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如何获取信息？来自大数据研究的结果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学术 2024-11-14 10:14 浙江

编者荐语：信息的作用一直是立法组织研究的核心，但对于政治家试图获取和考虑的信息，却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解释了委员会的党派动机如何影响委员会何时更有可能为政策学习寻找分析信息，展示了不同类型的证人如何在其证词中提供不同水平的分析信息，以及委员会—尤其是主席和多数党成员如何在一系列党派驱动的条件下寻求能够提供高水平分析信息的证人。其次，委员会对政府分裂的党派环境的反应是邀请较低比例的官僚作证。最后，本文展示了共和党多数派在1995年撤销技术评估办公室（OTA)后，如何减少了对研究型证人的邀请，而这些证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会的内部能力。

因公众号推送规则变更

点击标题下方蓝字关注+星标 “Political理论志”

不错过社会科学前沿精彩信息哦

具体操作如右 →

政治家如何获取信息

摘要：

政治家如何获得信息以及向谁寻求信息？信息的作用一直是立法组织研究的核心，但对于国会试图获取和考虑的信息，却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为了研究国会与外部团体之间的信息流，本文构建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数据集，涵盖1960—2018年间74082场国会委员会听证会和755540名证人。我们展示了证人构成在不同时间和委员会之间的变化，以及不同类型的证人如何提供不同程度的分析信息的描述性模式。本文根据委员会的意图、分支机构间的关系和国会的能力，对委员会为何会邀请不同的证人提出了理论预期。本文的经验证据显示了委员会的党派考虑如何影响委员会向外部人士寻求信息的程度以及他们向谁寻求信息。

作者简介：

Hye Young You 纽约大学

Pamela Ban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Ju Yeon Park 埃塞克斯大学

文献来源:

Ban, Pamela, Ju Yeon Park, and Hye Young You. How are politicians informed? Witnesses and information provision in congr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7.1 (2023): 122-139

本文作者之一 Hye Young You

一、引言

国会议员做出的决策具有重要且潜在的深远影响，并不断面临行动压力，在这种环境下，信息是议员考虑立法时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议员可能需要关于需要被解决的问题的重要性的信息，有关政策建议对其选民可能产生的影响的信息，以及连任机会的信息。公司、智囊团和其他团体试图通过提供信息来影响立法者。因此，议员对信息的需要成为外部团体进入并施加影响的机会。尽管理论界对信息在立法组织中的作用以及立法者与外部团体之间的互动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但对国会试图获取和考虑的信息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国会议员向谁寻求信息？信息内容如何因提供者的身份而异？诸如政府分裂和国会能力等制度条件如何影响信息获取？对这些问题的实证探索对于理解信息在立法机构中的作用以及议员制定政策的效率至关重要。

本文通过研究1960年至2018年各委员会邀请的证人类型，以及各委员会在何种情况下更倾向于邀请某些类型的证人，对国会与外部团体之间的信息流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分析。本文首先介绍了在收集到的数据的58年期间，74082场听证会和755540名在国会作证的证人的邀请模式。本文将证人的组织归属分为18种类型，提供了描述性模式，以追踪证人构成在不同时期、不同委员会和不同多数党之间的变化。此外，文章还展示了证人证词的内容如何因一个特定的特征—“分析性”信息的数量—而有所不同，并展示了这一特征如何因证人的隶属关系而有所不同。

二、国会听证会和证人的新数据

‍‍‍‍

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1960年至2018年国会委员会听证会和证人的新数据集。

数据收集自ProQuestCongressional。该数据集包括在此期间参加众议院、参议院和联合常设委员会听证会的74082名证人的全名和组织隶属关系。对于每场听证会，我们提取了以下听证会层面的信息：标题、日期、委员会名称、听证会内容摘要以及听证会上审议的法案编号.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了进一步处理，构建了捕捉证人特征的关键变量。我们主要关注证人的隶属关系，我们将证人的隶属关系分为18种类型。表1列出了这18种类型，每种类型在我们的数据集中所占的比例，以及每种类型中证人隶属关系（或头衔）的示例、以及18种不同类型的9个更宽泛的母类，这些母类将用于稍后的数据图表展示。

