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熟悉的社会主义文艺语境里，“母亲”总会是“祖国”的隐喻。以及，在俄语文学里， “希望”（Nadezhda）隐喻了许多故事中“母亲”的概念，这个主角的名字也总是不断出现。
更广泛地，通过相似的语义标记，母亲这个概念有了更多的指向：
母爱、谦卑、自我牺牲、对男人的精神支持、无私、保护、人性、善良，等等。
今天母亲节，读读约瑟夫·布罗茨基在《小于一》中关于母亲的回忆。苦难记忆中，母亲的形象会格外突出。大时代中的伟大母亲。尤其，这些文字，年纪越大读来越是穿心。
节选一些片段，祝福母亲们。
1.
离开那个卡夫卡式的宇宙实在是件快事，尽管那个时候——或貌似如此——我就已经知道自己是在拿五十换半百。我知道我想进入的任何其他建筑物，看上去都将完全相同，因为，不管怎样，建筑物都是我们注定要继续活动的场所。不过，我仍感到我必须走。家里经济情况很严峻：我们几乎是靠母亲的工资生存的，因为父亲在遵照某项认为犹太人在军队中不应拥有重要军阶的纯洁规定而退伍之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当然，没有我的贡献，父母也能把生活勉强维持下去；他们宁愿我完成学业。我知道这点，然而我对自己说，我必须帮助家里。这几乎是一个谎言，但这看上去要好些，况且那时我已经学会了喜欢谎言，而喜欢谎言又恰恰是因为这个“几乎”——它锐化真理的轮廓：毕竟，真理结束于谎言开始之处。这就是一个男孩在学校里学到的，而事实证明它要比代数有用。
2.
我记得1945年母亲和我怎样在列宁格勒附近某个火车站等候一列火车。战争刚结束，两千万俄罗斯人在大陆各地的临时坟墓里腐烂，其他被战争分散的人，则纷纷回家或回所剩无几的家。那火车站是一幅原始混乱的画面。人群像疯狂的蝗虫围攻运输牲畜的火车；他们爬上车厢顶，互相挤逼，如此等等。基于某种原因，我的眼睛看到一个秃头、跛脚的老人，拐着一条木腿，试图爬上这节或那节车厢，但每次都被已经悬在踏脚板上的人推下来。火车开始移动，那老人还在单脚跳着追火车。有一回他竟然抓住了一节车厢的门柄，接着，我看见走道里一个女人举起一个水壶，把滚水直接淋在那个老人的秃顶上。那老人倒下——一千条腿的布朗运动吞噬了他，他就这样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3.
今天，我四十五岁。我赤膊坐在雅典的利卡贝托斯酒店里，汗流浃背，喝大量的可口可乐。在这座城市，我一个人也不认识。黄昏时分，当我出来想找个地方吃饭时，我发现自己置身于密集的人群里，他们正在叫喊着，听不出他们在说什么。就我能推测的，选举在即。我穿梭在一条没有尽头的大街上，那里拥塞着人群和车辆，汽车喇叭在我耳中狂嚎，由于一句话也听不懂，我突然觉得这其实就是死后生活——觉得生命已结束，但活动仍在继续着；觉得永生就是这个样子。
四十五年前，母亲给了我生命。她前年逝世。去年，父亲逝世。我，他们唯一的孩子，沿着雅典黄昏的街道漫步，他们从未见过也从不会见到的街道。他们的爱、他们的贫困、他们的奴役的成果——他们的儿子自由地漫步，而他们在奴役中生活，在奴役中死去。由于他不会在人群中撞见他们，他这才意识到他错了，这里不是永生。
4.
我们三个人所住的一个半房间（如果这样的空间单位在英语里讲得通的话）有镶木地板，母亲总是强烈反对家中男人尤其是我穿着袜子走在地板上。她坚持我们必须永远穿鞋子或拖鞋。当她为此责备我时，会求助于俄罗斯一个古老的迷信；她会说，这是凶兆，可能预示家中有人死亡。
当然，她可能只是觉得这习惯不文明，是明显的没礼貌。男人脚臭，而那是还没有除臭剂的时代。然而我觉得，你确实很容易在光亮的镶木地板上滑倒，尤其是如果你穿着毛袜子的话。而如果你年老体衰，那后果就会是灾难性的。因此，镶木地板与木、土等的密切关系，在我脑中便扩展至同城近亲和远亲们脚下的任何地面。不管是什么距离，地面永远是相同的。即使我后来在河对岸自己租一套公寓或一个房间住，也不能成为借口，因为那座城市到处是河流和运河。虽然它们中有些深得足以让出海的船通过，但是我想，死亡还是会觉得它们很浅呢，要不，按它那标准的地下方式，它也会从它们的底下爬过去。
5.
