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与护国运动

文摘   2024-10-24 00:00   贵州  

护国运动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其他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发动、领导的保卫辛亥革命成果、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全国性的革命运动,它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孙中山在组建中华革命党后,便下令成立中华革命党贵州支部,派凌霄为支部长,陈康为支部秘书长,并在省内和长江沿线择地设立通讯处,同时派遣党员多人潜回省内,联络当地同志,积极开展兵运和社运工作,在黔军团营级军官中宣传反袁思想。同时又在澳门设立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部,以安健为总司令,席正铭为参谋长,筹建革命武装。虽在刘显世集团严密防范镇压的困难条件下,革命党人的反袁斗争仍未停息。
贵州人民对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烈反对。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贵州人民群情激愤,同声斥责,纷纷上街集会游行,表示坚决反对。女教师杨兴华在集会上演说时,当时拔刀断指,并撕下衣襟,血书“勿忘国耻”四个大字,令在场的许多人感动得热泪盈眶。达德学校教员黄齐生在校内竖起一块五尺高的石碑,上刻他自己手书的“勿忘五月九日”六个大字,使全校师生天天时时都牢记这个国耻的日子。他还发动该校师生排练并公演自编的爱国话剧,在贵州首次用这种新颖的艺术形式来激励群众的爱国热情。
1915年8月14日,由袁世凯一手策划,以杨度、孙毓筠等人联名发起的“以筹一国之治安”为名的“筹安会”成立以后,贵州革命派和进步人士更深感袁世凯帝制自为只是迟早的问题了,反袁的声浪更形高涨。当筹安会成立的启事传到贵阳以后,贵阳达德学校校长聂正邦、教员黄齐生等24名教职员工联合致电,谴责袁世凯之流:“君主之说,适足以惑乱人心,甚非国家之福”。
云南是反袁力量计划中的首义之区,在各派反袁力量的共同策动之下,特别是滇军将领的鼓动之下,推动了滇军实力派人物唐继尧最终揭起了武装反袁的旗帜。12月25日,由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五人联名通电全国。电文严正斥责袁世凯“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舆情,自为帝制”,“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总统之资格”;宣告“今己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方,即日宣布独立”。在通电中列名的5人中,任可澄、刘显世和戴戡三人是贵州人。
云南起义的消息传到贵州以后,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代表的反袁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大受鼓舞,要求响应云南起义,宣布贵州独立,参加武装讨袁的呼声随之而起。有的还上书刘显世,提出“滇已开其先路,黔即踵其后尘”的主张。1916年1月17-18日,省城各界人士2000多人连续集会,推派代表向刘显世递交请愿书,书中指出无论“为身家计,为地方计,为国家前途计”,作为掌权者的刘显世都应当“俯从民意,早建旃麾”。之后,贵州各界联合会在贵阳成立,要求贵州响应云南起义。贵州各界群众以不同的方式声讨袁世凯的罪行,达德学校师生在校园内外公开宣布袁世凯为独夫民贼,黔东南的一些苗族群众甚至用袁世凯的画像作练武的箭靶。
为推动刘显世参加护国,护国军总部决定派遣戴戡、徐进率领云南护国军先遣纵队于1916年1月3日从昆明出发,向贵州进军。随后,又在1月下旬,派出由黄毓成率领的挺进军进入贵州,以为后继。先遣纵队进军神速,于1月26日进抵贵阳。而在此前,戴戡则已轻骑简从于24日急驰入城。戴戡到达贵阳后,在数千群众参加的大会上发表了极富鼓动性的讲话。他介绍了全国反袁的大好形势和袁世凯自取灭亡、护国胜利的必然性。他阐述了滇黔在护国运动中的唇齿关系,指出袁世凯已众叛亲离,此时不亡,更待何时,极大地鼓舞了贵州人民护国反袁的热情。
