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安徽寿县九里公社文学阅读调查
谢锡文
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时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安徽寿县进行了一次文学阅读情况调查，调查对象为安徽寿县九里公社花园、九里、周寨和陡涧四个大队77名社员，目的是了解农村社员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和评论情况，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第一次重要的“文学生活”调研活动。
半个世纪后，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课题组，我们于2013年1月20日至2月24日和4月28日至5月1日，两度前往安徽寿县，寻访当年接受九里公社“文学生活”调研的部分当事人，并对社科院文学所当年参与调研的学者进行深度访谈，基本勾勒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最具权威性的文学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首次进行的中国社会“文学生活”调查之情形，为理解当年中国乡村社会的“文学生活”状况，厘清当代中国“文学生活”的历史变迁，提示一个视角独特的研究样本。
1965年安徽寿县九里公社“文学生活”调研报告，曾以《安徽寿县九里公社社员阅读和评论文学作品情况的调查》为题，发表在1966年《文学评论》第1期上，署名“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安徽寿县九里公社劳动实习队”。这一调研活动的背景是，1964年9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奉命赴安徽寿县参加“四清”运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刚大学毕业分配到文学所的一批大学生，包括雷业洪、杨志杰、栾贵明等十余人，也跟随由何其芳带领的大队人马前往安徽寿县。
中科院文学所在安徽寿县的“四清”工作，历时八个月，之后，大队人马返回北京，留下以邓绍基、张炯任正副组长的巩固“四清”成果留守工作组，文学所领导离开寿县时，向留守组下达了一项任务——完成对安徽寿县九里公社社员“阅读和评论文学作品”的调研。留守工作组负责人之一，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张炯主持了这项调查。他组织大家分工协作、搜集资料，栾贵明负责到寿县党校、县图书馆、教育局搜集文学作品，其它资料有的从北京寄来，有的取于农民私人藏书。
这次调查对象共77人，包括了当时农村社会的各个层面，基层干部5人，民兵17人，耕读小学教师18人，文化室活动积极分子7人，社员30人。还照顾到不同的文化层次，其中高中文化的7人，初中文化14人，小学文化19人，念过私塾的3人，文盲34人。调查对象如何选定？据调查者回忆，1965年10月，邓绍基、张炯与九里公社的领导召集花园、九里、周寨和陡涧四个大队的基层干部，与调研者一起归纳了一个调查对象建议名单，初选150人，后根据身份特征、文化水平等代表性确定77人。由于在当地搞“四清”，调查者对部分调查对象较为熟悉，深度访谈的对象多由调查者自己酌定，其中朱泽永是雷业洪搞“四清”时所住柿园小队的会计，鲍广仁是张炯所在的小鲍庄的乡村医生，部队卫生员复员回乡；杨志杰“四清”时住在毛新书家里，与其有胼手砥足之谊。对于这些人的观察与访谈，构成了调查的部分资料。
除深度访谈外，调查者还“召开了各种座谈会14次，到会95人次，并对17个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进行了书面调查”。（雷业洪）而“当时的农村现实是，识字的人较少，能读文学作品的更少，村民多半通过看电影和草台班子演出的黄梅戏，才能够接触到文学。”（张炯）这便构成了这次文学调查的最大特点——调研主题与调研对象之间存在巨大反差。阳春白雪的文学生活与田间地头的下里巴人如何展开对话？
调查者在调查方法上别出心裁，他们主要使用了实验调查法。在乡村文化室通过组织各类读书会，选择一些文学作品和评论文章给调查对象当场阅读。选择的文学作品包括：当代诗歌——郭沫若、周扬主编《红旗歌谣》，严阵《竹矛》，张志民《村风》；当代短篇小说——李准《耕云记》，赵树理《锻炼锻炼》；当代长篇小说——陈登科《风雷》；古代长篇小说——罗贯中《三国演义》等。评论文章包括：王西彦《〈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武养《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任文《〈耕云记〉的成就》，吴子敏、蔡葵《评〈风雷〉》，《文学评论》记者《读者谈〈风雷〉》等。调查者在读书会现场，不做解说和点评，只是现场诵读、观察记录、填写基本材料调查表。同时辅以实地观察、个人访谈和集体访谈等直接调查。多种调研方法结合，“留守组”获得了丰富的一手材料，他们将其分为当代诗歌、当代短篇小说、当代长篇小说、古代长篇小说等四个部分，分别让雷业洪、杨志杰、沈斯亨、栾贵明等负责整理。
