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范畴内谈父子（女）关系，这个话题具有非寻常性，即一个成功者与出生在成功者家庭的子女之间的关系。
但这样表述，常常会让后者感到不舒服。他们并不希望被这样认定，而父亲也会对他们的不舒服感到错愕。
所谓非寻常性，是反映在具体问题上，尤其在婚姻、财富、继承、创业以及公益等事务上的看法。
不在当下的沟通
时代造就了这一代杰出的中国企业家，而他们孩子的年龄目前也大多集中在21～40岁，大多拥有不错的海外教育背景。
这些孩子的童年时代，父亲大多都在艰苦创业，以至于与父亲相处的温馨时光成为记忆中珍贵而稀少的部分。
当他们进入青春期，开始产生自我认知，形成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时候，通常会开始接受西方的现代教育，而这又是父亲那一代没有的经历。
因此源于对同一个问题在认知上的巨大错位，加上缺乏有效沟通，导致关系双方都无法看见彼此真实完整的自己。
在父子关系里，互相看到的都是对方很小的局部，往往还都是很早以前记忆中的彼此。
父子沟通时，很难真正处在当下，只是在与过去的记忆作沟通。
此外，身为成功企业的领导人、无数荣誉加身的社会公众人物，父亲很容易会以一种自我肯定的舒适状态与下一代进行对话。
但孩子的记忆此时往往停留在儿时缺少陪伴的孤独感里，对于父子间的思想交流十分陌生。
而且，新一代有着全新的知识背景，他们认为父辈的成功模式也并非不可动摇。
同时，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和父亲一样的独立个体，希望寻求一种成年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种种因素胶着在一起，就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有效沟通。直到父子间的矛盾显性化，他们才会回过头来认真反思这个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
三层权威的更替
传承的本质是权威的更替，这意味着权力、资源的调配和财富、社会名誉的转移。这也是造成父子关系复杂的根本原因。
家庭中父亲的权威意识原本就非常强，而对于企业家父亲，权威更具有多重性——他既是家族的权威，又是企业组织的权威，还是社会公众舆论里的权威，三层权威依次向外扩张。
权威可以带来强烈的自我成就感和价值实现感，这是不言而喻的，是人性，无人逃脱。
然而，权威的更替又是必然趋势。就像儿子也会成长为父亲一样，家庭中也存在这样的权威转移。
而权威更替在父子关系中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加复杂和艰难。不同于组织中的权威更替可以依循制度和规则，父子之间，有时候情理大过制度约束。
父辈们需要了解，子女在青春期自我意识觉醒，开始与父母出现第一次分离。
而大学毕业后，子女又会出现我称之为“第二青春期”的现象。
对于父亲而言，第二青春期每一次的拉扯和矛盾实际上都在提醒着父亲，无论家庭、企业还是社会层面，自己的权威最终会被更替。
这会引发他们深层次的不安全感甚至恐惧。
亚权威的挑战
家族企业中的父子关系是很微妙的，一直以来，父亲都是绝对的权威、焦点中的焦点。
孩子出生以后，旺盛成长，这本是父亲的期望，可亚权威这时候也出现了——企业里的人好像看孩子的眼神更热切，听他讲话时鼓掌更热烈，平时找他吃饭的人好像更多了，似乎在他身边形成了一股独有的势力。
这时父亲心里面好像有一种声音冒了出来，但又无法言说。
实际上，就是感受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父亲接下来的动作有些是下意识的，他会在显性的意识里找一个能够公开的理由，比如儿子还不够成熟、观点还很幼稚，应该再去一线锻炼锻炼。
这些其实是潜意识引发的行为，其实是对亚权威快速成长的一种抑制或者打击。
这些能够公开的表面理由，也并没有错，只是并不纯粹——父辈们怎么会承认自己是因为权威受到了挑战而感到不安呢？
对于一个杰出的成就者，对自我价值的否定，或者承认自己正在丧失控制权，这太难了。
理解和接纳
强调父权，其实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这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秩序。事实上，所谓隐忍与妥协，在西方父子间也一样存在。
父子之间的对立如果是尖锐的，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感觉会被挑战、打压，就会一直处于汗毛竖起的警觉状态。
在这样紧张的状态下，就容易相互攻击。双方要保持对彼此的理解，才会没有疙瘩和包袱，才会被祝福，关系也才会健康。个体的成长越完整，个体间的关系才会更完整和真实，才有力量并可持续。
在父子间紧张而微妙的传承动态中，引入专业的第三方调解往往是必要的，旨在帮助双方发现自我，实现个性的完整表达，并为这段关系注入正向发展的新活力。
“我需要”
这些平时看似无所不能的企业家父亲，往往在面对孩子时，会有一种无力感，这实际上是关系失去弹性的一种表现。
