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邵荣芬先生，安徽寿县人，长期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先生将一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在语言学的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其学术论著已经成为民族的文化经典。先生为人醇厚，品性高洁，待人真诚，不慕名利，深受学界拥戴。邵荣芬先生的学术研究深得学界赞誉，学术地位崇高。自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获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邵荣芬先生的家乡位于今天的寿县小甸镇邵老湾，该村位于瓦埠湖东南岸，呈半岛状，土地肥沃，风景秀丽，人杰地灵，邵先生毕业于邵店小学。
2022年我编纂《寿县文史资料》，曾经约稿邵先生之子邵作之回忆父亲的文章《怀念父亲邵荣芬先生》，今特编发公号。
邵荣芬先生故居邵老湾位置图。
怀念父亲邵荣芬先生
邵作之
1964年10月，四清运动正在开展中，中科院语言所也接受了前往山东海阳四清的任务。父亲被指派参与其中，预计要一年左右。父亲正值壮年，但繁重的研究工作与紧张的政治运动相互交替，加上弟弟们出生不到半年，母亲身体不好，父亲的心里是非常焦虑的。那时我正在上小学三年级。出发前，父亲替我请了假，抽空带着我到北海公园去散心。
那天浓云密布，秋风瑟瑟，但空气清澈透明。由于是工作日，北海公园里游人寥寥，古朴幽静。我们荡舟在湖面上，看着秋风在船头涌起的波浪，父亲一时兴起同我讲起了“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典故，讲起了家国情怀。虽然很模糊，但那使我第一次有了人生格局的概念。那天我们在公园里只转了一个多小时，但父亲的话对我的影响十分长远。
父亲这一生很少有时间直接关照我们兄弟的学校教育过程，他对我们的影响就是通过这样的闲谈进行的。其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抗日期间的流亡求学的经历。
父亲出生在寿县老湾村。爷爷读过书，所以父亲的启蒙教育是在家中开始的。之后又读过私塾，最后在邵店小学完成小学教育。1937年秋父亲14岁，离家到合肥“农林职业学校”求学。该校是一所职业学校，基本是免费，学生只需负责自己的生活费及少量学习费用。
父亲在此之前一直待在家乡，虽然读过些书，但毕竟是闭塞之处。当年外出读书并未敢有多少奢望，只是想以后能够在合肥城里找到工作。当时省城里一个中学老师的收入相当可观。所以日后如果能谋到一个这样的工作，生活可以无忧了。只是这个梦很快就被打破。父亲去合肥上学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到年底，南京陷落，下江一带失守，学校被迫解散。但父亲并不甘心。1938年春天，国民党政府在六安成立了“安徽第一临时中学”，收集因抗战流亡的学生，战乱期间学校并不收费。父亲得知此消息后，立即前去投奔。学校设在六安市西部大别山中的流波幢。但偏僻之地也并不安宁，大概是5月，日本鬼子一天之内对小镇进行了两次轰炸。第一次同学们正在上课，来不及逃避，只能躲在桌下，满头都是震落的尘土。过不多时，正当同学们议论纷纷惊魂未定之时，远处日本飞机又来了，大家四散躲避。学校院子的大门外50米左右就是淠河，父亲躲到河坎下。河边堆的杉木被炸得乱飞，碎片从父亲的头上飞过，机枪子弹在父亲面前两三米处扫过，在地上打出一排弹孔，泥土四溅。轰炸过后镇上残垣断壁，很多人被炸死，亲人在一旁哭泣，十分凄惨。学校也有一个老师受伤，屁股上炸了一个洞。同学们帮着一块抢救。
这次轰炸之后第2天，校长就宣布逃亡，愿意的就跟他一起走，但逃到那里去，然后又如何都不清楚，正所谓前途未卜。父亲当时只有15岁。年纪虽小，但绝不能做亡国奴的信念很坚决。另外，长期以来，父亲也很盼望能有机会走到外面，见识外边的世界。所以，父亲毫不犹豫，当即决定跟随学校逃亡。能有机会走到外面去，甚至有点窃喜。六安离家有壹佰多华里，来不及回家看一下。父亲把来上学时奶奶给的一个小红皮箱打开放在窗户上，其中的东西连同箱子都不要了。出发时只带一条学校发的灰色棉毯和一把雨伞。共有300多人一同逃亡。
第一阶段的逃亡路线是：（安徽）六安--霍山--（湖北）英山--罗田--团风--武汉。路线穿行大别山，一般每日走40-50里地，穿着草鞋，少不了风餐露宿。
最终落脚在武昌高级中学。武昌高级中学地盘较大，条件较好。有不少流亡的单位和人在那里。当时听传说，南京失陷后，国民党打算迁都武汉。不过武汉还是呆不住，日本人几乎天天轰炸。在武汉停留了两三个星期。最终得到消息，政府决定在湘西成立“国立第八中学”，收留流亡学生。
