虽然已具备一定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但维持妥慎的管理和良好的名声是私园经营管理时不得不考量的重要因素。在30年代中后期，一些新兴的休闲方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如蠡园的二期工程添设了露天舞池和游泳池，1936年夏季东大池的游泳池投入使用，次年横云山庄也为婚礼新人增置用于休憩化妆的平屋，梅园、太湖别墅、蠡园中也曾举办订婚结婚典礼等。

如果说上述园林的新趋势新变化来源于外界压力或潮流的影响，那么仍有部分园林试图主动从内部的设施设备、人力保障和规章制度三方面加强对园林的管理力度和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横云山庄园主杨翰西曾出资装设电话以便传递消息，并考虑设立警察，后另设公安保卫团及派出所警士进行护卫。城中公园内曾有便衣维持公园秩序，整顿不良风气。蠡园则为管理方便、限制样貌不端的人群进入园林而收取门票，从而降低负面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另有太湖别墅制定六条公约，对于来访者的身份、健康状态、介绍方式和游养行为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为园林内的清游静养提供了明文保障。然而，在法律和道德基础均相对薄弱的近代社会，特别是远郊太湖园林对外开放，面积广大，且大多数不设边界围墙，园林中不免出现流氓、绑匪、暴徒、强盗、以公谋私之人、失意自杀之士等各色人等，相关负面事件的影响与精英改良社会意愿相违背的矛盾冲突终究无法避免。

不同阶级的矛盾冲突与合作妥协的统一促进了近代社会的发展进步，而近代园林作为容纳相关事件的空间载体，试图探索如何在受制与控制、传统与时尚、约束与开放的对立中既能获得良好的名望又吸引到远近游客，尽管收效不甚理想，却仍不失为园林经营管理层面的进步。

本文在《申报》数据库检索所得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多种方法探讨了无锡近代园林与城市、社会的复杂关系。总结认为，无锡近代园林的营建活动和园林自身的经营管理与城市、社会呈现出双向影响、互促互进的关系。园林外部道路系统的完备增强了园林的可达性，从中观到宏观的景观塑造奠定了区域的整体风景基调，“园林群”或“风景区”概念的雏形在后期产生了回报市政基础设施的价值。园林的经营管理方式在各类人群的纷争冲突中艰难改进，衍生出在设施设备、人力保障和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尝试和探索。而无锡近代园林的功能使用之于社会展现出单向的效用，即园林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场所，凭借区位优势和场地优势召集社群集会以强化团体内部的交流合作；通过改建、增建活动场所和配套设施及媒体宣传以引导大众休闲放松、健康生活，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其游憩旅行功能的重要性显著增加；举办展览演习、服务教体事业以传播科学智识、培养国民文化修养和道德品质。最终，无锡近代园林与城市空间格局协同共建，与社会文明水平、大众综合素质共同提升。

上述研究的开展和结论的获得有赖于量化方法与传统研究方法相结合而提供的新视角。量化的来源——数据库的系统检索使得可使用史料的种类和呈现方式更加多元化，在本研究中还挖掘出过去不被注目的、包含批评质疑和负面否定信息的材料。定量分析方法的引入将数据库中的大量史源学材料量化，直观地反映出各区域园林在不同时期与城市、社会互动的动态变化，有利于构建相对全面的关系网络。当然，基于某一特定数据库开展的研究可能会有局限性，在更大的样本范围内和新资料的补充下，有希望完善现有的结论或补充新的发现。

（内容以原文为准）

《空间与社会评论》辑刊现已正式被“中国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知网）全文收录，欢迎点击知网链接查阅:

https://kns.cnki.net/knavi/journals/KOSH/detail?uniplatform=NZKPT

编辑：王天翔

“城市与社会研究中心”（City & Society Research Center）由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共同创建，致力于城乡规划与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中心以空间为视角，以上海为重点研究对象，推动多学科合作共同对新的研究方法以及新的城市问题进行研究与实验，并将研究成果运用到城乡规划和城市社会学等领域的实践、教学和科研中，以期为城市治理和城市规划的决策提供新的参考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