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与民主化的限度｜Political Studies

学术 2024-11-05 10:16 上海

编者荐语：

回顾20世纪以来民主理论发展的历史，自由民主在西方理论界的主流地位一直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在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里，西方自由民主制成为最好且唯一的选择；然而在21世纪，自由民主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美国遭遇了严重危机，自由民主并没有带来民主的结果，反而成为民主的祸根。自由主义何以与民主相辅相成却又对民主形成制约？在本文中，戴维·毕瑟姆深刻剖析“自由”与“民主”结合的内在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对民主施加了何种限制，为自由民主制度危机产生的根源提供理论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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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与民主化的限度‍‍‍‍‍

摘要

自由主义既为现代民主奠定了必要基础，又对其形成制约，这种双重性使得对自由主义的民主批判变得既迫切又棘手，因为目前威胁到自由民主本身的条件。本文探讨了其中的两个条件——代议制和有限政府原则，以探究其可能对民主化者的合理抱负施加的限制，一方面在于扩大政治参与，另一方面是推进民主化的社会议程。

学人简介：

David Beetham, 英国利兹大学荣休教授

文献来源：

David Beetham (1992) "Liberal dem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tization," Political Studies, 40-53.

本文作者David Beetham

引言

毕瑟姆认为，民主是一种有集体约束力的规则和政策——其由人民实行控制——的决策模式，而最民主的安排是，集体的所有成员都享有直接参与这种决策的有效平等权利——也就是说，这种安排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人民控制和平等原则。民主应当被正确概念化为光谱的一端，而光谱的另一端则是一种制度，即人民完全被排除在决策过程及其控制之外。关于民主意义的争议，表面上看似概念上的分歧，实则是关于民主到底有多少是可取或可行的争论。对于现存的政治安排，提出如何使其更加民主化的问题都是有意义的。而“民主化”这一概念既表达了沿着该光谱明确的变革方向，也表达了一个政治运动或变革过程，这可以适用于任何特定系统，不仅仅是从威权或独裁的统治形式转变。

如果把自由主义的理念加入民主的概念中，就像在“自由民主”这个合成词中那样，就会发现这种关系既是相互必须的，也是紧张或对抗的根源。一方面，古典自由主义特有的某些关键假设和制度，在19、20世纪对于在民族国家层面上维持民主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废除或不使用它们的企图，对民主来说是灾难性的。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也成为民主化进程的制约因素，同样的两个世纪见证了自由主义者和各种类型的民主主义者之间几乎持续不断的斗争，即关于民主化应该采取何种程度和形式。因此，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既为民主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平台，又对民主施加了限制。正是这种自相矛盾的结合使得我们很难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自由民主有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毕瑟姆建议，这一问题应当改写如下：自由主义在历史上对民主化进程的限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克服，而不破坏民主本身的基础？

I 自由民主结合的矛盾

毕瑟姆考察自由民主结合的各个方面，认为自由主义在五个不同层面上对民族国家的民主是不可或缺的。第一，保障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结社自由等作为个人权利受到特别法律的或宪法的保护；第二，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第三，代议制议会的机构；第四，有限国家的原则，以及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分离；第五，公共利益的唯一标准是自由组织的人民将选择什么，而不是一些专家或预言家根据更高级的知识所颁布的法令。古典自由主义的原则和制度已经证明是大众政治时代民主生存所必需的。

到了20世纪末，个人权利的概念本身在人民意志、集体利益或实现更高形式的自由的名义下受到攻击；三权分立在人民正义的名义下受到侵蚀；代议制议会的权力在直接民主、职能代表制或苏维埃政权的名义下被削弱；以民主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名义取消了公私领域的分离；关于共同利益的多元化思想在人类生活目的或未来历史进程的既定真理面前被认为是错误和混乱的根源。这些观点或行为试图以更完美的民主的名义废除民主中的自由主义因素，然而作者认为，这只会成功地破坏民主本身立足的基础。原因在于，民主作为一种治理方法，并不是人民在某一特定时刻可能做出的任何决定，而是一套确保他们持续控制公共决策过程的安排。对于这些安排，古典自由主义时代的独特发展，无论是否称之为“资产阶级”，都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其与民主的相关性在于自由主义本身努力使专制国家受到某种公共问责和社会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理解以这些独特的自由成分为基础的民主，那么就没有真正的民主替代自由民主。然而，这只是1990s苏联解体后自由民主的其中一面。

