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社会学 | 中国学者发表第一篇Sociological Theory | 唐世平：族群战争的爆发：一个广义理论

1945年以来，国内战争比国际战争爆发得更加频繁，也带来了更具破坏性的后果，同时，超过半数的国内战争是由族群问题而非阶级或意识形态问题引发的。因此，族群国内战争（ethnic civil war，后文简称“族群战争”）作为国内战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很自然地成为了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研究领域，现已产生大量研究文献，而且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著述涌现出来。

但是，学界对族群战争的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点是，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我们的研究已经变得极其碎片化。从定量研究看，族群战争或者族群和平似乎与某些因素相关，但我们的定量研究往往未能揭示其中的因果机制。而从定性研究（比较案例研究）看，许多特定的族群战争理论仅仅着眼于某些因素和因果机制。因此，这些研究不仅缺乏系统综合，而且研究族群战争的学者还常常倾向于一些因素和机制，而忽视另外一些因素和机制，仿佛他们所青睐的这些因素和机制就足以充分解释族群战争的复杂性，而且这些不同的因素和机制之间毫无交互作用。简而言之，族群战争研究缺乏一个广义理论。事实上，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和戴维·莱廷（David D. Laitin）就暗示族群战争研究可以有一个广义理论。

本文认为，导致这一现状的关键原因在于，学者们还未找到一种恰当的、能够把大部分因素和机制进行统合的工具。因此，本文尝试提出这样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在批判前人所做的理论性综合尝试的基础之上，通过采用两个分析性创新手段，向探求族群战争的普适性的广义理论迈出关键的几步。首先，大部分现有研究都是先从因素出发进行研究的，而本文则是先从机制着手。具体说来，运用两个驱动群体间冲突的元机制（安全困境/螺旋模型和群体间–群体内交互作用）作为整合手段，然后通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梳理被学者们认为是易致族群战争的诸多因素：通过两个元机制和冲突行为的更为直接的驱动力，一个因素能否与族群战争联系起来？由此，我们得以将大部分相关因素同族群战争关联起来。其次，通过甄别出诸多因素、直接驱动力和机制之间潜在的交互作用，并将这些因素和机制整合在一起。其结果就是一个更具整合性的族群战争理论。

在详细阐述这一理论之前，首先需要说明一下，何为族群战争的广义理论？一个理论如果要成为一种广义理论，就必须满足以下两点：第一，这一理论必须阐明族群战争的总体动态，并确定某一具体族群战争理论或者阐释某一具体族群战争的核心要素为何。第二，该理论囊括或整合了数个或众多具体理论，因此在横向和纵向上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理论统一。更确切地说，这一广义理论必须通过界定明确的机制，将造成族群战争的潜在因素、直接诱因同族群战争整合为一体。

一个好的广义理论或者整合性分析框架至少可以提供三个方面的价值：第一，有助于组织涉及某个复杂社会事实的众多经验数据，使得领域研究更具条理性。第二，有助于揭示未被重视或挖掘出来的因素、机制和途径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而找到现有认识的缺口，为未来的调查研究指明方向。第三，有助于我们衡量获得的经验和理论层面的进展。下面做几点具体说明：

第一，我们假定族性（ethnicity）是重要的。因此，本文反对一些理性选择理论家的立场，他们认为族群战争和非族群战争之间不存在实质性差异。如，芭芭拉·沃尔特（Barbara Walter）就说过，“所有参战者都是出于相同的成本计算，无论其族群隶属或身份为何。”

第二，我们假定一些族群身份认同已经形成并可操控。换言之，本文事先承认了某些族群分化是既定的，它们通常是由语言、宗教或种族差异造成的。就定义来说，族群战争仅可能存在于多族群国家。尽管这样做有些具化（reify）族裔概念的意味，但是这样能够避免卷入探讨族群身份认同和民族主义建构的不同方法的论争之中。同大多数族群战争的学者一样，本文坚持认为族群身份认同（或族群划分）是族群战争爆发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因此，本文是从一种修正的具有现代主义特征（modernism-informed）的工具主义和建构主义立场出发，认为（硬和软的）工具主义与（文化和心理）建构主义在本质上是相互兼容的。

第三，文章假定导致族群主义和族群战争的一些深层原因是给定的，比如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出现的现代化、去殖民化、帝国瓦解、国家的民族化以及排外/封闭等情况。这些大的趋势构成了社会系统的关键特性。很自然，这些趋势深刻地塑造着国家针对其境内少数族群制定的政策以及相应地少数族群关于是否应该对此采取屈服、抵抗甚至叛乱对策的考量。一些学者对这些深层原因做过非常精彩的研究，所以文章将把重点放在导致族群战争的更为直接的原因上。

第四，鉴于族群战争领域的文献已数不胜数，范围更广的族群政治和国内战争领域就更不必说了，因此任何一篇文章都几乎不可能就现有文献做出全面概述。所以本文仅做一个简要的文献概述，并将更多精力集中在有利于构建族群战争广义理论的部分。很多重要的、甚至经典的研究，此处只能暂时忽略不提，特此致歉。

第五，正如标题所示，本文认同这样一个观念，即族群战争的爆发、持续以及终止，三者的动力学有很大的差别。此外，冲突后的和平建设又与以上三者的情形大不相同。本文只研究族群战争爆发的相关问题，关于战争的持续、终结以及后冲突时代的和平建设的研究，只能另文加以展开了。

