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16日，台北《民主潮》杂志刊登胡适的《怀念曾慕韩先生》，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三十年前，我对他的议论曾表示一点点怀疑：我嫌他过于颂扬中国传统文化了，可能替反动思想助威。我对他说：凡是极端国家主义的运动，总都含有守旧的成分，总不免在消极方面排斥外来的文化，在积极方面拥护或辩护传统的文化。所以我总觉得，凡提倡狭义的国家主义或狭义的民族主义的朋友们，都得特别小心的戒律自己，偶一不小心，就会给顽固分子加添武器了[1]。
这段文字迅速被捕捉到，多位“立法委员”认为胡适的言论反动，有人甚至愤怒地质询教育部长。然后人们发现，胡适于11月16日在美国参加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时，作了一篇演讲，对东方文化更是极力“丑诋”。我要说几句怪不中听的话给诸位尽力去驳倒、推翻。
我相信，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现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智识上的变化或革命。
这句话问题不大，新文化运动归根到底是“智识上的变化或革命”，当年胡适讲“文学改良”，陈独秀直接喊出“文学革命”，继而一班人革了“孔家店”的命，然后孙中山掀起了真的革命，没有前者，孙中山靠什么北伐？我们应当丢掉一个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见，那就是以为西方的物质的、唯物的文明虽然无疑的占了先，我们东方人还可以凭我们的优越的精神文明自傲。我们也许必须丢掉这种没理由的自傲，必须学习承认东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实在很少。
这话虽然有些刺耳，可也是常识。大清国江河日下，人民麻木不仁，却仍然躺在天朝上国的美梦里麻醉自己。早在1878年，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时候，就指出大清国的文化虚骄自大，全然不知道外部世界的变化，可惜郭嵩焘的观点不但不被重视，反而触怒了慈禧，被赶回了老家。历史的铁律，破落户最喜欢拿祖宗的发达来炫耀，因为只有这点可怜的心理安慰。而胡适早在30年前就说过，不要躺在祖宗的荣耀上面，我们要自己努力。然而努力毕竟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人们最担心的，是失掉了民族文化自信。在“积极”和“守旧”之间，胡适小心地措辞：不要“过于颂扬中国传统文化”。胡适在海外，从来都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好的一面，翻遍胡适著作，找不到他在海外“丑诋”中国文化的文字。这次“不中听”的话是这样的：第一，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到好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些什么精神价值可说？
充分认识那些老文明中并没有多大精神成分，甚或已没有一点生活气力，似乎正是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要有充分了解所必须的一种智识上的准备。
第二，在我们东方人是同等重要而不可少的，就是明白承认这个科学和技术的新文明并不是什么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东西，并不是什么西方唯物民族的物质文明，是我们心里轻视而又不能不勉强忍受的，——我们要明白承认，这个文明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好，去尊敬的。因为近代科学是人身上最有精神意味而且的确最神圣的因素的累积成就；那个因素就是人的创造的智慧，是用研究实验的严格方法去求知，求发现，求绞出大自然的精微秘密的那种智慧。
我们把科学和技术看作人的高度精神的成就，这并不算是玷辱了我们东方人的身份。
这并不是对东方那些古老文明的盲目责难，也决不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盲目崇拜。
几十年来，中国智识界很多人认为，西方文明是“物质”的，中华文明才是“精神”的，西方奇技淫巧的确高明，可远不如国人的精神富足。但胡适说：一位东方的诗人或哲人坐在一只原始舢板船上，没有理由嘲笑或藐视坐在近代喷射机在他头上飞过的物质文明。
没有一点这样透彻的重新估量、重新评价，没有一点这样的智识上的信念，我们只能够勉强接受科学和技术，当作一种免不了的障碍，一种少不了的坏东西，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只有功利用处而没有内在价值的东西[2]。
