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不平等辩护？优绩主义的定量证据丨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David Bartram  莱斯特大学 媒体沟通与社会学学院

一个奇特的现象是，近几十年来，经济不平等的大幅上升并没有导致对不平等的担忧的增加（Lübker 2007），也没有带来对再分配的要求的增加。相反，不平等的加剧似乎导致对不平等的容忍度上升。关键问题是人们对更低的生活品质是否合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合法的看法，其中，优绩主义信念起着核心作用。对许多人来说，优绩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平等；然而，许多学者将其理解为使不平等合法化的一套理念。这一观点起源于 Young（1958）：唯才是举——即结果由智力和努力决定——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个人所拥有和所做的事情上，而不是世代相传的社会结构的不同影响上。有了这种关注点，人们的结果似乎就是他们自身投入的产物：成功者认为他们的成功是应得的，而失败者只能责怪自己。

优绩主义似乎是在为不平等辩护。优绩主义成为低收入者的一种“韧性”，提供了关于他们未来生活的承诺，极大地缓解了实际处在贫困背景下的人的主观感受（Hadarics et al. 2021）。不过，一些地位较低的人并没有简单地屈服于这种自我指责的观点，相反，他们可能更倾向于拒绝优绩主义。例如Roex 等人（2019）发现，在优绩主义观念更为盛行的社会中，处于较低阶层的人更有可能不赞成收入不平等。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人的相对地位不同，对优绩主义的态度也会不同。本文探讨的问题是：随着不平等的加剧，人们对优绩主义的信念会发生什么变化？Mijs (2021)的研究表明，至少在被调查的23个西方国家内，随着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优绩主义的观念也随之降低，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然而，如果仅关注1987、1988 年和 2009—2012年九个国家的数据，对于这些国家（奥地利、澳大利亚、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瑞士、波兰、英国和美国）而言，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会显著导致优绩主义观念的增强，即“不平等的加剧与公民优绩主义的信念的增强相伴而生”（Bid. p.29）。对这一结论的解释是，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强化了社会隔离的趋势，从而抑制了人们通过日常经验感知不平等的能力。

然而，Mijs 没有考虑不平等的加剧是否对处在不同地位上的人的优绩主义观念产生不同影响。对这一结果的通常解释是：不平等的加剧会导致贫富隔离的加剧，这种趋势会阻碍人们看到不平等的真实程度。这种解释可以说是假定人们只通过直接经验来了解不平等，但人们也可以通过“形成环境”（如媒体）来了解不平等现象。从相对权力的角度来看，有权势的人利用媒体来强化关于不平等的制度合理性观念，而低收入者有时并不满足于接受负面的刻板印象，不完全认同优绩主义为不平等所做的辩护。

本文的因变量“人们对优绩主义的态度”取自国际社会科学调查（ISSP），使用的是奥地利、澳大利亚、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瑞士、波兰、英国和美国的第1轮和第4轮数据；以及欧洲社会调查（ESS）第 4 轮和第 8 轮的数据，其中包含17 个国家：比利时、瑞士、捷克共和国、德国、爱沙尼亚、西班牙、芬兰、法国、英国、匈牙利、爱尔兰、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瑞典和斯洛文尼亚。这一变量通过询问受访者是否同意“人们收入的巨大差异是可以接受的，以适当补偿才能和努力的差异”来体现。这个问题与一般意义上优绩主义的定义一致，即贤能（merit）等于智力（intelligence）加努力（effort）。

重点自变量是不平等。本文使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不平等程度，也使用了 S80:20 的衡量标准，即最富裕的五分之一人口所获得的收入与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所获得的收入之比。基尼系数反映了整个分配中可能存在的偏离平等的情况，S80:20 衡量的是位于顶层的人与位于底层的人之间明显的不平等分配。基尼系数取自索尔特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Solt，2019，2020），该数据库提供了涵盖众多国家的标准化系数。关于 S80:20 的衡量标准，我采用了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本文还使用了人均 GDP 数据，并对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人均 GDP 对数进行了控制：基于不平等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化。

为了研究不平等对优绩主义信念的影响是否随受访者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而变化，本文使用了 ESS 的家庭收入变量。该变量来自受访者对一个问题的回答，该问题要求受访者选择其家庭总收入的范围。这些范围是根据各国的十等分数字构建的，因此实际上是一个关于相对收入的问题

本文关注的是效应大小，而不是统计显著性。因为这里分析的17个国家并不能代表更广泛的国家群体，因此统计意义同样也不恰当。为了考虑效应大小，下面回归表的最下面一行包含了标准化系数：本文将原始系数乘以自变量（不平等）的内部标准差，然后除以因变量（优绩主义的信念）的内部标准差。第一种操作意味着我们在衡量不平等程度“典型”变化的影响。在除以因变量的内标准差后，我们就可以参照科恩分值（Cohen's d）使用常规的效应大小阈值：0.20 表示“小”效应，0.50 表示“中”效应，0.80 表示“大”效应。