在此期间,袁世凯决定组织征滇军与护国军对抗。征滇军第一路军以北洋军第六师师长马继增任总司令,率领重兵,直逼湘黔边界的镇远和铜仁。黔军驻湘黔边界的部队已奉王文华之命向湘西移防,以抵御北洋军。贵州各界群众要求刘显世顺应舆情国情,宣布独立,与云南护国军一道,维护共和。《贵州公报》发表了《卫黔即以卫滇》的社论:“以宗旨言,滇黔唇齿,往事昭然,滇在则黔自在。以手段言,地理接壤,最重扼要。卫黔即以卫滇,是则滇也黔也,实二而一,一而二也”。黔军将士声称将不顾刘显世是否同意,立即出师迎敌。在这种情况下,刘显世不得不于1916年1月27日宣布独立,成立贵州都督府,自任都督,率领全体黔军参加护国军。
贵州宣布独立以后,黔军立即组编成护国军。黔军一、二、三团,组成护国军东路支队,王文华任司令,出兵湘西,与北洋军马继增所部作战;黔军五、六两团组编为混成旅,由第五团团长熊其勋任旅长,与戴戡所率领的护国滇军先遣支队编为护国军右翼军,戴戡任司令,出松坎攻綦江,与北洋军曹锟所部作战。黔军6个团中,有5个团直接投入到护国战争的最前线。
贵州宣布出兵讨袁,极大地鼓舞了全省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爱国知识分子在贵州独立前后,充分利用报纸、文艺等形式,宣传贵州出兵讨袁的重大意义和全国反袁形势。自贵州宣布独立后,《贵州公报》《铎报》等报纸,连日刊载护国反袁的文告、通电、社论、评论、战报及有关消息。报纸刊登了不少揭露袁世凯叛国罪行,抨击封建帝制的文章;有的报道北洋军在战区烧、杀、淫、掠及战区人民英勇反抗北洋军的情况;有的论述反对帝制、捍卫共和是每一个国民应尽的天职,号召民众以实际行动支援护国军。为了及时把护国军胜利的捷报传送到各地,《贵州公报》《铎报》还适时地出版号外,增派投递人员,让读者尽快看到胜利消息。贵阳的文艺爱好者和学校师生一道,编演了一批讨袁新剧,在祖师庙连续公演。这出名叫《讨袁新剧》的话剧,共分七幕(袁氏称帝,滇黔起义,武汉会师,直捣幽燕,生擒袁逆,裁判定罪,巩固共和),直观形象地宣传了护国讨袁的重大意义。不少地方的少数民族群众,充分利用本民族能歌善舞的特点,利用赶集或民族节日,吹起芦笙,跳起舞,演唱自己编排的护国讨袁歌。
1916年3月19日,为了搞好护国黔军征兵抚恤的工作,由省城绅学商农报各界发起成立贵州省征兵抚恤会,并向各县发布告示,公告各县捐金抚恤办法,号召各县成立征兵抚恤分会。该会的宗旨在于激励广大壮丁踊跃参加护国军,投身讨袁大业,并使牺牲者家属和受伤或致残的将士得到抚恤,以捐金为卫国之计。由该会议决函请各县分会照办的捐金抚恤办法是:甲等一户,每月认捐黔币5角;乙等一户2角;丙等一户1角;丁等一户5角。愿多捐者听便。无黔币者准以生银折合。按月汇缴中国银行贵州分行。同时规定过去所有储金,均拨作抚恤之用。在省征兵抚恤会的鼓动之下,先后有大塘、思南、余庆、都匀、泸山、安顺、镇宁、青溪、湄潭、黄平、平舟、瓮安、赤水、施秉、水城、清镇、修文、大定等县成立了征兵抚恤分会。为了支援护国军,各地人民群众踊跃向征兵抚恤会捐献恤金。省征兵抚恤会将各地分会捐献的钱汇集后,除按规定对伤亡将士家属进行抚恤外,还购买了药品、毛巾、糖果、蜂蜜、食品等物,送到住有伤员的医院进行慰问,并派出代表,携带慰问品到川湘前线慰劳护国将士。在全省各地,还出现了参军热潮。不少地方都涌现出毁家纾难、招募或训练义军、追随护国军之后讨伐袁世凯的感人事例。
1916年2月4日,戴戡离贵阳北上,进驻松坎。11日至15日,黔军分三路进攻,八战八捷,前锋直抵桥坝河,离綦江只有十余里。这时,蔡锷在泸州战场上正和袁军相持,敌人不断增兵,前线告急。蔡锷遂命右翼军迅速攻下綦江,西进江津,以切断北洋军由重庆向泸州的增兵和补给通路。于是,从2月17日起,双方便以争夺綦江、江津间的龙台寺据点为中心,连日展开激战。护国军终于24日攻占龙台寺,迫使敌军退守油罗坪。油罗坪是著名天险,敌人凭险据守,加以武器精良,护国军四面围攻七天七夜,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从3月份起,战事继续扩大,战场上至江津,下迄涪陵,敌人陆续增兵至二万余人,袁世凯为保住綦江,甚至还悬赏20万元以激励官兵为他卖力。护国军虽然众志成城,浴血奋战,气势如虹,连战皆捷,歼敌数千,但终因战线过长,兵力不敷,补给困难,无力再进。3月6日,蔡锷根据川南战场的情势,下达了撤退令,将川南主战场的护国军撤至安边、大洲驿、护国镇、白节滩一线布防,同时命令右翼军“尽可能竭力将范围缩小,以免腹背受敌”。据此,戴戡遂决定并请示蔡锷批准,于3月6日起,收缩防线,将右翼军撤回松坎一线,对敌采用防御牵制战略。此后双方虽仍互有攻防,但终呈胶着状态。
