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胡适动了回国的念头，原因很多，很重要的一条，是他的学问卖不动了。去年元任、世骧极力进行拉我到加大，顾立雅[2]也拉我回芝大。今年都不成。我和先生谈过，积蓄快贴完了，靠卖文不能活，卖字无人要，只有靠“美援”，不知先生有无他法？
快六十岁了，还是栖栖皇皇为活着而忙碌不休，可发浩叹[3]！
1956年11月，他给李济[4]和赵元任分头写信，几乎是同样的内容，就是表达落叶归根的愿望：“我老了，有一点小积蓄，在美国只够坐吃两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够我吃十年而有余”。我计划在台中或台北郊外的南港（中央研究院所在地），寻一所房子为久居之计。不管别人欢迎不欢迎，讨厌不讨厌，我在台湾是要住下去的（我知道一定有人不欢迎我住下去）。我颇想向中央研究院借一块地，由我自己出钱盖一所小房子，十年或十五年后，房子归研究院所有。这样可以为其他院士开一先例，将来在南港可以造起一个院士住宅的聚落[5]。
胡适当然知道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以他的声望和地位，怎么可能只是蜗居在中央研究院附近的一个小屋中著书立说，既然回来，总得有空位才是。但现在他不管那么多了，他甚至委托李济去找朱家骅、钱思亮、毛子水等朋友，都替他想想办法。结果是，1957年，朱家骅因病辞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位置腾出来了。中央研究院是最高的学术机关，首任院长蔡元培。按照规定，院长的产生应该由评议会投票推举三位候选人，再由政府从中遴选，而评议会的组成，无一例外是一流学者，这种办法，实现了学术与政治的平衡。蔡元培于1940年于香港逝世，当时评议会投票推举院长候选人，翁文灏23票，胡适22票，朱家骅19票。但此时胡适正任驻美大使，最终政府选择了朱家骅。翁文灏此时已经回归祖国大陆，众望所归，研究院推举胡适，而蒋介石能够认可，也说明他尽管不满胡适的言论，但仍然认为他有用。胡适那点“毒素”，大概也就是蚊子叮了一口。这么多年，国民党实行训政，到了台湾更是军政，胡适等人喋喋不休改变不了什么，如今回来，又能掀起什么大浪？胡适此时正因为肺炎住院，他以此为借口婉拒了一下，然后不再推辞，于1958年4月回到台北，结束了九年的旅美生活。胡适和蒋介石，这俩人把对方都看透了，胡适对蒋介石有诸多不满，但是他的改良主张只能在台湾找试验田，于是他一直宣称要发表“负责任”的言论，为国家做“诤臣”；蒋介石恨胡适，但胡适在海内外的影响力，让他不能不借助胡适，于是以“大度的姿态”听他聒噪。在容忍和自由之间，这俩人达成了一种奇妙的默契。你大概不知道，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回去，实在是为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
我的看法是，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可能留在国内或者可以使人“take me more seriously”（让人更加严肃认真对待我的言论）。
我underscored
the word“more”（我之所以强调“更加”），因为那边有一些人实在怕我说的话，......甚至于我在一九五二—五三说的话，他们至今还记载账上，没有忘记[6]。
1958年4月10日，中央研究院举行院长就职典礼和第三次院士会议，蒋介石亲自到会。他在讲话中说：中央研究院不但是最高的学术研究机构，不但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的艰巨任务，而且要担负起反共抗俄的使命。胡适院长除以思想学术来领导我们学术界外，最令人敬佩者，即为其个人之高尚品德，期望教育界、文化界与学术界人士，一致负起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之责任。他希望中央研究院发扬“明礼仪，知廉耻”的道德力量，“因伦理道德实为吾人重建国家、复兴民族、治标治本之基础，必须此基础巩固，然后科学才能发扬最好效能，民主才能真正成功，而独立自由之现代国家，亦才能建立起来[7]”。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
胡适说，我在大陆被清算，并不是清算我个人的所谓道德，而是我提倡一种思想，提倡“拿证据来”，提倡把东西方科学方法的精髓结合起来。这种方法反对一切教条，可以不被牵着鼻子走，是真正的科学方法。谈到我们的任务，我们不要相信总统十分好意夸我个人的那些话。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有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对我个人有偏私，对于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所以在他的领导复国立场上，他说话的分量不免重了一点。我个人认为，中央研究院的任务，我们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
讲完这番话，照相机记录下了胡适坐在蒋介石身旁翘着二郎腿的照片。![]()
这两人根本就没有说到一块去，一个讲旧道德，一个讲新文化；一个讲传统文化，一个讲科学方法；一个讲要反共，一个讲要学术。蒋介石感觉受了奇耻大辱，他在日记中写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但胡适并不认为自己是在侮辱这位“介公”，他的自由主义结合中国古代政治传统，形成了这样一段话：现在为国家办事的人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诤臣，只有唯唯诺诺，是是是先生，要把这些人变成诤臣是不容易的事。言论自由了，不仅有诤臣，而且有无数的诤臣诤友敢于说话，有人敢出来批评而不致有犯罪坐牢的危险。