第六，由于多个机制和众多因素的交互作用导致了族群战争，族群战争背后存在着大量的、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多种悲剧都可导致族群战争的爆发。因此，尽管本文能够确定下来几种机制和多个因素，但是本文并未自信地宣称，某些具体的“机制+因素”的组合就是族群战争爆发的充分（哪怕接近充分的）条件。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本文甄别出的直接驱动力和两个元机制是族群战争爆发的必要条件。但是也不排除一些特定组合可能会构成一场特定的族群战争或者一部分族群战争爆发的充分条件。

最后，本文不对此处提出的假设进行系统检验，但是会提到一些与本文阐述的理论框架相一致的支撑性研究。

二、族群战争爆发研究：研究现状

本部分将简略地考察族群战争爆发的既有研究中的一些关键和重要缺陷。讨论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总体性的讨论。第二个部分是更加有针对性的讨论，从而为发展一个广义理论奠定一些基础。

（一）总体述评

目前的族群战争研究存在着许多典型的方法论缺陷，如，案例范围、数据质量（指标、编码和度量误差等）、模型设定、案例比较、聚合程度以及延展性尚不完全可靠。但除此之外，现有研究还存在着一些更为基本的缺陷。

尽管理论和经验假设之间存在本质不同，但是很多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把推导经验假设的过程等同为理论化过程，这导致很多族群战争的定量研究（除去个别优秀研究成果之外）几乎只能勉强算是有理论的，甚至是没有理论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虽然众多定量研究都把大量的因素同族群战争联系起来，但是其研究结果大多仍停留在相关性的层面，因为它们并不确定哪些机制能够让这些因素与族群战争存在关联，并对这些机制加以检验。

部分地因为混淆假设与理论的错误，许多经验发现即使确立了其稳健性，也只是一些无法得到合理且自洽解读的相关性描述。比如，研究社会运动、叛乱和内战的学者一直以来都认为“不满”（grievance）是抗争政治的关键因果性因素。但是，几项代表性研究却似乎发现（族群）不满的大多指标与国内战争的爆发之间并不存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的联系。而这些学者只是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些实证结果，而不尝试对这一“意外发现”进行合乎逻辑的解释。然而，正如斯塔西斯·卡利瓦斯（Stathis Kalyvas）曾指出的那样，不满极少能自动转化为行动（比如叛乱），因为人类是会根据全局做出战略决策的动物，他们在胁迫之下采取的行为可以与不满抵消。如果没有族群精英的积极动员，族群叛乱几乎不会发生。因此，不满仅仅是族群战争爆发的一个必要但绝非充分的因果性因素。因为回归分析默认每个自变量都可以独立地（因此也就可以充分地）导致结果，所以回归分析通常很难发现必要但不充分的因果性因素，即使是使用交叉项也如此。

一些量化研究还存在许多概念性的误区，最为突出的是保罗·科利尔（PaulCollier）和安克·霍夫勒（Anke Hoeffler）等人把很多因素混为一谈而都归结到了机会、贪婪和不满的标签之下。他们将自然资源的攫取、海外同胞（diaspora）的捐赠以及敌对外国政府的颠覆破坏活动等都归入机会这一指标，但实际上，这些因素更多地是捕捉了潜在反叛者的能力这一因素。即使我们认为，（绝对或相对）能力一定程度上是构成叛乱机会的基础，机会和能力也并非一回事。

目前的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还忽视了政治进程作为机制的重要作用。然而，精英对族群身份认同、恐惧和仇恨的操控是驱动族群政治演变为族群战争的最关键过程。现有研究也未能注意到，中介性政治进程有可能改变这些因素的作用，而这些改变又将反过来塑造族群战争的具体特征。举例来说，之前的暴力事件不仅导致仇恨，而且会带来国力削弱、国民经济满目疮痍、沿族群边界的政治动员等情况，而这些情况都会助推之后更多的暴力事件。同样，族群精英引发的竞价（outbidding）和战争升级也能反过来限制之后对族群的包容。不考虑政治进程，而仅仅在黑箱模式中把一些因素同族群战争相联系的这种做法已越来越多地遭到排斥，因为科学实在论要求我们对机制进行甄别。

族群战争现有研究也未能通过机制将因素结合到一个整合性的理论中来。事实上，大部分定性研究把各自偏爱的个别因素或机制同其他因素、机制对立起来。因此，V. P. 加尼翁（V. P. Gagnon）强调精英操纵族群身份认同和族群恐惧的政治意义，而巴德瑞德因·阿尔菲（Badredine Arfi）则关注社会性和象征性（symbolic）的一面，仿佛这两个方面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一样，而他们考察的都是南斯拉夫的案例。同样，阿尔菲和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man）也把理性选择范畴下的因素与更具有象征意义的因素对立起来，仿佛物质利益和象征性利益不可能出现一致的情况。大多数量化研究，由于注重的是统计学推论背后的逻辑，所以也把一些可影响不同动机及约束力的因素同另外一些可影响不同动机及约束力的因素对立起来看待。他们默认这样一个看法：作为自变量，解释性因素在现实世界中确实是彼此独立的。从技术上讲，目前的定量研究技术很难把控三个变量的交互作用，尤其是当一个或多个因素的作用可能是非线性或非单调性的情形更是如此。

目前的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还倾向过分强调那些更易衡量（因此，可能是物质性）的因素（比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其中包括有形利益（比如石油、天然气、钻石、领土等）。因此，这些研究对族裔和族群战争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唯物工具主义的方法。然而，正如沃克·康纳（Walker Connor）在很久前便指出的那样，这种方法肯定是具有误导性的。至少短期来看，大多数不满都是主观建构的结果：在冲突状态下，情绪通常会越来越高涨，对其他族群（不应有的）地位以及本族群未被公正对待、未能获得应得利益这些状况的描写都极易用来为冲突作动员。因此，无论纯物质主义的工具性路径还是纯情绪性建构主义的路径都无法充分理解族群战争，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把情绪和物质因素纳入一个整合的理论框架内。

