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明：政治学视野中的国家安全：历史、战争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 社会科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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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视野中的国家安全‍‍‍‍‍‍‍‍‍‍‍‍‍‍‍‍‍‍

在人类的史前时期，安全一开始就具有某种“公共产品”的性质，个人靠强健的体魄和携带的武器在自然或猛兽的威胁面前不足以全身而退，尤其在还有其他族类袭扰的情况下，只有采取部族或部落的集结方式才能抵御可能发生的伤害。无论是漂泊的游牧还是学会耕植后的定居，先民对生存资源（土地、水源、食物）的争夺和保有都是其日常生活的头等大事。为适应这种需要，部落内部的军事组织、部落领地的防御工事便逐渐建立起来，通常被认为是文明存在的要素之一——城市，如果注意到它周围的瞭望塔和坚固的城墙，就不能说它仅是经济贸易带来聚落的结果，而应把它和防御——目的是保障安全——的功能联系起来。对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学研究表明，两河流域的城市史是一部“冲突、敌对、战争和征服的历史”，最初只是一些要塞（garrisons），是为了争夺土地、饮水的控制权和维持军事防御的优势而建立的，后来的雅典、罗马城概莫能外，这可以从它们的公民阶层的划分（财产与军功）中看出，例如构成罗马公民大会的“百人团”不过是罗马军队的基本组成单位。

基于安全“公共产品”的性质，人类群体把自我保护的行为普遍化以后，就意味着社会生活发生了一些具有颠覆性的变化，一种被称为“国家”的公共生活组织方式便应运而生。在西方社会契约论的国家起源假说中，这种公共生活组织方式是以“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的终结问世的：无论是他人，即地狱式的自然状态的凶险（霍布斯），还是田园牧歌般的自然状态的不便（洛克），都有悖于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原则，人们出于自保或出于产权，不得不自我约束，通过合约方式把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委托于他们共同承认的受托者——这就有了新的共同体（“利维坦”或“政治社会”）。撇开契约论的内部理论分歧不论，它们一致认为，国家起源首先是出于安全的需求。如果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那么国家对安全的性质、内涵和范围的定义则构成了文明社会的制度保障和主要内容。

从根本上说，现代民族国家是世界市场和劳动分工的产物。民族国家的基本要义是把“民族”编入“国家”的一种政治框架。在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制下的土地和人口的归属是根据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来确定的，土地作为领主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并不具有固定的属性，或为赏赐，或为嫁妆，或为抵押，或为赔偿，经常在不同的领主间进行转移；而人口，即使是基于种族、文化共同体而生聚的族群，亦随领主统治权的变更或分散消融，或重组聚合，并没有固定的经济社会联系，不具备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情感。这和一些东方国家，比如长期生活在大一统“中华帝国”内具有历史记忆和“祖先崇拜”等文化心理凝聚特征的“臣民”是不同的。近代以来，在封建母腹中发育起来的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在“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通的刺激下，开始走向世界追逐利润的旅程，在政治上发动废除封建制度、建立统一政府、统一法律、统一市场和统一关税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的重要任务是把分散的地域人口整合进中央集权的新共同体内，以适应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需要，以及适应以新共同体为单位在全球展开竞逐富强的需要。这种由新共同体意识形态动员起来的并由此被“编入”新共同体中的人口就叫做“民族”（nation），这种由获得新共同体成员身份的人口组成的，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依据一定的权利分配机制实施管辖治理的政治组织形式就叫做“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所谓“现代”一词所修饰的民族国家不过是指其所赖以发生的工业化和资产阶级的时代背景、构成合法性来源的代议民主的时代政治和以科学祛魅为思想特点的时代精神。

