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层面看，中国的现代化改革，最该解决哪个问题？
乐活
文化
2024-07-25 19:25
浙江
这是武穆的第118篇原创文章，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就是冷战结束时，提出历史终结论的那个人）发现，所有的华人企业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容易做大。你可能会说，华人企业中怎么没有大企业？华为、阿里巴巴、腾讯难道不是大企业么？这些企业当然是，不过如果从总体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些企业只是特例。一般华人的企业规模都比较小，大多数都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且基本上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倒不新鲜，因为全世界所有的企业，一开始都是家族企业。但是现代企业，尤其是美国的企业，一般来说到第三代的时候，都已经交给职业经理人了。而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到了第三代，这个公司就已经倒了，所以我们有“富不过三代”之说。比如，在20世纪，大量的华人到美洲去做劳工，后来很多人就自己做生意。在墨西哥有一个调查，当地华人开的店铺，也有比较大的公司。但是如果把这些公司都算上，平均每个公司的资产规模，只相当于当地人，或者其他地方的人开公司的一半。在菲律宾的华人企业资产，仅相当于菲律宾非华人企业的三分之一。即便是华人地区中，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台湾，58%的企业也是小型企业，剩下33%是雇员超过30人的中型企业，这俩加起来就已经达到了91%，剩下只有9%是大型企业。要注意，台湾的统计标准可不高，超过30人就叫中型企业了。平均来说，台湾单个企业的规模，只相当于韩国的三分之一。同样，我们看另一处发展水平较高的华人地区——香港，香港一家公司平均雇佣的人数也不到14个人，所以它的规模也很小。华人企业中偶尔也有做得很大的企业，但都没法做得长久，比如王安电脑。王安电脑曾经跟IBM是竞争对手，双方不分伯仲，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王安电脑还压过了IBM。因为王安本人的确是个天才，他到了美国后，靠技术做了很多发明，然后开设了王安电脑，非常成功，一度风靡世界。但是全公司2000多员工，其中138人需要直接向他汇报，也就是说他是相当集权的一个人。后来他退休了，把公司交给他儿子，他儿子的才能远不如他，再去直接对接138个人，玩不转了，所以很多创业期的精英都走了。其中有的人在走之前跟王安说，你这么做，公司肯定是要死的。从王安电脑失败就可以看出，华人企业在企业升级上，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瓶颈，这个瓶颈始终难以突破。福山认为中国企业难以突破瓶颈，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有关：我们更喜欢家庭，只相信家里人，用福山的话来说叫非道德家庭主义。就是我们中国人不太承认普世道德，仅仅是在亲属和好友面前，有比较强的责任感。可是一旦出了这个圈子，就很难对别人负起同样的责任，至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想都不用想。这就导致中国的企业主，长期仅仅对自己的亲属有信任，对亲属圈子之外的人，缺乏信任。这个逻辑链条是这样的：家族企业第一代的老板很能干，有个人魅力，可是公司做大了，只能拉亲戚来，在亲戚里提拔优秀人才。拉了亲戚来以后，这些人另立山头，老板怎么办？老板只能靠亲情来说服这些人。等再发展下去，企业规模更大了，企业的管理层里，可能有上百个跟老板沾亲带故的人。这种企业管理就很涣散，老板说我要投资一个新项目，其他亲戚都不干：我在公司里还有股份，我凭什么要投啊？我不能让你拿我的钱去冒险。所以一般来说，家族企业都是非常封闭的，很难跟着时代发展而前进，结果就会在竞争中走向失败。为什么华人企业不能超越家庭的藩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个社会化的企业呢？在福山看来，这与我们中国近千年来，权力对个体的剥夺有很大的关系，自始至终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来保证个人产权。我们过去说家国同构，国就是家，皇帝就是大家长，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看起来温情脉脉。但事实上，中国古代家国并不同构，因为家庭中，任何人挨饿了，任何人出了问题，家庭的长辈都有责任去照顾。可是对于国家来说，朝廷的权力近乎无限大，受到约束近乎为零，但同时也几乎不承担什么义务。仅仅是收税、征发徭役的时候，官府才露面，其它时候就好像不存在。古代的很多所谓的社会救助、福利，其实都是社会、家族来做，政府真正提供的支持很少。可以说朝廷今年免税了，这就已经是莫大的恩典，今年不管你要钱，这就是对你施恩了。然后明年接着要，或者说要得更多，老百姓一点辙都没有。所以中国古代家国不同构，国实际上是一个利益攫取机制，你今天是富人，明天想让你变成穷光蛋，你就成穷光蛋。