我们三个人住在我们那一个半房间里：父亲、母亲和我。一个家庭，一个当时典型的俄罗斯家庭。那是战后，很少有人能负担得起超过一个孩子。他们之中一些人甚至负担不起父亲活着或在场：“大清洗”和战争在大城市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尤其是在我生长的城市。因此我们自觉是幸运的了，尤其是鉴于我们是犹太人。所有的三个人全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我说“所有的三个人”，是因为我也是在战前，在1940年出生的）；然而，父母还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幸存了下来。
我猜，他们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尽管他们从不这么说。总的来说，他们不是很有自我意识，除了当他们年纪渐大，疾病开始困扰他们的时候。即使到那时，他们谈起自己和死亡时，也不会以那种会使听者害怕或引发听者同情的方式。他们只会发发牢骚，或自言自语地抱怨他们的疼痛，或长时间讨论这种或那种药物。母亲最接近于谈论这类事情的，是她指着一套精致的瓷器说，这东西会是你的，等你结婚，或等……这时候她就不再说下去了。我记得，有一次她在电话里跟她某位据说正生病的远方朋友说话：我记得母亲从街头电话亭出来，她那副玳瑁框眼镜背后那双熟悉的眼睛里流露出异样的眼神。我当时正在街头等她，于是朝她俯身（我那时已比她高很多了），问她那女人说了些什么，母亲茫然地望着前方，回答说：“她知道自己快死了，在电话里哭。”
6.
我不知道也永远无法知道他们在生命最后十余年是怎样想的。他们有多少次被吓坏了，他们有多少次感到自己就要死了，而当他们暂缓死期后，又怎样重燃那希望，希望我们三个人再次团聚。“儿子，”母亲总会在电话里说，“我今生唯一的愿望，就是再见到你。这是我还想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一分钟后：“你五分钟前在干什么，在你打电话前？”“其实，我正在洗碗碟。”“哟，这很好。洗碗碟是件好事。有时候可起到极好的治疗作用。”
7.
我回忆这些，不是出于怀旧，而是因为这是母亲度过四分之一生命的地方。有家庭的人很少外出吃饭；在俄罗斯几乎从不。我回忆不起她或父亲坐在某家餐馆桌子的对面，或就此而言，坐在某家咖啡馆桌子的对面。她是我所知最好的厨师。不过话说回来，他有较多的材料。我回忆她时，常常是看见她在厨房里，系着围巾，脸红红的，眼镜有点儿雾气，当我试图从炉子上拿取这样或那样食物时，她总是把我轰走。她的上唇闪烁着汗光；她那头浓密、染赤但在别的情况下灰白的短发凌乱地卷曲起来。“走开！”她喊着。“多没耐性！”我再也不能听到那喊声了。
8.
我记得1948年11月份某个寒冷黑暗的晚上，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刚结束之后母亲和我住的十六平方米小房间里。那天晚上父亲将从中国归来。我记得门铃响了，母亲和我奔出来，原本就灯光朦胧的楼梯口突然因为海军制服而变暗了：父亲、他的朋友兼同事F.M上校和一群士兵进入走廊，抬着三个巨型木板条箱，连同他们从中国带来的物件，四下里堆放着，还可以看到一个个章鱼似的中文大字。后来F.M上校和我坐在桌前，父亲忙着从板条箱里取出东西，母亲穿着黄粉相间的中国绉纱连衣裙，踩着高跟鞋，拍着手，用德语——她童年时代在拉脱维亚的语言和她现在职业（德国战俘营口译员）的语言——欢呼：“啊呀，妙极了！”F.M上校，一个高瘦而结实、穿着一件解开纽扣的暗蓝色海军制服上衣的男人，从一个卡拉夫瓶里给自己斟了一杯酒，向我眨眼，如同向一个成年人。他们的皮带连同搭钩和装在枪套里的帕拉贝伦手枪则放在窗台上。母亲看见一件和服，便张口结舌。战争结束了，和平了，我年纪还小，不懂得眨眼回敬他。
9.
