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的妇女是如何生存的？
乐活
历史
2024-03-08 18:15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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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海报「亲爱的妇女们节日快乐！」
据统计，截止 1950 年，古拉格劳改营共有 50 多万名妇女。由于劳动标准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她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有时甚至比男人还要艰难得多。绝望与希望，同时存在于那个严酷的环境中，尤其是女性之间的互帮互助，为古拉格增添了许多温暖。古拉格劳改营是一个巨大的工业综合体，与任何苏联的生产单位一样，这里也有必须达到的标准和计划。因此，妇女并不太愿意被送进那些需要从事最艰苦工作的劳改营——比如，沃尔库塔劳改营或科雷马劳改营。刑期很长的情况除外。但在从事缝纫、木工和农业生产的劳改营里，妇女人数比其他地方要多很多。例如，在莫尔多维亚的 Temnikovsky ITL 劳改营，妇女约占总囚犯的 40%。在俄罗斯中部地区，有大量的农业型劳改营，犯人在那里的刑期最长可达三年，很多妇女被送往那里。这些劳改营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卫国战争期间，劳改营中的女性比例最高：约占囚犯总数的 12-14%。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数字，是因为有 100 多万男性囚犯被送往前线。在其他时候，女囚犯的比例不超过 10%，平均为 5%-7%。这是因为，根据《关于擅离职守的法令》，逃离国防工业相关企业的工人，将被关入劳改营 5 至 8 年。被定罪的人中，有许多年轻女性，因为当男人们在前线时，正是她们在工厂工作。劳改营是一个庞大的机构，由许多分支和站点组成，并涉及临时任务。例如，在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劳改营，有一个专门为「祖国叛徒的妻子」设立的站点。当年，这里是一片空旷的大草原，冬天气温达零下 40 摄氏度，夏天酷热难耐，终年刮着大风。劳改营里约有 8000 名被判刑的妇女，一个营房容纳 300 人。1937 年 8 月 15 日，内务人民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命令，根据该命令，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合议庭和军事法庭定罪的「人民公敌」的妻子将被送往劳改营关押 5-8 年，她们的子女将被转移并送往特别制度孤儿院。在为「祖国叛徒的妻子」设立的特别营区，制度比普通罪犯更为严格。她们不能给孩子写信，如果她们询问丈夫的命运，通常会得到「十年内无通信权」的简短答复。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人们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该男子已被枪决。在妇女占多数的难民营中，她们往往不得不从事繁重的劳动，而在其他地方，这些劳动都是由男子完成的。例如，市委书记的妻子玛丽亚·安齐斯（Марианна Анцис）在被捕前是一家缝纫厂的厂长。在劳改营里，她建议组织一家缝纫刺绣厂。他们组织了一次妇女竞赛，选出了最优秀的女工，安齐斯成为了车间主任。生产被列入了生产计划，每天工作至少八小时，有时还得加班。缝纫活是很好的工作，毕竟是在室内，而不是从事收割芦苇等重体力劳动，这有助于妇女保持健康。在这里，妇女可以使用针和辐条工作，而上述物品在其他营地是被禁止的。1939 年，「祖国叛徒的妻子」的营房被移交给总管劳改营的机构，妇女们于是可以与子女和亲属通信。她们还被允许寄送劳改营生产的产品，以便以某种方式恢复与子女的联系，帮助他们度过分离期。行政部门无法控制劳改营里的生活。对劳改营的领导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完成生产计划、向上级报告、不搞破坏、遵守劳动纪律和控制平均死亡率：如果平均死亡率低，行政部门就会认为劳改营的条件太差；如果平均死亡率高，他们就会担心没有人完成生产计划。对劳改营里的妇女来说，最重要的是活下去，避免从事「一般性体力劳动」，这样的死亡率非常高，这样的劳动持续三个月后，囚犯实际上就成了废人，用劳改营的俚语来说就是「颓了」（доходяга）。针线活在劳改营里很有用处，有时，可以换来一块面包。有时，还可以用来表白。叶夫根尼娅·金兹堡（Евгения Гинзбург）在关于科雷马的回忆录中讲述了她如何为一名囚犯绣枕头的故事——她爱上了这名囚犯，梦想着送他一份精美的礼物，但她自己不会刺绣，就得慢慢学习，练习。