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荐语：
民选官员具有双重身份。作为民意代表，需要对其合法性来源的公民意见进行回复；作为政治从业者，需要在自身领域发挥专业优势，做出专业决策。这两种角色有时可以和谐共生，有时，却也会背离相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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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性限制了政治人物回应选民偏好的能力。在特定领域拥有更多知识和经验的官员对自己所持有的观点更有信心，这可能会导致他们忽视与自己相左的观点。通过对瑞典议员进行的两个实验，本文证明了这一论点。第一个实验结果表明，在其专业领域，官员们更有可能驳回选民的诉求，且认为反对观点可以代表多数民众观点的可能性较低。第二个实验结果表明，更高水平的专业感知可以增加自信。综上，在某一特定领域拥有更专业知识的官员担任该领域意见代表的能力反而可能较低。该研究为政策响应度变化提供了新解释。
Miguel M. Pereira，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Patrik Öhberg，哥德堡大学政治学系
文献来源：
Pereira MM, Öhberg P. The Expertise Paradox: How Policy Expertise Can Hinder Responsivenes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24;54(2):474-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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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之一：Miguel M. Pereira
很多理论研究表明，官员在一定程度上会响应选民需求，但行为方式存在较大变化。这些行为变化除了受到机构、背景和代表角色的影响之外，也和政策内容相关。Miller和Stokes 的研究证明了美国公众观点在民权政策制定上发挥的核心作用，但在与外交相关的事宜中起效甚微。为什么政客在特定政策议题上会忽视选民意见？
对此，本文观点是，民选官员的学习、工作经历往往会发展出特定政策领域的专业知识，这在提升他们决策效率的同时可能会限制他们的回应意愿，从而降低他们引导选民偏好、成为选民代表的能力。这就意味着，这些专业知识在为政策制定提升有效性的同时，降低了官员对于新信息的获取。这一论点被称为专业知识悖论（expertise paradox）。
本研究通过对瑞典民选官员的两个调查实验为该悖论提供实证基础。该实验并未直接测试官员在专业领域的民众回应度，而是通过对官员吸纳选民偏好的认知过程，以及专业知识如何塑造这一过程的观测展开。如果具有专业知识的民选官员在起草新政策中发挥核心作用，当其意见与多数意见相左时，公民掌控公共政策的能力会受限。研究展现了官员在专家和公民代表间的角色权衡。
有效的政策制定需要专业知识，民选官员可以提出议案并且直接影响立法进程。关于立法者个人专业知识正向塑造政策制定过程的方式的研究有很多。与此同时，专业知识所带来自信也可以对立法者评估信息和决策制定过程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通常是负面的（专业知识让他们表现出过度自信和教条主义），因此这些政策专业知识可能会限制他们吸收反对立场的选民意见。
当面临与之前认知相反的现象或观点时，认知个体通常会进行反驳。基于此，本文假设可以理解为，在官员拥有更多专业知识的领域，对于相左意见的忽视更有可能发生。除此之外需要表明的是，本研究并非想要证明专业知识对于民选官员会产生负面影响。专业知识是制定好政策的关键因素。我们无法期待大多数选民持有的观点是明智的，但忽视公众偏好确实导致低的政策执行度。
二、实验设计
我们设计了两个调查实验用于对此悖论进行检验。第一个实验的目的是用于检验政策专业知识是否限制了立法者回应公众意见的能力，第二项实验是用于直接评估本文所提出的因果机制，即高水平的政策知识是否提升官员自信和教条主义程度。
两个研究都依赖于对于专业知识的主观测量。该方法在之前的相关研究中被使用过，其存在的潜在风险是，自我报告可能只是反映了议题重要性或受访者自信程度，而不是专业知识。我们以两种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在实验1中，议题变化并未导致主要结果变化。实验2中的部分官员被要求描述他们的专业知识在决策中有用的实例。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近40%的受访者的表述和实验1中的议题领域相同，80%提到了五个议题其中任意一个。因此，研究1中的专业知识自我报告测量并不仅仅是对专业知识的抽象感知，它是民选官员在任职、上学期间获得的实际具体经验。
三、背景（瑞典）
官员专项调查是一个两年进行一次的，以大学为基础的网络调查。该测试包含不同类型的瑞典官员。除反对党外的所有政党都在该样本中按照比例存在代表。其中，地方官员所占比例较大（74%-75%），剩下部分由区域和国家官员组成。调查通过在线招募的方式进行，实验1中，1861名民选官员参加；实验2中，1348名民选官员参加。
