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 赵莉：全球化如何塑造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选民基础——一种选举地理的视角

全球化如何塑造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选民基础：一种选举地理的视角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政治思潮，民粹主义几起几落。自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起，以反全球化为核心诉求的新一轮民粹主义浪潮开始席卷大西洋两岸。欧洲民粹主义浪潮不仅表现为英国脱欧，还包括各国民粹主义政党在政治选举中的强势崛起。美国则历来拥有民粹主义的传统，左翼民粹主义现象包括19世纪90年代的人民党、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等；而右翼民粹主义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排外运动、20世纪30年代天主教教父考福林的反犹运动及20世纪60年代乔治·华莱士的反民权运动，再到1992年罗斯·佩罗及1996年帕特·布坎南的反自由贸易运动和2010年以来的“茶党”运动。2016年美国大选迎来了美国民粹主义的新一轮抬头，以桑德斯为代表的左翼民粹主义和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同时崛起，共同冲击着美国的主流价值与政治体系。桑德斯在民主党初选的落败和特朗普的胜选则彰显出右翼民粹主义比左翼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具有更为强劲的势头。

作为民粹主义思潮最为直观的反映，特朗普的竞选策略在于通过塑造一种“纯洁的人民VS腐败的精英”的二元对立来迎合民怨并争取支持。他在竞选演讲中多次使用“我们”“你们／你”“他们”等语汇，意在将自己构建为“美国人民”的代表，而将主流建制派精英塑造为损害美国利益的“他者”。在指责奥巴马和希拉里导致美国国内经济不振和国际安全环境恶化的同时，特朗大力宣扬自己将奉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原则、“让美国再次伟大”。执政后，特朗普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也带有强烈的以“本土主义”、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为标志的右翼民粹主义色彩。与前任建制派推崇的新自由主义路线相反，特朗普将美国如今面临的众多困境都归咎于外国、国际机制、移民等非本土因素，进而实施了众多逆全球化的政策。具体体现为：一是反对自由贸易，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对主要贸易伙伴施加高额关税、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等；二是反对移民，比如，在美墨边境筑墙，颁布法令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全面驱逐“无证移民”等；三是减少国际义务，包括淡化美国与盟友的联系，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一系列国际协议和机制，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等。

无论是在竞选过程中还是在当选后的施政过程中，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右翼民粹主义者都以反全球化作为核心诉求，以此争取国内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失利者。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成为这一轮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根源。鉴于选举政治地理在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显要性，本文将采取一种选举地理的视角来考察全球化如何塑造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选民基础，即通过考察美国国内在全球化中受损群体的地理分布，来推导和验证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支持率的区域分化特征。在回顾既有文献和确立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首先结合美国的经济地理变迁说明其国内要素所有者的区域分化特征，然后根据美国参与全球化的要素禀赋说明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政策偏好分化，进而推导美国国内哪些区域的选民更有可能支持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由此提出一系列假说，最后利用2016年美国大选相关数据验证这些假说。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许多文献试图解释这一“黑天鹅”事件何以发生。既有文献主要从经济利益、身份政治、个体心理三种视角切入，来回答特朗普的选民基础是什么及其为什么支持特朗普这两个问题。

首先是经济利益的视角。关于特朗普当选最普遍的一种解释是从经济利益出发，强调“铁锈带”经济就业状况持续恶化的白人工人阶级为特朗普提供了赢取胜利的关键性选票。刁大明指出，在2016年大选中，共和党增长最多和民主党减少最多的同步变化群体具有的特征包括“中学教育及以下者”“家庭年收入三万美元以下者”和“非婚男性”，这一群体基本上就是“锈蚀带”地区（指传统制造业广泛分布的美国大湖区与中西部各州）的蓝领中下层选民，因此蓝领中下层选民的转向对特朗普的最终胜利意义重大。张文宗指出，在美国24个“红州”和16个“蓝州”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是“铁锈带”的集体转向促成特朗普以306张对232张选举人票的优势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莫盛凯尤其关注位于“铁锈带”的3个由“蓝”转“红”的州——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认为特朗普的胜利正是在美国特殊的选举人团制度下凭借在这3个州的微弱优势造就的。张毅认为，由于各种因素，“任何共和党人在2016年大选中都拥有相当高的胜算”。因此，“解释特朗普为何当选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要解释为何特朗普能在共和党初选中胜出”，而特朗普在初选中的胜利离不开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重要支持。斯蒂芬·摩根（Stephen L. Morgan）等人的数据分析也支持了白人工人阶级对特朗普选举胜利至关重要的说法，尤其是在被特朗普翻转的6个“关键摇摆州”。尽管特朗普还支持许多传统的共和党立场，例如去监管、减税、增加国防开支等，但是这仅仅帮他保住共和党原有的选民基础，而白人工人阶级的额外支持才是胜利的关键。

