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荐语：优绩主义（meritocracy）对当今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在校园内的长期田野调查，作者揭示了优绩主义观念何以深入人心、经久不衰。同时，本文与“数量化”的理论对话，指出数量化程度可以作为衡量优绩主义程度的代理变量。作者认为，如果政治观念不转变，近年来许多社会脱离优绩主义的改革尝试最终只会一遍遍刷新优绩主义的定义。
![]()
摘要:
虽然优绩主义的政治理想屡遭批判，在许多自诩为自由民主的国家中，它仍是重要的国民认同。在人们趋之若鹜地追随优绩主义时，我们有必要发问：优绩主义如何被烙印在人们身上？本文认为学习成绩是重要原因。对德国教育系统的一次田野调查表明：即使拿低分的学生也积极捍卫评分体系，原因涉及督促自己进步、社会等级和地位提升。我们把分数置于“数量化”的理论框架中——在校园中，数字的学习成绩强化了优绩主义信念。
作者简介:
Noëlle Rohde 牛津大学
编译来源:
Rohde, N. (2023). ‘To assign people their place in society’: School grades and the quantification of merit. Economy and Society, 1-25.
如今，优绩主义（meritocracy）是很多社会追求的政治理想，它可以被粗略地解释为“最优者的统治”。优绩主义的社会理想是：人们在追求成功、地位、财富的时候应该有同样的起点，而不是因为非自致因素（阶级、种族、性别等）受限——那些为天赋注入努力的人应该上升到社会顶层。在德国，人们同样争取机会平等，呼吁以绩效决定人的成功，默克尔和舒尔茨的一些演说就倡导这一理想。然而，优绩主义的信念也遭到针锋相对的批判：学界开始质疑用优绩主义的口号掩藏的不平等以及社会流动性的假象。虽然概念性的批判已经掀起，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只是初见端倪。优绩主义的信念是如何被烙印在人们心中的？我们的田野调查旨在回答这一鲜有人触及的问题。学校以使年轻人准备好进入社会为目的，自然是优绩主义的沃土。不少研究都揭示了教育系统与优绩主义的关键联系，但很少有研究揭示出它的机制。本文旨在揭示一种优绩主义独特的生产技术：学习成绩。通过12个月针对一所德国学校的民族志田野调查，本文做出了两大贡献。第一，优绩主义信念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学习成绩形成的。即使是成绩很差的学生也积极维护评分体系，他们认为分数使他们得到个人反馈、是社会组织的规则、有利于他们未来的生存和生活——他们的论述表达了优绩主义的核心观点。第二，本文与社会数量化（人类行为、特质、表现的数字表达）的理论对话。数量化不仅是优绩主义信念的编码器，本身也直接引发优绩主义。本文的民族志田野调查是在德国一所综合学校进行的，历时12个月。作者陪同不同年龄的几个精选班级，通过对他们日常校园生活的观察，探究孩子们因为学习成绩“被数量化”的影响。除了在课堂上进行持续的参与观察和在许多其他活动中进行观察，本研究还对学生、家长和教师进行了定性访谈。该校园位于德国西北部一座经济相对繁荣的中等规模城市，拥有约1200名学生和120名教师。在学生群体方面，学校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绝大多数学生来自于被认为属于低社会经济地位（SES）的家庭。然而，并非所有学生都属于这一类别。或许是因为该德国综合学校对平等主义理念的历史承诺，它也吸引了一些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就国籍而言，学校的多样性也相当丰富，既有德国学生，也有有移民背景的学生。在这所学校中，学生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绝大多数只能获得低分。总体而言，德国的社会不公平现象逐渐上升，贫困和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近十年内超过了其他任何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大量的研究试图解释社会经济地位与教育成就之间的中介关系：可能是缺乏物质和社会资源，也可能是父母无法在学校相关事务中支持他们的孩子。本文的被调查对象包含这些受系统性教育不公正影响的孩子。尽管他们的低分始终提醒着他们“失败”的事实，大多数学生都强烈支持评分系统，始终引用优绩主义叙事。本文将简要概述优绩主义与教育的关系，并介绍量化研究领域的进展，随后分析孩子们支持评分系统的论述。优绩主义理念的一个关键特点是强调平等的机会，即个体在争夺社会荣誉和成功时具有相同的初始机会。优绩主义一词的历史始于艾伦·福克斯（Alan Fox）和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在其他地方已有详细的追溯。值得注意的是，优绩主义最初被引入为一种反乌托邦和带有明显负面含义的概念，但现在被用作“积极和饱受赞扬的术语”。德国学者瓦尔多认为“从规范性自我界定的层面来看，优绩主义是西方民主社会无可争议的主导理念”（Waldow,
