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警察与足球艺术：格鲁吉亚的绿茵往事

乐活体育 2024-04-07 23:21 中国香港

上周足球圈有个大事件，格鲁吉亚队4-2险胜希腊，历史上首次晋级欧洲杯正赛。这场「小国爆冷」的意外其实背后有着更多的历史故事。我们眼中的小国格鲁吉亚，也曾经在世界足坛上有过自己的风华岁月。今天老吴就来聊聊苏联时期，格鲁吉亚足球的一些故事。

一、苏联足球中的南美范儿

1960年，第比利斯迪纳摩队（Dinamo Tbilisi）出版了一本官方球迷指南，其中花了不少篇幅，用插画和诗歌结合的方式，来向全苏联介绍他们的本地球星。

俱乐部的逻辑很简单，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的踢球风格和苏联其他地方不一样，并且要让人联想到闻名遐迩的格鲁吉亚战舞——那种火爆、英姿飒爽、刀剑飞舞的绿茵感觉，试问哪个球迷不想看到？

冷战时期格鲁吉亚足球运动员的球风夸张、有个性，仿佛是南美球队在球场上踢球，这与其他苏联球员保守听指挥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

足球和舞蹈，以及火爆的高加索民族性格，被巧妙地传播给了苏联大众。

不止是管理者，格鲁吉亚的球迷和体育推广者，也都在有意识地将足球与民族舞蹈融为一体，凸显优美、巧妙和敏捷的特质。于是乎，在官方与媒体的包装推广下，苏联麾下「拥有」了一支自成一派的南美风足球。

阿根廷有「探戈足球」，巴西有「桑巴足球」，格鲁吉亚有「战舞足球」。这种待遇，很难不让格鲁吉亚人产生一种「竞技体育优等生」的自豪感。通过足球，格鲁吉亚在联盟内部和世界外交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有趣的是，尽管这听上去是一个各方都满意的事情，但还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格鲁吉亚足球当年竟然被定义为「非足球」。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一些足球评论家都认为，格鲁吉亚足球是「情绪足球」而不是「精算足球」，运球的重要性大于身体对抗，是「即兴的艺术足球」而不是「蛮力足球」。

无论正反双方怎么辩论，都无法改变格鲁吉亚足球在苏联足球界的重要地位。格鲁吉亚球员，也是苏联男足必要的补充（有种国家队替补席上必备一群街头足球高手的感觉）。

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推广足球？还是宣扬意识形态（民族大团结政策）？

二、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统战工具

从地方与中央政治博弈的角度看，足球与舞蹈，是最能体现地方特色，并在争取联盟中话语权的「外交工具」。格鲁吉亚人似乎为整个苏联的比赛风格，提供了一种明显的「民族风解决方案」。

当地党的领导人非常支持民间歌舞团，他们从格鲁吉亚农村各地征集舞蹈，并将其编排成标志性的肢体动作。与此同时，第比利斯的主要足球俱乐部也在召集共和国内最优秀的球员，组建了一支能够代表格鲁吉亚民族的强队。

1948年的格鲁吉亚迪纳摩足球队

莫斯科也非常在意这些民族政策的成果体现。他们会邀请格鲁吉亚舞蹈家到克里姆林宫展示国家对多民族多样性的承诺，并召集第比利斯迪纳摩队的优秀球员加入苏联男足。

归根结底，弘扬各民族特色是巩固巨大多民族帝国的一个必要基石。有民族特色的足球风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放眼世界，对于苏联来说，他们也有了用利用足球外交向后殖民世界拓展的重要宣传话术。既然美国可以派遣数百名非裔美国运动员进行海外亲善访问，来优化种族问题带来的形象弊病，苏联当然可以利用足球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和谐的多民族国家，在过去曾受到种族定义的外国统治的后殖民国家中替代美国。

在面向第三世界的统战工作中，格鲁吉亚的特色足球风格，很关键。

1939年格鲁吉亚迪纳摩对阵基辅迪纳摩的比赛海报

虽然第比利斯迪纳摩从未像基辅迪纳摩那样，在苏联足球界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冷战时期，格鲁吉亚人在足球场上的与众不同，可以说更好地满足了苏联的意识形态需求。

第比利斯迪纳摩的球星们被描绘得生龙活虎、个性十足。作为苏联的非俄罗斯族和非斯拉夫人代表，第比利斯迪纳摩的球员被要求充当后殖民世界的文化大使，并被派往被拉美来宣传苏联和苏联足球。

当然，他们一直不负众望。在巴西和阿根廷的表演赛中，他们赢得了欢呼。1961 年，Avtandil Ghoghoberidze 与第比利斯迪纳摩队的其他代表一起被派往古巴会见菲德尔·卡斯特罗。

