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全球的历史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问题 | Cultural Sociology

Gurminder Bhambra(2014)的“连接性（connectedness）”概念贯穿历史学和社会学。她借鉴Sanjay Subrahmanyam提出的“连接的历史”，对选择社会学概念的历史标准所依据的殖民权力关系提出质疑。Subrahmanyam强调历史学在得出关于空间和时间、事件和过程、行为者和结构之间的关系时必然基于一定前提，Bhambra的“连接社会学（Connected Sociologies）”将此延伸，“其出发点是承认事件是由一些过程构成的，而这些过程总是比将事件作为特定和具体的理论建构而进行的选择更广泛”。Bhambra揭示了历史社会学中的关联性的认识论选择是如何直接干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因为它暴露了不同立场之间存在的不对等关系的历史和殖民性质，以及维持建立知识验证程序和规则的权力落差。这种方法在方法论上揭示了新的理论路径，在社会理论的概念形成程序中，在标准的理想型和比较分析之外提供了另一种可行的选择。

范发迪（Fa-ti Fan）从广泛的历史学而不是社会学的角度来处理历史和概念之间的关系这一关键问题（2016）。他强调，科学的诞生和发展的叙述方式是欧洲社会学对现代性自我理解的核心。这必然意味着，对现代科学的重新考虑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现代性框架的基本理解的深刻转变。近几十年来大量的历史学研究对科学现代性的欧洲主叙事、其所谓的优越性以及其从西方传播到其他地方的机制提供了不同形式的反驳。他阐明了殖民和帝国主义的科学史如何与后殖民理论在构建了科学现代性的解释模式、对科学的中立性和普遍性提出质疑这一点上殊途同归，而这种不谋而合又如何产生了一个全球转向，改变分析的重点，更加强调知识、实践和思想在主体之间，以及跨越文化和文明的边界的流通过程。

在这一背景下，范研究了涉及“贸易”和“流通”等概念的重新赋义过程：“现代科学的崛起与全球范围内的商业和贸易有很大关系；航行、海上贸易和东印度公司与科学活动交织在一起。因此，贸易的语言不仅仅是一种隐喻，也是重建科学与商业之间历史联系的一种尝试。贸易的视角为科学史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方法，它凸显了知识的动态特点和科学上的交流。”但是，虽然在叙述层面上，贸易和科学相互共同形成并共同构建了现代世界，但从概念的角度来看，通过扩展贸易的语义领域来描述思想和实践的交流而导致术语上的混淆“可能反映了现代西方的偏见，即坚持将模式强加于无论在历史和地理上都非常不同的社会环境。”(Fan, 2016)

范质疑“流通”这一概念。他解释说，“流通”这个词不带有褒贬色彩，忽略了复杂的权力网络，这些网络可以产生，也可以中断，或者有选择地允许知识的流动。虽然范对不加批判地跨理论语境借用术语持怀疑态度，但他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以“作为方法的亚洲”这一短语为中心的重新命名策略：通过对规模问题的讨论来解决使用“全球”概念所涉及的过度概括和理论重化的风险，以此反对欧洲中心主义。

民族国家概念及其所相关的比较历史学基于韦伯的理想型（McMichael, 1990, 2000）。Bhambra认为，这种方法的误导性在于，社会科学从韦伯的社会学中继承的“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概念都基于“将殖民主义和帝国作为现代性发展的构成方面而加以消除”，但形成这种模糊性的历史要素依然根植于概念内涵。殖民关系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与他们在海外的帝国和殖民扩张地区联系起来。因此，为“国家”概念的心理表征提供连贯性的外部/内部分界线暗指的情况比社会理论通常愿意承认的情况更加多变。Bhambra关注韦伯的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文化和法律机构的定义是如何形成的，而不仅是批评其不完整或错误。韦伯的国家概念中所涉及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性来自于产生和再现它的认识论架构，它基于解释模式和对象，即韦伯的理想型和对历史进程的解读二者间的相互合法化。这种是建立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殖民主义基础上的，它“排除了在考虑不同观点的基础上建立一般理解的可能性，也回避了这些不同观点可能产生的批评”（Bhambra, 2016）。

Bhambra强调，在韦伯的民族国家概念中，对联系的叙述和理论上的阐释也是构建民族身份的前提条件。德国民族国家的政治空间的出现是通过民族的“我们”和外国的“他们”之间的分离进行的。在这里，由东部省份的德国化向东推进的内部边界与西非的外部帝国和殖民边界的产生是共通的。同样在几十年里，从19世纪下半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类似的民族国家形成过程将意大利复兴运动和意大利半岛南部的殖民化与利比亚和所谓的非洲之角的殖民化结合在一起（Lombardi-Diop and Romeo, 2012）。在意大利和德国，民族认同和国家机器的制度和话语建构都是民族国家诞生的基础。

