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临学校校志
熊德志
禹临学校创立于1975年，初为禹临耕小，再为禹临民小，再为禹临学校。2006年因生源不足及校舍危旧撤并，凡存续31年。家父熊传瑾为该校首任校长及最后一任校长。
禹临学校之所以创立，幸赖本支父辈之艰辛付出。早年，八伯父熊传珂担任禹临大队大队长，家父高中毕业，十伯父熊传生正阳中学毕业，以家族自身条件亦足以撑起村办小学。
家父1975年从教，1976年担任校长。创校时，家父自己制作课桌，自己修葺校舍，可谓筚路蓝缕，饱尝艰苦。
作为村办小学，办学经费由大队承担。自1976年始，每个生产队每年负责为学校提供4张课桌，课桌做好后，若有生产队未按时送到，家父则自己去把课桌拉回学校。到了1980年代，学校开始请木匠为学校制作课桌。但课桌数量仍有限，只给三年级以上学生用。低年级学生最好的待遇，就是用长条木板当课桌，木板以砖头支起。教室内分左右两排，一个木板上坐4个学生。所有年级的学生板凳全部自带。那时，校舍一律是土坯的草房。每逢暑假，家父就和老师们一起修葺校舍，中午自己做饭。据说，当时是杨永俭老师负责做饭，因其手艺不错。老师暑期修葺校舍则由大队补贴工分，该做法一直延续到1982年包产到户。
值得称道的是，学校自设立时就是五年制完全小学，这是与其他村办小学最大的不同。其他村小学大多就办到四年级。因为师资不足。当是时，兴起一股村办小学及初中风潮，禹临耕小因师资较强，也想办“戴帽子”初中〔1〕，但未实现。
因此，父亲的高中同学也几乎都当了老师。如周汝安曾任教于禹临小学，后调到淮南矿务局某中学；张孔祖则在大店社中（现大店初级中学）担任校长。依照家父的水平，其完全胜任初中数学教师。于是，有中学想调家父去担任初三数学老师，因禹临耕小也想办“戴帽子”初中，所以未去。而祖父在禹临小学任教后期（1979年退休），该校也办起了戴帽中学，名为“禹临社中”。八伯父长子德君曾就读于此，初二时转到大店社中。与此同时，祖父早年就读和任教的芍西小学也曾办过戴帽中学，姑母传环长女国敏小学和初中都在芍西小学就读，其为芍西小学初中部最后一届毕业生。
起初，禹临耕小校址位于禹临生产队境内东西向村道南侧的朱家老坟〔2〕，暨校舍建在先前的坟地上。该坟地在破四旧时悉数被毁，甚至有很多棺木被挖掘后用来作为横跨水渠之上的溪桥，有的则被用作池塘跳板以便于洗衣裳、洗菜。
校舍分为前后两进，校门朝南，类似于四合院格局。教室全部为土坯房，麦秸草铺就屋顶。因此每年都要修葺。一开始，教师办公室在位于后排教室最东边一间，里面还有一张床，用于老师看校之用。当时，由男教师轮流看校。轮到谁，则自带被子去值班。记得孩提时，有天晚上，家父背着被子出门，我不让走，家父说要去看校才作罢。彼时，公社电影放映队来放电影时，也把放映机和影片等器材寄存在这个办公室里。不久，办公室搬到了门朝西的东厢房。冬天时，老师们还在这间办公室的地上生火堆取暖。
学校上午3节课，下午2节课。上课前打一遍预备铃，10分钟后打上课铃，一堂课45分钟。课间休息10分钟。记得当初上课铃是个圆形的铁质金属，类似于璧状，挂在办公室前。打铃的锤子，则是一截铁杵。铃声很清脆。后来，那个铃被盗了。于是又用一截钢轨替代。后来又被偷。再换成钢轨。
学校周边是农田。大门外南边的空地作为操场。操场外，则是池塘。学校东侧，是个废弃的砖窑。北边是道路，道路北侧是一条东西向的水渠。西侧曾一度作为村砖窑厂〔3〕制坯晒坯的场地。
在我上学前，学校是名副其实的耕小，每当午季农忙时，学校会放忙假，因为都是农家子弟，农忙时要帮家里做农活。当时，农村孩子上学晚，小学毕业时普遍十六七岁左右，甚至还有更大的。大部分小学毕业就回家务农了。能够考上初中的是极少数。还有一些，甚至小学没毕业就中途辍学。而值得一提的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后来就有二人考上了大学。
