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民主政体中的党派性与认同
分裂民主政体中的党派性与认同
摘要:
党派认同是政治性的，还是社会性的？本文从认同的角度来考察党派性，提供了一个分析政党极化（polarization）的理论框架。党派性（partisanship）的极化反映了长期以来对基要主义（essentialist）社会认同的批评，后者导致公民的政治能动性（agency）受限，并缩减了政治斗争的妥协（compromise）空间。本文展示一种更具政治性的党派认同形式，不仅可以缓解这些担忧，而且还能够促进公民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ism），为民主做出积极贡献。本文在社会认同（作为文化认同的党派）和规范性的理想化倾向（无认同的党派）之间将党派认同概念化，提供了对党派认同极化的新的分析工具。
作者简介:
Jay Ruckelshaus 牛津大学 政治和国际关系学院
编译来源:
本文作者：Jay Ruckelshaus
近年来，极化现象在政治领域和非政治领域都受到关注。学术界中一种观点关注“党派性（partisanship）是什么”：它不是先前政治或道德信仰的载体，而是一种持久的依恋，是一种基于“真实社会认同”（如宗教）的“我们”的意识，它指导着政治参与。另一种观点从规范性的视角出发，认为理想的党派是去认同化的，就像古典的协商民主。但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党派性是源于道德信念的有原则的（principled）承诺。党派性在极化背景下的不足在于，它无法成为纯粹政治性的认同，而被社会文化认同的成分所钳制。认同中的政治和社会成分是截然不同的。极化的危害在于限制了政治能动性以及激化了政治争论的内容变得很危险。很多学者在提出解决办法时主张将党派性最小化，甚至抛弃民主。他们忽略了党派性也可以是促进民主的。重要的问题在于，是否能在“作为认同的党派性”和“无认同的党派性”之间进行调和？
在概念上，“认同”指的是相互认可，共享对同属一类群体的理解，用“我们”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认同帮助我们理解产生它的潜在内容（兴趣、经验、文化），是认知性（信念）、关系性（亲和affiliative）和象征性（意义）的结合。政治党派性也是一种“认同”，政党不仅仅是政治参与者追求其政策目标的工具。对许多人来说，政党的支持本身就是一个目标，它激励政治参与并形成政策偏好。把党派认同和社会认同类比是不适宜的。20世纪末以来，多元主义研究把公民视为持有某种政治认同的成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各种认同来促进或阻碍某种政治利益。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社会”党派认同的危害。
极化背景下社会党派认同（social partisan identity）的危害
公民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ism）寻求保持政治自主性，以推进积极公民的价值，包括政治能动性和政治参与。由此，政治性的党派认同可以缓解极化的危险，并促进公民文化的价值观。
政治认同，能动性和公民文化 如果政党认同有可能依赖于横切的社会认同，那么就能带来对参与型公民文化有益的能动性。在光谱的一端，认同压抑了能动性。也就是说，公民的政治信仰直接来自于他们对政党的忠诚，这种忠诚又往往直接来自于他们的社会定位。这一端使公民没有独立思考的空间。我们可以在这里称之为“纯粹的非认知主义”观点，因为它表示一种完全衍生于认同的亲和的（affiliative）和象征性元素的政治能动性。光谱的另一端是“纯粹的认知主义”，能动性被解释为一个人能够对既有原则和信念进行最大程度的反省。
从政治性党派认同到能动性之间有重要的三个环节：政治信念的形成、所需要的反思、最可取的社会结构性安排。既有观点认为，政党为政治上的同道中人提供了“联合性实践”的友谊和忠诚，这对维持和培育政治参与是有帮助的。如此，党派性通过 “亲和的”、非认知的成分来支持能动性。这一观点点明了政党的非认知性作用，但是低估了政党塑造参与性公民的作用。按照他们的解释，党派的非认知角色是可以容忍的，为相似的人提供了平台，支持其已经持有的原则。这种解释将非认知主义的作用（党派友谊、忠诚、亲和关系）限制在（认知）信念形成的效应之上，让党派认同服从于原则性信念。
相比之下，我认为从非认知性的角度来说，党派认同不仅有助于完善和实现一个人的政治信念，而且还有助于这些信念的形成，政党标签能够促进政治能动性。有两个支持该论点的理由：第一，党派认同能够有效地把参与政治之初的微小切入点扩展为广泛政治环境中的信念。人们因某个议题进入党派，但是党派认同提醒人们注意其他政治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决定其政治立场，这近似一个社会化过程；第二，成员认识到他们的政治原则和政策信念无法满足议题的动态变化，而党派认同可以给党派成员以一个立场，以便其能够进入新的话题的讨论。人们基于政党现在关心的议题而支持它，这未必与他们进入这个政党的初衷相同。在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面前，党派认同在纠正潜在的公民瘫痪方面取得的成就变得更加关键，因为公民共和主义强调，公民是通过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和联系才被带入政治参与的。党派认同为公民文化提供动力，即授权公民以自治所需的道德和公共参与，这也是非认知性的。政治参与是党派认同的直接结果，独立于议题取向之外。
