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大多数研究国家能力及其历史决定因素的文章主要着眼于战争、税收以及法律的规制；而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检验一种与公民互惠合作的国家的历史条件，并寻找其历史起源：从史前史时代两河流域的治水公共产品对国家的塑造作用，到罗斯福新政的社会化支出与二战期间国家能力的联系。济世方能安邦，一系列契约论国家视野下的研究正在重新引导我们对国家能力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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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33年后，新政导致美国联邦政府的空前扩大。二战期间，受到新政救济的公民表现出更多的爱国主义行为：他们购买了更多的战争债券，更多地志愿服兵役，并且作为士兵获得了更多的勋章。这种国家-社会的合作模式是第⼀次世界大战中所没有的。我们将兵役记录与1940年的人口普查进行匹配后证明模式不仅在地区层面，而且在个人层面也成立。为了保证因果推断，我们使用了两个工具变量：干旱与国会中农业委员会代表任期，以估计新政农业补贴额度，以及债券购买、志愿服役和勋章获得等爱国主义行为。
BRUNO CAPRETTINI 圣加仑大学 经济学与政治科学学院
HANS-JOACHIM VOTH 苏黎世大学 经济学部
Caprettini, B. & Voth, H.J. (2023). New Deal, New Patriots: How 1930s Government Spending Boosted Patriotism During World War Ⅱ.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8(1), 46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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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之一 BRUNO CAPRETTINI
一直以来，关于国家起源与国家建构的争论摆荡于由霍布斯开启的强制视角以及洛克等契约论者的合作视角之间。然而，检验国家起源的契约论视角并不容易：1）公民的合作行为往往难以分辨其是否纯然出于自发性2）国家向服务角色的演变涉及长期的历史过程。为了应对这两对挑战，本文选择战争情景，检验罗斯福新政后美国公民在二战中的志愿服役率、战争债券购买率，和战斗勋章的获得率，发现政府的救济与公民的爱国主义合作行为高度相关。罗斯福新政直接将美国联邦政府的支出规模扩大了两倍，将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了政府救济的项目之中，将联邦的触角深入个体，后续二战中地方公民的爱国主义行为与地方新政支出分配额度息息相关（图1）。提高样本的分辨率后，结论依旧保持一致：新政期间受到更多补助的个体（比如失业期间被国家救济项目雇佣）更有可能志愿参军。
然而，受过新政恩惠的地区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容易群情激奋，从而降低参军入伍的机会成本，因此遗漏变量偏差不可排除。美国农业调整协会（AAA）在新政期间负责补贴受冲击的农户，受旱灾影响程度和地方选区议员在农业委员会的比例影响了农业补贴地区间拨付差异；因此为了识别因果性，本文选用旱灾、委员比例作为工具变量。（一战前的旱灾并不影响一战中的爱国主义表现，并且新政前的旱灾无法预测二战后的因变量，说明“旱灾”的工具变量性质优异）
经济大危机期间美国GDP萎缩了近四分之一，城市人口大量失业，股票、商品价格下跌，在农村，价格下跌和气象灾害也带来了一系列破产（特别是1937-38年的“黑风暴”）。面对大危机，美国人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信心受到打击。罗斯福赢得1932年选举后，迅速开启前所未有规模的政府干预工程，生产和就业逐渐回归稳定，此举被认为塑造了美国联邦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合作关系。从联邦紧急救助署（FERA）到公共事业振兴署（WPA），从购买农产品的农业调整协会到提供住房贷款的房主贷款公司（HOLC），再到社会福利法案，美国平民过去仅在邮局与国家发生互动，现如今整个社会都是联邦政府的雇员。罗斯福在1944年演讲中甚至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版“权利法案”的构想。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参加二战，到1944年美国GDP的45%用于战争开销。战时爱国主义有多种表现形式。美国政府从1941年5月开始发行为期10年的战争债券，和税收一起资助战事。据估算，10年期的定期战争债权的实际收益率实际上仅为市场上同期定期债权收益的一半，但出于爱国主义民众还是倾向于购买战争债券。同时，美国政府启动兵役征召程序，短短一年时间内就有110万人自愿参军；但要注意，很多人策略性地选择服兵役——他们选择进入海军或海军陆战队，而非低报酬和高风险并存的陆军——因此，本文仅统计某一县陆军服役比例。此外，勋章也是对战争中积极分子的奖励，需要获得者在战场上完成有生命风险的英勇举动，基本上64%的“荣誉勋章”获得者都战死沙场，因此是爱国主义行动的体现。