一张更有名的照片拍摄于 1965 年苏联国家队与巴西国家队的友谊赛之后，照片中苏联队的四名格鲁吉亚球星手挽着手，与不穿上衣的足球巨星贝利合影留念。

这张照片在苏联报刊上广为传播，显示了格鲁吉亚人对巴西足球传奇人物的钦佩之情，同时也为苏联足球文化中注入了一丝类似于南美的灵魂。

三、不同社会团体的冲突焦点

足球是苏联最受欢迎的运动，足球运动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赞助。但比起足球象征的团结，有时候，它更多地反映了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和民族分化，有时，足球甚至加强了这种分化。

如果你明白一些「同城德比」之间的恩怨，你就会明白，苏联的「德比」不在于同城争霸之间，更在于社会阶层、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

足球，成为了苏联公民展示了各种相互竞争的「虚拟擂台」，每个社区、民族、国家内部，都有自己的偶像、英雄、神话和仇敌。

1966年的莫斯科迪纳摩足球队

1970年的莫斯科斯巴达克足球队

最被人熟知的同城死敌，是两只首都莫斯科的球队——由秘密警察、国家公职人员组成的莫斯科迪纳摩（Dinamo Moscow），和由工会和大部分工人阶级支持的莫斯科斯巴达克（Spartak Moscow）。

往下，在加盟共和国的世界里，足以与核心球队对抗的，当属基辅迪纳摩（Dinamo Kiev）和第比利斯迪纳摩（Dinamo Tbilisi）。在两只球队背后，鉴定的支持力量，则是各自共和国内的民众（由国别、种族，而非阶级、阶层区分）。

基辅迪纳摩的球场风格与莫斯科风格很近；队中有许多俄罗斯人，他们的教练多年来一直来自莫斯科。同样，明斯克迪纳摩（Dinamo Minsk）虽然没有基辅迪纳摩那么成功，但也很难与俄罗斯俱乐部区分开来；许多未能进入莫斯科球队的球员都去了明斯克踢球。

再扩大些，是苏联内部的南北方气质冲突。

1973年夺得苏联杯冠军的埃里温阿拉拉特队

亚美尼亚埃里温的阿拉拉特队（Ararat Yerevan）和阿塞拜疆巴库的内夫蒂安尼克队（Neftianik Baku）偶尔也会让莫斯科的球队感到不爽，死忠球迷们会嘲笑这两个球队的「南方人」气质，引发了不少互呛与斗殴。

四、地方与中央的足球政治恩怨

冷战期间，苏联国家足球队的组建有两个重要的标准，虽然这两个标准可能相互矛盾：

首先，足球队必须反映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联盟的理想，由兄弟般的「各族人民友谊」所定义；其次，在「各族人民友谊」的图景中，俄罗斯人通常是主角，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其他名义上的民族则是配角，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苏联国家队，一向要顾全联盟大局，让各加盟共和国都有球员入选。但格鲁吉亚人的实力，却往往会打破这种平衡。

1958年，苏联首次参加世界杯时，五分之一的球员是来自第比利斯迪纳摩队的格鲁吉亚人，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1972年，第比利斯迪纳摩队的后卫 Murtaz Khurtsilava 担任国家队队长，这是苏联队第一次由与莫斯科俱乐部没有任何关系的球员担任队长。第二次是在 1980 年，由他在第比利斯的队友 Aleksandre Chivadze 担任。

1940年的格鲁吉亚迪纳摩足球队

第比利斯迪纳摩是在斯大林时期创建的，于1936年进行了首场比赛。不过，另一个格鲁吉亚人——贝利亚，在球队早期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球队也将贝利亚视为其「第一荣誉成员」。第比利斯的迪纳摩体育场甚至以他的名字命名。

有时，贝利亚会偏袒式地支持他的俱乐部。1939 年，莫斯科斯巴达克与第比利斯迪纳摩的苏联杯半决赛被宣布无效，并下令重赛。

据斯巴达克球员 Nikolai Starostin 称，这一决定是在「最高层，不再是运动员」的权力层面上做出的，很可能是贝利亚的授意。尽管贝利亚已跻身莫斯科权力中枢，但他仍然是第比利斯迪纳摩的热情支持者，而不是支持莫斯科本地球队。贝利亚的支持对格鲁吉亚足球建立持久的制度基础至关重要；他监督了一流设施的发展，并确保他的球队在苏联足球界享有相对优越的地位。

在1949年莫斯科出版的一本运动手册中，格鲁吉亚足球运动员的「高度个性化的技术」和「有趣的战术组合」而备受赞誉。

1937-1953年，格鲁吉亚迪纳摩的主场「贝利亚体育场」

在这种打法下，第比利斯迪纳摩队的守门员和教练往往是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个性张扬的艺术性脚法，与斯拉夫人坚毅的纪律性相得益彰。