你周边全是敌人，都是竞争对手，都是嫉妒你的人，怎么办？你只能把更多的钱挪到家里，真是出现风吹草动，还是家里人信得过。再加上中国社会时有动荡，社会的底层长期有黑社会把控。当然，这种只信任家人的现象不是只在中国人身上才有，福山经过更广阔的角度去调查对比后，发现欧洲国家也有这样的现象。
比如，法国历史上本来是有很多社会自组织，比如工匠协会、铁匠协会。但是到法国大革命前后，权力变得非常暴戾，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就提到这么一个问题：在法国，由于皇权到后期越来越腐朽，普通人办一个十人的音乐会，或者一个十人的兴趣小组根本不行，除非跟官场建立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正是过度的专制统治，完全摧毁了法国人的自组织能力，法国文化中也打上了深深的家庭主义和非道德家庭主义烙印：法国企业里，绝大多数老板对员工极其不信任，员工所有的动作都被规定得非常细致，员工基本没有主动性，所以法国的员工都不好好干活。法国企业的竞争力因此大大地下降了，大公司很少（大公司也有，见今天的二条文章）。比如意大利的南方，历史上战乱不断，最后老百姓只好相信家庭。所以意大利南方的企业做的都是小生意，也没有大工厂、大企业。总而言之，非道德家庭主义并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特征，法国、意大利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原因都是政治权力过于强大、过于肆无忌惮，导致社会自组织的空间被破坏，整个社会残破不堪，人们只好退到最基础的家庭中来抵抗风雨。在家庭中，人们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但这些方式不适合组成大企业，只能做小公司。小公司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很容易互相搞价格战，搞恶性竞争。这导致小公司的利益越来越薄，公司今天诞生、明天就死，后天再诞生新的，大后天还是死。而真正有竞争力的公司，会把大量的资金用于不断开发新技术、新服务，能够承诺品牌。这种企业可以做到百年企业，质量不断提升，产品的样式不断提升，但是品牌还是存在。宋代，我们的商业就很发达。可直到清代，我们也没看到什么大品牌。虽然有老字号，但基本上大家都还是做小生意，一说起来好像很繁华，做各种生意的人都有，但是我们始终形不成规模。福山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他认为只凭商业，不足以把我们带到现代化。只有完成了文化的现代化、观念的现代化之后，有了协调自组织的习惯，我们才可能走入其中，商业才可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才可以成为改变历史的一根杠杆。瓦特大家都知道，是蒸汽机的改良者，正是瓦特蒸汽机就把人类推进了现代社会，但是我们看，瓦特在发明蒸汽机的过程用了多长时间？用了整整20年，在这个期间他先后换过三个投资人，此外英国政府还给他投了几万英镑，那时的几万英镑是一笔巨款。一个人20年啥也不干，就负责发明，而且就有那么多人给你钱，然后宁可我赔了钱，我也支持你去搞科研。这事放到其他国家，好，你也甭搞研发了，你先把我的钱给我还回来，要不我折腾死你。所以这种事，需要一套比较严格的习惯来保证，你既然来投资，你就要承担结果，赔了钱你自己认，这都需要一个文化习惯。只有出现了大的社会组织，像现在咱们有时搞的一些公益组织，大家参与了，这个过程中才能够了解世态人心，才能够明白人们做事的底线在哪，你才能够去管理大家，才能够发现其中的机会。正是因为有大型的自组织，才有可能培育出人们合作的文化，由此才可能出现大企业。是能够产生规模效益，有了规模效益，那自然就有可能去做研发，有可能在服务上进行推进，形成品牌，这样才能从本质上推进一个国家经济的前进。不过，瓦特蒸汽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耗煤耗得很厉害，恨不得用瓦特蒸汽机挖一斤煤得耗半斤煤。当时其他国家根本花不起，法国和德国买完后发现还是算了吧，就放弃继续使用了。英国一方面煤炭产量高，花得起，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企业有实力。所以只要我还能赚半斤煤，我就干，对大企业来说，能做到这一点。而中小企业，我宁可用人背，因为我花不起那半斤煤的钱。这就是为什么大企业和小企业在社会发展中，会产生不同推力的缘故。可以说，正是这种非道德家庭主义，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总之，在弗朗西斯·福山看来，经济繁荣不仅仅是生产的结果，也不仅仅是商业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结果。一个社会只有打破传统熟人社会的种种限制，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这样的国家也才能成为现代国家。
最后说一句，对大型国企的分析，可以看看今天的二条文章。[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郭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