财政部根据美联储的报告统计了战争债权的购买情况，我们将1944年的人均购买量作为指标。对于一战志愿兵役情况，我们用Crowder（1918）统计的1917年各县服役的数据。二战的数据则用各县志愿服役占总人口的比例。我们还收集了两次大战中五种勋章获得者的情况（排除非战斗人员容易获得的“杰出服役勋章”），这些数据来自于Hall of Heroes和Hall of Valor的网络开源数据。随后我们用主成分分析将以上三个指标转化为一个反映爱国主义的指标。此外，我们还收集了个人层面的数据，用以增加数据的颗粒度，反映个人层面（而非县级地方层面）的爱国主义行为。银星勋章（silver-star），曾颁给过中国远征军的军人Fishback等人（2003）统计了1933-1939年间新政中各个财政支出项目在县级的拨付比例，我们进一步把包括针对个体的项目支出数据标准化，作为反映财政拨付的分布指标。恶劣天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业项目的拨付倾向，我们因此记录1933-1939年间夏季干旱指数达到旱灾程度的各地情况。对于各地农业委员会中委员构成比例，我们使用1933-1935年间第73届国会的议员个人出身情况，作为AAA项目开始时支付倾向的变量，并将这些议员出身分布匹配到美国国家历史地理信息系统（NHGIS）上。所有其它变量来自193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King et al.,2010），但有四个例外：第一，因为我们没有观察到1930年的国民收入，所以我们改用1939年工资收入来反映；第二，我们从1929年农业普查中获取农民数量和农业收入；第三，我们从县级数据手册中收集了1941-45年县级人均战争合同；第四，我们取1898-1928年的民主党平均得票率和1940年罗斯福得票率。我们的数据总共包含1930个县级单位，并在NHGIS上进行对应（图2显示了主要变量在地理上的对应）。以上图1的散点图已经揭示了新政和战争支持度的关系，现在我们估计地理层面的证据：
我们控制了大部分社会经济因素（人口对数，失业率，老兵比例，来自轴心国移民比例，有色人种比例），这些因素可能影响我们的核心解释变量（例如有色人种可能在新政中受到的倾斜更少）；此外，我们还控制战时受雇于军工行业的情况和1940年的收入，以排除竞争性解释（对战争支持来自于经济合理性）。考虑到美国州际人口差距，我们还在模型中放入48个州的固定效应。表2反映了基本回归结果，第1列显示新政支出每每翻一倍使债券购买量增加19%，第2列显示在新政支出翻了一番的地方，人均志愿服兵役率增加了0.05个百分点，第3列显示新政支出翻倍使每1000人增加0.022名战斗英雄，总体上增加16%。我们构建的爱国主义主成分变量也存在显著关系。在表2中的Panel B，我们将新政支出拆分成六个主要的支出项目，结果表明正向显著关系大体上仍然保持稳定。到此为止，我们的分析还是在县级层面，忽视了个人层面的异质性——受到新政援助的个人可能和志愿参军的不是一个人，例如受到AAA农业援助的农场主受益更多，而农业强制停产则损害了农场工人的利益，如果大部分参军的都是农场工人的话，我们的结论就具有非常大的误导性。因此，检验个体层面的数据十分必要。我们用1940年的人口普查来解决这一问题，由于这项调查包含了职业和住房拥有权，以及服兵役情况，因此我们可以在个人层面把接受WPC雇佣和HOLC贷款的个体和是否志愿参军对应起来。表3的结果发现，受雇于WPC的公民表现出更多的志愿参军行为，而接受住房贷款和农业援助的个体同样也表现出更多爱国主义行为，增加更多控制变量之后，结果仍然保持稳定。表3的第3列进一步列出了广义精确匹配（CEM）的结果：我们将受到处理的个体进一步在更小的范围内与类似的个体进行比较，估计系数不仅保持稳定而且在某些项目（如HOLC）上得到提升。此外，为了从反向论证，在表3的Panel D中，我们对比了在农业价格调整中受益的农场主（他们受到了新政带来的补贴和价格上升的恩惠）与在强制停产中受损的农场工人的爱国主义表现——结果发现，受损的个体志愿参军的比例更少，而受益的个体参加的比例则相反。以上OLS估计不能保证我们的结果可能受遗漏变量偏差的影响——与政府支出无关的因素可能在30年代吸引了新政资金，并且在40年代也导致了更强的爱国主义表现。此外，联邦支出相当一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而分配的。在新政之前民主党较弱的县在30年代获得了更多的资金，如果投票给民主党与爱国主义相关，那么这可能会使我们的结果产生偏差。