“自由民主”的另一面是自由主义者和各种民主主义者就民主化的程度和形式进行连续斗争的历史。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之间的第一场斗争是关于扩大选举权的，并围绕着私有财产和家庭这一社会制度展开。古典自由主义遗产的其他方面一直对作者所定义的民主怀有深刻的敌意：即有集体约束力的规则和政策——其由人民实行控制，其中人民并不包含所有人。在每一种情况下，自由主义者都致力于捍卫一个关键的社会制度——一方面是私有财产，另一方面是家庭及其等级分工——这构成了他们抵制扩大选举权的基础。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私有财产和家庭等级分工损害了正式政治层面的平等。第二场斗争是关于使平等公民的政治控制原则适当有效所必需的社会议程。自由主义着重于代议制，以及代议制如何不仅作为一种必要的问责手段，而且使人民与政治进程保持距离，并在专门参与政治的专业政治家精英与非政治化、私有化的公民之间建立分工。反对这些的是各种各样的民主主义者：从那些将公共领域定义为与私人领域有质的不同且在道德上比私人领域更高级的人，到那些试图使代表受到严格授权和召回的限制的人，再到扩大政治参与和直接民主的倡导者。

至此，作者认为，“自由民主”这个词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自由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模糊。自由主义不仅为现代世界的民主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而且也对民主构成了重大限制。与其寻找自由民主的替代品，不如探讨：在扩大人民控制和平等行使其权利的意义上，民主化进程能够走多远，而不破坏民主本身的条件？简而言之，民主化的极限是什么？

II 代表制与时间经济

在着手考虑代议制之前，作者首先考察民主得以正当化和民主得以推进的理由，认为民主得以推进的关键价值就是一个民族集体和公民共同行使这种规则或政策控制的自治或自决，这要比以保护人民利益为名的民主更具有说服力。自治意味着有权平等地参与集体决策的进程，并在公认公平的辩论和决策程序下参与这一进程。而这足以让人质疑自由民主的关键制度之一，即代表制。代表制意味着将对决策的控制权交给他人，因此只能间接地行使任何控制权;它构成了一种不平等的条件，只有少数人有权参与决策，而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外。这样的委托怎么可能与自治相容呢？要说公民在自愿同意这种放弃的情况下保留了自主权，就必须先确定一种令人满意的给予这种同意的机制。即便如此，这也不能成为维护自治的充分条件，因为同样的论点可以证明自治与独裁是相容的，如果人民同意的话。独裁和奴隶制一样，是一种典型的他律状态，无论如何达成。另一方面，认为绝大多数人天生就不能在政策或立法问题上做出有原则的选择，充其量只能选择别人来做，这将是放弃民主辩论本身的领域，因为民主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在公共政策的决定中，优先考虑相互竞争的价值观，这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到的。

不可避免的结论是，代表制度构成了对公民自主权的实质性放弃或削弱，其正当性只能来自于对时间的实际性考虑，即只能有较少的人能够全职从事对立法工作的关注，其余人则承担与其有限的时间跨度相适应的任务，在相互竞争的选举方案所体现的政策和立法事项之间作出决定，并评估负责执行这些方案的人的能力。如此，大多数人都能花更多的时间从事政治活动;但这是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参与的最低限度。在政治时间的经济中，投票选举以少量的时间支出提供了相当程度的控制，即对当选者的一种持续的控制，要求他们对自己的行为给予公开解释，并通过各种表达渠道不断注意公众舆论，如媒体评论、民意调查、政党会议、游说活动等。

第二点要说明的是，代议制民主允许其公民进行比参与投票的最低限度大得多的政治活动——通过加入政党、压力集团、工会、竞选组织、抗议会议等等。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活动可以被视为结社自由的自然产物，这是选举进程所必需的，也是对这一进程的公认局限性的回应。通过媒介来动员舆论以及对出现的具体关切问题施加影响，是对选举进程僵硬的一个重要补充。

从民主的观点来看，代议制民主在实践中的问题，与其说是将政治活动限制在投票上，不如说是限制了民众更广泛参与的机会，以及它对政府的影响程度，而这种限制取决于各种资源——时间、金钱、学识能力——在不同的人口阶层之间的分配不均衡。言论和结社自由不仅为比投票更广泛的政治活动提供了保障，而且也是一种将民间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传递到政治领域的手段。因此，在这一点上，民主化的最低限度的议程应缓和政治影响的不平性：一方面，限制个人和强权公司使用财富控制媒体、赞助或“保留”当选代表或资助竞选活动以购买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改善社会边缘化群体及其代表参与政策进程的机会。

代议制构成了民主化进程的限制之一，那么理论家仅仅证明代议制如何与保留一定程度的自治相协调是不够的；它还必须得到公民自己的同意。因而我们需要一个比选举投票更适当的同意机制。很难想象，如果不这样做，如何能使代表权所涉及的自主权的让渡不仅可以保持在最低限度，而且还可以受制于自主性所要求的明确授权。