例如，在某个营地有一位人性化、善解人意的领导。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尼娜（Нина Гаген-Торн）的回忆录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位上司。因为古拉格禁止书写或保存任何东西，信件除外，但信件要经过检查员的检查。当领导得知尼娜正在撰写回忆录时，他主动提出将这些回忆录留在身边，以便在搜查时保存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也意识到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是荒谬的。这一点在四十年代后期尤为明显。管理人员在目睹了大量不公现象后，会在实际操作中，做出一些让步。根据当时苏联的《刑法典》第 58 条，待遇最差的，是被定义为「人民公敌」的政治犯。他们是最卑微、最无力自保的。劳改营里最舒服的是所谓的经济犯——贪污犯、算错账的会计，等等。他们不属于罪犯的世界。他们不是强盗和杀人犯，同时也没有政治问题。他们会担任管理劳改营内部财务、出纳的岗位，女性会偏多一些。另外一些问题，就是在劳改营里，女性很容易成为男性罪犯的牺牲品。根据博物馆的记载，一个16 岁的女孩，被判了 10 年徒刑。原因是她在纳粹占领区，被指控与德国人发生关系。当她被押解到劳改营时，另外两名男性罪犯和她在一起，并直接告诉她：他们要去的劳改营里女人很少，她最好从他们两人中选择一个，以免被众多男性蹂躏。演员瓦茨拉夫·德沃尔热茨基（Вацлав Дворжецкий）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描述了这样一个极端的案例。在他被关押的营地里，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女演员。她不得不一直躲避罪犯的视线，而曾在剧场里与她一起演出的男人们则试图保护她。但不幸的是，他们最终没有成功。一个罪犯潜入女囚营区，掳走了女演员，并对她进行虐待。之后，她住进了医院，并在那里自杀身亡。通常情况下，妇女多是劳改营中的受害者。不过，女恶人也有。叶夫根尼娅·金兹堡（Евгения Гинзбург）说，在从雅罗斯拉夫尔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途中，当他们准备乘坐跨海轮渡，越过鄂霍次克海时，他们的船舱里遇到了一群女性抢劫犯。她们明目张胆地抢劫，而这些政治犯则完全无力反抗。类似的记录也出现在其他一些「人民公敌」的叙述中，比如一个叫帕维尔的19岁小男孩，因为反苏言论被判了8年。在他的回忆录中，女性并不是受害者，相反，他描述了自己如何抵挡女性罪犯觊觎的故事。除了磨难和失望，妇女们还能在劳改营里找到真正的朋友。列宁格勒艺术家纳塔利娅·拉扎列娃（Наталья Лазарева）于 1980 年 9 月被克格勃逮捕，原因是她发表了反对阿富汗战争的言论。她呼吁母亲们不要把儿子送上战场。当时的舆论环境已经相对宽松了，在国际关注和施压下，这位艺术家的刑期较轻，只被关进劳改营 11 个月。她在摩尔多瓦的一个营地服刑，并与诗人伊琳娜·拉图欣斯卡娅（Ирина Ратушинская）成了朋友，后者因宗教诗歌而被判刑。她们互相鼓励，并制作礼物赠送给对方。纳塔利娅在朋友生日时，给她做了一个桂冠花环。生日前夜，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坐在车间里用钳子弯曲铁丝框，准备把桂冠固定在上面。突然，营地领导走了进来，纳塔利娅就微笑着挥了挥钳子。营长看到也笑了，但还是阻止了她继续操作下去。也许，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知识分子更容易保持他们以前对世界的态度。在艰苦的岁月里，他们有文学，特别是诗歌的支持，他们常常自己写诗，写下自己的回忆。当然，在劳改营中度过的时光抹去了很多东西。他们几乎不可能重新找到职业，也往往不可能在分离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后与子女建立亲密的、心心相印的关系。20 世纪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狱中的人们回到了破碎的世界，在那里，所有人都经历了一场悲剧——卫国战争。由于每个人的日子都不好过，人们都在舔舐着自己的苦难，很少有人对劳改营里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同情可言。但是，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人们也能找到友好的支持、志同道合的人和相信美好的力量。本文节选自古拉格历史博物馆高级研究员塔季扬娜·波里扬斯卡娅（Татьяна Полянская）的讲述。编译：吴鞑靼。原文首发于俄文杂志《刀》，点击「阅读原文」查看俄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