表1

（一）描述性统计证人构成

本文的新数据集显示，在国会露面的证人数量随时间变化很大。图1显示了从1960年到2018年，每两年国会各院出庭证人的总数，以及每两年国会各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的次数。从中可以看出几个主要模式。首先，证人数量的高峰期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第95届众议院（1977年至1979年）和第93届参议院（1973年至1975年），外部证人数量分别达到29,665人和17,027人。这可能与1974年《小组委员会权利法案》导致的小组委员会数量增加有关；党派两极分化的兴起将权力和资源从委员会主席手中转移到了党派领袖手中，利益集团游说活动的增加以及筹款时间需求的增加，也可能导致听证会和证人数量的减少。从图1中还可以看出参众两院之间的其他两种模式。首先，证人数量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呈现类似的趋势；当一个议院的证人数量上升[下降]时，另一个议院的证人数量也会上升[下降]。其次，在任何特定年份，众议院的证人人数总是多于参议院的证人人数。

图1

不同时期证人的隶属关系构成见图2。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将前文所述的18种从属关系归为图2中的9个母类别。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智库和研究类的证人比例逐渐上升，来自会员协会和地方政府的证人比例逐渐下降。除了这些跨时间的趋势外，在观察各委员会的描述性模式时，也出现了有趣的变化。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和政府运作委员会中，官僚证人占了很大比例。

图2

（二）证人证词内容的差异

在本节的描述性统计中，我们以证人证词中的分析信息量为例，说明证人证词如何因其所属类型而异。为了衡量哪类证人倾向于在听证会上提供更多的分析性信息，我们对证人证词的三个方面进行了量化：每位证人在听证会上说了多少词，每位证人在听证会上使用了多少可能传达分析性信息的关键词，以及这些关键词在每位证人在听证会上说的所有词中所占的比例。我们关注的主要自变量是证人从属关系类型。图3显示了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中证人类型固定效应的系数，该回归预测了证人使用关键词的比例。

图3

从图中可以看出，来自智库和研究机构的官员和证人往往在证词中提供最高比例的分析性信息。另一方面，没有组织背景的公民个人和代表宗教机构的证人倾向于提供最低比例的分析性信息。根据图3，官僚和公民的系数之差为0.017。鉴于本分析中的证人在听证会上平均发言约1923字，官僚在听证会上平均使用的分析性关键词可能比普通公民多32个。

本节所展示的模式表明，并非所有证人证词所提供的信息类型都相同。在研究听证会证词中分析性陈述的相对数量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委员会可能会根据其邀请的证人类型获得不同数量的分析性信息。这就说明了证人的组成对委员会有多么重要的影响，因为证人的邀请不仅表明委员会选择听取谁的证词，而且还表明委员会最终可能从证人那里获得不同类型的信息。

三、委员会的激励措施如何影响证人邀请‍‍‍‍‍‍‍‍‍

本文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其中包含了代表委员会党派动机的三个条件如何影响委员会向谁寻求外部信息。我们认为，委员会，尤其是委员会主席和多数委员作为委员会程序的主导者，会在以下三种主要由党派因素驱动的情况下寻找能够提供分析性信息的证人：（1）当委员会主席尚未确定委员会对审议中的政策的立场时、(2)当多数党统一执政时，(3)当政党领导层缺乏抑制委员会寻求信息能力的动力时。下面，我们将详细说明在这三种情况下，我们如何预期委员会会邀请更多的证人能够为决策提供分析意见。

（一）委员会意向

证人邀请模式可能会根据委员会举行立法听证会的意图而有所不同。委员会主席可以在不包括提交给委员会的法案的情况下举行听证会—转介听证会。转介听证会突出和关注法案，而非转介听证会则不以立法作为听证会的基石。由于听证会主席有两种选择，因此选择转交听证会意味着对法案的关注与听证会主席自己的党派目标一致。与转介听证会相比，非转介听证会可能反映了主席举行听证会的意图，即更多地了解问题领域或潜在立法。在非转介听证会上，委员会本身尚未就某项议案表明或推进公开立场，因此具有从专家处寻求分析信息的灵活性和动力。在转介听证会上，委员会成员更有可能出于了解政治信息的目的，这种信息可以让委员会衡量某些群体的具体观点以及所审议法案的可行性。委员们可能希望从各利益相关方，特别是选民和某些利益集团那里了解支持或反对当前具体法案的立场或理由。特别是，委员们可能希望从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如可能受立法影响的群体）那里寻求信息，以了解政治信息。因此，委员会成员可能希望根据他们的听证意图寻求不同类型的证人；他们可能会改变他们寻求信息的范围以及他们邀请作证的来源。这就引出了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委员会意图假设：