1965年11月，“留守组”奉命返京，何其芳亲自审读调研材料，提出修改意见。《文学评论》1966年第1期刊登了这篇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这次调查表明，农村读者最喜欢的是电影、戏剧（特别是本地的卢剧和推剧）和长篇小说，其次是短篇小说和故事。在各大队文化室，最受欢迎的是当代长篇小说，《林海雪原》被争相传看，《红日》成为劳动间歇时的谈资。对作品中的人物，农村读者更喜欢鼓舞斗志的英雄人物，如肖淑英、李双双等。调查显示，对于文学评论，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评论文章对作品思想内容的分析，其次是联系读者阅读中的问题和意见来分析；再者，他们希望评论文章尽量少用术语，通俗、简练、朴素、不事雕琢的句子，他们更易于接受和领会。
对调研者而言，这次调研活动是他们进入文学研究所进行的第一次文学研究活动，而随后接踵而至的各类政治运动，让许多人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与文学研究无缘——“四清”运动，农村劳动，文化大批判运动，之后是“五七”道路，再次下放边远农村参加体力劳动。“连绵的政治运动几乎把我原先那点可怜的专业知识冲洗得无影无踪了。”“从大学毕业来文学所工作十年间，我几乎未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徐兆淮：《那时我们还年轻》）因此，当年这篇署名“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安徽寿县劳动实习队”的调研报告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时，在杨志杰的记忆中近乎惊心动魄——“我们完成报告，回到北京的时侯，已经是寒冬腊月。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文学评论》也正面临着停刊的危险，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何其芳、毛星等同志还对这篇调查报告给予充分肯定，坚持要将这篇尚嫌粗糙的报告在1966年第1期《文学评论》上发表，如此情景，不禁使我想起了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想起地下工作者被捕前抢着发出的那份电报！即使面对最严厉地批判，毛星同志也不改支持这篇文章的观点，他在‘检查’中还写道：我痛感文学研究工作不能脱离实际，读了这篇来自农村的社会调查，觉得泥土气息扑面而来，倍感清新……”（杨志杰）
这次特殊的学术经历，对参与调研的学者们产生了深远影响。负责诗歌部分调研的雷业洪在此后的诗歌研究中，始终念念不忘调查对象提出的“和平只不过是弹坑里生长的一朵玫瑰”这样的诗句听不懂。他刻意警醒自己，诗歌创作要注意考虑农民的接受实际。而杨志杰在历任社科院文学研所副研究员、青海省文化厅副厅长、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院长、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之后，也颇为感慨，“有一点感悟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当前乃至当代，文学评论有一大弱点：只重研究作品，忽视研究读者。所谓文学创作，简单说就是‘人写人，打动人’。第一个人指作家，第二个人指作品中的人物，第三个人指读者。而很多评论只重视前两个人而忽视第三个人，忽视读者对作品的反应，而这，才是作品能否影响社会的关键”。
半个世纪前的《安徽寿县九里公社社员阅读和评论文学作品情况的调查》不仅是一次文学调研，还可以说是一次文学启蒙，这次调研对象近半数是文盲，他们非但不能填写调查问卷，甚至不可能有所谓的文学阅读，“文学生活”也就成了一个伪命题。但实验的调查方法有效地保证了被调查者直接和作品见面，调查者在会前安排社员读作品或开会时读给他们听，主动激活被调查者的文学体验，其情景无异于国家最高文学研究机构对乡村大众进行了一次文学启蒙。
“每天晚饭以后，青年们都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大队部来读书，说是读书，其实是‘听书’：因为书少人多，只能一个人读，大家听，然后展开讨论。记得有一次读报告文学《小丫抗大旗》，刚读到‘侯隽进来了’，远处赶来的青年民兵毛新强挑帘进来，引起一阵哈哈大笑，他自己还摸着脑袋莫名其妙。读书活动越办越火，一到晚上，大队部常常人满为患。参加读书会的人有的每天从四五里外赶来，回到家已是半夜。青年们的读书热情使我们这些组织者深受感动，为了远道而来的女青年的安全，常常在活动结束后送她们回家。刚生过孩子就赶来参加活动的卓如大姐，就是在护送女青年回家的路上不慎将脚扭伤，一直疼了好几个月。”（杨志杰）“读书活动促进了文化活动的开展。九里大队还举办了一次以自创节目为主的文艺汇演。毛新书等几个青年演了一个打倒美帝的活报剧，逗笑的表演博得台下阵阵掌声。主持评比的雷业洪给了个二等奖，评语是：虽然热闹，格调不高。毛新书不服，追着老雷问‘啥叫格调？’”（杨志杰）这些刻在调研者记忆中的鲜活印记，同样深刻地嵌入了被调查者的生命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