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拎着见证了苏联解体的箱子,去了苏联

乐活   2024-10-25 16:09   四川  


《沉默》
Михaил Cтарoстин
«Безмoлвие». 1991

大家好,我是老吴。今天准备开启一个新的计划。其实也算重启之前的旧计划。
从2018年采访孙以煜老师的第一篇算起,之后就再没发布类似“人物志”的文章了。六年前起心动念开了个头,却又仿佛没开。
*这篇:《苏联美术史的孤独打捞者》
这个念头说来也很简单,就是想用轻松的口述史转述作为形式,做一系列跟“俄语”、“丝路”两个关键词相关的人物访谈。
往前回溯,拷问内心,这份记录的最原始动力,来自于我的姥姥,也就是今天这篇推送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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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叫吴剑琴,出生于1930年,福建沙县人。后来跟着我姥爷(满怀热情的知识分子)一起参加革命,去了东北,并留在了那里。她先在北大毕业,后来又响应国家号召去大连俄语专科学校读书,成了一名俄语人才(可能也是解放后最早的一批吧)。
我小时候,在家里翻出过两张黑白照片。其中一张,里面的合影是吴剑琴跟几个来华援建的苏联专家一起,在一栋洋房的门廊上。她是专家们的生活助理。
另一张照片,是她跟一个叫 Lena 的小女孩的合影,背后还有一行俄语,写的内容我现在记不起来了,但我记得那个小女孩的名字。
那是我对“苏联”、“俄语”作为一个遥不可及历史概念的初次接触,至于它将如何沉入我的潜意识,并影响我的后续人生,就是另一个更适合酒后展开的话题了。
直到我上大学时,吴剑琴还总是叫错,把俄罗斯说成苏联。有点类似于《再见列宁》里面的剧情了。
她说“俄国”时,“俄”是四声。闽南普通话音调。她的口音很有意思,福建口音与东北口音的融合,一种奇妙的地域杂糅。她讲出来的俄语,应该也会有种有趣的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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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标题来自于这个箱子。
很多年前,我去俄罗斯留学时拿的那个大行李箱,是我二姨给我的。这个箱子还算有点来头。1991年,二姨跟着单位的人去东欧考察,在匈牙利买了箱子,回国时经过莫斯科中转,小住几日。我后来拿到箱子,听完二姨说了它的过去,便核对了下时间,确实巧合,正好就是苏联解体前两个月。
于是,按姥姥的说法,便是这样:我拎着一个见证了苏联解体的箱子,去了苏联。这个箱子后来坏在了喀山,没有带回国,也算是某种轮回般的尘埃落定吧。
后来,吴剑琴的人生其实并没有与苏联或者俄罗斯产生什么关联,她只是会一直关注有关俄罗斯的新闻,甚至在去世前几个月的时候,还在看有关普京先生的各种消息,但她什么也没评价(她那代人早已害怕去评价事物了吧)。
她完全不会说俄语了,一门几十年没有说出的语言在她的脑子里,早就坍缩成了模糊的音节和口型。
有一次,她费了好大功夫说出半个“您好”这个单词的时候,自己乐呵地笑了好半天——还专门把假牙摘了,捂起嘴,继续笑,为了笑得舒坦一些。有时候,老年人开心的时候也难免给人一种笑中带泪的错觉。
很遗憾,她活着的时候一次都没有去过那片土地,我也无从了解她是否对那里有过什么热情的幻想,或者陈年的追忆。我只能通过一些简单而朴素的片段,嫁接出一种可能存在的关联,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关联。
比如,某年夏天,我把喝剩了的半瓶伏特加放在她房间里,然后就在床铺上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去赶飞机,没顾上收拾。第二年冬天,我再从外地来看她时,吴剑琴拿出了那半瓶伏特加,给我倒酒,瓶身上套着一个小心翼翼织起来的毛线套子。
于是,那瓶伏特加在我的脑袋里,便拥有了某种超越本身价值和口味的特殊隐喻。它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亲情的一部分,人生的一部分,时间的一部分,冷与热的一部分。
2022年,当看到戈尔巴乔夫去世的消息时,我立刻想要转发给吴剑琴。不过那个时候她已经不在了。某一刻,看着停格在某年某月的微信对话框,我非常想把那半瓶伏特加一口喝干。
这些小事汇集起来,可以这么理解:一个曾经被俄语召唤又被俄语抛弃的人生故事。它构成了某种时代感、破碎感、宿命感。也构成了我最开始写“苏俄转播”文章时的众多情绪底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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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想继续写写更多的人和事。这一次,不写太遥远的世界了。不宏大叙事,就聊聊小事,记录下点滴。目前的打算是,从身边的人开始,从流转四方又聚到一起的朋友们开始,从各行各业的奔走者们开始。
如果你也有关于“俄语”、“丝路”相关的经历想要分享,可以聊聊。
欢迎邮件联系:koktebel@163.com
这次就是这样。下回写写我的朋友 Dima 大哥,一个风度翩翩有着贵族气质和不一般身世的,中俄混血。


老吴的“冷物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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