与转介听证会相比，委员会在非转介听证会中邀请的证人范围更窄，能够提供分析性信息的证人相对更多。委员会在转介听证会中邀请的证人将更加多样化，来自可能受立法影响的群体的证人将相对多于非转介听证会。

（二）分支机构间关系

其次，本文考虑了在政府分裂与政府统一的情况下，多数党代表团是否会邀请更多能够为政策决策提供分析意见的证人。由于委员会考虑到了他们对决策过程的控制程度以及官僚们所拥有的信息优势，因此部门间的关系会对委员会参与政策学习产生特别大的激励（或抑制）作用。首先，分裂的政府会造成立法机构对实施过程的控制，因此，国会制定了许多立法和程序上的解决方案来增加其对行政部门的影响。

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当多数党统一控制政府时，他们有动力去寻找信息，以制定最有效的立法解决方案。当政府的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之间（尤其是在总统优先考虑的问题上）存在政策分歧时，多数党委员会成员在希望获得官僚的专业知识和限制行政部门的影响力之间的权衡就变得尤为突出，而这种情况在分裂政府时期更有可能发生。因此，当国会中的多数党与总统所属党派不同时，多数党的委员会成员可能会面对代表对立方的官僚证人，因此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转向其他专家信息来源，如其他类型的证人或国会内部来源。

这就引出了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部门间关系假设：与统一政府时期相比，分裂政府时期的委员会在立法听证会上邀请的官僚证人相对较少。

（三）国会能力

本文考虑了政党领导人出于党派动机对国会内部能力的改变如何影响委员会识别和寻找能够为政策学习提供高水平分析信息的证人的能力。学者们将国会能力描述为国会的内部资源水平，其中一个主要资源是国会支持机构。

国会能力假设：

在取消技术评估办公室（OTA）后，更依赖OTA的委员会在立法听证会上邀请来自智库和研究机构的证人将相对减少。

四、实证

（一）委员会意向和证人邀请

本文使用以下回归和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Y_hict=βHearingCharacteristics_hict+γCommitteeCharacteristics_ct+α_i+α_c+α_t+ε_hict,

其中，h表示听证会，i表示议题，c表示委员会，t表示国会。

根据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的意图，哪些类型的证人被邀请得更多或更少？图4提供了委员会意图假设的证据。委员会倾向于邀请能够为非推荐性听证会提供更多分析性信息的证人，这些听证会相对而言更注重政策学习（图4中的负系数）。

图4

首先，结果表明，委员会倾向于在非转交听证会上比在转交听证会上更多地寻求官僚—他们的分析信息以及有关政策制定和需求的专家信息。其次，结果还显示，委员会邀请智库或大学（"研究机构"）的证人参加非转交听证会的次数相对多于转交听证会。来自工会、行业协会和会员协会的证人在转介听证会上比在非转介听证会上更有可能被邀请作证（图4中的正系数）。这表明，一旦委员会在决策过程中走得更远，正在审议一项具体法案，他们就更有兴趣从那些代表将受立法影响者或代表不同个人和组织群体的证人那里了解政治信息。

（二）分支机构间关系和证人邀请

与统一政府时期相比，分裂政府时期（众议院多数党与总统所属政党不同的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较低。我们使用以下回归和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Y_hict=βHearingCharacteristics_hict+γCommitteeCharacteristics_ct+δCongressCharacteristics_t+α_i+α_c+α_p+ε_hict,

其中，h表示听证会，i表示议题，c表示委员会，t表示国会，p表示总统。

图5

我们的分析并未显示政府分裂与受邀在听证会上作证的证人数量或证人类型多样性之间的关系。然而，我们的分析结果确实表明，与统一政府时期相比，分裂政府对委员会邀请的官僚机构证人的比例有负面的、统计上显著的影响。这为我们的部门间关系假设提供了支持：在政府分裂时期，委员会（由国会多数党控制）较少可能邀请由反对党控制的行政部门的官僚证人。尽管在政府分裂时期，委员会邀请官僚作证的比例可能较低，但委员会通过邀请两类证人的比例较高来弥补这一不足。图5显示，政府分裂对委员会邀请智库和大学证人（"研究"）以及国会内部证人（"国会"）的比例有积极的、统计上显著的影响。