接下来，现在我提出使得非认知主义可行的两个必要的约束条件——一个与党派内部有关，另一个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性背景有关。党派性的非认知因素对其认知因素的影响可以通过有原则的反思来调和。这种反思指的是，一个人根据其道德信仰来持续判断其党派立场的准确性或真实性。我也主张党派成员进行反思，但我对反思的理解更广泛——成员可以合法地纳入亲和性或社会性的参考点，以判断其党派身份的持续可取性。党派认同不仅和道德信仰和政策信念相符，也与社会群体相连。党派参与通过社会认同群体来调节，社会认同是政治利益的可靠来源，社会认同和政党认同之间是动态变化的过程，其中可以表现出政治能动性，在与社会群体的历史性联系中审视自己的党派。这种反思寻求一种重新制定党派认同的双向平衡。然而，考虑到社会政治格局已极化成两大阵营的“超级认同”（几乎囊括了当今所有与政治相关的社会身份），这种反思变得十分困难。所以我们有必要纳入大的社会制度背景，让它运转起来。两极化的党派认同需要一种可能性（contingency）的精神——一个人的多种社会认同和他的政党认同之间的关系。这种可能性的价值是民主政治的——即政治联盟必须能够形成且能够进行变革，这是一个跨文化的政治联盟。当党派人士不能从社会生活中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时，他们的党派认同就会立即被他们的其他社会特征所限定，因而无法进行反思或重新解释。极化削弱了人们反思其认同的能力以及对非正统的社会政治联盟的容忍能力，从而威胁到民主政治所具有的可能性和灵活性。极化的时代需要认同的横切，增加与极化的认同群体之外的人的互动。鼓励横切认同也增强了党派认同的可能性，使之更容易进行反思，并允许党派参与进行重组，最后远离主宰政治生活的非此即彼型叙事。党派认同（及其伴随的社会认同）的僵化不仅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对认同的解释，也是因为美国社会中跨越不同认同群体的广泛社会结构性特征。提倡认同的横切，就是提倡与社会脱钩，以保证僵化的文化党派认同有可能被创造性地重新表述，解放公民，使他们从他们自己出发表达主张，而这些方面与他们原有的社会和政治相统合的“超级认同”是不相一致的。
政治认同、承认和妥协 上文提到，社会党派认同会由于要求“真实的”承认而带来无法调和的政治冲突。但是我们也不能把政治认同和承认完全分开，因为选举竞争不可避免有寻求承认的意味。解决办法是：让政治性党派认同带来“没有真实性的承认”（recognition wothout authenticity），不要求对社会认同有特殊而排他的真实性的承认，将承认与真实性脱钩。
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的承认在道德基础和内容上都不同。社会和文化认同的承认要求是基于人类尊严的，每个人对尊严由对他们真实的、特殊的自我的承认来支持。但是在政治领域，承认尊严需要的是参与，真实性体现于否认认同的垄断性解释。政治性的承认让人们能够维护和促进民主。对党派的承认要求是民主参与的载体，代表公众在其中的成员身份，使民主运转起来。党派性被认为是履行公民义务的外显方式，对党派的政治承认也可以促进对政治平等的有力承认。政治性党派认同的承认所要求的内容则是：拒绝将党派性作为基于差异、要求特殊承认的真实个人经验的表现，而将它作为维护民主治理的普遍共同经验的表现——求同而非求异。除了党派得失、选举分歧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承认，那就是勇敢地走上公共广场，为民主治理体系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这一点上，党派和其对手是互相依赖的。这一观点中，有三个重要特征：第一，党派辩论的平等立场。没有任何党派对某个领域的议题拥有独家解释权，社会认同的保护主义在此无容身之地；第二，持续的参与，认可每一个公民都能作出贡献，负有回应对手观点的责任；第三，给予党派对手以基本的尊重。比起社会认同，这往往带有更少的私人情感和关系。
政治性党派承认能够重新定义党派冲突，以减少两极分化造成的零和竞争逻辑，同时在承认中因参与而获得肯定。当党派之争不再被认为是自我的核心方面，它与变幻无常的选举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经常是脆弱的，那么对每一个党派来说，斗争就是可退让的。当党派成员不再不惜一切地保持自我的真实，妥协也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党派的冲突和认同与其他领域的冲突和认同隔离开来。最后，在分裂的背景下，政治性的党派承认也能够使国家认同的讨论得出更有成效的结果，允许对具有集体意义的资源的争夺，这是比保护主义的和静态的社会认同更可取的，不会遇到排他性解读，也回应了许多人对“人民”意识的深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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