III 有限国家与民主化的社会议程

社会不平等限制或损害了政治平等，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认为，迄今为止所建议的措施充其量只是补救性措施，并没有触及经济和家庭、生产关系和再生产关系中的不平等根源，因而民主化战略必须直接延伸到这些领域。特别是，这种战略不应受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自由区别的约束，即民主规范仅限于前者，而等级关系在后者中继续受到忽视。这不仅是因为民间社会的关系对正式的“政治”领域产生影响；还因为民间社会的机构由于其对人民生活的重要性，本身就构成了民主化的一个关键竞技场。然而这种策略是否有可能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侵蚀自由的区别或超越限制——这些都是维护代议制民主本身所必需的，这将是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财产领域和性别领域提出了不同的问题，尽管它们之间有很多相似性，作者将分而论之。

1 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

自由主义的论点是，代议制民主必须是资本主义民主，因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确保对国家权力的必要限制，使其能够被民主控制。其五个基本观点是：第一，如果国家拥有并控制所有的生产性财产，它将能够剥夺资源，甚至剥夺那些反对其政策的人的生计。第二，资本主义能够容忍社会所有制形式（合作社、集体福利组织等），为多党竞争提供了可靠的基础；第三，国家对市场的控制会扼杀社会的独立主动性。第四，市场被认为是一种比政体民主得多的机制，因为它允许消费者有最大限度的个人选择和权力；第五，民主所固有的政治自由取决于能够相互制约的多个权力中心，其中最关键的是政治和经济领域之间以及每一领域内部的权力分离。与之对应的社会主义的五个基本观点是：第一，私有制使工作场所的民主化成为不可能，而且也阻碍了在更广泛的政治领域行使自主权；第二，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容忍”极为有限，因为是在它们被迫在妨碍自由民主有效性的条件下运作；第三，把关键的经济决定留给市场力量，就是把集体自决的一个关键领域交给私人随意发挥；第四，市场的特征是加剧人们带来的资源的不平等；第五，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在与国家结合的方式上表现出多样性，但这种多样性实际上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主要由于资本主义内在与生产环节紧密结合的阶级冲突。

对比以上几点，作者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两者相互对应又完全相反，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是实现民主的必要条件，而自由主义者则是，资本主义是维护任何民主的必要条件；第二，并非所有自由主义的主张对社会主义的不同观点都具有同样的对抗力量；第三，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命题，强调了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关键的历史困境，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仅仅说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如何扩大民主是不够的，它们还必须在自由民主体制框架内为实现这样一个社会提供可信的战略。

2 女权主义的民主化战略

与社会主义不同，女权主义的民主化战略并不像某些形式的社会主义那样威胁到有限国家或政治多元化的原则，虽然他们挑战男性权力和特权的基础，但这样做并没有威胁到作者所描述的自由民主的定义特征。尽管性别权力比财产权力具有更多的影响，但很难设想男性权力将组织起最后防线来威胁民主秩序。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女权主义为符合民主的社会关系的逐步转变提供了比社会主义在本世纪所实现的更合理的前景。女权主义民主化议程影响深远，但并不全面。它一方面重新分配照顾家庭的时间和负担，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政治参与和工具的模式对议会和选举程序进行改革。女权主义者主张私人领域本就是政治性的，意味着它是权力关系的关键场所，这些关系既影响公域的政治特性，也影响其参与方式。

IV 结论

作者通过分析自由民主的组成概念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自由民主的理论。自由民主的定义包含了本文开头所概述的自由主义遗产的五个要素，这可以被解读为它的定义特征。有力的理论主张是，如果没有这些要素，现代国家层面上对集体决策的民众控制就不可能持久。然而，在这些因素所提供的框架内，在民主化者寻求扩大和更平等分配人民控制权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与那些起到限制作用的自由主义其他特征之间的反复斗争。最后，从理论主张和历史叙述中得出的实践问题是，在不威胁民主秩序本身的其他基本条件下，民主化能够走多远？

像所有实际问题一样，这个问题最终只能在实践中解决。然而作者已经提出了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代表制尽管对自治施加了限制，但仍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民主的必要性；以及民主化的社会议程可能侵犯有限国家原则的问题。在这里，作者自始至终在探讨什么可以被称为民主化的极限。然而，在自由民主的限制范围内，仍然有很大的余地来进一步扩大民众平等控制政策的机会。总之，自由民主的历史还没有结束。争取民主化的斗争将会而且应该继续下去。

“本文有删减，详细内容参见阅读原文”

编译 | 时玉青

审核 | 张思烜

终审 | 陆逸超

©Political理论志

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代表理论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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