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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卫
编者按：刘仲华是同川沟北村人，是原平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之一李大钊。本篇是其外孙乔卫回忆姥爷的文章。
我是由姥爷刘仲华、姥姥李性涵从小带大的。由于爷爷奶奶在我出生前后相继辞世，父母就让我把姥爷姥姥称为爷爷奶奶了。作为长外孙，我的生日与姥爷的生日又整整相差一个甲子零一天，姥爷虽然对我要求严格，但也疼爱有加，我的童年有着很多美好的记忆。
小时候，姥爷出门总是愿意带着我，让我有机会近距离地见到过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等领导同志。记得有一天，姥爷带我去北京饭店理完发出来，在理发室门口遇见周总理正要进去理发，当姥爷指着我对周总理笑着说“这是我的拐棍”时，周总理也很高兴，他把我抱了起来，周总理还问我“长大想干什么？”我说“当解放军”。周总理连声说“好，好”，他在把我从他怀里放下来前，还用那坚硬的大胡子扎我。这段从疼到甜蜜的往事，着实让我一生在家人面前都十分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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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华
姥爷在家里时，我总缠着他给我讲故事，听姥爷讲了许多他在做地下工作时，与战友们一起，如何甩掉特务的跟踪、如何传递重要情报、如何除掉叛徒、如何争取各类朋友、如何在孤立无援的困难环境中坚持斗争等等惊心动魄的往昔。在我渐渐长大后，我懂得了姥爷一生秉持的做人原则和终生的追求。姥爷的品德和对信仰的坚持，在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中给我注入了对党忠诚的朴素基因。
童年时代对姥爷的记忆，其实是深深铭刻在自己脑海中的记忆：
那是个对军人特别崇敬的年代。长大了当解放军也是我童年的梦想。记得，每当我说长大要当解放军时，姥爷常常会说：“我曾经也是个军人。周总理那时候还让我当红军师长呢！”我总会问：“爷爷，那你为什么没有去呢？”姥爷也总是这样回答我：“我的工作离不开呀！”但他偶尔也会低声地默默补上一句：“要去就好了！”这样的对话场景，让我记忆犹新。多年后，姥爷去世十年后获得彻底平反时，我才知道，他是1926年就去苏联学过军事，应该算是我们党早期到国外专门学习过军事的干部之一。1936年前，他又一直在中央军委工作。我慢慢懂得了当年姥爷对军人这个话题的复杂心情，他过去的光荣，他后来的懊悔，以及他心中的秘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家里的处境开始每况愈下，同学们时常对我指指点点，小伙伴们也常常是话里有话。我知道姥爷认识毛主席，也想和同学“吹吹牛”、给自己正正名，就不断地去问姥爷：“您同毛主席握过手吗？”姥爷也许猜到了我的小心思，他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我，但每次都说：“我同毛主席腿碰过腿。”我不解地问：“什么叫腿碰腿呀？”可无论我再怎么追问，姥爷也没给过我答案。我只好作罢，不敢向小伙伴“吹牛”，夹着尾巴做人了。多年后，几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根据档案记载，描述了一些姥爷同毛主席在一起的场景，我才懂得，“腿碰腿”，这是比握手更近的距离呀。姥爷曾给我讲过他做地下工作的经验，就像一部电视剧里描述的那样：“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不过，我直到现在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不告诉我和家人他同毛主席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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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
那是个后来变得疯狂的年代。在我11岁那年，被关进“学习班”里的姥爷有了一些自由：不仅住的地方换成了有床的单间，看管也不严了，周末还可以回家，甚至平日也准许姥姥可以派我或表妹去陪陪姥爷，送点日用品。一天，我正陪着姥爷说话，突然几个人闯进姥爷的房间，里面有一个人穿着军装（等我回家告诉姥姥，才知道他们是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领头的人拿出一堆材料让姥爷签字，并说：“签了字就可以回家”。姥爷只看了一眼，就说：“昨天晚上的会开得太晚了，你们问问题的时候我睡着了，很多问题我没有听见，这上面写的话不是我说的。”这时，领头的人立刻厉声喝道：“那你现在就把##的事讲清楚！”姥爷坚定地回答道：“那是党的秘密，我不能说！”沉寂片刻，穿军装的人便说：“那你就相信群众、相信党吧！”话音未落，领头的人便拉扯着姥爷的手，在那些材料上按了手印！这个可怕的场景像针扎一样深深地嵌在我的脑海里！多年之后“文革”结束，党中央认真地清查了“三种人”。那时我还在上大学，我也根据要求，将这段烙印在脑海中的痛苦记忆记述了下来。
1980年，在姥爷含冤去世整整十年后，在敬爱的聂荣臻元帅等领导人的亲自推动下，党对我姥爷刘仲华的“历史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客观复查。正式复查认定，所谓的刘仲华历史问题，“属于误会”！“实属冤案”！“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彻底解决了姥爷的“历史问题”，正式恢复了他自1923年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党籍。
解决他的“历史问题”是姥爷自1936年被“组织割断关系”后直至1970年去世，他后半生整整34年的夙愿。组织上例外地，在中山公园中山堂，这个十分特别的地方，为我姥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三位党中央副主席和姥爷的许多生前老战友敬献了花圈，新华社还发了新闻通稿，《人民日报》也发了长篇消息，公知于天下。我相信姥爷在天之灵会安息的。
“误会”！我想，1935年，正是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期之一，白区工作更加艰难。那时，正是姥爷作为负责人，同时领导着中央军委情报工作、上海临时中央局工作、中央特科工作的时期。在当时白区极端严酷的斗争背景下，有“误会”或许难免。但令我万分崇敬的是，姥爷在如此沉重的“误会”重负下，在他后半生34年中，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依然严守着党的秘密、依然自觉地为中国革命工作。这让我看到了他在困难中的勇气，让我看到了他在灾难中的担当，让我看到了他在磨难中的毅力。这就是忠诚，误会下的忠诚！
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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