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班故里”轶事:班彪始著《汉书》

民生   文化   2024-12-01 20:17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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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平故事

班彪,《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家世儒学,造诣颇深。幼年从兄班嗣一同游学,结交很广。二十多岁时,西汉末年,群雄并起,隗嚣在天水拥兵割据,他避难相随。

投奔隗嚣

有一次,隗嚣问班彪道:“从前周朝灭亡,战国纷争,天下四分五裂,经过好几代才得安定。是合纵连横的事又将出现在今天呢,还是承受天命,在某一个人身上呢?望先生谈谈看法。”

班彪答道:“周朝的废兴,与汉朝不同。从前周朝分爵为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掌握自己的领地各自为政,正像一棵大树,本根很弱小,枝叶很茂盛,所以到了后来,出现合纵连横的事,是形势促使它那样。汉朝继承秦朝的制度,改封建为郡县制,国君有专制的权威,臣下无百年的大柄。到了成帝,假借外戚的势力,哀帝、平帝在位时间很短,三帝无子,所以王莽篡位,窃取国位年号。危险来自上边,伤害不及下面,因此,王莽真正篡位之后,天下人没有不伸着脖子在叹息。十多年间,中外发生搔扰,远近都在行动,各自打着刘氏的旗号,会合响应,众口一词,不谋而同。现在英雄豪杰统治各州县的,都没有像七国传统的资本,可百姓却异口同声,想念汉朝的恩德,发展趋势已经可想而知了。” [5]

隗嚣道:“先生分析周朝与汉朝的形势是对的,至于只看到愚蠢的百姓习惯刘氏姓号的缘故,而说汉家一定复兴,这就不见得了。从前秦朝失去天下,好比一只鹿逃走了,刘邦追鹿到了手,当时人又谁知有什么汉朝么?“

避走河西

班彪一方面痛恨隗嚣的狂言,一方面又感叹时局艰难,于是著一篇《王命论》,认为汉德是继承唐尧,有灵验的王符作证,王者登上宝座,不是凭欺诈能成功,想用这来感动隗嚣,可是隗嚣始终不觉悟,于是避走河西。

河西大将军窦融用班彪作从事,十分恭敬地待他,用师友之道接待。班彪便为窦融出谋划策,劝他敬事东汉,总领河西一带来抗拒隗嚣。

后来窦融奉诏回京师,光武帝问道:”你所上的奏章,是谁和你参谋?“ 窦融答道:”都是我的从事班彪做的。”皇帝听到班彪很有才干,于是召见班彪,举他作司隶茂才,任命他作徐州令,但班彪因病没有就位。后来三公几次命令,他才前去赴任,担任县级长官。

后来班彪担任司徒掾。此间班彪时有奏言,对时政多所建议,如《复护羌校尉疏》、《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奏议答北匈奴》等。

建武二十八年(52年),北匈奴遣使到东汉都城洛阳朝贡,献上马、裘,乞求和亲,又请求率领西域各国在来客一同进献。刘秀让三公府商议对策,当时班彪在司徒府当差,上奏说:“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

潜心修史

不久因病免官,专心史籍。晚年任望都长。班彪专心于史学,尤好汉代史。

班彪既有高才又好写作,于是专心在史籍方面下功夫。

武帝时,司马迁著了《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代汉武帝,从太初年间以后,缺了没写,后来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位学者都曾缀集时事,或补或续之。但是文笔鄙俗,不配为《史记》的后续之作。

班彪于是继续采集前朝历史遗事,还从旁贯穿一些异闻,写下后传数十篇,参照前面的历史而评论得失。

班彪又调升到司徒玉况府。当时太子的东宫刚建立,诸王国同时开辟,而官吏没有配齐,师保齐缺。班彪又上言道:“孔子说,人们的天性是差不多的,而习俗的影响就差得很远。贾谊认为,经常与善人打交道,不能不做好事,犹如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国话。经常与恶人接触,不能不做坏事。不如生长在楚国,不能不说楚国话。因此圣人严格选择邻居,特别注意环境的影响。从前周成王做孺子时出外就由周公、邵公、太史佚等人辅佐他,在朝内就大颠、闳夭、南宫适、散宜生等人辅佐,他的左右前后,没有违背礼节之义,所在成王一登上王位,天下空前的太平。

因此《春秋》提出:爱儿子应该教育他走正路,不走邪门歪道。骄傲奢侈,淫逸懒惰,邪门歪道的根源。《诗经》上说:留给孙子的好主意,就是安敬之道。就是指周武王留给成王的宝贵遗产。汉朝兴起后,太宗派晁错用法术教育太子,贾谊用《诗经》、《书经》教育梁王,到了中宗,也使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等人用文章儒学教育东宫以下的人员,没有不选择合适的人,促成他们的品德和才具。现在皇太子诸王子,虽然年轻时就在学习,修习了礼乐,但是做太傅的尚未遇到贤才,官属很少熟悉旧典。应该广泛挑选有威望、懂政事的名儒,用他们做太子太傅,东宫和诸王国,官属应该配齐。按旧规定,太子有十县作汤沐邑,设保卫人员,五天一朝见,坐在车厢,检查膳食,不是朝见的日子,使仆、中允每天问安罢了,表明举动不随便,处处讲究恭敬哩。”

书奏上后,皇帝采纳了。后来选司徒廉作望都长,得到官吏百姓的爱戴。

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班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这就是后来班固撰写《汉书》的基础。

此外,《后汉书》 载其“所著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

今存《北征赋》、《览海赋》、《冀州赋》等,《文选》、《艺文类聚》有收录。

班彪曾作《前史略论》,详论以往的史学得失,实为撰写《后传》有所借鉴和改进。他简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汉之际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内容、体裁、体例和思想。他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但又评道:“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这对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极尽讽刺,表明了他的正宗观点,自然也是他写《后传》的指导思想。《前史略论》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一篇史学论文,可谓儒家正统史学观点的代表,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建武三十年(54),班彪死在官位上,终年五十二。

清朝乾隆年间,在原平这块土地上,官方和民间对班彪的尊崇达到了巅峰,他成为崞县乡贤祠内供奉的第一位,同样也排在《崞县志》乡贤的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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