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需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这个身份对外（社会）的意义是否成立。
第二部分则是对内，也就是对于家族内部成员，我们将着重谈谈这一部分。
第一代企业家里，有很多祖辈就是商人，家族传统里就具备经商的智慧，但社会变革带来的记忆却非常深刻，这种记忆有可能会变成一种底层的恐慌不安感。
另一方面，这种内心的焦虑也逼迫他们抓紧奋发，在有限的时空内创造最大的价值。
如今成熟的财富管理机制已经可以释放掉部分焦虑。
而我接触的更多是一线顶尖的企业家们，他们还是选择了忠诚于这片土地，
底层人格开始通过创造价值来置换恐慌，这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志向。
这里需要着重区分商人和企业家。
商人也许挣够钱了就会想着去更安全的地方，这是一种选择。
但我们服务的这些都是各行业的头部企业，这些企业已经足够大，延展面足够广，也成长出了足够的智慧。
我们一直谈论的传承也正是关乎这个核心人群，他们经三十年以上的创业和奋斗其实已经完成了企业家身份的建立和认同。
我自身从事企业家教练工作将近二十年，同时也是一个连续创业者，我认为相比于身份上的获取，这个群体背后“企业家人格”的建立更值得被关注。
它不但极少被大众所提及，甚至企业家群体的后代和家族内部的成员也很可能并没有发自内心的认同，
而如果无法真实地照见和借取到父辈的光芒，家族企业的传承便缺失了最为重要的基石。
企业家人格，首先是相对于扮演企业家角色的自然人格来说的一种职业人格。
不同企业家有不同偏重，但这个角色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大半生慢慢浸透在了当事人身上，成为人格在职业上的一种主要色彩。
生活在社会系统中，媒体、员工、合作伙伴、产业上下游、政府、大众，甚至部分家族成员都对企业家的身份有所期待。
在个人认知系统里，自我不光创造成果，也会被这种反作用力所影响，所以会导致企业家人格占比越来越大，以至于自身会下意识地完全认同，这就构成了社会中命名为企业家的群体。
企业家人格里会有一些虽被非严格定义但逐渐聚拢的内涵和特征，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点。
其中第一点是最重要的底层动力，它会一直推动后面三种特征不断演化和向前。
一、信念
当身边没有任何资源，唯一的资源就是个人的信念，而能帮你度过黑暗、穿越艰难险阻的也只有信念。
不管信念如何定义，内涵有多少，这个东西在企业家内心一直是台永动机，使他勇于尝试，抗压能力超乎常人。
值得注意的是，一代企业家信念的形成往往来自早年的缺失和匮乏，一个很直接的目的就是改善生活，改变命运。
可是在前行的过程中，当事业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包括完成了初步的财富积累之后，他会突然发现还可以改变世界，影响周围的人向善和向美，事后人们或者他自己总结过后就会将其称之为“使命”。
二、冒险
由于内心有改变现状的信念，所以他们通常并未进行严格的度量和把握，看上去甚至有点非理性，就会迅速全情投入到一件事情当中。
这在外人看来可以被称之为“大胆”或者“开创精神”，这种精神在他后期企业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慢慢会内化成一种固定的行为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这种持续性使之成为人格的一部分，或个人精神的底色。
三、对趋势超常的敏感性
企业家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到的未被满足的社会需求，并感受周期规律在事物背后的运行影响。
这种特质的发展来自改变命运，改造世界的信念，同时也被前面提到的冒险精神所激活，进而能够真正开始寻找现实的突破口。
四、调配资源的能力
在创业之初和开启新业务之时，资源永远不够，想让个人信念真正落地开花，必须主动寻求和整合身边的所有资源。
而一旦成为企业组织后，出于对利润和效率的追逐，会进一步促使他去强化这种协同控制的能力，久而久之这种控制力会深入到他的思维和行为习惯里，内化成为人格的一部分。
如果把企业家看成一个完整的人，他既是企业家，又是一个自然人，企业家人格是他职业人格中最为凸显和极端的部分。
性格深处的阴影会变成吞噬人的黑洞，而闪亮的部分则会变成过于耀眼的太阳。
如何平衡企业家人格和自然人格之间的关系，将会是一生需要修行的课题。
现实中，企业家的后代们不一定会认同父辈的这个显赫身份，这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
他们有的会选择去当一名艺术家或者科学家，但这就让两代人的沟通素材里缺失了非常重要的一块拼图。
毕竟父辈将人生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企业的发展当中，如果后代没有仔细打量和审视这段历程，父辈在自己的认知里很难构成一个完整的人，而由此得出的所有判断也是不负责任的。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一些家族会把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投入到公共价值的创造当中。
公共价值的创造，来自解决整个社会或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
比如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他们其实做出了很好的示范，通过家族基金资助建立大学、艺术机构、医疗卫生体系等。
中国的企业家二代在这方面担负的责任会比一代更大，因为一代人生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了创富，以及对行业的深度理解上。
唯有一路疯狂奔跑，才能让企业有机会存活下来。
而其实在公益事业里，同样可以启动企业家人格，像比尔·盖茨就是典型的例子。
以至于他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和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调动资源，攻克哪怕是政府都无能为力，却是人类最为艰深的公共健康难题，并在全球企业家群体里起到了巨大的带领和影响作用。
二代在个人视野、知识结构、语言、国际网络协同以及价值敏感度上，往往比父辈有更为明显的优势。
他们一开始就享用了巨大的财富，很容易理解财富可以直接创造什么，而从公益事业中，他们也能够获取更大的自我实现感，并以有别于父辈的方式赢得社会的尊重。
除此以外，公益本身也是代际沟通的重要话题之一。
过程中二代将学会如何把父辈的创富精神听成福音，而不是控制的手段。
如果足够自觉地应用，更可以切中一代的内心精神所需，实现其自我救赎，完整社会形象和自我认知的缺失，让内心复归平静。
一旦公共价值得到妥当的释放，社会的反哺会很快到来，由此两代人之间将有机会建立精神上的共识，找到家族共同面向未来的可能性路径。
向社会输出公共价值，这本是企业家责任的一部分，也是企业家精神的另一个内涵。
这会促使社会生态趋向和谐，商业秩序更加合理，最终影响到社会对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的认知。
当企业家为社会生态和谐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相当于补充完成了政府的部分职能，于是它便会释放出更多的利好政策来支持企业的发展。
影响力十足的公益行为，也会反向推动政治家的思考，从而开始从社会公平公正的角度考虑经济结构的调整。
由此社会平衡发展的良性循环将被建立起来，各个利益方开始相互包容和理解，得到彼此的尊重之后，进一步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