我收窄这个有关奴隶的定义，既不是基于学术理由，也不是因为缺乏大度。我愿意承认，一个生于奴役的人，要么是通过遗传了解自由，要么是通过知识了解自由：通过阅读或者道听途说。然而我必须补充说，他对自由的遗传性渴求如同所有的渴求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连贯的。它不是他的思想或四肢的实际记忆。因此才会有见诸很多革命的残忍和盲目的暴力。也因此，它们才会失败，也即导致独裁。死亡对这样一个奴隶或其亲属来说，似乎是一种解放（小马丁·路德·金著名的“自由！自由！终于自由了！”）。
但一个生来自由却以奴隶身份死去的人又是什么情况？他或她——暂且让我们不去考虑与基督教会有关的概念——会认为这是一种安慰吗？嗯，也许吧。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会认为这是终极侮辱，是对他们的自由难以逆转的终极窃取。这就是他们的亲属或子女会认为的，而事实上也是如此。最后的窃取。
我记得有一次母亲去买一张前往南方的火车票，想去矿泉水疗养院。她在区发展局连续工作了两年之后，有二十一天假期，而她要去那家疗养院是因为她的肝病（她从不知道那是癌症）。在市售票处，在她已花了三小时等待的长队里，她发现她用来买火车票的四百卢布被人偷去了。她悲痛欲绝。她回家，站在我们的公共厨房里，哭个不停。我把她领进我们那一个半房间；她躺在她的床上，继续哭。我之所以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她从来不哭，除了在丧礼上。
10.
在夏天晚上，我们的三个高窗都打开着，来自河上的微风试图在窗纱中获得一个物体的地位。河不远，距我们大楼仅十分钟路程。一切都不太远：夏园、艾米尔塔什博物馆、战神广场。然而，即使父母年纪尚轻时，也很少去散步，无论是一起还是单独。经过一整天走路，父亲不是太热心于再上街。至于母亲，在八小时办公室工作之后排长队，也产生同样的结果；此外，她在家里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他们难得出去一趟，那也主要是为了出席某位亲戚的聚会（生日或结婚周年纪念日），或看电影，但极少去看戏剧。
我一直都生活在他们身边，一点也不觉得他们渐渐老去。现在我的记忆穿梭于数十年间，可以看见母亲从阳台上俯视丈夫在下面拖着脚走路的身影，低声嘀咕道：“一个真正的老头，不是吗？一个真正十足的老头。”而我听见父亲那句“你就一心想着把我赶进坟墓里”，作为他们在60年代期间争吵的结束语，而不是50年代的猛力关门声和他远去的脚步声。而我现在刮胡须时，会看见我的下巴上有他的胡茬。
11.
他们的阅读口味非常广泛，母亲尤其喜爱俄罗斯经典。她和父亲对文学、音乐、艺术都没有明确意见，尽管他们青年时代都认识列宁格勒的很多作家、作曲家和画家本人（佐先科、扎博洛茨基、肖斯塔科维奇、彼得罗夫-沃德金。）他们只是读者——更准确地说，晚间读者——他们总是小心延长借书证的有效期。下班回家时，母亲那装满马铃薯和卷心菜的网线袋里总有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包在用报纸做的封套里，以防弄脏。
我十六岁时，在工厂干活，是她建议我去市立公共图书馆登记的；而我想，她并不只是为了防止我晚上在街头游手好闲。另一方面，就我所知，她希望我当画家。不管怎样，位于丰坦卡河右岸那坐由医院改造的图书馆的藏书室和走廊，是我堕落的开始，而我还记得我在那里借的第一本书，那是母亲建议的。它是波斯诗人萨迪的《蔷薇园》。原来，母亲喜欢波斯诗歌。我借的第二本书，也是我自己想借的书，是莫泊桑的《泰利埃公馆》。
12.