现有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还常常过分强调结构性因素（宏观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因为这些因素更加易于度量。因此，这些研究对族裔和族群战争的研究都默认的是一种结构主义路径，而这种路径几乎都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行为人尤其是族群企业家（ethnic entrepreneurs）的作用。但是，一种研究方法，只要基本上是结构主义的方法，不论如何完善也是不完整的，因为没有行为人，族群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当然，因为族群企业家能通过操控人们的情绪和认知来构建不满，所以结构性因素并没有像大多数定量研究所说的那样，能够决定族群战争的爆发。还是那句话，问题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行为人和结构结合起来，然后在此基础上理解行为人如何在结构性限制和机会之下实施其行为。

（二）早期综合性尝试：并不成功的尝试

有些学者的综合性理论尝试朝着更加整合的族群战争理论方向取得了重大进步，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都不足以提供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举例来说，唐纳德·霍罗威茨（Donald Horowitz）确定了几个导致族群冲突的直接（主要）驱动力（比如，利益和不满）以及众多能和主要诱因相联系的关键因素。但总的来说，霍罗威茨未能（至少未能系统且有力地）把上述因素同主要诱因联系在一起。

泰德·格尔（Ted Gurr）和芭芭拉·哈尔夫（Barbara Harff）也曾做过整合性理论研究。他们不仅指出族群战争离不开族群动员，还确认了影响动员的五到七组因素。但是他们的探讨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局限：第一，未能充分阐释动员。第二，尽管他们考察了几组能影响动员的因素，但是赖以区分这些因素并将其与族群动员相联系的理论依据尚未充分论证。第三，案例分析过于单薄。

最近，兰道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提出了关于暴力的整合性理论，该理论突出了情绪（比如，恐惧和愤怒）因素作为冲突行为主要诱因的作用。但该理论基本上是一个微观理论，因而对精英的作用涉及有限。因此，尽管该理论的确为理解一般的暴力问题提供了重要洞见，但它更适合理解大众主导的单个或者局域性的暴力行为，而不太适合精英引导的暴力行为。

综上所述，大多数现有整合性理论尝试都有所不足。接下来，将进一步详细分析斯图尔特·考夫曼和罗杰·彼得森（Roger D. Petersen）的两个整合性研究。虽然他们二者的研究也存在大量不足，但是他们向族群战争整合理论迈出了一些关键性的步伐。

考夫曼的《现代仇恨：族群战争中的符号政治》（Modern Hatred: 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Ethnic War）——很早前考夫曼曾提出过理解族群战争的两个重要关联：一个是安全困境，另一个是双层博弈（即群体间–群体内交互作用，尤其是领导层通过操控族群间关系，改变族群内部政治状况，使其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考夫曼还指出，对族群灭绝的恐惧只有达到很强烈的程度时，群体暴乱才会发生（比如，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中的亚美尼亚人同阿塞拜疆人的对立）。另外，考夫曼认识到，精英会参与族群竞价（ethnic outbidding），他们或出于工具性原因对族群民族主义动机深信不疑，比如，克罗地亚的首任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Franjo Tuđman）；或者出于对工具性原因和族群民族主义的综合考虑而对族群民族主义动机深信不疑，比如，塞尔维亚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

在此研究基础之上，考夫曼进一步发展了其整合理论。首先，他认为有关族群战争的四种叙事——历史仇恨、领袖的操控、经济对抗和安全威胁的升级——无论是哪一个都不足以单独解释族群战争。同样，虽然理性选择理论和心理理论提出过重要洞见，但是无论哪一种也不足以单独解释族群战争。因此，正确做法是将这两种理论整合起来。考夫曼还认为，需要对机制和因素都予以整合，并指出精英的族群竞价（族群动员的关键要素之一）是促成族群战争的爆发过程中操控族群灭绝/征服恐惧的重要因素。其次，考夫曼还认为，对族群象征物（或象征性政治）的操控是理解族群战争的一个关键。他强调，象征性政治（symbolic politics）需要族群内传播的神话、象征物和擅于操控的精英三个因素来支撑，而象征性政治、安全威胁升级和恐惧这三者相互依存。考夫曼对其（成熟）理论概括如下：“族群战争爆发的必要前提条件是族群神话、恐惧以及采取政治行动的机会。当族群符号政治走向极端之时，激发敌对行为，从而陷入安全困境，于是族群战争就爆发了。族群战争有时是在大众领导下走向极端主义的，有时则是在精英领导下走向极端主义的。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是极端主义政治和安全威胁相互促进、不断升级从而导致战争的。”

遗憾的是，考夫曼的整合研究存在严重缺陷。第一，从逻辑层面看，我们无法确定，考夫曼提出的三个必要条件（关于昔日暴行的神话、族群恐惧以及动员和斗争的机会）一起是否能构成族群战争爆发的充分条件，或是否有其他必要条件被他遗漏掉了。事实上，他在后续探讨中暗示，除了“三个必需条件”还需要另外的步骤：“大众敌意持续高涨，领导层的沙文主义动员使得符号政治趋向极端，族群之间出现安全困境”。如果没有这一逻辑限制，那么考夫曼会很容易随时添加新的机制和因素，这就犯了“滥造之罪”（sin of commission）。而考夫曼早先曾列出不同情况的做法，只能让我们对他的新理论更没有信心。