1980年代初，因为要隔三岔五的去大店人民公社教育组或区里开会，家父经常是白天开会，回家后晚上再去做地里的农活。于是主动辞去校长职务。记得当时家父因事务繁忙，偶尔还请退休后的祖父帮其代课。祖父在给高年级上数学课时，我则跟在他身边玩。
我上学时，学校就不再放忙假了。算是告别了耕小，进入禹临民小时期。在老学校，我仅在那里读了一年级上学期的大半个学期。记得某个深秋下雨的早晨，因害怕迟到，没有吃早饭就来上学。在第一堂语文课上，母亲为我送来一搪瓷缸红薯稀饭到教室。这也是唯一的一次，因此印象深刻。
秋学期临近期末考试前，一年级搬到了新教室上课。新校址在老学校以西200米，位于原禹临大队队部南侧。新教室为一排七间砖瓦房，分为三个年级，自西向东依次为一年级三间、三年级两间、五年级两间。由大队出资建设。于是这三个年级先搬过来，二年级和四年级继续留在老学校上课。好在铃声两边都听得见。1986年春学期，学校全部搬到新校址。办公室设在新学校东厢的土坯房。二年级和四年级则使用北边一排大队的土坯房作为教室。
当年，每逢开学之际，老师们骑着自行车，或用架子车，前往迎河区新华书店购买教科书。从一开始，各年级每学期学费及书籍簿本费大约从几元到后来的十几元不等，即便如此，仍然还有很多家庭交不起学费。于是家长就托请老师们担保学费，一旦有学生在学期结束时仍交不上学费，则从该老师工资里抵扣。而当时，拖欠学费是普遍现象，但只要家长出面，老师们大都愿意帮忙担保。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之初，本地农村和农民的经济状况仍然较差。
1990年我在禹临民小毕业，考入大店中学。当年，五年级毕业班20多人，有4人考上初中，算是很好的教学水平了。相比之下，很多村小学，甚至连续多年都考不上一个。因此，邻村的一些学生也一直到禹临民小上学。包括现在的迎河中学副校长刘俊，当年就是家父的学生，但他是段岗村的。初中时，刘俊也是我的数学老师。而他的母亲贤老师，当年则是祖父的同事。
家父先后毕业于地区重点中学正阳中学、迎河中学高中部、寿县师范学校。家父是老三届〔4〕第一届暨正阳中学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学习扎实。时隔六年之久，1972年高中复办，以数学满分第一名、总分第二名被迎河中学高中部录取。期间没有任何复习，乃至于令同学惊讶。1973年，家父23岁高中毕业，合肥工业大学前来招生，点名要录取家父，但迎河区五七办公室不放人、不给政审表、不推荐。说高中毕业还要再劳动锻炼三年才能上大学，而不管其自初中毕业已经劳动六年的事实。
1977年恢复高考，家父一度满怀信心和期待，但因不实传闻，已婚者不得参加高考而未报名，错失高考机会，留下终身遗憾。
家父早在1992年前往寿县师范学校学习时，就被认定为具有中师同等学历并颁发了寿县师范学校毕业证书。作为数学教师，其早在1994年即被评为一级教师，2001年又被评为高级教师。十伯父毕业于正阳中学，学习成绩优异。1996年考入寿县师范学校，毕业后转正。随之，被评为高级教师。其教授小学数学，教学水平很高。长期担任五年级毕业班数学教师。而学校首届毕业的两个大学生就是他教出来的。杨永俭老师、张怀阔老师的教学水平同样很好。学校一共五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老师基本上是包班。所以有了这几位老师在，教学质量就有了保证。八伯父曾就读于林业中专。14岁担任联社会计并赶上19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1970年前后，曾在禹临寺台子下暨禹临生产队老社房所设之学校任教一年多。1972年前后，担任生产队会计、队长，不久被提拔为禹临大队大队长。此后，再被抽调到大店人民公社水利组，因熟悉水利土方工程，能力出众，成为骨干。后分管水利组下属预制场，兼任公社预制场场长。又因工作需要，再转任禹临大队大队长、村长。其虽不担任教职，却能够持续不断地支持办学，这一点十分重要。若不是他在1991年水灾时争取上级救灾款建校舍，可能禹临学校要再等几年才能告别土坯教室。