2011）。在特朗普、奥巴马、玛丽·梅伊（Theresa Mary May，英国保守党政治家）的演讲中，也找得到有冲击力的优绩主义话语。然而，似乎绩优制度的承诺也在相当不同的政治环境和文化背景中蓬勃发展。当代中国“以考试为中心的优绩主义”为社会提供了流动性，而日本也被称为处于“优绩主义前沿”的国家。优绩主义的论述还可以在南非、韩国和新加坡的讨论中找到。在德国的公共和政治话语中，很少使用“优绩主义”（Meritokratie）一词。然而，优绩主义的幽灵仍然隐藏在“绩效原则”（Leistungsprinzip）和“绩效社会”（Leistungsgesellschaft）等术语下。德国现任教育部长称教育部为“机会部”，并表示引导她的问题是“每个人是否有机会成为自己人生的掌舵人？”因为被调查对象已经把优绩主义的社会当成了理所应当，本研究只涉及“描述性优绩主义”，即对社会优绩主义程度的实然判断。1. 优绩主义与教育
大多数人一致认为，教育体系是维护优绩主义的核心。在这一传统中，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等人的一些早期研究作品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再生产》（La reproduction）和《学习劳动》（Learning to labour）中，他们认为当代教育再生产和合法化了阶级不平等。在“惯习”和“文化资本”的概念下，他们认为低阶层学生在学校体系中拥有较少的理想素质，因此注定会落后。关于德国、英国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在成绩和考试的教育系统下，系统内的赢家和失败者都认为他们的位置是自己应得的。教育虽然有一定决定论特点，一些社会低层个体仍然会成功攀登社会阶梯。但这并不会削弱优绩主义的外观，反而会进一步强化它。通过各种途径，学校会加强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不是弥补不平等。学校扮演了生产优绩主义的基础设施：将“社会不平等”转化为“基于成绩的不平等”，从而将“基于群体的社会等级”转化为“基于个体的社会等级”。尽管学校维持了不平等，公众仍愿意相信学校能带来社会流动性。学校是学生们习得优绩主义思维的主要场所：优绩主义是学校环境中的一项核心规范，促使学生相信“失败”仅仅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而不是系统性因素的结果。这种叙事在学校内不断规范化、内化与再生产。2. 数量化
优绩主义和分数之间的联系之所以受到如此少的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分数主要作为学习工具进行讨论。这种“学习化”的理解没有把分数放置在更广泛的理论背景下。我们忽视了分数是数量化技术的实操：将质量转化为可测量数量，通常是为了易于比较。将共同的度量标准强在不同实体上称为通约化（commensuration）：差异或相似性被标准化为一个数量。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对数量化的研究，有时被归入“数量化社会学”（sociology of quantification）的范畴，已经蓬勃发展。然而，数量化如何能够服务于或引发某些政治或道德理念，迄今仍然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学生的对评价体系的维护不仅仅是对分数的反应，更是对数量化的反应。这一过程助推了绩优信念的产生。
学生明确要求被评分的第一个普遍原因是他们寻求获得反馈。学生们认为，他们需要通过分数以了解自己在考试中的表现或“位置”，反映了保罗·沃尔夫（Paul Wolff）认为唯一合法的功能——批评。如果分数被用于“纠正错误和强化卓越”，它们将有助于这种锻炼。但是，学生谈论分数的方式通常超越了这种反馈，并诉诸在更大程度上改善自己。这种分数的使用将超越批评，发挥沃尔夫的第二个功能——评价，即根据预先定义的标准标记为“好”与“差”。沃尔夫认为在教育上评价没有什么收益，评价更适用于职业世界。然而，在本文的田野调查发现追求改善的思维根深蒂固，使学生对分数的态度超出了批评的界限。大多数改进的目标要么直接与获得更好的成绩有关，要么最终为此服务。不论是成绩好还是成绩差的学生都不断发誓要更加努力，要变得更好。学生和学校强调持续不断地提升工作的重要性是一个典型的优绩主义叙事。新自由主义的新近版本尤其强调努力对于成功的重要性：“只要足够努力，谁都可以做到”，这样的说法激励人们永不停歇地追求成功。