胡适的两篇文章迅速引发了中西文化大论战，他不是论战的主角，他是被围剿的对象。从1915年开始，到1960年，四十多年中胡适参与的文化论战是这样的：（1）1915—1919，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论战。对阵双方：胡适；梅光迪。随后加入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周作人，林纾、柳亚子等人，转化为文学论战。（2）1917—1919，个性解放与孔教的论战。对阵双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吴虞、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整个北洋时代的社会。（3）1923—1925，科学人生观大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对阵双方：丁文江、唐钺、朱经农、陈独秀、胡适；张君劢、张东荪等。后期胡适与陈独秀又发生分歧。（4）1923，东西文化论战。对阵双方：胡适、梁漱溟。（5）1925—1926，苏俄敌友论战。对阵双方：徐志摩、张奚若；陈启修，胡适。（6）1929—1930，人权论战，对阵双方：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国民党小政客。（7）1929—1930，新文化与国粹读经的论战，对阵双方：胡适、顾颉刚、林语堂；国民党大政客戴季陶、叶楚伧等。（8）1933—1935，民治与独裁论战。对阵双方：胡适；丁文江、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等。（9）1935—1936，全盘西化与中国文化本位论战。对阵双方：陈序经、胡适；张佛泉、陶希圣等。胡适和李大钊、蓝公武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不在此列，那更像是一次讨论。1961年底开始的文化论战不能单独存在，它是前面若干次大小论战的一环，历史虽然跨越了时代，但是文化的惯性穿透任何时代。这是胡适的最后一战，与上面的九次论战列在一起看，这最后一战的性质就完全清楚了，他再一次成了“洪水猛兽”。东海大学教授徐复观，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一直对《自由中国》那一套不以为然，他曾经说，要把讲假民主自由的胡适这般人，空投到大陆去。有人撰文批评说，这是任何原始野蛮部落想不出来的横暴残酷下流的方法，决不许埋没起码的良心理性。徐复观听说胡适在海外的言论，立即表示要笔战胡适，他认真研读之后，写了一篇《中国人的耻辱，亚洲人的耻辱》：他（胡适）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污蔑中国文化，污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向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我之所以如此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因为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想用污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而得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已摔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3]。
言辞够激烈，但是没有任何战斗力。此后他又写了两篇文章斥责胡适，可惜都没有踩到点上，我们看看这位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论战”的方法：现代找不出一个第一流的大科学家，会承认科学是万能的。所以胡博士对于科学万能所作的“真诚赞颂”，对于真正有成就的科学家而言，只会哂之以鼻，拍马屁拍到马脚上去了。
科学不是万能，这在1923年科学玄学大论战中正反双方都秉持的前提，科学何曾挤占过人的心灵空间，这是丁文江特意强调的。徐复观虽然没有重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科学破产”论，但却以诡辩术给胡适扣了一顶帽子。所有的“棍子术”，最擅长用的就是这个招数。胡博士一直坚持以包小脚来代表中国的文化，这是任何精神状态正常的人所决不敢出此的。
胡适在演讲中，拿中国的包小脚和印度的种姓制度做例子，到徐复观这里，就成了“包小脚代表中国文化”了。人们动不动就代表，不但自己要代表别人，现在人家人没有代表，他也要替别人一定要代表一次。同是考据工作，他们虽然想继承乾嘉学派的衣钵，可是在精神上有一最大的区别是：乾嘉诸人是要由考据以得出中国文化之“真”，并由此以发现他们所想到的文化价值。胡适学派则是要由考据以得出中国文化之“伪”，并由此以发现他们取消中国文化的证据[4]。