Bhambra建议，可以通过将缺失的殖民环节纳入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叙事和民族认同的公共话语中来重新构思民族国家。但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以一种激进的方式重新想象民族国家的时空和政治边界。这意味着包括将欧洲国家的出现与他们自己的帝国和殖民扩张的海外地区联系起来的领土和领土外的维度。这样一来，诸如“公民权”或“移民”等概念将具有不同的、更具包容性的意义，能够适应世界区域和全球政治空间的长期变动。

Gennaro Ascione（2016）讨论了如何在历史和社会学中重新定义全球的问题，他认为这不仅是社会学学科内部的讨论，还关系到实际的政治变局。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涌现的全球化理论的种类呈指数级，这使得社会科学中“全球”概念难以捉摸，也使得它与公共话语中对其意义的过度泛化理解相混淆。Geoff Eley(2007)从历史学角度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理论虽然不同，但其共通点，即将世界看作一个各部分互相作用的整体，源于形成现代资本主义的时空网络的整合和强化过程。然而，Ascione强调，历史社会学对“全球”概念以及将何种历史进程归为全球化还缺乏反思。当全球的概念化被视为一个方法论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解释或叙述的问题时，这个术语所代表的思想史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Julian Go（2014）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社会学的局限性叙述为“掩盖全球”的坚决策略。这是通过依赖国家作为分析单位来保证的，只有世界系统分析是个“例外”，它的方法注意到社会变革和知识生产过程的全球性复杂互动。

通过将非殖民化放置在理论实践的中心，殖民差异的构想方式成为重构“全球”谱系的主要标准。Ascione认为，围绕分析单位的方法论辩论不应局限于形式，而应该包括对不同方法论、认识论假设和文化偏见的政治维度的研究。这样一来，Ascione扩展了Anibal Quijano所阐述的“殖民性”概念。复杂的殖民权力矩阵可以依此看作一套在不对称的权力和资源关系中组织起来的不断变化的等级衔接，这些权利和资源是由历史因素形成的，但被殖民主义歪曲为人类学意义上的本质（Grosfoguel, 2004; Mignolo, 2007）。这个矩阵不仅通过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叙事和解释来运作；它也深深地刻在方法论战略中，在早期殖民主义偏见的基础上延伸和重现概念的形成。

Sanjay Seth关注社会科学中现代性和欧洲中心主义之间的典型联系。Seth（2016）提出，现代性通过带有倾向地解释现实，将自身话语与现实捆绑在一起，在这种意义上，它构成一种带偏见的逻辑自洽；Seth要求深入研究现代性的核心概念，打破上述联系。通过仔细解读其在一系列概念力场中的理论渊源，我们就有可能在赞同现代性主张的历史和学科基础的同时记录其局限和有问题的前提。只要意识到现代性作为一个概念和一系列的实践在历史上也隐含着西方霸权，我们就会发现，从现代性、进步和发展的交织中，出现了一种目的论，而这种目的论又以从认识论到文化和种族暴力的各种方式巩固着西方的优越性。如果现代化及其所代表的而新颖性和变化被认为是只能从西方发源的，那么一切其他的历史和文化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就被简化为静态的他者。在科学中立的外衣下，这种前提阐明了一种文化和历史的等级制度，它继续支配着现代知识生产的语言和词汇表。

要推翻上述情况，自然就必须触及欧洲范围之外的现代性、它和资本主义及其全球扩张在政治经济和符号层面的关系。Nicos Poulantzas的全球生产模式（1973）对此有着全面深入的阐释。非洲、美洲和亚洲的资源——包括人力和物力——在这里已经包含了Lisa Lowe（2015）提出的四大陆的紧密关系。在这一点上，承认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中心地位是现代性及其对世界在文化、军事和经济上控制的关键，彻底质疑了方法论的中立性。现代性的叙事如何被讲述——由谁、在哪里——而不是经验事实的证据是上述不平等权力的核心。Seth认为，重要的不是寻找另一种现代的谱系，而是一系列多元化的谱系，从而将现代性从单一的模板中分割出来。

按照查尔斯·泰勒的说法，问题的关键不仅仅是“现代”指的是什么时间范围，也不是东西方如何划分。这是因为，现代性不只是历史发展的最新阶段，它之中还蕴含着普遍的真理（Taylor, 2004）。换句话说，现代性的主张是，要突破到一个超验的层次，在那里似乎可能揭开世界的面纱，摆脱其他认识论和相关文化的人类学限制。现代主体因其脱离了特殊性，可以把世界变成一个对象，并克服早期宇宙论的模糊性。换句话说，我们面对的不是一种历史性的建构，也不是宗教式的主张，而是一种现代人的自我描述，一种把世界看成一个独特的、独立的探究对象的失落的认识论。现代性在这里创造了一个精确的领域，它的知识主张在其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Seth总结说，此处现代性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个概念的力场，一个可以进行争论和重做的项目，我们由此回到它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和它对权力的利用，理解它是认识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诸多模式中普通又特殊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