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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零后对六十年代的事知之甚少，更不要说枯燥的文艺理论了，更不要说文学观念了。农村不识字的老太太也能懂得欣赏文学，但是说到文艺理论和文学观念，那就连作家也未必能说清楚了。为了把这个题目说明白，本文不得不说些文学史，看看两千字能不能说清楚。区分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是新文化运动。从那时起，中国文学观念有五次明显分期，这些分期与时代是完全吻合的。什么是文学，高尔基说，文学就是人学。这个定义不太容易理解，历史也是人学，哲学也是人学。朱自清说，文学是人类心灵的历史，我更喜欢这个定义。文学和历史写的都是人，但是历史只能是大事记，文学却记载人的家长里短、复杂的心理活动、左右为难的人生。所以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如果一个民族只有粗略的大事记，那么这个民族的历史是不完整的。新文化运动一项基本内容就是人的觉醒，人性的解放，个人主义的发掘。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发现了一个“吃人的社会”，这个社会吞噬个人，导致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做人的时代，只有“坐稳奴隶的时代”和“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周作人进而在文艺理论上有了突破，他指出中国古代“人的文学”很少，“非人的文学”倒是很多，比如迷信鬼神的，求仙求道的，妖魔鬼怪的，状元及第的，才子佳人的，帝王将相的，清官断案的，侠客除暴安良的，还有大量诲淫诲盗的低级作品，这些东西尽管偶然有人性的闪光，但总体来说，都是非人的文学，是喂给人民的麻醉剂。所以周作人提出中国文学的方向是“人的文学”。一部《阿Q正传》，比一千部《三侠五义》都要更有价值，因为它写了“人”。第二次，1930—1940，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被压迫者的解放。鲁迅等人经历了呐喊和彷徨，发现古代社会不仅是宽泛的“吃人”，还在于现实中劳苦大众处于被压迫、被奴役、被侮辱的地位。这一发现深受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影响，鲁迅非常欣赏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翻译了不少俄罗斯文学作品，傅雷则是专注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作品翻译。鲁迅的创作生涯只有18年，后期十多年都在写杂文,，他积极倡导革命文学，但是没能在小说领域里实践，这是一个遗憾。这一时期，茅盾的《子夜》，巴金的三部曲，曹禺的《日出》，老舍的《骆驼祥子》具有代表性。一讲现代文学，鲁迅郭沫若矛盾，然后就是“巴老曹”，没办法，就是这些人。钱钟书的《围城》，被冷落了很多年。第三次，1942—1957，无产阶级文学、工农兵文学。这一时期对人的表现规定为工农兵。如何表现是一个难题。作家和大众结合得最好的是赵树理，他不仅写了农民的觉醒和斗争，而且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农民形象，这些劳苦大众是新生力量的代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他们身上也有着形形色色的不足，有着明显的缺陷。如果一味地拔高，那么《柳堡的故事》怎么能写新四军战士谈恋爱呢？茹志鹃的《百合花》更是充斥着儿女私情，这些都“淡化”了战斗意志，很有些“靡靡之音”。好在茅盾等人是识货的，他们没有割裂时代，没有割裂文学观念。很不幸，《百合花》这样的作品全都成了毒草，这一时期对人的描写，只能是高大光辉，或者是反动透顶，非此即彼。正面人物全都是英雄这一概念的抽象，好人绝对的好，坏人绝对的坏。好人可以有错误思想，但是一定要经过学习，认识改正了错误，回到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小时候看过的长篇小说《万山红遍》《桥隆飙》等等，情节全忘了，但是全都有这一过程。甚至《铁道游击队》的刘洪，也是犯了卤莽冒进错误，在政委李正的教育下，终于回到了正确路线。老舍这样的老作家遭殃了，胡风、萧军、丁玲这样后起的左翼作家挨批了，邓拓这样的老革命自尽了，那么1950年以后成长起来的作家又如何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主要表现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小时候我看的小说主要就是这些，今天毛星火仍然很喜欢。不过他不知道这些作家的命运，老舍、田汉等冤死的老一辈不说了，《小二黑结婚》的作者赵树理、《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孔厥、著名抗战诗人田间，他们都是怎么死的？连《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都在1957年被掀翻在地；连《荔枝蜜》的作者杨朔，都在1968年服安眠药自杀了。作家都没了，不要说“人的文学”，文学都几乎没有了。据说当年浩然接到创作任务，住在一个楼里写作，那个楼只有他一个作家！《班主任》《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大墙下的红玉兰》等等被称为“伤痕文学”，其实这只是一次匆忙的“补课”，是回归“人的文学”的一次补课。这次补课很匆匆，因此虽然今天的文学蔚为大观，但是课程落下太多，于是有人的文学之路走得很远，有的人却仍然停留在六十年代那个层面上。莫言说把好人当作坏人写，把坏人当作好人写，这不是混淆好坏善恶，而是说好人身上也会有缺陷，坏蛋身上也会有人性的闪光，人是个复合体，文学要表现人的复杂性，社会的复杂性。曹操必须是白脸，关公必须是红脸，包公必须是黑脸，那不是文学！毛星火是个八零后，据说文化层次不太高，其实何止文化层次不高的他呢，比他更有文化的人，那脑袋同样停留在六十年代。这本不是什么糟糕的事，两千年文学，分支能有上百个，如果毛星火只接受高大全的双枪李向阳，不接受全身缺点的英雄团长李云龙，一点问题都没有，他有权自己去选择。但糟糕的是，毛星火们掌握了六十年代的方法，他们用六十年代的眼光看待今天的作家和作品，而且发明了新的词汇，什么“文化败类”“文化汉奸”“抹黑”“递刀子”“出卖祖国”。他们不但要求作家再次把人写成抽象的符号，而且用老的方法去迫害作家。有人说毛星火的文章很差，我看了其他人的一些攻击莫言的文章，发现比毛星火还差！那些人充斥着上面这些空洞的名词，毛星火至少还找了一些所谓的“证据”，尽管这些“证据”都是笑话，不值一驳，而那些人全都是名词堆砌，强行偷换概念，乱扣帽子。毛星火口口声声依法行事，其实他的语言和六十年代的暴力风格全无二致，这不是在做文艺批评，这就是迫害。文艺批评，不是公安局对违反治安行为的批评，不是老师对调皮学生的批评，而是文艺评论。在那个没有文学的年代，人们用的方法不是“文艺评论”的方法，而是整人的方法。毛星火如果穿越到60年代，那么上面那些作家的悲惨遭遇，一定有他的口号，有他留下的脚印。毛星火真容出镜，代表爱国群众写了一篇檄文，这次攻击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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