表2 对Mijs（2021）使用的数据进行了简要的重新分析。第一列重复了Mijs 表A3 的结果--该表提供了支持其主要实质性发现的结果。第二列给出了使用相同数据和相同模型（除了不包括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的两区间分析结果。相关系数是0.72，比Mijs的核心结果要大一些，排除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并没有对结果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模式与上文的论点一致，即个人层面的变量作为不平等的前因并不重要。第三列重复了上述分析，但波兰被排除在外，因为它是一个明显的离群值（甚至是极端离群值）。现在，基尼变量的系数大幅缩小为0.10。由此可见，Mijs 分析中的正向结果，即不平等的加剧会导致人们对优绩主义的看法更加强烈，几乎完全是由数据中波兰的存在所驱动的。除了这一个案例之外，人们对优绩主义的看法是否会随着不平等程度的增加而增强还不清楚。

从表1可知，对于欧洲统计系统中的欧洲国家而言，使用欧洲统计系统衡量标准的优绩主义信念的平均水平在2008年为1.59至2.91，在2016年为1.42至2.56。随着时间的推移，优绩主义信念有所下降：国家层面的平均水平从2.40降至2.18，降幅接近10%。在同一时期，不平等现象平均有所加剧：这些国家的平均基尼系数从29.86上升到30.11（译者注：原文及图表如此），S80:20 比率从4.74上升到 4.90。这些平均增长反映了国家层面的不同情况：西班牙、法国、匈牙利、瑞典和斯洛文尼亚这两种形式的不平等都有所增加，而比利时、瑞士、芬兰、英国、爱尔兰、波兰和葡萄牙则有所减少。这种总体上的多样性与 2008 年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的不平等产生不同影响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Nolan & Valenzuela 2019）。

表3第一列证实了表1中的模式给人的明显印象：当不平等加剧时，优绩主义的信念就会减弱。当我们考虑以S80:20比率衡量的不平等时，这一结论尤其成立：当最高和最低五分位数之间的差距增大时，对收入差距持优绩主义观点的倾向明显下降。当我们通过基尼系数来衡量不平等时，效应大小（-0.19）并没有达到这个临界值。衡量不平等的不同方法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上下级之间的差距似乎更能影响人们对不平等是否合法的看法。

5  结论与讨论

多年来，学界一直在对 "优绩主义 "进行批判，这种批判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优绩主义错误地暗示结构性和继承性因素无助于解释个人的结果；2）优绩主义作为不平等合法化的功能是毫无道理的。之所以得出如上结论，是因为一些学者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理解优绩主义谎言，而大众却被优绩主义迷惑。本文表明，许多人实际上看穿了优绩主义的虚假主张，而且随着不平等的加剧，这些主张也变得更难以自圆其说。

在本文调查的17个欧洲国家中，在特定时间段内，收入不平等的加剧通常会导致人们对优绩主义这一核心规范信念的坚持程度下降。尤其是，不平等越是加剧，低收入者越倾向于拒绝优绩主义，这一结论可以参照社会认同理论来理解：有些低收入者可能倾向于拒绝优绩主义的核心主张，而不是将其对自己能力和性格的负面暗示内化。随着不平等的加剧，他们对优绩主义的反感也会加剧。

本研究还发现，随着不平等现象的加剧，高收入者也会拒绝优绩主义。在过去，制度合理性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都认为，高收入者会将优绩主义作为一种有利于其地位的意识形态来接受，但有研究表明，一些拥有幸运地位的人非常清楚自己的（非应得的）特权。Croll（2013）的研究表明，在理解结构性因素有助于解释白人的优势方面，美国白人与非裔美国人并无太大区别。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在经济地位方面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一些收入较高的人肯定更清楚，他们不会认为自己的好运气主要是自己“贤能”的结果。

这里提出的研究结果与人们经历的“反馈过程”相矛盾：不平等的加剧导致人们更加相信优绩主义，从而减少了对不平等的关注（Mijs 2021）。这可能部分由于统计中某些极端值的影响，例如波兰；以及研究者所采用的衡量不平等的标准的差异，例如当使用 S80:20 衡量时，不平等加剧对优绩主义信念的“负面”影响更大。

未来对这一主题的研究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有益的探索。一是纵向研究可能会对这项工作产生启发性的延伸。本文介绍的重新研究表明，使用上层与下层的不平等衡量方法（S80:20 衡量方法）揭示了使用基尼系数进行分析时不明显的模式。其他衡量标准已经出现或正在开发中，包括一些通过整合多个参数来传递更多不平等信息的衡量标准。另外，我们还需要对更多国家进行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涉及17个国家。由于样本数量如此之少，我们在得出一般性结论时应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