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推介 | 社会信用体系:道德标准的制度化
学术
教育
2024-11-12 13:12
浙江
展望一个信用社会: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和道德标准的制度化
摘要:
最近研究就有关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social credit systems)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讨论,但其主要关注点学界仍主要从政治意义上进行探讨,而本文则着眼于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媒体中SCS被构建出的社会和文化意义。SCS一次在2003年被正式提出,基于对2003年以来的新闻报道的分析,本文研究了有关SCS的历史叙述,包括其原理、利益相关者和预期的目标/任务。SCS的建设,一直被看作是基于金融信贷的、具有独特道德取向的社会项目。虽然在西方背景下,信用体系经常被用来对消费者和金融主体进行分类,但中国的SCS案例表明,金融信用评分的道德维度使其能够扩散到其他非金融领域。而且,这种道德标准的制度化被认为是解决长期以来阻碍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各种社会经济和道德问题的有效方法。
作者简介:
Jing Wang , 上海纽约大学
Hongmei Li ,迈阿密大学
Weiai Wayne Xu
,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
Wei Xu,利莫瑞克大学
编译来源:
Wang, J., Li, H., Xu, W. W., & Xu,
W. (2022). Envisioning a credit society: social credit systems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oral standards in Chin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本文第一作者:Jing Wang
本文主要观点
对历史的梳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民众对SCS的看法和观念的复杂性,并明确背后所共有的文化逻辑,这些观念被嵌入至SCS的自动和非自动编码中,并被治理者和被治理的社会群体所接受。中国的SCS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引入的,彼时中国的国有企业、银行和私人组织面临着巨大的债务拖欠问题,并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有效处理坏账和对冲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的信用体系。然而在那时,不仅信用信息是稀缺的,而且没有永久的记录可以在银行之间共享。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中国政府开始设想一种信用经济,在这种信用经济下,信用信息可被收集、记录并在债权人和借款人之间共享。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倡议于2003年正式提出。同时,国务院设立了一个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中央银行领导的部门,以共同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然而,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运动——这一设想的落实由于信息收集和整合的困难而被推迟,直到2014年才开始采用数字技术进行SCS建设。在全球范围内和历史上,信贷一直是评估经济增长和社会关系的一个关键指标。例如,在18和19世纪的欧洲,当蓬勃发展的国际贸易导致现金短缺时,"信用纸 "在商人和消费者中得到普及。在美国,由信用局运作的信用评分系统提供信用分数,用于评估消费者的财务身份和他们在抵押贷款或贷款方面的信用度。虽然这些做法得到了独特的历史或社会经济条件的支持,但它们也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信念,那就是信用在商业背景下成为评估商业前景价值或个人可信度的一种量化方法。在中国,信用体系在金融方面发挥了类似的作用。为了提供多样化的产品、扩大金融市场,银行业和保险业相继推出了各种有关贷款和抵押贷款服务的 "信用计划"。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支付记录——诸如家庭的水电费支付和公司的缴税记录也被记录下来,成为评估借款人信用和贷款人风险的补充材料。这类支付信息既被认为是金融数据,也被看作是个人社会行为和道德标准的反映。这种数据的双重意涵有助于将由金融信息组成的信用体系转化为社会信用体系,而信息技术的采用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转变过程,也使之变的更加复杂。通过参考西方背景下有关信用的社会和文化意义的研究,本文重点关注了过去几十年间中国金融和非金融信用体系在社会和道德层面上的意涵。通过以中国媒体的报道为历史研究的来源,我们分析了媒体有关SCS的表述,并对其如何被正常化展开研究。有关社会信用体系的媒体话语的历史分析显示,"社会"实际上意味着使金融信贷社会化,这表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金融信贷在政治项目中、甚至在引导中国走向道德社会中的作用。此外,本文所展示的治理机制也反映了一个在其他许多国家都可以看到的趋势、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迅速发展,那就是政府开始利用人们的商业/社会行为信息来对公民进行分类、排序和分档。论文来源:Media, Culture & Society(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原文)“在看”给我一朵小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