在战争年代，教堂地下室被指定为当地的防空洞，空袭期间母亲会把我放在那里，藏在一个写有追念文字的空棺里。这是我欠东正教的一份情，而它与记忆有关。
大教堂是一座六层楼高的古典风格建筑物，四周是一个颇大的花园，充满着橡树、椴树和枫树。它是我在战后年代的游乐场，我记得母亲去那里接我（她拉扯我，我则磨蹭和尖叫：一个各有打算的寓言），拖我回家做功课。现在我仍能以同样的清晰度看见她、祖父和父亲，在这个花园里的一条小径上，试图教我骑两轮自行车（一个共同目标的寓言，或运动的寓言）。在大教堂后部的东墙，用厚玻璃盖住，有一幅巨大、黯淡的圣像，描述变容：基督在空中飘浮，下面是一群身体向后倾，完全被这幕景象慑住的人。没人能够向我解释那幅画的意义；即使现在，我也不敢说我完全理解它。圣像中有很多云团，而不知怎的，我总会把它们与当地的气候联系起来。
13.
“你生日那天或新年，必须永远穿点什么绝对新的东西。至少，袜子。”——这是母亲的声音。“永远要吃过了再去见某个上级：你的上司或你的官员。这样你才会有点优势。”（这是父亲在说话。）“如果你刚离开你的屋子，又因为你忘记什么必须转回来，那么在你再次离开屋子之前，要先照照镜子。否则你会遇到麻烦。”（又是她。）“不要操心你用多少。要想你能赚多少。”（那是他。）“在城里走路一定要穿件夹克衫。”“你有一头红发很好，不管他们说什么。我是深褐色头发，而深褐色头发更容易成为目标。”
14.
他们希望在死前见我一面，与冀求或企图回避那爆炸无关。他们不想移民，在美国度过余生。他们感觉自己太老了，无法承受任何种类的改变，而美国对他们来说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他们可以跟儿子见面的地方的名字。只有当他们怀疑一旦他们获准出国，他们是否有能力旅行时，美国对他们来说才真实起来。然而，这两个衰弱的老人试图与那些掌管批准出国的败类玩的是什么游戏！母亲会独自申请签证，以表明她不打算叛逃美国，表明她丈夫会留在国内充当人质，以保证她会回来。然后他们会互换角色。然后他们会有一段时间停止申请，假装他们对此事已失去兴趣，或向当局证明他们明白在美苏关系这种或那种气候下批准他们出国有多困难。然后他们会申请仅在美国逗留一周，或申请去芬兰或波兰旅行。然后她会前往首都，求见那个国家里相当于总统的人，敲那里外交部和内政部所有的门。一切全是徒劳：那个制度，从最上层到最底端，从不犯哪怕一个错误。就制度而言，它真足以自豪。但话说回来，无人性永远比任何别的东西都容易建构。这个工作，俄罗斯从来不需要进口什么技术。事实上，唯一使那个国家变富的办法，是出口这技术。
15.
因为我不仅感激母亲和父亲给我一个生命，而且感激他们没有把他们的孩子养成一个奴隶。他们尽他们所能——哪怕仅仅为了保护我免遭我生下来就置身的社会现实的侵害——想把我变成国家的一个顺服、忠诚的成员。他们没有成功，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他们的眼睛不是由儿子来合上而是由国家的无名之手合上的代价这个事实，并不是见证他们的懒散，而是见证他们基因的质量，因为他们的基因的融合产生了一个该制度觉得异样得足以把它驱逐出去的身体。想想吧，你能从他和她的忍受能力的综合力量中期待什么别的东西吗？
16.
那么我是否应当拥抱自己，设想我正在拥抱母亲和父亲？我应否满足于把我头颅中的内容当作他们在尘世上剩下的东西？很可能。我大概有能力消受这唯我论的盛宴。而我想，我可能也不会抗拒他们收缩至我那比他们小的灵魂的尺寸。假如我可以这样做。那么我是否也要对自己喵，在说了“奇莎”之后？还有，在我现在居住的三个房间中，我应选择奔向哪一个房间，使这喵喵声听起来比较可信？
我是他们，当然；如今我是我们一家。然而由于没人知道未来，我怀疑四十年前，在1939年9月某夜，他们心头是否想过他们正在孕育他们的出路。我想，至多他们只会想到要有一个孩子，建立一个家庭。他们还相当年轻，此外还生来就是自由的，他们不会意识到在他们出生的国家，如今是国家决定他们有什么样的家庭，以及决定他们是否要有一个家庭。当他们意识到这点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除了希望。这正是他们直到死时都在做的：他们希望。他们是有家庭观念的人，不可能不这样做：他们希望、计划、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