“真”和“伪”的问题，属于科学范畴，无论考据的结论是真是伪，都不能作为弘扬和取消中国文化的证据。徐复观这里唱的，和当年戴季陶、叶楚伧围攻顾颉刚《古史辨》，完全是一个基调。这种论调的结果，是设置了研究禁区，和村妇“不许说我们中国不好”的蠢话，完全是一样的心态。据胡先生自己说，是在经过他们的考据，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无所有，使中国人从此以后，永远不再想到传统文化，这便可以达到他“全盘西化”的主张。
这又是胡适从来没有说过的话。而且胡适的整理国故，当年是受到了群嘲的，吴稚晖说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陈独秀说胡适“粪秽中找香水”，鲁迅说“多看外国书，少看或不看中国书”。胡适等人对古籍的整理，对保护传承我国古典文献的突出贡献，连他徐复观都是受益者。今日有些中国人，把这种起码的是非，置之不问。觉得一口气把几千年中的圣贤、文学家、艺术家、为守其所信而流血的忠臣义士，加以污蔑、抹煞，是理所当然，大快人意；但谁个沾到了胡博士，便觉得是大逆不道，群起而攻，我感到这一代的知识分子的颠倒情形，未免太可悲了[5]。
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底还有没有若干价值的问题，胡先生的答复是一个“否”字。
中国文化能不能与自然科学技术并存的问题；胡先生的答复是“不能”[6]。
这简直不值一驳了。在将近五十年时间里，胡适一直在寻找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价值的观念，什么中国文化中的自由主义思想，老子是个革命党，孟子的人权思想，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言论自由，李觏的乐利主义，戴震的反理学精神等等，何曾抹煞圣贤？就是他本人，也是孔子和朱熹的拥趸，他一直强调，打倒孔家店，并不是打倒孔子本人，而是摒弃儒家学说中不适于现代文明的东西。1957年，胡适推选中国十大历史名人：孔子、老子、墨子、韩愈、杜甫、范仲淹、王安石、朱熹、王守仁、顾炎武。如果再加上几位，孟子、司马迁、王充、张居正。可以数一数，这个名单中除了孔孟、朱熹、王阳明，儒家还有多少人？徐复观的文章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但他说出了中国人的普遍心态，不管是国学大师，还是贩夫走卒，都觉得对祖宗的东西采取批判的态度是大不敬，而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价值所在，四十年过去，新文化运动的使命仍然没有完成。一个民族对自己有信心时，一般人便从好的方面去看自己的历史；对自己的民族失掉信心时，一般人便从坏的方面去看自己的历史[7]。
1957年，他（指胡适）来东海大学，我和张佛泉先生首先发起大家共同宴请他，并且很诚恳地写过一封信劝他，希望他以现在的年龄、地位，应当作文化的保姆，而不必再以斗士的姿态出现。意思是向团结的方面去领导大家[8]。
难怪蒋介石非法连任，因为有众多“文化保姆”保驾护航。当胡适公开坚决反对蒋先生第三次出任“总统”的时候，徐复观、钱穆等人，都在争先恐后地充当“保姆”的角色。胡适虽然算不上“斗士”，可也决不肯做“保姆”。徐复观骂街之后，“文化保姆”出来了，代表人物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叶青。他系统回顾了历史，把当年的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请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头功都给了陈独秀；把引进西方哲学思想的先驱给了梁启超；甚至说曾国藩，就已经提倡科学了。但是这些糊涂透顶的“考证”，此后被年轻学者李敖打得溃不成军。胡适在报上得知自己受到攻击的消息，表示自己没有看徐复观的文章，将来就是读了徐文，也不会写回应文字。此后殷海光和徐复观、殷海光的学生李敖等人和胡秋原、叶青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那时候胡适墓木已拱了。这场论战延展了太多枝节，围攻胡适的人没有探究他想表达什么，他们只抓住了一个“包小脚”，一个不要“自傲”，就义愤填膺，大打出手。其实胡适只不过在指出东方文化的走向，是走向自由、民主、科学，还是走向保守、封闭、落后，看他的危机意识：得不到一点这样的科学技术的文明的哲学，就怕科学在我们中间不会深深的生根，就怕我们东方的人在这个新世界里也不会觉得心安理得[9]。