再者，一些志愿参军的人可能是出于策略性的算计（比如选择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而非出于爱国主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专注于旨在农业领域纾解困境的新政项目：AAA和农业信贷管理局（FCA）。AAA是最早的新政计划之一，大萧条对农民造成了沉重打击，AAA多年来提供了直接财政支持，占1933-39年新政支出的12.1%。FCA额外提供了12亿美元的贷款，相当于所有新政贷款的12%。因为大多数农民可以免于兵役，因此关注农业从业者的志愿服兵役率可以让我们回避策略性服役的问题。我们在此使用两个外生工具变量——旱灾的数量和严重程度以及地方代表在国会农业委员会中的任期，去预测这两个新政的农业领域外生变量对爱国主义的影响。一战后低迷的农产品价格加上30年代以来的干旱与土地退化，大量的农民走向破产，此时AAA出面以固定价格收购农民的牲畜，并且用补贴鼓励农民减产。新政期间发生的旱灾也引导了AAA项目资金的投入去向——旱灾严重的地区收到了更多的政府购买。因此，旱灾可以看作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其外生于公民的爱国主义表现，而只通过农业补贴影响爱国主义表现。原则上，农业资金应根据一套客观标准进行分配；然而在实践中，1933-35年农业委员会的26名成员对资金的最终去向有相当大的影响。对于那些在委员会中任期较长、级别较高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同样地，地方选区的国会议员在1933-35年农业委员会的任期对二战中的爱国主义行为没有直接影响，而只能通过政府农业补贴而作用。从图3可见，两个工具变量能够很好地预测农业补贴情况，并且与爱国主义行为之间均有正向相关性。表4第1列揭示了工具变量的估计，两者均对农业补贴有正向显著关系，并且F检验数接近16，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10，说明这两个工具变量性质良好。第2-5列显示简约式的结果，干旱和农业委员会的存在预测了二战爱国主义行动。干旱系数始终为正且显著，这一结果得到了低p值的肯定。最后4列报告表明政府的补贴对爱国主义行为有很强的影响。第6列表明农业补贴和战争债券购买之间的弹性为0.4。第7列表示补贴每翻一倍，每100人中就会增加0.19名志愿服兵役者，与平均每100人有0.6名志愿服役者相比，这意味着直接增加了三分之一的可能性。对于勋章获得者来说，该地区农业救济每增加⼀番，每1000人就会多获得0.05枚奖章，与样本均值0.14相比，这意味着其影响超过三分之一。主成分分析的结果也与农业补贴密切相关。图四Panel A是1897年至1941年美国干旱的严重程度折线图。虽然“黑风暴”（DUST BOWL）时期尤为严重，但类似的干旱浪潮更早发生过。我们利用历史干旱数据说明：a)1933年之前的干旱并不能预测二战期间的爱国主义行为b)1914年之前的干旱并不能预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爱国主义。并且，遭受干旱袭击但没有获得农业救济的地区在二战中表现出更少的爱国主义行为。此外，表5表明委员会的代表身份本身与爱国主义无关，只有当国会议员成功地将联邦资金引导到他们的选区时，我们才能观察到爱国情绪的高涨。
五、结论
我们不把常见的民族主义神话建构作为爱国主义的来源，而是关注国家能力的契约论基础，特别是对国家-公民的内在互惠合作行为。我们证明，罗斯福新政迎来了联邦支出空前的扩张，从根本上改变了联邦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在新政提供更多支持的地方，公民更有可能在战时为自己的国家做出奉献。这些结果既适用于县级层面，又适用于个体层面。如果国家-社会的互惠关系推动了爱国主义，那么增加税收就会反过来削弱它，事实上，如果政府支出总体上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发现其积极影响就可以合理化，这更有可能发生在社会保险、基础设施支出和国防建设方面。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公民社会资本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协同关系。近来的经济学文献大多关注战争冲突、税收对国家能力的作用。而我们的案例表明，政府干预与公民资本之间的互补性远远超越了税收和法律义务上的服从——政府的社会支出项目促成了公民对整个国家的内在的互惠合作关系。通过这种方式，新政克服了美国社会对权力的不信任传统。因此，1940年后的美国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总体机制，促使从俾斯麦到丘吉尔的保守派政治家效仿增加社会支出，以增强国家能力。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Political理论志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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