第二，虽然考夫曼认识到安全困境/螺旋模型（SD/SM）是有一些用处的，但是他未能准确把握住安全困境/螺旋模型的本质和真正威力。考夫曼认为，只有在一个族群受到另一个族群攻击后对其发动攻击予以回击时才会出现安全困境。因为他认为只有一方发动了攻击之后，安全困境才会启动，他用深层安全困境或者帝国主义安全困境来解释族群战争是非常肤浅的。显然，若一方受到攻击，那么无论有没有安全困境存在，爆发战争几乎就已经是不可避免。不仅如此，如果一方已经发动攻击，安全困境这一模式就不再发生作用。

更糟的是，考夫曼将安全困境等同为标准的理性选择方法。他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因为，部分主张理性选择的理论家强调，安全威胁的出现是因为无政府状态。但是，这些主张理性选择的理论家犯了重大失误：他们在探讨安全困境的时候完全抛开了心理因素。因此，考夫曼未能领会，安全困境/螺旋模型实际上为整合众多因素和机制提供了关键平台，而这些因素和机制曾有学者在相关文献（包括象征性政治的文献）中进行过详尽的分析和探讨。

第三，考夫曼隐晦地将他的族群暴力的“理想型”（ideal type）等同于现实世界中发生的具体案例。事实上，考夫曼在后续的案例研究主要就是把案例对号入座，划入四种族群暴力理想型（即，大众领导的两种暴力行为：群体沙文主义和群众叛乱；精英领导的两种暴力行为：政府沙文主义和精英阴谋活动）来加以分析，而未能提供真正具有原创意义的理论洞见。因此，考夫曼没能认识到一点：若没有精英对大众媒体的操控和动员，大众领导的暴力行为无法发展为彻底的族群战争。此外，精英在不发生大众驱动的暴力行为的情况下，也能够策划族群暴力行为，导致族群战争爆发。举例来说，精英能够让暴徒向另一族群施暴，从而在本族群内部引发族群恐惧。此举进而引发报复行为，并逐渐在原本态度温和的本族群众中引发恐惧情绪，使得他们愿意投身族群战争。事实上，如考夫曼对两个冲突事件——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的卡拉巴赫冲突以及格鲁吉亚人同阿布哈兹/南奥塞梯人之间的冲突——的分析所示，如果精英下定决心在大众动员的早期就介入的话，他们可以选择去严厉镇压大众驱动的暴力行为。因为要想让大众驱动的暴力行为升级为全面战争，精英至少必须默许甚至心照不宣地鼓励族群暴力行为。

第四，考夫曼在“动员和斗争的机会”这一标题下，将（内部）能力的指标与（外部）约束或机会的指标混为一谈。因此，考夫曼未能认识到，尽管这两组因素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二者之间是存在区别的，且它们对族群战争的过程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后面将说明，将能力和约束混为一谈势必导致我们对其理解模糊不清。

第五，虽然考夫曼声称自己做的是一种整合性的研究，他依旧落入将一些因素与另外一些因素对立起来的窠臼。他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把工具性计算（即理性选择）同象征性政治对立起来看待。但是，象征性政治（即操纵族群符号）是一种过程，而神话和经济因素是促成性或限制性因素。同样，考夫曼认为族群竞价与其他因素完全没有任何联系，除了把族群差异视为安全困境的部分内容之外。他不仅未能认识到很多因素——比如先前发生的群众叛乱——都可以调节族群争价，也未能认识到，竞价在本质上与理性计算是相互兼容的。为了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利用过程来整合多种因素，而不是把不同的因素对立起来，或者把不同的过程对立起来，甚或把因素与过程相互对立起来。

罗杰·彼得森的《理解族群战争：20世纪东欧的恐惧、仇恨与不满》（Understanding Ethnic War: Fear, Hatred, Resent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Eastern Europe）建立在前人强调情绪对驱动族群战争的研究基础之上。彼得森的研究是一项创新性的整合尝试，试图把族群战争的几个关键（情绪）诱因纳入一个连贯的理论。首先，从对理性选择方法的批评入手，彼得森坚持认为在族群战争问题上，物质因素和符号价值同等重要。进而他强调，情绪是一种机制（或开关），能触发行动以满足迫切需求。因此所有情绪（除了暴怒）都是工具性的：工具性计算与情绪完全可以兼容。此观点与理性选择理论家宣传的普遍观念相反。不仅如此，往往是多种动机而非单一动机促使个体参与族群暴力。因此彼得森的框架至少涵盖了荣誉（即怨恨和不满）、仇恨、暴怒和恐惧等因素。彼得森还对仇恨和不满做了区分，他指出，历史上的怨恨或过去的冲突事件会加强仇恨，而不满则是由身份或自尊差异导致。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彼得森指出暴怒必须被独立对待。

遗憾的是，彼得森的框架依然存在一些短板。第一，最严重的问题是，虽然彼得森把情绪描述为行动的主要诱因，但他并未把情绪同目前研究族群战争的文献所认定的众多重要因素结合起来。彼得森倚重情绪而把除了“（身份的）结构性改变”之外的很多物质因素（包括有形利益）都排除在外。这样的结果是彼得森的理论框架心理学色彩过浓，根本无法把现有文献中的众多因素纳入同一个整合性框架。

第二，尽管彼得森认识到个体可能因多种原因而被迫参与到族群暴力中，他始终坚持将不同的情绪对立起来，并最终把不满视为最有可能支配族群的一种情绪。

第三，彼得森质疑精英操控在导致族群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而这与其早期的观点相矛盾。因此，他不仅未能注意到动员和操控都依赖于情绪，也未能注意到二者同样能增强敌意情绪，进而恶意情绪和动员互相触发，推动恶性反馈循环，并最终导致族群战争。