就像往后拉弹弓，放手后橡皮筋完全失去了回弹作用。无力感并不是无力，而是用了力，但没产生任何效果，类似用手去拍一个根本不会弹起来的皮球。
父亲无数次试图对儿子施力，可对方始终不符合期待，直到最后濒临绝望，这时会出现两种做法：放弃和打碎。
放弃的背后是逃避心理作祟，打碎则是源自不甘心，两者都是对无力感的反抗和挣扎。
以上所说是无力感带来的后果，现在我们探寻一下它产生的原因。
企业家父亲通常对于孩子都有着超出常人的期待，因为他自己就是世俗意义上的杰出人物，于是下意识地会认定下一代的成就不会低于自己。
“我需要儿子成为人中龙凤”，
对于这类自身需要的极度爱护，覆盖了儿子自身的需求，以及真实的潜质。
企业家的最大特质是将自身需要变成现实的能力，所谓平地起高楼，在普通人认为不可能的地方建立起一个王国，对儿子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终究他爱的不是儿子，而是“我需要”“一次次成真”的这份感受，是一代在亲密关系里最大的盲点。
随着“我需要”的意志不断遭受挑战，动作上会表现为越抱越紧，但其实从始至终拥抱的都只是自己，儿子却越离越远。
下面我们从儿子的角度来看，这份“我需要”为何在他们身上难以实现。
一个人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心理需求也在持续发生着变化，这是自我趋向完整的必然。
父亲所说的“我需要”，只是契合了儿子某个阶段的自我认定，那时儿子也许积极响应了他，甚至说过“爸爸是最了解我的人”。
曾经运转顺畅的关系，如今对方再无响应，企业家父亲就会有一种失控感。
当父亲用尽全力拍打皮球，依然毫无弹性时，内心就会处在一片灰暗中，一种“我错了”的感觉弥漫开来，而这恰巧又是一代英雄人格里最脆弱的部分。
这时的内心对话，或多或少类似如下所描述。
“我是你爸爸，而且还不是普通的爸爸，我把事业做得如此辉煌，备受尊崇。我怎么能不了解你、不爱你呢？所以你如今这般封闭地对我，你就是个不忠不孝的逆子。”
至亲的否定
一旦这样的认定产生，接下来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成功的企业家父亲完全无法接受自己有这样一个儿子，这是无力感的根本来源。
于是心里会开始被这样的念头所缠绕：
我创造的辉煌伟业还可以长青吗？能被持续仰望吗？
来自孩子态度和行为上的表现，会一次次坐实这份危机感。
譬如父辈的企业虽然是全球不锈钢龙头，但后代既对巨额财富完全提不起兴趣，也对钢铁行业无感，反而更愿意去当一个赛车手，或者去发明节约能源的沼气设施。
另一种情况是对父亲创业的历程、所经历的故事和商业逻辑无感，认为那无非是时代的红利，或者某种人身依附关系所带来的成就。
两种形式都会让一代有坍塌溃败感，认为基业无法永续。
对于任何成功人士来说，最为恐惧的是遭遇连根拔起的自我否定。
同时，来自家族至亲的打击往往超越了任何外部挑战。
一直以来，企业家群体的最大优势就是具备反脆弱性，往往面对事业上的艰难挑战时，他们都能将自我人格与职业人格统一，以企业家身份去识别、判断、选择、调配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从而为极具挑战的目标所服务。
但是面对父子关系这样特殊的亲情关系，反而很难一直处在理智和清醒的企业家人格状态中，进而不得不在父亲与企业家两个⻆色之中来回跳跃。
一旦回到父亲的⻆色，就开始变得特别无力，企业家惯用的领导方式，例如训示、指挥、命令……这些方法在子女身上都失去了作用。
与此同时，企业家父亲经常会混淆两个概念，即“我需要”和“孩子需要”的区别。
孩子可能是潜在的顶尖量子物理学家，亦或二十多岁就成了优秀的新人导演，完全对企业的运作无感。
而父亲的盲区也在这里，他看不到眼前的孩子，只是一味抱紧自己的需要，这个需要就是自己亲手缔造的、满是心血的辉煌，必须要有人接续下去，自我的生命和意志才能得以永续。
但在沟通过程中，他会反复表达这其实是孩子的需要，对方当然会把内心的铁门关上。
转念之间
问题的根源来自企业家父亲的执念，解决方案很显然潜藏在转念之间，可转到哪里呢？
转到我们一直强调的家族传统之上，这是一个共享概念，不单属于某个个体。
传统需要不断更新、延续、编织、向前，也就是允许后代不断赋予其内涵以新的意义，令创新与变革发生。
这才构成了传统。
当一代企业家一旦这样去理解传统，就会开始去信任孩子，开始从头打量孩子一路以来的成长，开始看见其生命的可能性所能带给家族的价值和意义，二代也会觉得父辈尊重了自己。
唯有如此，一代的意志才能得以更好地贯彻，否则“我需要”带来的反馈就只是无力感。
两代人之间构建起这样的关系之后，当二代向三代传承，二代就会通过一系列生动细腻的互动故事，向三代生动描绘延续的轨迹。
与此同时，二代还会主动邀请三代尊重爷爷，让他意识到没有爷爷，就没有自己现在看到的这些美好，也就没有如今融洽的父子关系。
它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当二代如此庄重和用心讲述的时候，正好为三代树立了典范，随后三代也会将这样的父子故事告诉他的孩子。
这就是传统的模型，如织布机般，织出一个又一个方格，带着开放的活力绵延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