民族国家“看上去很美”，但民族国家的形成却和战争有不解之缘。正是由于战争，所以安全问题是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现代问题”之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通常被认为是民族国家诞生的标志，但众所周知，这个条约是欧洲人打了30年宗教战争的结果。查尔斯·蒂利关于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就是一部关于战争缔造国家的叙事。他的逻辑很简明，也很独特：（1）战争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仅从公元990到1992年1000年间，大大小小的战争不下数千次。要打赢战争和准备战争，统治者就必须从拥有战争资源的地区、群体、阶级那里获取战争手段，对战争资源的榨取和争夺便产生了国家这种组织结构。（2）人类进行战争总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开始的，这种条件依其资源丰裕程度和提取资源方式大体可以分成两种：一是在相对贫瘠的农业为主的地区，表现为广袤的农村和稀疏的城市；二是在商业占优势的地区，表现为相对稠密的人口和众多的城市。在前者的条件下，要备战和打仗，统治者的资源提取策略是和地主结盟，倾向于采取武装暴力的形式，通过征用、征召、贡赋、高压税收等不同组合从征服的人口中榨取战争资源，所以形成了“强制密集”；在后者的条件下，统治者可以通过购买、租借、公共信贷、流通税等方式提取战争资源，统治者和资本家结盟，由此形成“资本密集”。（3）“强制密集”形成了区域性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庞大的榨取机构——帝国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基层建立起自己的根基；“资本密集”形成了主权分散的国家，因为不用建立庞大稳固的国家机构也能进行战争。但是，（4）在15世纪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在长期趋势的作用下，第三种类型的国家出现了，即在强制密集和资本密集之间，二者的结合或融合，形成了“资本化强制”的形态，统治者直接把资本家和资本整合进国家机构，并顺应和利用资本积累和集中的规律来经营“军事财政化”的组织体制，这种形态被证明能更有效地满足战争的需要，所以成为欧洲国家主流的战争动员方式。这样，蒂利就提出了欧洲民族国家道路的差异和为什么最后走向民族国家的原因。“强制密集”“资本密集”和“资本化强制”是蒂利关于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三个解释机制，它们构成并支撑了蒂利的命题：战争缔造国家。从这个命题出发，战争——它的反面是安全——的机制带来了一系列的副产品：由于战争，军队成为重要的组织，而为了维护军队的建设、维持战备的需要，辅助性的组织便应运而生——税务局由筹措战争资源而设；财政部因分配战争资源而生；国库不过是国家的军需部；代议机构在各阶层对战争资源分配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地位日趋重要；征募机构由于动员战争人力资源而扩大它的规模；警察这种原属军队的暴力机器在减轻军队内卫压力的要求下分离出来，成为维护国内安全的常设机构；法庭在惩治反战和违背战时法令者的司法实践中不断完善了它的职能；军事和军事辅助人才的培养刺激了教育和学校机构的发展，如此等等。总之，一系列的官僚机构、公务员数量，以及国家的预算规模和债务规模都在急剧增长，辅助性、过渡性的机构终于演化为常设性、主导性和系统性的机构，国家的面貌——结构和功能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丰满。

蒂利并不是战争缔造国家论的始创者，将国家和战争置于社会变革的中心位置来考察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两千多年前，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就说过“战争是万物之父”。但战争为什么会发生，不能简单从战争本身来寻求答案。一百多年前，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无非是政治的一种特殊行为，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即所谓“流血的政治”。这个“流血的政治”在马克思那里显然同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分野与对抗存有内在的关联，马克思对战争根源的揭示无疑是同类研究中最深刻、最富历史感、最有影响力的观点，但并没有穷尽关于战争复杂起因和止息条件的认识。20世纪中叶，肯尼思·华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提出如何理解战争（国际冲突）的“三重意象”（images），为人们观察战争提供了一个整合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分析框架（levels of analysis）。在他的笔下，第一重意象把战争的根源归诸人的本性和人类的行为，自私、被误导的侵略性冲动和愚蠢都将导致战争的发生，要消除战争必须提升人类的道德和启迪人类的良知。第二重意象把战争的发生同国家的内部组织形式联系起来，认为是国家组织的内在结构弊端（“坏国家”）导致了战争，所以必须“对国家加以改革，可以减少或永远消除战争”。第三重意象注意到现代世界是一个“国际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下不存在自动的和谐”，“独立自主的国家间战争不可避免”，为遏制战争，如果不能建立某种形式的“联邦政府”（世界政府），至少必须建立国际间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