瑞典的议会制度的特点是通过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选举产生强大的政党执政，因此，官员首先是政党的代表。但与此同时，对于选票的偏好也在激励着立法者与选民建立联系。我们希望这里发现的模式（以政党为中心的制度；鼓励官员与选民建立个人联系）能够推广到大多数欧洲国家。虽然政党中心制度会产生“个体专业偏见会在决策中被抵消”的观点，但在现实中的瑞典，立法者在其专业领域内具有特别有影响力。表1显示，53%的瑞典议员认为他们很有可能（have a good chance）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影响其政党团体的立场，而在专门领域之外，这一比例仅为9%。因此在官员更有影响力的领域，他们吸收公众偏好的能力确实会受限。实验1评估了政策专业知识是否会导致政客们低估相左的选民意见。实验要求受访者评估一组由选民提出的假设性政策呼吁。对于专业知识的持有度和政策偏好度的测量是本实验需要考虑的两个预处理信息。知识是在一段时间的积累中获得的，这一过程并不好测量。因此，受访者通过对五个关键议题的比较来感知其在不同领域的专业度。测试中，我们会请被试者从卫生、教育、移民、社会福利、住房中选择一个相对较为了解的议题，一个相对较为陌生的议题。两个选择的分布相当一致（30%左右选择教育议题，剩下四个议题被选择的比例是11%-24%）。受访者根据高、低专业知识被随机分配，并收到特定的选民倡议。我们为每一个议题确定了具体的政策倡议。每个议题都有代表性。每个议题具有争议，因此任意立场都可被视为可信。在调查开始之初，我们就收集了参与者每个政策倡议的立场，表2记录了他们对于这些政策议题的支持比例。为保证连续性，本研究所有实验始终保持受访者意见和其收到的选民倡议相左。表2：所选议题领域，政策倡议和受访者对于政策倡议的支持率
最后，实验请受访者对于选民倡议进行评估，高专业知识组会收到一份其专业领域内的选民倡议，低专业知识组会收到一份其专业领域外的选民倡议。以以下文本框中内容为例（为体现实验一致性，受访者收到的公众倡议与自己政策立场相反）。
实验通过询问立法者对于以下表述的同意程度来衡量他们对于倡议的态度：1. 该群体有可能（likely）理解该议题的复杂程度2. 该群体的意见有可能（likely）是基于现实考虑3. 该群体有可能（likely）强烈持有这一立场这些表述设计是基于Bulter和Dynes（2016）的研究。前三个表述是为了了解受访者对于选民倡议有效性在多大程度上是认可的，由此可以获得他们给出的否定态度的具体理由。第四个表述是为了评估受访者承认大多数选民有可能与自身意见相左的能力。回答按照里克特量表从“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共分为七个类别进行记录。为了精准评估专业程度和公众回应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验进行了含有协变量（受访者年龄、教育程度、党派）的线性回归。图1展示了实验1的研究结果，y轴是我们用于测量立法者对于政治倡议回应度的四个表述。图形结果代表了在不同程度专业知识下，官员对以上表述同意程度的平均差异，负值意味着当专业水平与表述的同意程度成反比的情况。结果与专业知识悖论假设基本一致：政策专业知识会使得官员增加忽视选民意见的倾向。一方面，没有证据表明政策专业性与其存在“选民坚定选择这一立场”的认知相关；另外一方面，处于高专业知识条件下的受访者明显不太可能相信选民群体可以理解问题的复杂性，并基于事实发表他们的观点。最后，拥有高专业知识水平的官员认为政策倡议可以反映多数选民意见的可能性更低。本实验中的受访者收到的政策意见均与自身立场是相反的，因此以上结果并不是因为拥有更多专业知识的政治家更有可能收到与自身偏好相反的政策倡议所导致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并非某个单独议题的影响，为避免这种情况，研究进行了以下设计。首先，通过一次排除一个议题的方式，模型被重新评估（图2），没有证据表明不同议题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其次，分析引入了不同议题的固定效应，结果未发生变化。
图2：专业知识对受访者吸纳反对意见能力的影响，依次排除单个议题影响官员在投入更多的议题上会更为关心。因此，立法者在个人专业知识领域对于反对意见的忽视可能仅仅是议题突出性差异所导致的。为此，我们在控制受访者意见强度的情况下再次进行了实验，结果依旧没有发生改变。最后，研究对实验中包含的议题领域对最终结果的影响进行了评估。虽然这五个议题是与地方政府工作最为相关的，而大多数受访者正是从这些机构中招募的。但这样的设计仍旧会存在潜在偏差。因此在实验1完成的7个月后，我们给受访者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包含14个议题的问卷用于解决这个偏差。在此次实验中，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在最了解或不了解的测试中选择了相同的议题，分析结果也没有发生变化。总之，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政策专业知识全方位地限制了立法者回应公众偏好的能力。