在优绩主义驱动的常春藤大学录取过程中，即使是表现优秀的精英，很多人也“似乎像是经历了一场漫长的训练后迷茫的幸存者”。对于成绩较差的学生，努力的律令也同样适用。那些感到自己智力欠佳的学生来说，努力是唯一的希望。永无止境地自我改进是一种动态的自我优化，它本身无处安放。数字可以很有效地塑造负责任的人，因此成为“为优绩而改进”的引擎。正是量化的“度量衡和标的”创造了一个可发展和移动的空间，人们要承担起在其中沉浮所带来的种种后果：社会地位、享受、手段的再生产、自我实现的机会……在一个由数字塑造的竞争性空间中，个体被要求维持或改善自己的地位，每一次改进都通过数字可见。一个由数字主导的领域（学校就是其中之一）内的人，越来越难以在没有数字的情况下合法化和表达学生的行动和地位。社会性的计算不在于将人们的社会实践转化为数字，而是在计算的媒介下实现社会的自我转型。为自己的数字负责成为一种必要：获得更好的分数或保持良好的分数在学校生活中是不容置疑的美德。学生们几乎不会承认尝试过并失败了，而是更愿意声称他们没有尝试过。这是天赋欠佳的学生们与自己和解的生存之道，却必然会引起老师的不满。
这个论点主要是由相对年长的学生提出的。当高中毕业生向我解释他们认为分数有什么用处时，许多回答中触及了用分数来组织社会的主题。将“优秀者”筛选出来并使之到最高地位的职业，简而言之，就是优绩主义理念。学生关于挑选和奖励“优秀者”的叙述，以及渴望成为医生的愿望，招致了对优绩主义最深刻的批判，包括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和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都认为优绩主义导致社会的严重不平等。这也反映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观点中，她认为“优绩主义与平等主义民主下的平等原则的冲突并不少于贵族制”。对于这一目的，优秀如何被定义并不是很重要。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必须有一大批人无法达到标准，以便通过对比来筛选出成功者。“优绩主义就像灰姑娘的故事：‘教育体系会给少数幸运儿穿上玻璃鞋，把他们送到大学接受培训以领导美国社会。’”公众舆论也往往不涉及这一准则，而是局限在“玻璃鞋的设计”上，也即如何最好地选择精英。以成绩为媒介的优秀制度的等级性质在德国的学校体系中根深蒂固，从学生早期被追踪分入不同的学校类型，到带来不同社会地位的高中文凭。在综合学校中，一些科目也存在基础课和高级课之间的差异。实证研究表明，“分班”对于学习成绩较低的学生特别有害。此外，这给处于较低成绩班级的受访者中培养了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分数评定与优绩主义的要求非常契合。在这里，数量化的分数把性格、背景、兴趣和愿望的学生可以整齐地投射在单一的尺度上。将质量转化为数量，不仅能使得评价成为可能，而且强加了相对比较。分数真正有效的活动就是排名，进而对学生进行筛选和分配。正如作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的那样，那些在这种以数字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度中排名最低的人常常是它最坚决的捍卫者。3. 分数与美好生活
第三个想要被评分的原因——分数与美好生活——主要由年幼的孩子提出。他们认为，为了在未来重要的事情，他们需要分数。这些“事情”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工作。在孩子们看来，分数不仅对于生存或过得去至关重要，还可以获得更美好的生活。学生们经常直接将好分数、好工作和高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学生们的父母在鼓励这种思维方式中，通常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优绩主义涉及对地位不加批判地判断，即某些职业或阶层，包括它们的社会地位，被认为优于其他职业或阶层。优绩主义在根本上是一个交易模型。与平等不同，优绩主义以某种交换为代价提供回报。在田野调查中，学生们认为生活中的“好东西”是条件性的，回报必须有代价。成绩作为努力的度量，具有作为一种货币的能力。在这方面，数量化发挥着重要作用。量化研究揭示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数字与客观性、理性和真相密切相关。成绩向人们传达了绩效被“测量”的信号，从而通过使其看起来公平，促进了人们对优绩主义交易模型的接受。另外，成绩之所以成为了优绩主义的货币，也因为成绩是学校的传统。最强大的数字指标是那些得到充分制度化支持并且有“一个连贯且有吸引力的叙述”的指标。成绩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欧洲教会学校，自那时起就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技术。在世界各地的学校系统中，成绩不仅被营销为识别“最聪明和最优秀”的手段，还被年轻人认为是更美好生活的通行证。很多受访者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成绩的世界。