此外，我们进一步研究了政府分裂对官僚作为证人的影响。我们研究了邀请官僚作为证人参加国会听证会的战略决策是否也会因总统的议题优先顺序而变化。在政府分裂时期，当委员会就总统优先考虑的问题举行听证会时，委员会主席和多数党代表团可能不太可能邀请代表行政部门观点的官僚。为了衡量总统的议题优先级，我们使用了比较议程项目的国情咨文演讲数据集的数据，图6显示了结果。就总统不优先考虑的问题举行听证会时，邀请官僚作为证人的频率在统一政府时期和分裂政府时期差别不大。然而，当听证会涉及总统优先考虑的问题（"高关注度问题"）时，则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委员会可能受到主席及其多数党代表团的党派动机的驱使，在众议院和白宫的多数党相同时，邀请官僚参加听证会的次数相对较多，而在政府分裂时，邀请官僚作为证人的次数相对较少。

图6

（三）国会能力和证人邀请

本文估计了以下差分模型，以考察与不主要依赖内部信息的对照组委员会相比，受处理委员会的证人邀请模式是否呈现出独特的趋势：

Y_hict=βTreated_c+Congress_100+s+(Treated_cCongress_100+s)+ρX_hict+α_i+ε_hict

图7显示了两种结果：(1)在听证会上作证的证人数量；(2)来自智库和大学的证人比例。

图7

图7证实了国会能力假设的预期：在取消OTA后，更依赖OTA的委员会邀请来自智库和研究机构的证人将相对减少。我们的分析表明，政党，尤其是政党领袖，如何通过大幅削减委员会所需的资源和专业知识，对委员会的审议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五、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研究了国会与外部团体证人之间的信息流。首先，我们的结果表明，委员会成员会根据委员会的意图寻求不同类型的证人和不同类型的群体：他们是在探讨一个立法问题，因此可能是在学习关于未来立法潜在领域的分析性信息，还是在积极考虑一个具体的法案，因此可能是在收集关于选举条件或法案可行性的信息。这反过来又表明，在委员会政治的不同阶段，不同的群体可能有不同的机会通过信息前瞻性来施加影响；密切研究这一点以及这些机会的含义的扩展研究可能会进一步引起利益集团政治学者的兴趣。

此外，我们发现，委员会对政府分裂的党派环境的反应是邀请较低比例的官僚作证。政府分裂与较低的官僚邀请率之间的这种联系，不仅对委员会获得的信息有影响，因为官僚在证词中提供了大量的分析性信息，而且也表明委员会可能会选择对党派因素而非信息因素做出反应。正如我们的数据所示，官僚是委员会最常见的证人类型之一，不同机构的官僚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可能对未来研究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国会委员会和执行机构之间的跨部门信息共享特别有前景。

最后，我们展示了共和党多数派在1995年撤销OTA后，如何减少了对研究型证人的邀请，而这些证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会的内部能力。在OTA被取消前后，证人引用的信息质量和科学证据的使用可能会发生变化。进一步探究国会能力的下降如何影响证人证词中科学证据的陈述和使用，可以丰富学者们对研究和科学在美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的理解。

编译 | 梁文思

审核 | 安宇洋

终审 | Mono

©Political理论志

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代表理论志意见

前沿追踪/理论方法/专家评论

ID: ThePoliticalReview

“在看”给我一朵小黄花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2OTYwMDg3Mw==&mid=2247543464&idx=4&sn=62a33381ea41c04e2b5b2aac3a65324f

PoIiticaI理论志

搜索“理论志”，发现新学术：十余万社会学人、政治学人、国政学人、政经学人共同关注的学术平台。目前，我们主力追踪全球政治社会、国家理论与政经研究新动态。

最新文章

与理论志开展合作

贺雪峰：警惕制度软化：基层治理的危机丨理论与改革

贺雪峰桂华：行政激励与乡村治理的逻辑 | 学术月刊

蔡晓莉等：基层政府如何在不信任环境中执行社会政策？|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从“自保式执行”到有效治理 | 社会学研究