这些白人工人阶级选民之所以转向支持特朗普，正是由于特朗普反全球化及“把工作带回美国”的经济主张迎合了他们的利益诉求。王希指出，随着全球化加深和美国“去工业化”加快，中西部和南部地区的白人工人群体不仅未能享受到全球化红利，反而遭受了收入和就业的重创，“特朗普将自己说成是‘被遗忘的’中下层白人的代言人，将中下层白人的痛苦归咎于‘建制派’政治精英对美国人的欺骗，将全球化视为对美国利益的出卖和牺牲”，从而导致这些地区的白人蓝领工人从支持希拉里转向特朗普。强舸在分析民主党曾经的核心支持者——“锈带”蓝领改换门庭的原因时，更加强调民主党对于白人蓝领所遭受的全球化冲击缺乏有效回应。周琪等持有类似观点，认为作为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是中下层白人，或者说是白人蓝领阶层，在两党选民中都属于被忽视的群体，因此特朗普的出现为他们表达愤怒和改变现状提供了一种选择。莎伦·蒙纳特（Shannon M. Monnat）发现特朗普在吸毒、酗酒现象普遍和自杀死亡率较高的县获得了较多的支持，尤其是在中西部工业区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城镇和农村，这些地区往往工人阶级众多，且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制造业的严重衰退，而特朗普“振兴制造业”的竞选承诺恰恰迎合了这些身处经济困难与绝望中的选民的诉求。

其次是身份政治的视角。尽管基于经济利益视角的阶级解释十分流行，但也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单纯的经济因素无法提供充分解释，他们强调种族、性别及宗教信仰等身份政治议题在特朗普吸引选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甚至更大的作用。祁玲玲指出，2016年大选实际上超越了传统的就业、经济议题，其后蕴藏的核心冲突并不是不同教育程度或不同经济利益、社会阶层的群体之间的对抗，而主要是一场关于“政治正确”与“反政治正确”的观念对抗，或者说是价值观冲突，而这种冲突集中体现在意识形态、种族问题、多元文化几个方面。大卫·诺曼·史密斯（David Norman Smith）等人也认为，选民投票支持特朗普的原因并非源自经济压力，而是由于他们认同特朗普的观念结构，其中就包括了对移民、妇女、穆斯林的偏见。诸多数据分析支持了这种观点。泰勒·雷尼（Tyler T. Reny）发现，持有种族保守态度和持反移民态度的白人选民更倾向于支持特朗普。纳齐塔·拉杰瓦迪（Nazita Lajevardi）发现，选民对于美国穆斯林的怨恨是预测其支持特朗普行为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凯特·拉特里夫（Kate A. Ratliff）等人发现，较高程度的性别歧视预示着支持特朗普的更大可能性。乔安德鲁·怀特海德（Andrew L. Whitehead）等人发现，美国基督教民族主义在预测特朗普得票率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且独立的影响。凯伦·布莱尔（Karen L. Blair）也发现，特朗普的支持者更有可能是种族主义者和仇视穆斯林、变性人及同性恋的选民。