华尔兹其实对改良人性可以止争息战的观点是有保留的，战争是一种社会性制度，不是人性恶习的必然产物，在这方面，他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国际社会主义者”包括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的观点，即战争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外部表现，消灭战争的方法只有一个：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消灭阶级存在的条件，进而促进国家的消亡。战争是国家内部阶级冲突的现象，阶级和国家消亡，战争亦不复存在。但阶级和国家的消亡是漫长的历史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以后的各国工人运动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终是以国家内部的共产主义政党为单元推动的，用国内的革命战争改造国家内部结构，用国家的独立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这是经调整以后的列宁主义的战争与革命原理。在这个意义上，华尔兹的“第二重意象”，即以国家及其内部结构为中心考察战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性—— “坏国家”必须被推翻，从而使“好国家”得以在和平中生存。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好国家”是否会带来永久的和平（这里并不涉及“好国家”的定义）？华尔兹关注的重点不是社会主义理论，而是批评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他认为和平与战争问题仅停留在国家单元这个层面来观察是不够的，还需要把眼光投向主权国家体系的宏观层面，即“第三重意象”。他说：

20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世纪。20世纪的国际关系的演变具有如下特点：在战争与革命的作用下，欧洲列强政治的衰落溃败演化为二战后美苏争霸的两极政治，两极政治的存在和战略需要导致“中间地带”（或中间势力） ——第三世界的兴起，形成了与两极政治相对立和相联系的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政治本质上属于大众政治的范畴，它和西方国家内部的大众政治（各种非政府组织政治参与运动）遥相呼应，挟全球化、信息化和民主化之势，促使两极政治所代表的权势集中态势向权势分散化趋势的转变，推动了国际关系学者通常所说的多极化时代的到来。在这一过程中，两种结构构成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的基本背景，一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竞争对抗的结构（20世纪中叶），二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竞争合作的结构（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和安全观就在这双重结构中展开。

在第一种结构中，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意识形态为分野争夺地缘政治优势的斗争决定了战后国际关系的基本框架：美苏两大集团把各自的安全利益和安全战略扩展至全球，从而把世界同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竞争联系在一起。绝大多数国家无法保持中立，程度不同地卷入其中。中国作为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进行战争革命而立国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一边倒”的国策，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是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交互作用的历史结果。没有“一边倒”，就不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下巩固新生政权、保卫革命成果、打破西方经济封锁，也不足以表达和坚持自己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立场和信念。“一边倒”是一种联盟战略，联盟提供了安全保障（社会主义阵营的依托），但联盟本身也意味着安全形势的严峻（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面对来自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大的压力和周边（包括台海）关系的紧张，中国不得不把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作为国家安全的根本宗旨，采取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政策。“一切以战备的观点来衡量”“准备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成为中国国防安全的战略方针，高度重视军队建设、积极推动国防现代化成为国家安全活动的基本内容，简言之，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压倒一切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前长期徘徊在世界的边缘地带，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同国家占世界的国土规模和人口规模比例严重不相称，根本的原因在于“实力”不够，这种状况构成了几代领导人的“安全焦虑”（所谓“落后就要挨打”）。改革开放后，随着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转变，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时，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到第二个十年行将结束时，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进入了中等发达国家之列。综合国力发生质的跃升，使中国的国家安全状况有了极大的改观。然而，冷战后的世界也对中国的发展和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如贸易的争端，流行疾病和疫情的蔓延，周边局势的不稳定，宗教民族分裂与跨国恐怖袭击活动的威胁，西方国家以自由、人权为旗帜支持发动的“颜色革命”，以及关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鼓噪等等。许多原本属于国际性的问题越来越转化为国内的问题，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在中国的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全球繁荣和稳定的形势下，人们已经认识到，国际政治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而不是每个国家政治的简单相加。作为一个谋求和平崛起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中国内部的事情，而且因其不可避免的外溢影响而在国际社会受到高度关注，其中心问题是崛起后的中国将与世界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现实主义的观点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强盛，中国的军事力量必将强大，从而对“守成国家”（既有霸权国家）构成威胁（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从自由主义观点看，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对“共产主义”的坚持，是苏联解体后另一个对抗“自由价值”的社会主义大国，势将导致安全合作机制的不稳定；即使是把国际结构视为一种由知识和观念分配形成的社会现象的建构主义观点，出于对文明和中国文化本质的看法（文明的冲突），对中国参与安全共同体的建构也不无疑虑。其实，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对外政策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文明遗产、发展面临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路径依赖，以及内部政治经济结构同其所处的国际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中，新航路开通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时代的世界图景，是植根于希腊半岛的古典“殖民主义”（雅典商业帝国和海权扩张）的重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这些现代化的先行者，出于对殖民地和世界市场的争夺，尤其在工业革命以后，把全球变成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从而构成了西方的“世界主义”（历史哲学和世界想象）。所以西方的国际关系和安全理论是以现实主义（霸权主义）为底色的，后来的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不过是遭遇由这个“世界主义”制造出来的“第三世界”的反抗而“改良”的副产品。这和中国的发展境遇与发展逻辑存有深刻的差异。