第四，尽管彼得森对安全困境做过简要论述，但是他未能充分重视安全困境的力量。因此，彼得森未能认识到，安全困境/螺旋模型和群体间–群体内交互作用恰恰可以通过他自己所强调的情绪诱因，而成为将文献中认定的导致了族群战争的因素与族群战争联系起来的关键。

第五，彼得森对情绪所作用的方向的研究是片面的。尽管彼得森指出身份反转通常是可能造成不满情绪的原因，但他依然暗示，这种不满情绪的走向是单向的：只有劣势族群才对优势族群怀有不满情绪。然而在现实中，给劣势族群分配东西的时候，无论是真的在分配给他们东西，还仅仅只是人们认为是在分配给他们东西，优势族群都有可能不满。同样，彼得森默认，只有被征服的族群才会心怀暴怒，于是，他排除了劣势族群挑战优势族群这一可能，即劣势族群暴怒并诉诸武力意图重建主导权（“让他们知道在这儿谁才是真正的主人”）。彼得森对仇恨的处理存在同样的问题。

综上所述，考夫曼和彼得森皆未能认识到，仅仅（直接）情绪诱因自身不足以成为族群战争爆发的充分诱因，也因此无法让我们充分理解族群战争——还需要将其他的因素考虑在内。因此，他们的分析都还远不能成为一个族群战争的动态整合理论。

在这一节里，我将简略介绍两个核心机制：安全困境/螺旋模型；群体间–群体内交互作用。这两个核心机制将成为我们构建一个关于族群战争爆发的广义理论的支柱。

（一）安全困境/螺旋模型

安全困境概念最先由约翰·赫茨（John Herz）和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提出，后经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重要发展，已成为国际关系领域关于冲突的关键概念和理论。苏联解体之后的多个冲突促使巴里·波森（Barry Posen）将安全困境概念引入了关于族群冲突的研究。遗憾的是，当前很多对于族群战争中安全困境/螺旋模型的探究研讨都较为混乱，其部分原因是安全困境/螺旋模型的概念尚未得到充分的界定及理解。

安全困境/螺旋模型捕捉到了两个行为主体（国家、族群甚至个人）的交互作用是如何导向冲突的关键动力学（见图1）。同样重要的是，安全困境/螺旋模型是一个能够整合物质和心理因素（二者被认为能促进或抑制族群战争爆发）的强有力工具，因为安全困境/螺旋模型明确说明，物质和心理因素能够调节安全困境/螺旋模型，而最终结果也依赖于这些调节作用是如何结合并产生综合作用的。因此，安全困境/螺旋模型可以充当建构族群战争广义理论的部分基础。

例如，彼得森研究的四个心理调节因素（恐惧、仇恨、不满和暴怒）就可以作为螺旋动力的心理调节器，从而轻松地整合进安全困境/螺旋模型之中。首先，（生存）恐惧是安全困境模型的核心构件。如此，考夫曼所强调的关于族群灭绝的恐惧并无不同：关于族群灭绝的恐惧是族群战争的安全困境中的核心构件。仇恨也是同样，无论是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所提的“古老的仇恨”（ancient hatred），还是考夫曼提出的“现代仇恨”（modern hatred，如关于昔日暴行的神话）。不满情绪也同样。简而言之，这些心理诱因影响个体对利益冲突的理解，也影响他们采取暴力行为的决心。心理因素还使得精英操控成为可能：没有情绪因素的存在，族群动员不会出现。

类似地，现有文献中确认的很多物质因素可以被视为螺旋动力的物质调节因素，进而被轻松地整合进安全困境/螺旋模型之中。比如，莫妮卡·托夫特（Monica Duffy Toft）重点关注的地理因素一直是安全困境/螺旋模型文献讨论的一部分内容。再如，物质利益（收入、领土、石油或者天然气等）的冲突也易于被纳入安全困境模型之中，因为利益冲突始终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最后，盟友（或外国对族群战争的支持）可能导致安全困境恶化，这一可能性早已为学界所承认。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把所有这些因素通通纳入同一个整合性框架。

（二）群体间–群体内交互作用

要想理解国家间冲突，我们可以首先将国家假设为内部统一的行为主体，然后再通过引入国内政治来打开这个黑箱。但要想理解族群间冲突，如果我们首先就将族群假设为内部统一的行为体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精英和大众之间的群体内交互作用是理解冲突的关键，而这种群体内交互时常受群体间交互状态的影响。考夫曼曾指出，把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双层博弈”和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颠倒的第二意向”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是理解族群战争情形的必要途径。因为这两个方法实际上探讨的是同一个事物的两面，即，国际政治背景下的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交互作用，或族群战争背景下群体内-群体间之交互作用。

s确实，只有通过群体内-群体间交互作用才可以把握住如下两个问题：其一，为何群体间政治通常朝有利于群体内政治中强硬或沙文主义精英的方向发展；其二，为何群体内政治限制了群体间政治谈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另外，群体内-群体间交互作用与安全困境/螺旋模型密切相关。因此，族群战争广义理论的第二个关键基础就是群体内-群体间交互作用。

从认识论的层面看，群体内-群体间交互作用这一路径包含了族群战争理性选择路径，因为以物质利益或符号利益为核心的理性计算只是更广义的交互作用的一种形式。而且这种交互作用路径与社会建构主义安全研究方法是相容的，并且可以包含后者，包括“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事实上，本体性安全中的精英操纵就等同于精英操纵关于族群被灭绝和压迫的恐惧。本质上，精英对族群身份认同、仇恨以及恐惧的操纵可以理解为一个通过构建固化族群身份认同、制造本体性不安全感的进行动员的过程。