可见这是底线，是最基本的前提，当科学仍然被当作纯粹的技能，当作奇技淫巧，而没有形成一种文明的哲学，岂不是要被“开除球籍了”？！当胡适在南港长眠不醒，亚洲四小龙开始崛起，然后祖国大陆八十年代开始经济腾飞，不正是走向世界的成果？所以胡适晚年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根本不是重复25年前的“全盘西化”，不要忘了胡适的主张：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晚年为什么没有完成《中国哲学史》，有几个原因。比如梁漱溟说，胡适对中古哲学不懂，所以写不下去，有道理。不过我以为，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时代变了，他无法超越30年前的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二是更重要的，此时胡适所想的，就是那“再造文明”，他又何必写没什么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呢？前几年我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曾说：“凡受过这个世界新文化震撼的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比得上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我举出九个人：高梦旦、张元济、蔡元培、吴稚晖、张伯苓、周诒春（耶鲁大学毕业，清华学校校长）、李四光、翁文灏、姜蒋佐（即姜立夫，哈佛大学数学博士，创办了南开大学数学系）。现在我要补几个人：丁文江、侯德榜、陈光甫、范旭东[10]。
上面这些人，无论是出版家、教育家、科学家、实业家，都是现代教育的产品，他们大多有外国留学的经历，同时又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胡适的“再造文明”，“再造”的就是这些“产品”。所谓看不到，是他们看不到中国传统文化，从来只是极少数人的尊享，只对极少数人发挥作用。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凡是好东西，都是历代帝王拿来装门面、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工具，用的时候从书里抄几句罢了。什么“政者，正也”，皇帝连儿子都得防着，何来的“正”；什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朱元璋心里，孟子太可怕了，待他读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冷汗直冒，于是下令把《孟子》删了三分之一。他怕老百姓觉醒。帝王真正实行的思想，反而是儒家系统之外的统治术，是所谓帝王心术，那是老子的兵法加上秦始皇、韩非的残暴，曾国藩说什么“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就把曾国荃杀降说成慈悲为怀。人们内心的修炼，可以和行为表现完全不一致，如果真有这种人，岂不是人格分裂？其实不是的：内心早就准备了两个系统，分驻不同的“心室”，一种是每天都要脱口而出的，每天都要作文的，另一种是从来也不拿出来的，是真正信奉真正实行的。所谓做不到，是儒家思想从来没有渗入到社会的肌体细胞。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就是在今天看来，这十个字也是好的，但是因为这些从来都是统治者让老百姓践行的，所以从来都是贴在官府告示中，读在赵老太爷的口中，它们可以造就一些“君子”，可实在是太少了。于是老百姓也不信这些，老百姓真正津津乐道的东西，反而是《三国演义》的诡诈，《水浒传》的破坏，如果再加上《儒林外史》的腐儒、《金瓶梅》的市井，那么就涵盖了政治势力、乡野村民、知识分子、城市平民，这就是完整的中国古代社会。连年的灾荒，反复的战乱，遍地的饿殍，人们感受到的，只有“流民的文化”，“流氓的变迁”，“族谱的血腥”，“朝代的更迭”。一句话，所谓优秀的传统文化，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安定的时候刚想腾出手来改善世道人心，世道又乱了。新儒家知道，历史上的大儒从来没能改良社会，所以他们声称是本土的自由主义，他们试图立足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发现符合现代西方观念的营养，在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之间实现平衡。而胡适则认为，这是危险的，旧有文化的保守性很容易放大，变成排斥民主科学的拦路虎。所以新儒家做了几十年的探索，这一派始终没能做到什么，他们的困境跟古代大儒一样，落不下去，只能停留在研讨会上。一个叫袁瓞的人，他是个大街上卖烤饼的，每天做完烤，烤完卖。有一天给胡适写了两千来字的长信，把“积在心中多年的话，一直没有向旁人提起过”的话告诉了胡适。从胡适的回信推测，袁瓞问的是英美政治制度有什么不同，提到杜鲁门卸任后没有带走一个人，胡适回答说，这和丘吉尔1945年离开唐宁街10号时没有带走一个人，是一样的，所以这两国的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11]。