这样的安排，在意识形态上是合适的，既能体现少数民族的特点，又非常符合俄罗斯族领导其他少数民族的最高指示。

1953年，斯大林逝世，贝利亚被监禁并处决，第比利斯迪纳摩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就此结束。尽管球队的赞助人被监禁，但第比利斯迪纳摩队在当年的赛场上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9月4日，第比利斯迪纳摩以2-1战胜莫斯科鱼雷队，夺冠之路看似平坦。但事件的转折则让人惊叹，历史的巧合与重复。

1965年的莫斯科鱼雷足球队

苏联媒体宣布，由于第比利斯迪纳摩队两名球员的「粗暴行为」，比赛被已下令重赛。其背后的逻辑，也很明显——格鲁吉亚球队的赞助人贝利亚面临叛国罪指控的情况下，让格鲁吉亚人夺冠，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

三天后，沮丧的第比利斯迪纳摩输掉了与莫斯科鱼雷的复赛，也失去了冠军头衔。

尽管第比利斯迪纳摩仍然是警方赞助的迪纳摩组织的一部分，但球队的体育场名称已经更改，所有关于贝利亚的内容都从球迷指南中消失了，球队实际上从斯大林政策的载体，变成了后斯大林时代格鲁吉亚男性理想的化身。

随着格鲁吉亚人从苏联高层政治职位上消失，第比利斯迪纳摩队的球员们成为了新出现的一代格鲁吉亚人心目中的新英雄。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球队成为了一种表达民族主义对中央不满情绪的方式。

代表少数民族的球迷文化也在此时登上历史舞台。

球迷文学作品大量涌现，格鲁吉亚足球也成为流行电影的主题，这些电影将其革命前的起源神话化，并展示了其支持者的极端奉献精神，电视转播的比赛吸引了更多的观众，球迷们可以在苏联各地的屏幕上观看第比利斯迪纳摩队的比赛。

1964年，第比利斯迪纳摩首次夺得苏联顶级联赛的冠军，当年也诞生了一首用格鲁吉亚语演唱的球迷圣歌：《我们的金童》（chveni orkros bichebi），在整个加盟共和国内部可谓家喻户晓。

五、失落、复兴与民族主义

与大多数民族神话一样，格鲁吉亚足球为了塑造自己的神话，始终都在强调其悠久的血统。

大约在 19 世纪末，英国磨坊主将足球带到莫斯科的同时，英国的工业资本家和工人也通过黑海港口波季（Poti）将足球带到了格鲁吉亚。

足球在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前就已在格鲁吉亚扎根，甚至在1925年第比利斯迪纳摩足球队正式成立之前，足球评论员们就已经发现了这里明显的民族风格。

20世纪20年代，格鲁吉亚足球运动员就被称为「伟大的乌拉圭人」（didi urugvaelebi），这既是指乌拉圭在当年足球世界中的统治地位，也是指一种所谓的南美比赛风格，即重视艺术性而非运动纪律，重视个人即兴进攻而非团队配合。

除了在苏联本土建功立业，第比利斯迪纳摩也一直在努力冲向欧洲足球世界，并力图在欧洲顶级俱乐部中占有一席之地。

1979年，第比利斯迪纳摩队在主场九万名狂热球迷面前，以3-0的比分战胜利物浦队，堪称载入本国足球史册的一项标志性成就。

赛后，格鲁吉亚记者自豪地引用了利物浦队主教练佩斯利（Bob Paisley）的话，称第比利斯迪纳摩的比赛水平「让他大吃一惊」。

随后，第比利斯迪纳摩取得了俱乐部历史上最大的胜利，击败来自东德的卡尔蔡司耶拿（FC Carl Zeiss Jena），夺得 1981 年优胜者杯冠军。

诚然，与欧洲冠军杯相比，优胜者杯的声望要低一些，而且对手是来自东德的社会主义俱乐部，并不是西欧的强敌。

但是，对于在国际足球比赛中战绩不佳的苏联和格鲁吉亚这个小国来说，这都是一次重大的胜利。

勃列日涅夫甚至还亲自写信祝贺球队，并声称这场胜利是整个苏联的胜利。格鲁吉亚人则将球队的胜利视为民族的胜利。

1981年的取得优胜者杯后的第比利斯迪纳摩

回到格鲁吉亚后，第比利斯迪纳摩队的球员们在支持者的怀抱中走下飞机，在挤满主场的数万名球迷面前，他们手捧奖杯，像民族英雄一样欢呼。

苏联时期当红的格鲁吉亚摇滚乐队 Iveria 还录制了一首欢快的歌曲来纪念球队的胜利，这首歌融合了摇滚乐和复调格鲁吉亚和声。「荣耀属于格鲁吉亚」、「光芒照耀着高加索民族的高山和峡谷」的歌词响彻大街小巷。