在对上述观点和现象进行解释时，布伦达·梅杰（Brenda Major）认为，由于美国非白人人口不断增长，甚至有望在21世纪中叶超过白人，白人群体的身份地位与影响力正在面临威胁。因此，美国白人对于自己种族群体的认同度越高，对于种族多样性的接纳度就越低，进而就越容易支持特朗普及其反移民主张。而在解释为什么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和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这两个群体在支持特朗普的倾向上存在巨大分化时，布莱恩·夏弗纳（Brian F. Schaffner）等人认为，虽然经济困境可以部分地解释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支持特朗普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因素在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群体更容易对不同种族或女性怀有敌意，因此更倾向于支持持有相似立场的特朗普。纳森·罗斯威尔（Jonathan T. Rothwell）等人在分析为什么特朗普的支持者往往生活在远离墨西哥边境的白人聚集区和大学毕业生比例较低的地区时，认为这些地区与其他种族、移民及大学毕业生的接触相对有限，因此助长了种族偏见与文化误解的形成。露丝·布朗斯坦（Ruth Braunstein）则强调特朗普宣传策略所发挥的作用。特朗普在大选中将宗教少数派构建成局外人（outsiders）、敌人（enemies）和其他人（others），从而有效地吸引了排斥或恐惧穆斯林难民的选民群体。

最后是个体心理的视角。少数学者对特朗普当选的分析聚焦于心理学视角，该视角主要关注主观层面而非客观层面，将特朗普对于选民的吸引归结于选民所经历的某种消极的心理状态或情绪情感，而非由经济或社会等因素引发的真实不幸。曾向红和李琳琳提出，美国中下层白人群体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社会变迁中，经历着愈来愈严重的身份焦虑，而特朗普的出现为深受身份焦虑困扰的白人提供了情绪宣泄的机会。戴安娜·穆特扎（Diana C. Mutz）反对将2016年大选的结果解释为地位较低的经济失利者对于主流政党的反击，认为特朗普当选的主要因素来自地位较高的主流群体对于自身地位的焦虑，日益发展的国内种族多样性和全球化引发了关于美国白人种族地位和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不安全感，这种关于地位的威胁感（status threat）是特朗普获取支持的主要来源。克里斯汀·韦利（Christine J. Walley）也认为，特朗普的选民不能只局限于“未获得学士学位”的“工人阶级”，强调还包括某些比较富裕的保守派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后者支持特朗普的原因一方面基于特朗普的白人身份政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美国日益扩大的经济不平等所引发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不是源于现有的经济困难，而是源于对未来阶级地位下滑的担忧。理查德·福特（Richard C. Fording）等人认为，“低信息选民”（low information voters）更倾向于投票给特朗普，这类选民缺乏对基本事实的把握，认知和推理能力相对匮乏，因此他们的投票行为主要受到情绪或情感的驱动，特朗普正是通过激发和利用这类选民的恐惧、焦虑、愤怒及仇恨的心理来争取选票。托马斯·佩蒂格鲁（Thomas F. Pettigrew）也强调心理作用而非实际处境，认为特朗普的支持者并不总是真的在经济状况或身份地位方面处于困境，但是他们自身所感到的被剥夺感及威胁感总是较高。

上述文献对于特朗普的选民基础及其胜选原因提供了较为多样的解释视角。不可否认，特朗普的胜选虽然在事实上是由经济利益、身份政治、个体心理等各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但笔者认为，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经济因素发挥了最为根本和重要的作用。正如皮尤研究中心于2016年9月开展的一项调查所显示的，经济仍然是选民最为关心的问题。就经济角度的解释而言，尽管已经有许多研究揭示了特朗普反全球化的主张和美国蓝领中下层选民之间的关键联系，但多数文献只停留在描述性分析的层面，鲜少能从理论上就美国中下层白人为何反对全球化这一重要问题予以说明。此外，在美国的选举制度下，特朗普的支持者依据选区划分在大选中投票，选民的地理分布可以为解读其政治行为提供重要的依据。但是既有的文献大多关注选民的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种族、学历、信仰和收入等因素如何影响投票行为，而很少从选举地理的路径分析特朗普胜选的选民基础。本文旨在弥补上述不足，从选举地理的视角分析全球化如何塑造特朗普的选民基础。