1991年，寿县遭遇洪水，土坯教室作为危房拆除。秋学期，上级主管部门在校舍西侧的操场上搭建了庵棚作为临时教室。灾后，八伯父作为村长，从上级争取到了一笔救灾款，拆除土坯教室后，重建了一排砖瓦结构的教室。至此，禹临民小脱胎换骨，彻底告别了土坯教室的历史。学校由此进入禹临学校时期。而之所以能够实现告别土坯教室，也全赖村里支持。主要是八伯父很重视教育，在办学上给予长期扶持，并努力改善办学条件。
后来，新校舍又陆续增建西向的校门，安装了大铁门。校门两侧各一间耳房，龙良春、十伯父、家父都曾在耳房住过。同时，又拉起院墙，院内修了花坛等，种了一些花草树木。校门外则是操场，操场上有一篮球场，二个篮球架为灾后捐赠，学校撤并后不知所踪。学校三面环水，北侧为村道。周边是农田。
由此，禹临学校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1975-1984年，为禹临耕小；1985-1990年，为禹临民小；1991-2006年，为禹临学校。而校名之变化，则来自于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之认定，如学校公章、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等证章。
新校舍建成之初，村部借用西边一间作为办公室。后来又还给学校。而八伯父的继任者，则大兴土木，在李迎公路东侧盖了一排上下二层的楼房作为村部，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八伯父任职时，村财政一直保持盈余，继任者则大肆举债，且巨额债务用途不知去向。
学校初创时，家父之外，老师有杨永俭、张怀阔、徐春富、十伯父传生、周汝鹏、余茂英、汪守成、桑世友。杨老师和张老师二人先后担任过教导主任。汪守成短暂任教后离开。1986年，十伯父调到禹临小学。再后来杨老师也调到禹临小学。
十伯父则后来又由禹临小学调回禹临学校。
在此，有必要梳理一番禹临小学和禹临学校之关系。解放初，设迎河区禹临乡禹临选区，同时设有公立禹临小学。后撤禹临乡。19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时将禹临大队划归大店人民公社。后来，禹临大队一分为二，析出禹临大队、单碑大队。禹临小学则位于单碑大队境内，其名称不变。而禹临大队再创办小学则不能与之重名，故以禹临耕小、禹临民小及禹临学校称之。
2007年，禹临村、单碑村因区划调整，再次合并为禹临村。属寿县迎河镇。
1993年前后，禹临耕小培养出来的第一届毕业生龙良春从禹临小学调到禹临学校，后担任校长，后调往大店中学。其调离后，家父再任校长。正常办学时，学校维持在6人师资。教师基本包班。1990年后，迎河镇教办（后为中心校、学区管理委员会）开始派支教老师前来任教，但时间相对较短。这些教师中，有孙晓燕、卢晓梅、朱雪梅、周丽娟等人。其中有些人没有编制，故已不再任教。
当年，第一届毕业生中考上大学的二人是朱士昂、余承宝。2000年后，考上大学的渐渐多了起来。而禹临学校也走出了一些名校博士、硕士，如汪岩山取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学位，周德春取得复旦大学硕士学位，德志亦获香港大学金融专业研究生文凭。而远赴海外者，亦大有人在。更多的是很多学生后来读了师范院校，并继续从教。
禹临学校教育和培养了众多乡里子弟，可谓造福一方。直到2006年，禹临学校因生源不足及危房等问题被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撤并，凡存续31载。家父作为第一任和最后一任校长，又亲手将自己创立的小学关闭。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当年禹临学校搬到新校址后，周边栽种的杨树业已成材，考虑到学校即将撤并，于是家父写报告，将杨树砍伐，并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悉数将卖树之收入作为津贴发放给包括已退休的6位老师。学校撤并后，家父被调往禹临小学任教，直到2010年退休。同时，家父亦受上级教育部门所托，负责看护禹临学校老校舍。