Iveria发表于1980年的同名专辑

但是，在国际层面上，格鲁吉亚人的荣誉其实被视作苏联的荣誉，格鲁吉亚俱乐部的身份实际上是从属于苏联身份的。国际上对格鲁吉亚足球的认知，往往具有矛盾性。

一名法国记者将1964年第比利斯迪纳摩描述为「南美足球传统在东方的最佳代表」。然而，英国的《西汉姆联队通讯》（West Ham United newsletter）等出版物，则将1981年的格鲁吉亚球队描述为「俄罗斯人」和「苏联人」，这让格鲁吉亚的球迷们非常恼火。

直到苏联解体，格鲁吉亚足球才脱离了「苏联一部分」的刻板认知，成为一股独立的足球力量。

试图大胆寻求民族表达的潮流，推动了格鲁吉亚于1988年成立了苏联第一家职业足球俱乐部——第比利斯姆列特比足球俱乐部（FC Mretebi Tbilisi）。1990年，第比利斯迪纳摩退出了苏联足协，俱乐部更名为第比利斯伊比利亚（Iberia Tbilisi），意指格鲁吉亚东部的「高加索伊比利亚王国」。

格鲁吉亚足球努力追求独立于莫斯科之外的国际成功，这与推动国家主权有关。1990年11月，一名格鲁吉亚记者在本土主要报纸上撰文，称苏联足协是一个「帝国结构」，阻碍了格鲁吉亚进入国际舞台。该作者再次将足球与舞蹈联系起来，指出格鲁吉亚人被迫忍受外国媒体将其著名的舞蹈团被说成是一群「俄罗斯表演者」。尽管苏维埃国家的中央安全机关支持并促进了第比利斯迪纳摩队的发展，但格鲁吉亚足球还是成为了推进民族主义分裂的平台。

近年来，在「去俄化」思潮的影响下，各种极右翼组织出现。尤其是在与极端民族主义相关的足球暴力组织，不断增多。

支持第比利斯迪纳摩的极右翼球迷组织「Elita」

苏联解体后，格鲁吉亚人追求「欧洲南美足球」的理想一直在继续。1991年，格鲁吉亚人还拍了一部电影《我是贝利的教父》（I Am Pelé's Godfather/me, peles natlia!），但这部电影讲述的确实一个略带心酸和讽刺的故事——心怀理想的男人试图在格鲁吉亚弘扬巴西足球的魅力，但他的妻子却不停对他冷嘲热讽。男人只能做着低贱的工作，在惨淡的社会现实面前，卑微地遥望自己的足球梦。

事实也如同电影般残酷，大多数有足球天赋的格鲁吉亚人都离开了格鲁吉亚；伴随着冷战结束的全球化大门打开，外国球探涌入苏联挖掘人才，本地人才也梦想去欧洲淘金。

在经历了1991年至1993年的格鲁吉亚内战和国家经济的崩溃之后，格鲁吉亚足球陷入了漫长的低谷期。直到2010年代左右，最被外界认知的，可能只有两个球星。一位，是以约200万英镑的身价加盟曼城队的乔治·金克拉泽（Giorgi Kinkladze）。

另一位，是现任的第比利斯市长，曾经的AC米兰铁卫卡哈·卡拉泽（Kakha Kaladze）。

年轻一代格鲁吉亚球星的出现，象征着曾经风华一世的高加索足球的复兴。其中的佼佼者，就是效力于那不勒斯的出生于2001年的科维查·克瓦拉茨赫利亚（Khvicha Kvaratskhelia）。

所以，身为球迷又同样喜爱历史的诸位，应该非常能体会到，格鲁吉亚闯入欧洲杯正赛，是一件多么令人赞叹感慨的事情。

胜利，并不只是关于足球本身，对于一个饱受过苦难与忽视的小国来说，它更关于破碎的梦想、民族的身份、古老的荣誉……

本文原名《足球艺术与秘密警察：格鲁吉亚足球在多民族的苏联帝国》（Soccer Artistry and the Secret Police: Georgian Football in the Multiethnic Soviet Empire），首发于网站 idfi.ge。本文由吴鞑靼基于原文改写而成。

文章内容出自书籍《熟悉的陌生人：格鲁吉亚离散人及苏维埃帝国的演变》（Familiar Strangers: The Georgian Diaspora and the Evolution of Soviet Empire），作者：埃里克·R·斯科特（Erik R. Scott），堪萨斯大学教授，曾获得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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