关于全球化如何塑造国内不同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已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为这一研究议程的倡导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提出，“由于政治和经济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有理由期待会发生深远的政治影响——尤其是世界各国的国内政治应该体现出世界经济的影响”。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 Ohlin）模型和斯托尔珀－萨缪尔森（Stolper Samuelson）定理为基础，解释了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要素禀赋如何影响国内的政治分化。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一个国家所出口的商品往往需要密集使用其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而进口商品往往需要密集使用其相对稀缺的要素。而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则揭示了该模型在一国内部所带来贸易收入的分配效应，即贸易将会提高该国充裕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报酬，降低该国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报酬。因此，一个国家内部的充裕要素所有者往往将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而稀缺要素所有者往往反对全球化和寻求贸易保护。在当代世界，发达国家往往人力资本要素相对充裕、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相对稀缺。基于自身的相对充裕或稀缺程度，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一般具有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政策偏好，而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一般具有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的政策偏好。

根据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不同类型的生产活动往往会在不同类型的地区内形成集聚，由于不同类型的生产活动所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存在差异，所以集聚将导致生产要素的区域分化。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集聚主要存在三种形式，分别是专业化经济区之间的分化、城市中心区与城市外围区的分化和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分化。较高水平的产业集聚一般导致专业经济区的形成，如传统工业区、高科技产业和高端服务业聚集区。此外，传统制造业也更多地分布于城市外围的郊区、农村或人口规模较小且土地租金较低的小城镇，而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则更多地分布于城市中心区或人口规模较大、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大都市。因为传统制造业主要密集使用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而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主要密集使用拥有较高知识技能的人力资本，所以这两种劳动力要素在区域分布上形成差异，即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主要分布在传统制造业带、城市外围区、小城镇，而人力资本主要分布在高科技产业和高端服务业聚集区、城市中心区、大都市。考虑到劳动力构成各区域选民的大多数，可以基于不同性质的劳动力要素在不同区域中的地理分布得到不同区域选民政策偏好的分化模式。

经济地理特征描述了各种产业类型在不同区域的分布概况。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美国的经济地理特征自19世纪末以来经历了重大变迁。不同要素所有者随着不同类型产业在各区域间的集聚而集聚，最终形成了专业化经济区之间、城市中心区与城市外围区之间和不同规模城市之间三种区域分化形式。

美国在立国之初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发生，美国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在1884年首次超过农业，但美国工业的早期发展在地区布局方面并不均衡。美国制造业的发源地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地区，当时这些地区的造船业、木制品和肉类加工业等已经初具规模。19世纪中后期，美国北部制造业的发展出现局部扩散，部分制造业从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地区逐步向中西部的五大湖地区转移，到20世纪初基本形成了以新英格兰、中大西洋和中西部为代表的北方制造业带。而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在南北战争爆发前，北部的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并集中了全国90％以上的工业，如纺织业、钢铁业、机械制造业；而此时南部和西部仍以农业经济为主，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到19世纪下半叶，当美国北部开始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工业革命才逐步开始向南部和西部扩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工业总体来说增长强劲，但逐渐呈现出新的区域分化特征，北部制造业带的传统工业生产逐步走向停滞或产量下降，而南部和西部则由于新兴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跃升为美国新的重要工业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是美国工业在整体上迅速发展的时期，但分布于东北部和五大湖地区的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却发展势头趋缓，例如，美国的钢产量在1955年以后一直徘徊在一亿吨左右的水平而无较大增长。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集中分布于五大湖区各州的汽车工业也出现了停滞。1966年至1971年间，美国每年的汽车产量都低于1965年的1105.7万辆的水平，尤其在1967年和1970年产量两次下降至900万辆以下。与之相对，美国化学工业的产值在60年代增长了一倍，其生产中心也开始从大西洋沿岸中部向南转移，南部的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墨西哥湾沿岸日益成为新的化学工业区。此外，西部太平洋沿岸地区的电子工业也迅速崛起。1950至1970年，美国电子工业产值增加了八倍多，电子计算机的生产规模、技术水平和应用程序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在结束了长达十年的经济“滞胀”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加速发展高科技产业和高端服务业，这进一步深化了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分化格局，最终形成了以五大湖地区“铁锈地带”和东西海岸高新技术和高端服务聚集区为代表的不同经济区。一方面，传统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日益下降，分布于五大湖地区的纺织、钢铁、玻璃、汽车工业等纷纷沦为“夕阳产业”，在技术进步和国际竞争等因素的推动下走向了长期衰退，陷入工厂倒闭、机器生锈的境地。尽管奥巴马政府曾推出“再工业化”的措施，但仍很难改变该地区的总体颓势。另一方面，高科技产业和高端服务业成为美国的新兴经济基础。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硅谷作为世界著名的高科技产业区，最早以研究与生产半导体芯片及先进的计算机与电子工业闻名，这里集聚了苹果、惠普、英特尔、谷歌和脸书等众多科技创新企业的总部，如今该地区在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技术以及生物技术等众多科技领域都形成了产业集聚。此外，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地区也进行了深刻的产业结构变革，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并取代传统制造业成为该地区的主导产业，金融保险、管理咨询、教育和医疗等高端服务业在此聚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工业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两类工业生产活动几乎主导了当时的城市经济。一类是大规模原料密集型制造业=活动，基于交通便利性的考量，这类活动往往靠近铁路和水运设施分布，典型=代表是匹兹堡的钢铁生产、芝加哥的屠宰和肉类包装、新奥尔良的制糖和明尼阿波利斯的面粉加工；另一类是小规模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活动，如服装、印刷、皮革、珠宝、钟表、家具和专业金属加工。