因此，禹临学校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2018年清明节回乡，无意看见学校黑板上12年前的学生留言。在学校关闭的那一天，一个叫王海蒙的女生在黑板上给家父留言，读罢令人感慨：“熊老师再见了，一定要记住我们哦！谢谢您传授给我们无穷无尽的知识，我们是不会忘记您的。祝您身体健康……”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这样的真情是无价的，也是最珍贵的。虽然只是寥寥数语，但我觉得这是家父教师生涯中收获的最宝贵的财富。欣慰的是，父亲教出了做真人的好学生。而王海蒙的父亲，也同样是家父的学生。
在行将退休的那一年，某个中午，有一群禹临小学的孩子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说要“接熊老师去学校”。当时，家父正在午睡，我说你们的老师在午睡。这时家父听见了，于是起床，骑着那辆我当年骑过的旧永久自行车和孩子们一起去学校了。家父从未因为午睡被打扰而生气，也从未因此责怪过学生。据说“接熊老师去学校”是常有的事。可见孩子们有多喜欢他们的老师，家父又是多么地爱他的学生。家父对学生一向呵护备至，并真诚的对待每个学生，用心去爱他的学生，也因此深受学生爱戴。
父亲一生清贫，开始教书时，月薪几块钱、再十几块钱、再三十多块、再五十多块……德志有兄弟三人，父亲养家殊为艰难。直到2000年由民办教师转正后，家境才好转。而所谓民办教师，实则是国家对农村教育和教师的欠账。家父在教育事业上，可谓穷其毕生精力。执教三十五年，孜孜不倦，直到退休一刻，仍坚守岗位。甚至，在其退休通知下发后长达近半个月内，因禹临小学校长魏跃横故意隐瞒消息，家父此间还带病默默奉献。而那时，家父已身患脑梗塞，由此导致的麻木与疼痛已经影响到了拇指，拿粉笔时都要忍受疼痛。退休后，有学校返聘，家父亦因病婉拒之。逢年过节，有不少学生探望，因年轻人变化太快，家父已分不清他们是谁跟谁了。
父辈这一代，因为时代和个人局限，很难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家父见证了反右、浮夸风、文革、上山下乡，参加过宣传队……1977年恢复高考时又错过高考。从此，人生的命运垂直向下。但家父始终对教育事业抱有热爱。禹临学校创校时正是青年，又在暮年里关闭亲手创立的学校。最终又成为运动式防疫下的代价，被时代的一粒灰砸中。
2017年9月，家父荣获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颁发的《荣誉证书》，以对其“乡村学校从教30年”暨“为我国乡村教育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嘉奖。
人到底怎样才是活着，才是活得有意义和有价值？我想，一个人能够被人记住，就是活得有意义和有价值。在乡村小学的讲台上，家父穷其毕生精力，诲人不倦，为乡村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我以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对其最准确的描述；我以为学生的留言，是平生给父亲最好的礼物；而孩子们接父亲上学，也是世间最美最纯的感情。家父作为教师，受人尊敬和爱戴。这是他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一个人被记住，则灵魂永在。
2024年4月24日于香港九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