东路黔军在王文华指挥下,于1月份陆续开拔到湘黔边境。迨贵州正式宣布起义、组成右翼东路军后,即分兵三路,向湘西挺进:中路由王文华自领第一团由湘黔边的龙溪口进取湘西晃县;第二团由团长卢焘率领从铜仁向湘西麻阳进军;第三团由团长吴传声率领在天柱集中后,直取湘西的洪江、黔阳。三路合计兵力4000人。
湘西既是护国军的北上通道,又是北洋军进窥黔滇的必经之路,袁世凯在此早已派驻由马继增率领的“征滇军第一路军”。该军包括北洋陆军第六师、第八师一个旅、豫军唐天喜混成旅、奉军第二十师三十九旅、第二混成旅的炮兵队和骑兵队,以及湘军第一旅胡叔麒部共约三万余人,对外号称“十万大军”。他们不仅人数超过黔军许多倍,而且兵种齐全,装备精良,因此十分骄横狂妄,根本不把黔军放在眼里。对应于黔军的三路进军,马继增以汪学谦旅守沅州(今芷江),张中和旅驻麻阳,胡叔麒旅驻洪江、黔阳。
1916年2月2日,敌军以一混成旅由沅州直上,进据晃县。次日恰逢阴历除夕,一团二营营长胡瑛率所部偷袭晃县县城,趁黑夜敌人正吃年夜饭毫无防备之机,突然发起进攻,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黔军攻占了晃县,残敌仓皇退往30里外的吴公关。2月4日下午,黔军一团一营营长袁祖铭率部强攻并占领了吴公关。同时,吴传声的三团也进军神速,于2月5日攻下黔阳,6日占领洪江。只有卢焘的第二团两次进攻麻阳,均未得手,屯兵城下,暂呈僵持之势。
2月7日,一、三团乘胜前进,沿途击破敌军的层层防堵,于13日攻至沅州。一团攻东南,三团攻东北,战斗十分激烈。三团团长吴传声身先士卒,在第一线指挥堵截冒死突围的敌军,不幸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消息传出,全军将士悲愤不已,更加英勇地投入战斗。经过一昼夜的鏖战,终于在14日中午完全占领了沅州,敌军守将旅长汪学谦只身化装仓皇出逃,沅州大捷威震敌胆,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军。
麻阳前线的黔军二团重新发动了攻城战斗,历经十余个小时仍难攻破,幸得胡刚率领的由矿山工人编成的敢死队员冒险攀城而入(胡刚为贵州自治学社社员,原大汉贵州军政府陆军营长。军政府结束后,胡部被强行收编,胡只身逃至湘黔边。护国军兴,胡应王文华函邀,率矿工800余人来投。王以其中400余编为敢死队,以胡任大队长,至是遂立殊功),内外夹击,敌军不支,狼狈向凤凰厅方向逃窜,麻阳遂告克服。与此同时,贵州游击军(地方武装)统带王华裔也连克湘西南靖、通道、绥宁等县。
这样,在两周的时间内,护国军便控制了湘西的大片地区,歼敌三个团,毙伤、俘虏、击溃敌军上万人,声威所播,袁世凯亦为之震动,连电马继增严加诘责。马继增受斥不过,于2月26日自杀身亡。
马继增死后,北洋军士气更加低落涣散,袁世凯急命第十旅旅长周文炳接替马继增担任第一路司令,并拼凑了四个混成旅赶赴湘西,又用大批资财枪械拉拢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命他参加防堵黔军。周文炳上任后,下令对护国军发起全面反攻,护国军虽奋力抵抗,终因众寡悬殊,主动撤出了洪江、沅州,据守在湘黔边境一线。
整个护国战争有四个重要战场(叙泸、綦江、湘西、桂西北),而护国黔军在其中的两个战场(綦江、湘西)中承担了抗击北洋军的主要任务,牵制了这四个战场上大约40%的北洋军,对发展护国战争的大好形势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这一点,蔡锷曾公允地作出评价:“黔军此次分出川湘,苦战辛劳,每能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略地千里,迭复名城,致令强虏胆丧,逆贼心寒,功在国家,名垂不朽”。护国运动由云贵首义开始,各省纷纷响应,参加起义行列,最后以彻底挫败了袁世凯的窃国称帝阴谋,捍卫了辛亥革命所开创的民主共和道路而胜利告终。

【选自《贵州通史》第四卷,何仁仲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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