然而，在美国现代工业发展之初，甚至早在19世纪中叶，工业布局就显现出从城市中心向郊区和农村等外围地区缓慢分散的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一扩散进程开始显著加快。随着工厂从城市中心地区向城市外围迁移，中心地区制造业就业逐步下降，郊区和农村地区制造业就业随之增加。例如，1958至1967年，中心城区制造业就业年增长率只有0.7％，而郊区则高达3.1％。1947至1972年，人口规模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Metroplitan Areas）内，中心城市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了88万个，而这些城市郊区带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却增加了250万个。1967至1972年，农村地区和非都市区（Non Metroplitan Areas）也以11.3％的增长率成为重要工业的迁移地。20世纪80年代，当进口竞争迫使国内制造商降低成本时，制造业进一步向工资、财产税和土地价格普遍较低的农村地区转移，并且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

伴随着制造业从城市向郊区，再向农村的不断迁移，农村及远郊日益成为美国传统制造业的大本营。与通常和农村相关的农业与矿业等部门相比，制造业在农村地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到2000年，只有５％的非都市区劳动力受雇于农业。2015年，美国农村的制造业岗位总数为250万个，而农业岗位为140万个、采矿岗位（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为50万个。2015年，农村收入包括1.581亿美元的制造业收入、4540万美元的农业收入和3730万美元的采矿业收入。随着美国经济去工业化的总体趋势，2001年至2015年期间，农村制造业就业也有所下降，但相对而言，制造业对农村经济的重要性仍然大于对城市经济的重要性。尽管美国制造业就业的总体份额不断下降，但2015年制造业就业仍占农村私人非农就业的14％，城市仅为７％；而2015年制造业收入占农村私人非农业收入的21％，城市仅为11％。就制造业类型而言，转移到农村地区的制造业主要是木材制品、食品、塑料、橡胶、家具、纺织品、机械制造等传统工业部门，大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部门仍然保留在城市。例如，2015年，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制造所创造的就业占城市总制造业就业的10％以上，但只占农村制造业就业的约2％。

中心城市在制造业外迁的过程中，完成了从生产中心向信息与服务中心的转变，成为金融、保险、法律、行政和商业服务活动的集聚区。城市地区办公室面积的持续增加凸显了城市在国民经济中所具备的管理与决策职能。1960至1970年间，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中心商业区的办公面积平均增长了约38.8％。随着美国去工业化进程的发展，美国大部分制造业已经转移到大都市区外围乃至海外，但是在美国大都市区内尤其是中心区内，仍然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制造业企业，这些制造业往往与高级服务业或时尚消费品生产密切相关，如印刷制品、通信设备、珠宝首饰等，这些产业要么需要与城市商业客户保持经常的联系与接触，要么需要紧跟飞速的技术进步或多变的市场潮流。美国中心城区作为高端服务业、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大本营，吸引了众多高科技公司、艺术工作者和其他创新人才聚集于此。例如，纽约市中心区曼哈顿不仅拥有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集中了美林证券、高盛、摩根士丹利、纽约证券交易所等著名金融机构和上百家大公司的总部，而且也是美国现代歌舞剧中心百老汇和大都会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等世界著名艺术场馆的所在地。除了曼哈顿以外，波士顿市的中心区也是东海岸重要的商业中心，这里除了是美国银行、普华永道和富达投资等大型金融与商业公司的所在地，还是美国高等教育中心和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产业集群地。