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有三个逻辑命题规范着中国的发展，也规范着中国的安全理念和战略。

第一个命题可称为“历史造就了中国”。什么样的历史造就了中国？大一统的历史造就了中国。政治上，大一统是一种中央集权共同体的治理模式和生活方式，当它由殷周时以王畿为中心的天下共主格局演变为秦及后来的中央王朝官僚制国家以后，便同“四海一家”“天下为家”的“天下秩序”观念融为一体。大一统虽有中心和圈层结构，但治理原则是“无外”的、“宣化”的和包容的，表现在对“他者”的关系上，主要是通过文化认同而识别族群身份，通过仁德感召而促进民族融合，通过恩威并施而维护国家和平。当和周边民族的矛盾激化时，中央王朝采取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过总的说来，王朝有世界帝国的理想，但国家的取向不是武力征服的，有追求财货充盈的欲望，但国家的品性不是掠夺性的。这种大一统的“天下体制”特征来源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念，相信得天道者胜，方有国泰民安、政通人和、河清海晏的太平治世；看出恃私智者败，必有“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据土相争。显然，这和西方文明史上以财产和地域因素消解部落组织而进入阶级社会后的国家演进之路是不同的，后者以宗教战争（消灭异教徒）和财富战争（掠夺黄金争夺贸易市场）为两翼，在征服和扩张中从西欧封建主义走向民族国家和世界霸权，前者守持“公天下”的信念，追求自然秩序（天理）与社会秩序（伦理）的有机统一，在天下（文化）主义的作用下，发展成为一种“纳国家于伦理，合法律于道德，以教化代政治”的“非国家”的文明共同体。

这种文明共同体在近代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中遭遇了严厉的批判，王朝政治的逻辑被颠覆，经济社会的结构被改造，民主共和的思想被引入，但是，大一统赖以存在的多民族共同体的生存发展形态没有被否弃，“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形态没有被割舍，“民为邦本，天下为公”的价值形态没有被改变，“礼乐征伐”自中央出的国家统一形态没有被中断。换句话说，大一统在近代以来的革命的冲击下经历了内核的置换和形式的改造，颠覆了官僚专制主义和宗法家族主义的政治元素，保留了多民族统一国家“协和万邦”、对生民负有保护性义务的“公天下”的政治传统。这种传统始终制约着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国家建设，当然也制约着中国的安全观念和安全战略的发展：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安全体制对内不是压制性的，而是保护性的，对外不是扩张性的，而是和平性的，它的安全关切始终落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人民团结、民族融合、社会繁荣、经济发展、和平共享这些内容上，因而反对任何分裂国土与民族，破坏统一与团结，阻碍发展与共享的威胁或损害国家安全的意图及行为。这种基于国家、社会和人民整体福祉的安全观，追根溯源，都可以发现大一统及其天下主义传统长期作用的影响。

第二个命题是“世界进入了中国”。世界是怎么进入中国，则有中国怎么样来回应世界的问题。在世界范围，源自西欧的资本主义通过殖民和战争对全球造成的影响，用马克思的话来讲：“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由此，地方史变成了世界史。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进入中国，中断了中国自身的发展进程。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被迫签署数百个以割地赔款为主要内容的不平等条约，通过不平等条约，列强在中国攫取了一系列特权，如投资设厂、驻扎军队、内河航行、自由传教、治外法权、控制关税等等。中国近代史变成“挨打的历史”。“民族国家”打败“天下国家”，逼得中国不得不向西方学习，也试图“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推行所谓文明制度”，把“农民的国家”变成“资产者”的国家，即把农业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但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在逻辑上是资本的增殖过程，是资本的征服运动，它把中国纳入其中，不是要把中国从一个非现代国家变成现代国家，从一个不发达国家变成发达国家，而是要在全球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中使它从属于西方国家借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制造”出来的全球依附性的结构。不打破这个结构，作为不发达国家的中国就不能跻身于世界强盛民族之林，而要打破这个结构，客观上需要有一个具有现代化取向的中央权威，以便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动员和集中资源来应对所谓“现代化的挑战”。