第二阶段的逃亡路线：武汉--（湖南）常德--桃园--沅陵--麻阳。
从武汉出发乘船走长江进洞庭湖直至湖南常德上岸。在常德停留一个月左右。恰逢常德流行霍乱十分危险。后经桃园抵达沅陵。在沅陵也停留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几经周折于1938年秋终于到达湘西麻阳。国立八中校本部设在现在的吉首市，初中第四部在麻阳，高中第二部在花垣（当时叫永绥）。父亲分别在这两个地方读完初、高中。虽然是安顿了下来，读书的过程还是状况不断。1940年初三时不慎患上细菌性痢疾。缺医少药，拖了近个把月未愈，忽一日竟然浑身抽搐几乎死去，校医也无它法，灌了一些白兰地酒才算止住，后来终于搞到“痢特灵”才救了命。
在花垣读高中时，还遇到一件事印象十分深刻。一日街上来了一些国民党伤兵。抗战期间，战士前方作战，受伤后竟无人管。这些人刚来时还有人样，但没有吃没有住，更没有钱治伤。就在街上乞讨，一日不如一日。政府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
1944年中学毕业后，父亲到贵州去考大学。抗日战争期间，许多大学都迁到了云南、贵州一带。所以当时很多大学在贵阳招考。从湘西前往贵州的途中也是充满艰辛。当时哪有现在便利的交通。父亲是和几个同学凑钱搭乘运水雷的军车去的贵阳。
当时运送物资的军车常违规搭载长途旅行的难民。搭车的被称为“黄鱼”。所搭车之司机是南京人，小学毕业。此时正与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混在一起。那时社会上对读书人还是比较客气的。军队在芷江设有检查站，司机事前特嘱父亲等到时只称自己是无钱的流亡学生到贵阳考大学，千万不要提给司机钱了。结果十分灵验，父亲等被顺利放行。但一同搭车的其他人则被赶下车。这些人已付了司机的钱，行李还在车上，被抛在他乡，无亲无靠，兵荒马乱十分凄惨。
到贵阳后，还未来及参加考试竟然又染上痢疾，无亲无靠又无钱，情景十分危险。当时父亲要好的同乡范培元爷爷（范与父亲有远亲关系，比父亲大一辈）已在遵义的浙江大学读书。只有尽快赶到遵义才能救急。不得已只好又去找那个司机，竟然真的又找到了。那个司机还是很仗义同意免费把父亲带到遵义。检查的军官了解了情况后也同意放行，但却不准司机的女人同行。可怜那女人便被抛在异乡，生活无着。
到遵义后，在范爷爷悉心照料下，稳住了病情并顺利完成了入学考试。读大学期间又因生活艰苦，营养不良患上脚气病（维生素B缺乏症），又是差点丧命。还是范爷爷卖了自己的毛衣和毯子，买来德国进口的维生素B针剂才救了过来。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暑假学校迁回杭州。路过湖南邵阳，遇到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卖唱乞讨。女孩所唱十分凄凉。其情景如电影中所演一样。令父亲印象深刻。
当年逃难时，父亲未来得及通知家里。在八中期间虽与家里通上信，但消息不畅，更没有条件探家。此时学校回迁，有了机会。到家进门时恰好碰到奶奶端着碗从里往外走。见到奶奶，父亲叫了一声“妈”，眼泪几乎流出来，而奶奶却愣了半天，才把儿子认出来，手中的碗早已跌碎在地上。
其实我们从小就受到忆苦思甜的教育，总有些老生常谈的感觉。是父亲把他亲历的那种压迫感传递到我们身上，我们才有了真实的感受。才逐渐深刻地体会到我们这个民族经历的苦难，国家发展的不易。还有对新中国的赞赏，对中国共产党的敬意！父亲就是这样把他的家国情怀延续到我们兄弟的身上。
解放后，父亲进入中科院语言研究所。语言研究所原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从中国科学院脱离，单独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也随之改隶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他所热爱的事业，虽然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父亲的工作受到很多的干扰，耽误了最好的年华。但父亲从未气馁，孜孜以求，终于在事业上有所成就。2006年中国社科院恢复学部委员制度，父亲被选为荣誉学部委员。这是对他一生学术追求的最高奖励。那时他已经是85岁的高龄了。实际上他在学术上的主要工作和贡献都是在文革以后完成的。父亲亲身经历了国家的衰微与强盛过程，与国家兴衰同呼吸共命运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个人价值。
我们为父亲骄傲！
2022-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