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深圳，发生了一件悲剧，有个10岁的日本男童在上学途中，受到了袭击，不幸伤重去世。
也许是吸取了上次苏州的教训，这次“症能量”们敢明着说“杀得好”的少了（虽然不是没有）。
更多的是暗戳戳地洗地，比如，会说这是日本方面故意派人袭击的自导自演；
或者“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杀害了多少中国儿童，怎么不提了”之类的。
对于这些言论，我本来想从逻辑、道理的角度驳斥一番，可写好以后，我却觉得这种做法莫名的荒唐。
因为这些道理，在我看来，是现代社会非常基础的常识。
所以我觉得很没意思，想换个角度来聊这个话题。
抗战的时候，虽然咱们跟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但是我军将士面对日本人，也不是抱着赶尽杀绝的态度。
比如，1940年，在“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在攻打日控井陉煤矿的战斗时，于炮火中救下了两个日本孩子。
当时战士们救人的时候，根本没有去想对方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后面确认两个孩子是日本人，且父母都死于日本人之前的无差别炮击后，也没有说因为要为战友报仇，就拿这两个孩子泄怒，而是立刻联系了司令部。
当时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在接收了两个孩子后，不但妥善照顾，而且还做出了一个决定：将两个孩子送到其家中其余亲人身边。
为此，聂荣臻司令员不但专门派人用担子挑着两个孩子送到石家庄，交给日军，还向日方写了一封信，说明八路军对两名日本女孩的收养情况，希望日军能够幡然醒悟。
即便是对真正伤害过我国同胞的日军俘虏，我军既没有就地处决，也没有故意虐待，反而予以宽待。
早在抗战爆发之初，八路军总司令部以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名义发布善待日军俘虏的政策。
只是抗战初期，八路军少有俘虏日军的机会。
随着战争形势变化，被八路军和新四军俘虏的日本军人开始变多。
1939年1月2日，在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杉本一夫等3名日军俘虏走上台，当场宣布要参加八路军，成为第一批日本反战士兵。
以他们3人为核心，此后，日本人反战同盟陆续建立，遍及敌后抗日战场。
这些士兵被积极投入到各种反战宣传和瓦解日军的工作中，由于他们过去是日本士兵，熟悉日军的内部情况，因此，在实际的对敌军工作中，发挥了八路军无法发挥的作用。
比如，八路军的冀南支部有个叫秋山良照的反战士兵，他在艰苦的环境下，靠着简陋的印刷条件，和战友们编写印制了大量宣传品，仅1942年就多达几十万份，全部散发给日军士兵。
秋山还经常与日军士兵通信谈心。到1942年8月，秋山良照收到的日兵回信，累积起来有一尺多高。
后来，当地日军中纷纷传说八路军中有个‘秋山良照’部队，日军高层还专门讨论所谓“秋山事件”，并下令通缉秋山良照，以连升两级和1万元作为悬赏。
由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坚持实行优待俘虏和感化政策，不仅日军俘虏投入反战的大旗下，有一些鬼子也开始主动向八路军、新四军投诚。
1940年9月，产业工人出身的日军士兵坂谷义次郎，成为日军里主动向新四军投诚第一人。
此后先后有炮兵丰川秀雄、军曹田井达三等日本军人主动向新四军投诚。
也正是因为反战组织的工作越来越好，朱德总司令才说：“日寇在华北最怕两样东西:一为日本反战同盟，一为朝鲜青年抗日义勇队。”
除了进行反战宣传外，反战同盟还活跃在生产、教育、卫生等抗战各条战线上。
例如，山田一郎原是日军中尉医官，被俘后自愿为八路军医治伤员。在根据地药物奇缺的情况下，他就地取材研制出治疗肺病的代用药品，救治了不少军民，被誉为“日本白求恩”。
有些日本军人，甚至还为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
比如，解放军最早的飞行员都是在日本“师傅”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
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是关东军的王牌，他们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
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后来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后来曾任空军司令员的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都是从这个学校走出的。
也正是因为清楚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高层领导对待日本的态度，决不是一股脑地仇恨。
1956年，周总理在接见日本来华代表团时，就说：
“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阀主义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有很多。”
他的这番话就是一个很好的写照。
参考资料：
徐君：《被解放军评为烈士的日本战俘》，《日本新华侨报》2009年2月14日
任彬彤、徐峰：《浅析抗战时期党对日俘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