谁能监管“巨无霸”平台？来自Facebook、X 和YouTube的证据｜Political Communication

技术公司与公众利益：国家在社交平台治理中的作用发挥 | ICS

TikTok背后的政治传播与平台治理逻辑｜Policy & Internet

免于伤害：平台如何治理暴力？ | Policy & Internet

社会契约论中被忽略的政治思想家：“第四剑客”霍尔巴赫 |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社会契约的理想破灭了吗？|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我们心智中的道德：一个研究综述 |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契约论国家的起源：罗斯福新政与爱国主义丨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霍布斯研究的当下：围绕霍布斯的忠诚展开 | Studies in British Philosophy

铁票仓为何难摇摆：地区如何（再）生产美国人的党派依附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美国政治的两个层面：党派与意识形态的认同以及反建制倾向 | AJPS

分裂民主政体中的党派性与认同 | APSR

社会暴力如何影响选民投票偏好？| APSR

政治极化时代党派关系的经济后果 | AJPS

专业知识悖论：专业知识是如何阻碍政治回应的？|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和社会理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一个知识社会学的剖析丨Isaac Reed & Mayer Zald

科学的合法性：知识又一次走向危机？ |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人民日报2022年整版 | 尉建文：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

王正绪：厘清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基本差别

为不平等辩护？优绩主义的定量证据丨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优绩主义的暴政：一个数量化的视角丨Economy and Society

对道德任意性论证的康德式重构：天赋与出身如何破坏分配正义 |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考试招聘一定公平吗？关于官僚中立神话的冷思考 | RPPA

战争历史社会学综述：普通人何以卷入战争

历史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的交集？|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面向全球的历史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问题 | Cultural Sociology

ASR：破解历史社会学对“资本主义过渡”解释缺失之谜

卧薪尝胆？非市场手段如何促进战败国工业化｜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战争社会学 | 中国学者发表第一篇Sociological Theory | 唐世平：族群战争的爆发：一个广义理论

陈明明：政治学视野中的国家安全：历史、战争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 社会科学杂志

朱天飚：国家与社会的博弈：工业发展战略的比较政治经济分析 |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郁建兴等：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化——基于“全国社会治理创新案例（2022）”的分析 | 行政论坛

燕继荣：体系与能力再造——新时代十年国家治理改革 | 中国行政管理

姚东旻崔琳张鹏远周雪光：中国治理模式的选择与转换——一个正式模型 | 社会

王海涛：治理视域下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及其影响 | 党政研究

播什么？谁在看？电视节目中的政治信息及其消费

欢迎关注国关计算理论志！

荧屏上的大选：电视辩论的比较政治学

政治家如何获取信息？来自大数据研究的结果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欢迎关注国关计算理论志！

田野赵莉：全球化如何塑造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选民基础——一种选举地理的视角

解构特朗普的政治语言学策略｜NBER

我们心智中的道德：综述

欢迎关注国关计算理论志！

顶刊推介 | 社会信用体系：道德标准的制度化

分类

时事

民生

政务

教育

文化

科技

财富

体娱

健康

情感

旅行

百科

职场

楼市

企业

乐活

学术

汽车

时尚

创业

美食

幽默

美体

文摘

原创标签

时事社会财经军事教育体育科技汽车科学房产搞笑综艺明星音乐动漫游戏时尚健康旅游美食生活摄影宠物职场育儿情感小说曲艺文化历史三农文学娱乐电影视频图片新闻宗教电视剧纪录片广告创意壁纸头像心灵鸡汤星座命理教育培训艺术文化金融财经健康医疗美妆时尚餐饮美食母婴育儿社会新闻工业农业时事政治星座占卜幽默笑话独立短篇连载作品文化历史科技互联网

发布位置

广东北京山东江苏河南浙江山西福建河北上海四川陕西湖南安徽湖北内蒙古江西云南广西甘肃辽宁黑龙江贵州新疆重庆吉林天津海南青海宁夏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英国西班牙新西兰韩国泰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荷兰柬埔寨俄罗斯巴西智利卢森堡芬兰瑞典比利时瑞士土耳其斐济挪威朝鲜尼日利亚阿根廷匈牙利爱尔兰印度老挝葡萄牙乌克兰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希腊南非蒙古奥地利肯尼亚加纳丹麦津巴布韦埃及坦桑尼亚捷克阿联酋安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