美国城市的发展主要体现为大都市区的形成和发展。美国的大都市区在20世纪初形成，其生态组织结构一般包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心城市（人口至少5万人）以及与该中心地区有着较高的经济与社会整合程度的周边郊区。尽管大都市区的经济相对于非都市区的农村经济而言，更多地依赖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科技产业，但是在大都市区内部层级中，不同规模的大都市区在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类型方面仍然存在差异。

相对而言，大型城市主要以创新型和定制型的经济活动为主，如微电子、软件、生物技术、商业服务、金融、艺术、时尚等；而在小型城市更普遍的仍是标准化和常规化的制造业工作，如建筑、维修、运输等。科技含量较高的制造业也更倾向于集聚在规模较大的大都市区内。2010年，美国95％的尖端高科技制造业就业位于大都市区，其中79.5％集中在100个最大的大都市区内。尖端高科技制造业主要包括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制造、医药制造、航空航天产品和零部件制造。其中，计算机与电子产业最发达的地区莫过于西海岸硅谷所在的圣何塞－桑尼维尔－圣克拉拉都市区（San Jose-Sunnyvale Santa Clara, CA），生物医药产业则集中分布于东北部的波士顿－剑桥－牛顿都市区（Boston Cambridge Newton, MA-NH），而航空航天产业集聚区主要位于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塔科马－贝尔维尤都市区（Seattle Tacoma Bellevue, WA）。这类产业之所以选择集聚于大都市区尤其是大型大都市区，是由于在这些区位能够更容易地接触到科学家和工程师、供应商、客户，便于与同行公司进行便捷的信息分享，以及享受高质量的商业支持和工程服务等，而这些区位优势对于以研发新产品与新技术为导向的高科技制造业企业而言尤其重要。

与产业结构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分化相对应，美国不同层级城市所具备的劳动力类型也存在高低分化。研究表明，与认知能力（数学推理、思维逻辑、说服力等）相关的人力资本指数显示出与城市规模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体力相关的劳动力指数与城市规模有着强烈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高级认知工作往往集中在顶端的大城市，而普通体力工作往往集中在底端的小城市。所谓高级认知工作，往往对劳动者的文化知识水平有较高的要求，所需要的劳动力类型即人力资本／人才，一般受过高等教育，主要包括技术人员、管理人才、政府公务人员等；而从事普通体力工作的即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主要依赖于劳动者的力量耐力、手工技巧和机械技能，包括手艺工匠、工厂工人等。与产业集聚类似，人力资本分布也具备地理集聚特征，人才集聚与高技术产业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人才对于高技术产业的创新与竞争而言至关重要，二者所集聚的地区往往也是经济收入较高的地区。例如，美国第十大城市、加利福尼亚州第三大城市圣何塞位于硅谷的核心地带，市内及周边分布着众多的高等学府和科技公司，因而也成为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和商学毕业生的聚集地。据调查，2016年，圣何塞所在的大都市区吸引了67亿美元的针对科技初创企业的风险投资，投资规模在所有大都市区中排名第三。与之相对应的是，该都市区知识型人才（workers in knowledge occupations）的比例和技术型人才（techworkers）的比例分别为36％和27.5％，均名列全美第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霸权，在众多科学技术领域独占鳌头，这与其较高的教育水平及人才优势密切相关。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2017年全球人力资本报告》，美国的全球人力资本指数为74.84，在测算的130个国家中排名第四。由此可见，美国是人力资本要素相对充裕的国家。由于要素划分的相对性，一个劳动力无法同时被定义为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和非熟练与半熟练劳动力。与美国充裕的人力资本要素相比，作为生产要素的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则处于相对稀缺的状态。由于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一般未接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因此可以用低学历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人口中的占比来衡量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的相对稀缺程度。根据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BLS）发布的数据，2016年，美国劳动力人口（25岁及以上）中拥有高中文凭以及高中未毕业的人口占比仅为33.6％，余下大约66.4％的劳动力人口都至少接受过某种大学教育（包括接受过大学教育但未获得学位和获得副学士、学士及以上学位的几种情况）。由此可见，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是处于相对少数的。这样，美国两种劳动力要素的相对禀赋为人力资本相对充裕、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相对稀缺。