更具体地讲，在每一个族群内部都有至少两个行为主体：精英（包括最高领导层）和大众。通常情况下，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都是分裂的。假设一个群体的精英可以对另一个群体采取两种立场（即温和或敌对的立场），而大众基本上是温和的，那么在多数正常情况下，族群中的精英和大众都是分裂的。任何族群战争广义理论都必须建立在此基础之上。最重要的是，这种情形非常普遍，从而告诉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道理：第一，族群动员对于理解族群战争至关重要，而且族群动员能否奏效是有条件的，并不是必然的。第二，同样重要的是，对于理解族群战争来说，只重视结构性（即宏观社会、经济、政治）因素的方法即便有效，也至少并不完整。如果没有恶意的族群精英（malignant ethnic elites）发挥重要施动者的作用，那么族群战争就不会爆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我们的关于族群战争的整合性理论通过四个直接主宰（master）诱因将众多因素同族群战争联系起来，因为这四个主宰诱因都能通过两大元机制（即安全困境/螺旋模型、群体内–群体间交互作用）与族群战争发生联系。如此，我们将能够纳入许多、甚至大部分文献中甄别出的与族群战争有关联的因素。而这也将为把这些因素与精英族群动员联系起来铺平道路。而鉴于局势升级（也称“上升螺旋”）是安全困境/螺旋模型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框架也覆盖了这样一个认识，即，所有族群战争都受局势升级情形支配，而且所有这些主要诱因和关键因素都是局势升级情形的一部分。

（一）四个主宰诱因：情绪、利益、能力和机会

四个主要诱因是把众多心理和物质因素通过两大元机制纳入一个整合性框架的关键。很多研究都强调这些因素是最容易导致冲突行为的诱因。而在此处，我把它们予以整合为四个主要诱因。

情绪这一类属之下有四种具体的情绪（或情绪诱因）：恐惧、荣誉、仇恨和愤怒（暴怒）。首先，恐惧（尤其是对于族群统治和族群毁灭的恐惧）常被视作安全困境/螺旋模型的一部分。在族群政治中，恐惧经常是由奉行沙文主义的多数族群通过话语（如宣布统治少数族群的计划）或实际行动（如实施合法的统治措施）引发出来的。比如，在格鲁吉亚，奉行民族主义的总统兹维亚德·加姆萨胡尔季阿（Zviad Gamsakhurdia）在宣布脱离苏联独立之后，立刻废除了少数族群阿伯卡茨（Abkhaz）的文化和政治自治权。同样，南斯拉夫刚刚解体，克罗地亚的图季曼总统便宣布对全国进行“克罗地亚化”。无论是格鲁吉亚还是克罗地亚，暴力行为的爆发最初都是因为多数族群为增强统治而制造的话语或行动所促发的；而之后少数族群不得不予以抵抗。

其次，许多学者都指出，荣誉与威望、怨恨、不满和统治（domination）紧密相连。优势族群和劣势族群都可能怀有怨恨或不满的情绪：前者憎恨失去优势的可能，而后者则希望（重新）获得平等、荣誉和光荣。

再次，卡普兰、考夫曼和彼得森都强调仇恨，无论是古老的还是现代的仇恨。先前的冲突事件激发仇恨，因此，仇恨应该是预测之后爆发冲突的最有力的指标。

最后，愤怒（暴怒）。相对而言，愤怒和暴怒或狂怒（即强烈且高度暴烈的愤怒）作为冲突行为的关键诱因就没有受到应有重视。但是，愤怒尤其是暴怒（很难预测）有可能成为局部冲突最主要的诱因。直接地，暴怒可能引起自发性大众驱动的暴力行为。间接地，暴怒是利于族群动员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利益（或目标）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人类行为（包括冲突行为）的关键诱因。对于族群而言，族群战争中物质利益更多是和以下几项有关：（分离或自治的）领土、统治或完全毁灭另一族群、自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和钻石）、商业机会以及通过就业、晋升等形式占有国家机器。对于国家（与其边界内的族群概念相对）而言，其目标可能包括（再度）实施政治统治、驱逐，甚至彻底的种族灭绝。总之，行为主体的目标不同，其对族群战争的影响也就不同。

安全（或者脱离不安全状况）、荣誉和权力（能力），都可以被视为象征性利益的不同形式。在此，本文明确将有形利益与象征性利益区分开来，并只讨论有形利益。尽管权力或能力也可以视为一种利益，但是我们将直接与战斗力相关的能力和权力同其他有形利益（如，获得官僚地位或政府资金）区分开来。因此，此处所指的利益是有形利益，而不是权力或者能力本身。

布鲁贝克、莱廷、科利尔和霍夫勒等人都特别强调机会或可行性。影响机会的因素包括中央政府的衰弱（如，政权过渡期中央权威的衰落，这种过渡也许是迈向民主进程，也许不是）、经济危机以及外国入侵。

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的关键作用很容易理解：没有一定的军事能力，国家就无法恐吓其他少数族群，而少数族群也无法反叛。因此，苏联解体时遗留的大量武器，加速了中欧和东欧很多族群战争的爆发。同样，第一次苏丹南北内战（1955-1972年）的爆发，就是因为南方拥有一支常备军（即“赤道军团”）。其他影响战争能力的因素包括地形环境、海外同胞的支持、少数族群领土内有可资掠夺的资源以及邻国同族的支持。