在某一特定领域拥有更专业知识的官员更有可能忽视与他们自己相左的观点，他们也更有可能相信，反对观点并不代表多数人的意见。最后，我们在这里对不同知识来源对悖论的影响效果进行了探讨。在某一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可能来自于立法者的工作经验或正式教育。过往研究中，正式教育通常拥有针对某个特定主题、在个体较为年轻阶段进行、总体时长相对较短和容易被遗忘等特点。本研究用是否拥有大学学历来对是否经历正式教育进行区分，50.1%的受访者拥有大学学历。相较之下，经验知识通常来自于生活、职业经历，本研究用是否在2002（中位数）年之前参加工作来对是否拥有充足的经验知识进行区分。本研究的理论假设中，专业知识悖论来自于过分自信和教条主义。正式教育经历和经验知识可以产生这种过分自信、思维固守的感知，因此本实验中可以假设，拥有大学学历和更多办公室经验的受访者更有可能降低对选民倡议的回应度。图3展示了此部分研究结果。与之前结果相一致，四个表述中的三个展现出专业知识和选民回应度的负相关关系，拥有大学学历的负相关系数更小，因此拥有大学学历的受访者更有可能忽视持有反对立场的选民意见。工作经验方面则没有办法给出确切的结论。在对前两个表述的结果评估中，相对于工作经验较少议员，拥有更多工作经验议员更有可能性忽视反对意见，但是这种差异很小（前两个结果的p值分别为0.51和0.42）。在对后两个表述评估中，实验甚至出现了与假设相反的结果。因此，这里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民选官员忽略反对者意见的倾向更多是由他们从学校中得到的教育所导致的。该结果与最近认知心理学研究结果相一致。无论是学历教育还是工作经验，都不是外生变量，该结果只能作为建议。![]()
图2：不同来源专业知识对受访者吸纳反对意见能力的影响
实验1中我们解释了专业知识水平和政客回应选民需求程度的负相关关系，并认为这种关系很可能来自于过分自信和教条主义。本实验中，我们想要评估个体对于政策专业知识的看法是否会受到过分自信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实验随机将受访者分为两组。向第一组展示了如下信息：![]()
该条件下，受访者对于专业知识在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情景进行了回想，此干预的目标是加强受访者对于自我专业知识的感知。第二组作为安慰剂被要求在两分钟内描述他们是如何对政治产生兴趣的。随后，我们询问了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赞同以下表述（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按照比例尺有七个选项）：（1）我经常对于工作期间的决定产生怀疑。（2）关注某些想法是浪费时间的。第一个表述用于测量受访者的自信程度，第二个表述用于测量受访者对于不同观点的包容度。第一组受访者更有可能不同意第一个表述，同意第二个表述。图4展示了实验2的主要结果。图表显示，拥有更高程度的对专业知识的感知的受访者对于工作中自我决定的怀疑更少，更加自信；专业知识也更有可能带来教条主义，但是该系数很小，这可能和社会期望偏差相关。
本研究认为，民选官员在政策专家和顺应选民偏好两个角色间可能存在一种权衡。这种现象被称为专业知识悖论。实验证明，政策专业知识确实会导致瑞典官员轻视与他们意见相左的选民观点。此外，他们也不太可能相信，与自己偏好不同的选民意见可以反映出多数人的立场。因此，专业知识限制了立法者在制定其专业领域政策时考虑到公众偏好的能力。在第二项研究中，我们表明，由专业知识引起的自信可以部分解释该悖论。以上发现似乎并非针对某一特定议题，而在五个突出的政策聚焦点都得到了支持。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首先，为保证实验的顺利进行，我们始终保持受访者收到的是与自身立场相左的选民意见。可以想象，当政客们被要求支持他们自身观点相一致的政策时，专业知识的影响不会那么明显。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阐明这个问题。其次，我们提出，专业知识悖论来自于与专业知识高度关联的自信感和思维定式。这部分机制探索没有穷尽。官员们更有可能忽视其专业领域的公众呼吁，是因为利益集团在试图引起人们对某个问题的关注时会着重将目标对准政策专家。这一过程可能会导致立法者怀疑倡议回应主体，或倡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体现选民的真正担忧产生怀疑。第三，在实验1中，官员对于持有政治诉求的选民的互动遵循了有关其他类似的政府响应研究结果。选区联系是政治家接受公众意见、塑造个人在多数选民中形象的常用机制。因此，响应度在某种程度上与多数选民的实际立场相关。也就是说，如果拥有专业知识的政客对于民意调查的响应度也更低的话，本研究所持有的论点的影响可能会更广泛。最后，本研究受访者主要由地方和区域级别的议员组成，我们推测，本研究发现在国家级别的立法者中应该更为明显。一方面，不少研究都表明，地方政府对于公众的回应度更高；另一方面，国家层面的政客有更多资源获得专业政策知识。未来需要研究对本问题进行进一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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