基于这种要素禀赋，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美国所出口的商品或服务应当包含密集程度较高的人力资本要素，而进口商品或服务则包含密集程度较高的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公布的2016年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出口统计数据，美国在参与国际贸易时主要以进口商品和出口服务为特征，由于服务行业相较于生产行业一般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或更少的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因此仅从美国总的贸易结构来看即符合理论推测。具体而言，美国虽然在大多数商品贸易领域都存在较大的逆差，尤其是在汽车及其零部件和发动机、服装和鞋类、厨具及其他家庭用品三类传统制造业领域。但是在民用飞机及其发动机和零部件、化学材料、科学仪器和医院医疗器械等领域仍以出口为主；在服务贸易领域，美国仅在运输服务、保险服务和计算机服务等少数领域存在逆差，而在其余服务类别中均以出口为主，尤其是在知识产权服务、金融服务、个人旅行服务（包括健康、教育及其他）、专业和管理咨询服务等技术和知识密集型领域存在较大顺差。由此，美国在不同商品和服务类别中的进出口情况基本符合其要素禀赋特征。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推导出美国不同劳动力要素所有者在全球化中的受益与受损效应，即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受益，而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受损。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产业兴衰的变化验证了全球化在国内不同要素所有者间产生的利益分配效应。一方面，美国制造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在全球化进程中走向衰退，大批工厂工人陷入收入困境与失业危机。随着全球化深化以及技术进步，美国大量依赖低技能劳动力的制造业岗位转移至海外成本更低的地区，国内工厂也由于难以与价格低廉的进口产品进行竞争而濒临倒闭，从而加大了美国国内就业的压力。从生产总值来看，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1953年达到28％的峰值以来普遍下降，并从2001年的14％下降到2015年的12％。从就业岗位来看，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数从1979年的1940万个的峰值下降至2010年的1150万个，降幅高达40.7％，且2010年制造业的岗位数仅占所有岗位数的8.5％。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于1973至2017年仅增长12.4％，也远远落后于同期生产率77％的增长。

另一方面，美国在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领域占据全球优势，金融界人士、企业高管、科学家、工程师等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中变得愈发富有。尽管美国传统制造业陷入长期衰退，但是由高科技所驱动的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与就业中的地位始终保持强势。1996至2016年，美国高科技产业的经济产出占总产出的比例始终维持在18％左右，在总就业中的份额也始终保持在9.2％至10.1％区间。即使是在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总体衰退的时期，高科技产业的表现也依然保持稳定甚至有所增长。从2007年到2010年，美国高科技产业的产出份额从17.8％增至18.7％，并在此后的六年间一直保持在18.1％以上，就业份额也从2007年的9.3％增至2010年的9.8％。在此期间，尽管高科技产业的就业岗位数有略微下降，但是很快在2011年得以恢复，而非高科技行业直到2014年才超过衰退前的就业水平。不仅如此，高科技产业从业者的工资水平也普遍高于非高科技产业的工资水平。例如，2016年，高科技产业中从事管理职位者年工资的中位数为131410美元，而非高科技产业中从事该职位者年工资的中位数仅为92220美元。