此后袁瓞又有信来，胡适回信说：“我劝你不要在信中多谈政事，万一不幸台北街上那位有趣的背着铅桶卖麻饼的朋友突然失踪了，岂不是大煞风景的事[12]？”一个糖尿病高中生，有人给他推荐胡适的中药方子，他写信问胡适。胡适说我从来没有得过糖尿病，你那个方子显然是假的。治疗糖尿病有科学方法，不要上当。胡适接到一个小学生来信，说他父亲是一位技工，政府对工人家属的实物实行配给制，孩子全家九人，他开头就说，：我是一个国家不要的孩子，将来我也不要国家，也不要对国家效忠。胡适马上写信给陈雪屏、王云五，希望政府注意这样的动向。上面三个写信人都只是普通人，可是他们的需求和知识分子是一样的，他们也关心国家大事，也要解决生病问题，也要解决人生观问题，这些徐复观的新儒学能解答吗？胡适是可以解答的，他的哲学是真正为了经世致用的，在衰颓的中国，最缺的就是“方法”二字。这就是胡适启蒙的意义。1960年，胡适69岁生日时招待记者，他给大家写了一首自寿词，其中有这样两句：敬谢诸仙我不才，葫芦里也有些微物，试与君猜。
当年我想给中国文化、思想、文学、教育打下一个新基础，可是四十四年了，现在看起来，药的功效并不太多，不能说我的药不灵，因为医生虽有割股之心，只是病人不吃这药，有的吃了以后，又吃别人的药，抵消了，医生只能挂牌看病，不能勉强人家吃药，我现在仍然认为葫芦里的药是灵的。
[1]胡适《怀念曾慕韩先生》，《胡适全集》第十九卷，817页。[2]胡适《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胡适文集》第12卷，707页。[3]徐复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徐复观全集》第十五卷，438页。[4]徐复观《自由中国当前的文化争论》，《徐复观全集》第十六卷，463页。[5]徐复观《当前中国文化问题》，《徐复观全集》第十五卷，438页。[6]徐复观《自由中国当前的文化争论》，《徐复观全集》第十六卷，469页.[7]徐复观《自由中国当前的文化争论》，《徐复观全集》第十六卷，467页。[8]徐复观《当前中国文化问题》，《徐复观全集》第十六卷，451页。[9]胡适《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胡适文集》第12卷，707页。[10]胡适日记，1940年1月3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三卷，324页。[11]胡适致袁瓞，1959年10月25日，《胡适全集》第二十六卷，321页。[12]胡适致袁瓞，1959年12月14日，《胡适全集》第二十六卷，375页。第一章：引子。
第二章：极大的勇气（连载2—5），胡适在国外对白话文的思考与探索。
第三章：中国的文艺复兴（连载6—11），蔡元培、《新青年》、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
第四章：洪水与猛兽（连载12—16），新旧思潮的交锋。
第五章：五月四日（连载17—20），五四运动。
第六章：实验主义（连载21—25），胡适的哲学思想。
第七章：整理国故（连载26—29），国学的主张，考证水浒传红楼梦，顾颉刚古史辨。
第八章：这个世界会好吗（连载30—34），创办《努力周报》，好政府主义，时事评论。
第九章：中国有进步没有（连载35—37），教育发展，北大索薪风潮
第十章：我的朋友胡适之（连载38—40），胡适与朋友的交往
第十一章：山月娟娟（连载41—43），胡适和曹诚英的恋情，兼及徐志摩陆小曼郁达夫王映霞
第十二章：人生观大论战（连载44），科学与玄学大论战
第十三章：混沌时期（连载45—48），胡适开始挨骂
第十四章，鲁迅和胡适（连载49）
第十五章，文明的成绩。胡适对西方文明的基本态度
第十六章，万山不许一溪奔。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论战，同国民党的冲突
第十七章，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
第十八章，无地自由。胡适在中国公学
第十九章，独立评论。九一八之后，关于抗战的主张
第二十章，全盘西化大论战
第二十一章，出使美国
第二十二章，执掌北大
第二十三章，苏俄模式论战
第二十四章，清算胡适思想
第二十五章，容忍与自由
第二十六章，最后的论战
往期回顾：
胡适传88，第25章，容忍与自由3，胡适和蒋介石
胡适传87，第25章，容忍与自由2，清除毒素思想
其他各章，请点击合集：万山不许一溪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