机会和能力相互作用，二者的部分构成因素可能有重合（比如，外国侵略），但是二者并不相同。机会可以被强力赋予或创造出来，但是能力只能累积。不仅如此，构成能力的诸种因素可能更有利于理解族群战争的持续而非其爆发。因此，将机会和能力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认识到这些冲突行为的主宰（直接）诱因是关键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工作是，将文献中众多的因素同四大主宰诱因联系起来，进而再同族群战争联系起来。

（二）独立发挥作用的因素

众多因素被认为可能导致族群战争。仅在哈弗德·赫格雷（Havard Hegre）和尼古拉斯·桑巴尼斯（Nicholas Sambanis）所做的文献回顾中，他们就甄别出了88个有可能能够引发国内战争的变量，但其中的多数因素并未恰当地与四大主宰诱因建立联系。这里，我将对现有文献业已认定的大部分因素进行审视，从而梳理出因素与族群政治和族群战争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我完成了两项主要任务：

第一，不同学者对因素的标签不同，所以我对这些标签进行精简。比如，当外族移居到本少数族群的核心领地时，这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在少数族群内部引发恐惧和不满，有的学者称此类状况为“人口入侵”问题，有的学者则称其为“大地之子”（sons of the soil）问题。而本文则用一个标签来标识这些因素。第二，根据变量与四大主要诱因的潜在联系，我对变量进行了分类。分类结果详见表1。

这一做法产生如下几点重要的效果：第一，现有文献探讨的众多因素的冗余（redundancy）变得非常清晰，因为不同的学者将同一个因素冠以不同的名称。这些冗余阻碍了我们的理解。

第二，有些因素影响着不止一个主宰诱因。比如，早先的暴力冲突事件均会对恐惧、仇恨、怨恨和利益产生影响。同理，外族移居到本少数族群核心领地的行为，无论该少数族群在本地区是弱势族群还是优势族群，都会在本少数族群内部引起恐惧和不满。

第三，由于有些因素影响着多个主要诱因，所以它们比其他因素更可能引发族群战争。比如，早先的冲突事件应该是引发未来族群暴力的最强大的导因，因为此因素不仅影响着恐惧、仇恨、怨恨和利益，还遗留下了军事装备、组织和战斗经验等要素。相反，族群语言分裂度（Ethnolinguistic fractionalization，ELF）对引发族群战争的作用会较小，因为其与四大主要诱因的关联较远。因此，以前人们的研究没有发现族群语言分化和族群战争的爆发存在显著的联系也就不奇怪了。

第四，有些因素被人们忽视了或者是不恰当地操作化（度量）了。比如，很多以前关于国内战争的定量研究都只是控制了国家水平上的地貌。然而，更准确的指标应该是叛乱群体聚集区域的地貌；近年来部分学者的研究的确证实了这一点。以前的定量研究试图将石油、天然气及其他易于取得的矿产资源联系起来，但这些研究可能忽视了这些资源的族群地理分布，因而其研究结果不能使人信服。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和刘易斯·科赛（Lewis Coser）最早就指出，精英动员是族群间冲突的一个关键。毕竟，若没有一定组织上的支持，族群战争的爆发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而为了建立起组织上的支持，精英和大众必须共同参与。因此很多研究都将精英的族群动员视为促发族群战争的重要步骤，这一点并不奇怪。确实，如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和戴维·莱廷曾指出的一样，即使是从原生主义或者文化主义理论的视角解读族群战争，精英话语以及操纵的重要作用也都不容小觑。若不能理解族群动员的实际过程，也就不能充分理解族群战争，而且若仅侧重某些中意的因素，那么在此基础之上确立的政策也无法有效抑制类似冲突。关于抗争性政治的文献中对此问题已有非常多的讨论，并就动员提出了诸多有益的洞见，而且将众多因素（比如社交网络、社团结构、族群团结性以及身份认同）整合进了一个连贯的框架。当然，族群政治中的动员与非族群政治的动员（如，民主化、劳工抗议以及女性权力运动）有诸多不同。

族群动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族群成员不仅愿意为族群牺牲，还愿意向敌对族群施以种种暴行。族群动员（几乎）完全是围绕种族这条线来进行政治和暴力动员的。对于一场成功的族群动员来说，谁的声音更加令人恐惧、满腔憎恨、立场强硬，谁就更能占据思想争鸣的高地。反之，那些主张并实践中庸温和策略的人，总是被人“蔑视（甚至仇恨），被视为叛变的族人”。

目前的研究讨论了几个族群战争的具体步骤或策略，但是还不够系统。我将系统地分析一下更多划分细致的族群动员机制。其中，以下四点尤其重要：

第一，以竞价形式为族群发声的精英竞争是族群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和结果）。因此，认为一个族群内只有一种声音的观点存在严重缺陷：正如唐纳德·霍罗威茨指出的那样，这样的做法无疑错过了族群战争的一个关键诱因。不仅如此，精英参与竞价也是族群动员的一部分，因为精英们，或者是出于实际利益的目的，或者是出于族群主义的目的（如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都是民族主义的忠实信徒（如克罗地亚的图季曼）。即使其他情况相同，精英在族群内的竞争越激烈，就越有可能诉诸竞价。

第二，族群动员不一定成功。在存在其他限制条件的情况下，实际结果要视两个方面的交互作用而定，即动员与温和派精英和外部参与者的对抗政策（或者反动员）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族群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古老的仇恨能直接驱动族群发起实际冲突，或者仅仅通过暴力族群身份认同的社会建构就能导致暴力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族群战争的爆发必须有大众的追随和参与，然而大众不总是会追随精英的引导：实际上，愚弄欺骗大众并不容易。简而言之，精英动员是族群战争爆发的一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