低成绩学生为何会捍卫打分体系？这项技术会不断地提醒他们自己的学业“失败”，所以这似乎令人费解。由此，弱势群体为什么会支持现状，而不是渴望改变，这是系统合理化理论的重要研究课题。心理学领域的学者们认为，这种理论通常“捕捉了社会和心理上的需要，将现状赋予合法性，并将现状视为合适的、公平的、自然的、可取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一个客观上不公正的系统中建立信任和希望之道。在德国一所综合学校进行的田野调查中，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优绩主义观念捍卫了成绩。对于学生来说，成绩无疑是一个不断追求更好的重要指标：成绩允许基于绩效对社会进行分层组织，并代表了在该层次结构内上升的通行证。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优绩主义是我们时代最相关的系统合理化意识形态之一。在实证和分析封面上，本文表明，成绩是在年轻人中培养优绩主义观念的关键工具。在理论和概念层面上，本文论证了有必要将成绩视为数量化技术的一种具体体现。数量化很适合优绩主义的理念。其客观性的“光环”营造了一个便利的假象，即成绩可以被独立测量，从而保证做出看似公平的分配决策。此外，数字可以有效地调动起来，实现“企业家式的自我”（entrepreneurial self）的个体责任，这正是最新形式的新自由主义优绩主义所期望的。然而，数字不仅仅服务于优绩主义的理念生产，它们还可以通过自身唤起这种理念。当数量化应用于人类时，通常涉及比较。将所有差异转化为大小，从而有效地创建了一个排名。在许多社会背景下，这样的排名可以轻易地解释为一个基于绩效的层次结构。本研究对三个领域的研究做出了贡献。首先，本文使用一种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来扩展我们对优绩主义的理解。学者们已经确定教育体系是绩优思维被学习的地方，但在这一过程中的实证研究，尤其是针对成绩在其中的作用的实证研究大多缺失。优绩主义不仅可以通过叙述传播，成绩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二，本研究与教育和评估领域相关。布迪厄等人敏锐地观察到不平等和不公正通过教育系统得以系统性地保留。本文揭示学校的成绩是这一过程的关键机制。评分不仅巩固了利益，而且向学生暗示了成绩是可衡量的。正是成绩创造出社会地位都是通过努力获得的印象。定量评估非常适用于以优绩主义为指导原则的选择性教育体系。大量的研究证明了分数对学生的不利影响，从诱发焦虑和降低动机，到影响学生的自我形象和心理健康。人们对分数体系不断地进行改革，提出了各种方案，但往往会遭遇根深蒂固的怀疑。远离定量评估可以在许多方面惠及学生，然而，它本身不能解决教育中的不平等问题。即使是基于文字的报告取代分数，很快也会演变成“话语排名”。事实上，只有在政治理念上变革，各类方案才能有意义。最后，本研究加深了我们对量化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的理解。数字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充满了价值观。数量化可以承载政治价值观，并且为某些意识形态服务。本研究揭示了量化与优绩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彼此相互加强。这一发现的一个重要实际结果是，系统性量化的存在可以成为检测潜在优绩主义意识形态的代理变量。这为有关量化研究提供了启示，例如对政府提案进行分析以判断其优绩主义程度。德国教育与研究部（BMBF）预测德国社会的价值观在2030年将发生重大变化。学校成绩将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量化技术：积分制度。在公共不安全感激增、媒体煽动下对极端利己主义的愤怒日益增长以及对“狂热个人主义”的抨击盛行的时期，一个鼓励社会一致性的积分系统似乎很让人安心。然而，欧洲各国的社会分数本质上是量化的。它似乎转向了偏离优绩主义的计划，但最终只是一遍遍刷新优绩主义的定义。
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Political理论志观点![]()
“在看”给我一朵小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