由于美国产业分布具备地理集聚特征，而不同产业对应不同类型的劳动力要素，所以全球化对不同要素所有者的影响，可进而表现为不同区域选民之间在政策偏好上的分化。

首先，就专业经济区的分化而言，中西部五大湖区域的制造业带经历了严重的就业萎缩与人口外流，从美国曾经最重要的工业区沦为如今的“铁锈带”。从地理划分来看，中西部地区主要包括伊利诺伊、印第安纳、艾奥瓦、密歇根、密苏里、明尼苏达、俄亥俄、威斯康星、肯塔基和西弗吉尼亚十个州。2000至2018年，这十个州提供的就业比重从23.42％降至20.72％，与此同时，该地区的人口占全美总人口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22.87％下降至20.82％。其中，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和伊利诺伊州的经济衰退最为严重，这三个州在此十年间的就业比重分别下降了0.57个百分点、0.55个百分点和0.49个百分点，人口比重分别下降了0.45个百分点、0.47个百分点和0.51个百分点。然而，分别位于东西海岸的华尔街和硅谷则成为美国经济领跑全球的新引擎，依靠发达的金融产业和先进的科技革新，不仅吸引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也创造了美国接近一半的财富。金融业发达的东北部地区主要包括康涅狄格州、特拉华州、缅因州、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罗得岛州和佛蒙特州。以华尔街所在的纽约州为例，2000至2018年，该州吸纳的就业人数比重从6.3％增至6.32％；而太平洋沿岸地区，包括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2000至2018年这三州的就业比重分别增加了0.14个百分点、0.02个百分点和0.44个百分点。此外，美国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地区虽然所涵盖的地理范围仅限14个州，但却在2018年为美国的GDP贡献了高达40.52％的份额。

其次，城市中心区与城市外围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之间在贫困率、失业率、工资水平方面也存在明显差距。自20世纪60年代贫困率被官方统计以来，非都市区和农村地区的贫困率一直高于大都市区。2017年，大都市区贫困率为12.9％，而农村贫困率达到16.4％。而且，在2016年，35％的城市居民和31％的郊区居民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历，农村地区只有19％的高学历人口，而高人力资本水平往往与高工资相对应。所以从人均收入来看，也是城市地区最高、农村地区最低。一项由5006名成年人参与的抽样调查显示，2016年，生活在美国农村的白人中有69％的人声称难以在所居住的社区内找到工作，而生活在郊区和城市的白人中认同该项的比例分别为54％和45％。有65％的人认为，日益增多的移民正在抢走工作机会（郊区和城市的比例分别为52％和48％）；33％的人对后代的财务状况持悲观态度（郊区和城市的比例分别为28％和23％）。这主要是由于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农村选民比城市和郊区选民更易遭遇经济困境。

最后，较大规模的大都市区在美国经济与就业中占据着更显著的地位，也相应拥有更高的收入水平。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2016年，美国规模最大的前十个都市区实际的GDP平均为5693.5亿美元，其中美国第一大都市区纽约－纽瓦克－泽西城（New York Newark Jersey City，NY-NJ-PA）以约14800.3亿美元大幅领先；而规模最小的十个都市区在2016年实际的GDP平均只有38.6亿美元，仅为前十大都市区平均水平0.6％。在提供就业方面，2016年，前十大都市区平均提供的就业岗位为5492287个，而排在末尾的十个都市区在该年平均只提供了45857个就业岗位。此外，那些收入水平较高的大都市区往往也属于人口规模较大的类型。据统计，2016年，在美国的382个都市统计区中，家庭收入中位数最高的前十个都市区中有八个在人口规模排名中位列前100名，并且有五个都市区位列前50名。家庭收入中位数最低的十个都市区在都市规模排名中也普遍落后，其中有九个排在第100名之后、七个排在第200名之后。

因此，由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所集聚的地区（制造业带、城市外围区、小型城市）在全球化中受到严重冲击，往往面临着较高的失业率、贫困率或较低的工资水平；而那些由人力资本要素所集聚的地区（东西海岸、城市中心区、大型城市）的情况相对较好，是全球化的获利者。由于特朗普秉持反全球化的政策主张，向选民承诺重新谈判贸易协议和把制造业就业带回美国，所以可以推测特朗普在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聚集的地区将获得更多的支持，由此可提出以下三个假说：

假说一，中西部的“铁锈带”选民在总统选举中更倾向支持特朗普。

假说二，位于城市外围的远郊及农村地区选民在总统选举中更倾向支持特朗普。

假说三，人口规模较小的大都市区选民在总统选举中更倾向支持特朗普。

2016年大选特朗普选民基础的区域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