中央集权体制无疑与天下主义有内在关联，天下主义主张，在“人类文化”照耀的地方都应有统一的制度、统一的文化和统一的伦理道德。但自从“世界进入中国”以后，天下主义已经遭遇资本全球扩张的打击，中国已经无法回到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体系”，天下主义面临的是一个新的世界体系，是主权而不是皇权、是条约而不是朝贡、是国民而不是臣民、是政治而不是文化构成了世界体系的政治结构，重建中央集权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的。民族革命、民主革命、文化革命塑造着“重建”的性质。中国经过百余年的奋斗，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摆脱了过去的屈辱地位，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与其他国家的正常关系。传统中国的“天下体系”已然解体，但沃勒斯坦所说的“现代世界体系”（政治经济学的中心与边缘结构）仍未完结，这个世界体系结构内含的不平等，集中体现为西方国家习惯于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打交道，因而决定了中国对外关系的现实主义的一面——中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国力，包括发展军备、追求自强与独立，否则不足以保证自己的安全，但这不是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本质是实力政治，中国对外政策还有另一方面，即如前所述的追求和平共处。所以能提出并实践和平共处，归根结底是由于完成了中央集权体制的重建，因而可以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凭借主权独立、政权有力、社会整合、人民和民族团结的政治优势，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战略来拥抱全球化，并由此获得全球化的利益。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是有根的政策，根子就在天下主义的传统。天下体系图景不再，天下主义传统犹存—— “公天下、致中和、恤民生、施仁政、尚礼义”这些思想仍然闪烁着超越时代的光芒。在中国和世界的互动中，主权国家富国强兵的动力和天下主义和平信义的取向相互结合相互支持，是中国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性回应。

第三个命题是“政党改变了中国”。在国际安全理论研究中，政党一般不会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中，这是因为政党在西方只是一个反映市民社会“部分”（parts）利益的社会政治组织，是站在社会躯体觊觎国家权力（政党本性）、动员票箱以图进入行政立法（政党行为）的一种力量，属于国内政治的范畴。但政党之于中国的地位和重要性远超乎西方，首先是因为政党缘起不是国内社会利益体制性竞争博弈的产物，而是外部势力入侵导致国内全面危机而发起拯救运动的结果。政党如果仅把自己作为一个西式政党的效仿者，必无法承担起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使命，如民初北京国会的政党，最终在列强干预和国内军阀政治中边缘化。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政党必须是社会动员和政治改造的组织，广泛深入地涉入政治过程的方方面面，履行动员民众、整合社会、建立国家、治理国家的功能。在中国，这样的政党只能从国家边缘地带起步，植根于社会基层，建立军事武装，团结和领导广大劳动群众，运用革命暴力摧毁旧政权，重建国家，进而重组社会，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政党。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所谓“政党改变了中国”，按照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集中表现为“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毋庸赘言，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状况。

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最大的现实是，共产党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力量，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性质、行动逻辑和发展方向，也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安全理念、安全道路和安全战略。国家安全首先是领土和主权安全，支撑领土安全和主权安全的基石之一是军事力量，在中国，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对军队建设、国防建设的领导本质上意味着党对国家安全肩负的绝对责任，这是西方国家的政党所不可能承受的。国家安全的内核是政治安全，政治安全的根本问题是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安全，党领导人民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政权和制度提供合法性论证，党的领导成为政治安全的坚强保障。国家安全中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诸项内容都和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从根本上来自这一事实，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最大国情和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不是一般意义的政党，它是国家体制的核心组成部分，有人把中国的体制叫做“政党—国家”（party state）体制，在理论和实际上并无不妥。西方政治势力，比如美国政府2021年通过的法案要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中国人民区隔开来，希望通过离间二者的关系来削弱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力，恰恰从反面表明“党国一体”对于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总而言之，以上三个逻辑命题代表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中国国家安全的历史、结构和行动维度。从贫穷走向小康进而走向现代化强国，从世界的边缘走向世界的中心，是一个历经风险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和新风险，这些问题、挑战和风险归结到一点，就是在国内环境复杂多变和国际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情况下，如何保全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如何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如何保护社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如何发展和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探索解决和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提供了理论和战略的框架。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之路，开创国家安全工作的新局面，是中国国家安全领域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根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