第三，四大主宰诱因以及上文指出的一些潜在因素对精英动员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动员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事实上，没有这些主要诱因和因素的话，族群动员就会变得极为艰难甚至完全不可能。

第四，正如上文讨论安全困境/螺旋模型时强调过的那样，族群动员不可避免地会改变因素和直接诱因自身，而这些改变又会在将来反过来影响动员。

精英所采取的驱动族群战争爆发的动员策略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类：族群内以及群体内–群体间动员策略。

（一）群体内动员策略

精英开展的族群竞价是群体内族群动员的关键策略。具体族群竞价策略如下：

第一，运用大众媒体把温和政策（尤其是本族群内反方精英提出的政策）描绘为危险的甚至是背叛性的政策。

第二，运用大众媒体把本族群内温和派精英针对自己所发起的挑战描绘为针对全族群的挑战和威胁。

第三，运用大众媒体把本族群内的温和派精英描绘为软包、懦夫甚至是可以为了取得个人利益而牺牲族群利益的叛徒。

第四，运用暴力手段（包括暗杀）来铲除（温和派还是强硬派）反对自己的精英，然后再将其归咎于其他族群。

（二）群体间–群体内动员策略

在族群动员中，群体间–群体内常与族群内的竞价相关联。群体间–群体内操纵所采用的一些具体策略如下：

第一，运用大众媒体把另一族群描绘为宿敌，且其威胁迫在眉睫，进而煽动（即构建）族群恐惧或不安全感（即认为本族群正处于被奴役或者消灭的危险中，或者本族群文化受到威胁）。

第二，运用大众媒体把另一族群谬传为一个歧视、压迫其他族群的形象以及不应该得到那么多东西，以此煽动族群产生不满或怨恨情绪。

第三，运用大众媒体把本族群的经济和其他困难归咎于另一族群，进而煽动族群产生不满或怨恨情绪。

第四，运用大众媒体煽动族群产生仇恨情绪，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1）谬传另一族群对本族群犯下（真实或虚构的）罪行，并使之成为某种集体记忆（比如，另一族群掠夺了我们的土地、财富，杀害了我们的父辈和兄弟，强奸了我们的母亲和姐妹等）；（2）把本族群描述为无辜的受害者，而另一族群则是不可原谅的暴徒；（3）把本族群描绘为英勇、强大、光荣的族群，而另一族群则是不忠、软弱且可耻的族群。

第五，运用大众媒体夸大事实来激起本族群的愤怒或狂怒。把另一族群的敌对行为夸大为（真实或虚构的）暴行，即使有时其敌对行为完全是出于对本族群挑衅和攻击行为的报复。

第六，动用恶棍来对另一族群施以野蛮暴行，借此挑起报复行为，然后将其报复行为作为依据来证明该族群的敌意和邪恶。这一策略能一箭双雕，因此可以说是群体间–群体内族群动员中最为邪恶的策略：其不仅在同族内埋下了仇恨和狂怒的种子，而且迫使原本的温和派同族也加入到族群暴力之中，并因为害怕成为另一族群的复仇对象而向本族群寻求保护。一旦这一策略目标达成，双方大众都“理性地”被迫支持大规模暴力和族群战争。

笔者提出了一个更具整合性的族群战争理论。该理论把众多潜在因素、主要诱因和零散分布在现有文献中的机制加以整合，使之成为一个更加连贯、动态的综合体。因此，该理论对于未来更好地把握理解族群战争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因素和机制的相互作用会导致一些包括族群战争在内的社会结果，这一点是该理论的关键认识。因此，依靠单一变量或机制，或者将不同的变量和机制对立起来的方式都不太可能产生什么洞见。而一个交互、整合的方法可以为理解族群战争开辟有益路径。

第二，族群动员是导致族群战争爆发的重要步骤，所以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学术研究，都应该更加关注族群动员问题。只有对族群动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族群战争问题，进而制定更准确的政策来对抗族群战争潜在的巨大的恶性影响。

从政策制定层面来看，因为族群动员是导致族群战争爆发的关键步骤，所以，阻止族群战争的关键措施之一是防止激进派族群精英成功动员大众参与暴力行为，尤其要严防已经获得实质性权力基础的精英，如焦哈尔·杜达耶夫（Dzhokhar Dudayev）、米洛舍维奇和图季曼。而温和派精英、大众则必须保持警惕并做好抵抗动员的准备。同样重要的是，不同族群的温和派精英都需要通过协作来巧妙地处理这一问题。

从学术研究层面来看，我们需要通过深入考察实际动员过程来更好地理解族群战争，而不能再像大多先前的定量研究一样仅仅关注原始条件和限制因素。没有深度追踪过程的定量研究很难让我们深刻理解族群战争：回归分析不能让我们看到不同机制的运行并进行区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能更好地支撑理论和假说。

第三，精致的理论化必须先于定量和定性的实证探索：没有理论做指导，实证研究获得的只是一些难证实和解读的相关性、证据或结论。

第四，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先有长年的低水平族群政治，然后才会出现或煽动起最终的暴力冲突，所以我们需要更好地把握导致族群战争的局势升级情形。因此，如果有关族群战争爆发的数据集未能捕捉到冲突升级的动态，其价值就会非常有限。我们建构的数据集合至少需要部分地把握住族群政治的局势升级（或缓和）情形。

第五，尽管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且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就充分理解族群战争而言，未来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在此以一记警示语作结：鉴于族群战争具有极大的复杂性，所以，有些过分自信的政策，我们应该以极为谨慎的态度看待。

（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硕士专业研究生李思缇译，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英语系王文华教授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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