半年以后，一件更大的事考验二人的“容忍与自由”，那就是1960年将召开第三次“国民大会”。按照“宪法”规定，蒋介石任期到站了。1959年7月，胡适到夏威夷参加“东西方哲学讨论会”，10月中旬返台，有记者问，海外华侨对“总统”连任持什么看法？胡适回答说，听说纽约华侨领袖不赞成蒋先生参加第三任竞选，报纸上说海外华侨纷纷致电台湾，敦请“总统”连任，其实纽约并没有发出这种电报。第二天，《中央日报》头版显赫登出，“旅居全美各地侨胞，拥护总统继续领导”的新闻，文中列举了一大堆纽约侨团名称，胡适平淡地说，“这似是专门为我昨天的‘谬论’更正的[8]”。11月15日，胡适托张群给蒋介石带话（张群是“总统府”秘书长）：（1）明年二三月里，国民大会期中，是宪法受考验的时期，不可轻易错过。
（2）为国家长久打算，盼望蒋先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不违反宪法，一起依据宪法，是“合法”的。人人视为当然，鸡犬不惊，是“和平的”。
（3）为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打算，盼望蒋先生在这一两月里，作一个公开的表示，明白宣示他不要作第三任总统，
（4）如果国民党另有别的主张，他们应该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布出来，决不可用现在的报纸上登出的“劝进电报”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9]。
劝进是古代的政治智商，曹丕被劝进，司马炎被劝进，赵匡胤被劝进，古代坐在龙椅上的人，大概能找出上百人是被“劝进”的。他甚至提出，蒋先生可以提出一个继任人选，只要国民大会能选上，他胡适一定全力支持。张群透露，蒋先生的考虑是，革命事业没有完成；对反攻大陆有责任；对全国军队有责任。胡适的理由却是：“如果蒋先生能明白表示他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那时他的声望必然更高，他的领袖地位必然更高了”，他将成为华盛顿第二。过了些天，蒋介石的回话是，即使提出一个继任者，也应该向党提出，不能公开说。胡适说，这又是1948年和1953年的老法子，要听大家的，“党的中委一致反对，一致劝进，于是他的责任已尽了[10]”。蒋介石曾公开声明，不赞成修宪，却未宣布自己“到站”和“下课”。原来早有办法，即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该“条款”于1948年由国民大会制定，属于宪法的临时条款，宣称国家紧急状态下，授予政府避开宪法限制的权力。现在只需修订《临时条款》中的“总统”连任限制，则问题迎刃而解。胡适公开表示反对，他认为“临时条款的制定，无论在程度上和实质上，都与宪法相似”，“修订临时条款，其所产生的影响，也必然与修宪无异[11]”。第二天，政府公办的《新生报》发表社论《团结奋斗救国家》，文中说，国民大会对一心想打击我们的敌人，“也是一种大可利用的机会”，“必须提高警觉，不让敌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打击我们，从我们的国民大会来开辟政治战场”。文章甚至拿出1946的政治协商会议，声称敌人就是要“再度造成政治协商的形势”，必须“以最坚定的决心和最明朗的态度，打击敌人在背后所策动的协商阴谋与分裂运动”。“凡是有良知的人，何忍再与敌人勾结，更何忍破坏团结[12]？”胡适对这种“火药气”嗤之以鼻，他不断在公开场合反对修宪，甚至在行政院长陈诚组织的家宴上，当面质问陈诚，和张群等人激烈辩论。国民党一些人认为，修订《临时条款》不是修宪，可是《临时条款》与“宪法”对总统任期的规定是一致的，修订《临时条款》，不就是修宪？王云五则作证说，1948年制定《临时条款》时，他就强调，“临时条款”就是宪法，假如国民大会有人提出不是宪法，“我将发言，并要求调出当时的会议记录，以资证明[13]”。朋友们劝胡适闭嘴吧，已成定局了。胡适不听劝阻，准备在半月刊《时与潮》发表谈话，公开自己的主张。四十多年来，先生所发表的言论，没有几句话不是可以使我们国家的地位提高的，没有几句话不是可以使我们民族的智慧增加的。但到了现在，国难日深，民德愈下，这只能说是中国的命运；在先生已可对得住国人，对得住世界了。《时与潮》谈话若发表，非特无益，恐适足为一班偏激的人所利用[14]。
最终他的学生毛子水的信起了作用，胡适说，我现在可以享受不说话的自由了。2月20日，“国民大会”正式召开，记者问胡适的态度，他说：“我只有一句话，就是坚决反对总统连任”。记者问他对于修宪的态度，他说：“这个我坚决反对，当年我曾亲手把中华民国宪法交给蒋先生接受。今天，我希望看到它完整无缺[15]。”最终，蒋介石第三次当选“总统”，记者问胡适的心情如何，胡适说：“我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跟老百姓一样高兴[16]。”1960年7月，胡适到美国走了三个月，在此期间，他的好友、《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被逮捕。罪名是“涉嫌叛乱”，因为从6月起，雷震筹划组建反对党，当局认为他妄图颠覆政府。其实大家都明白，真正原因是《自由中国》十一年来不断发表批评国民党、甚至批评蒋介石的言论，早已被视为异端。关于雷震组建反对党，耿云志的《胡适年谱》摘录了《雷震回忆录》和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记载，两人的描述颇有些不同。《雷震回忆录》记载，雷震一直劝胡适组建反对党，就像1957年胡适与蒋廷黻试图组建“自由党”一样，胡适做党魁，具体工作可以由他来干。胡适则说，他已经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是一个学术头衔，出来搞政治不合适，但是他极力鼓励雷震出来组党，并说自己可以做新党的党员。他们连名字都想好了，胡适建议叫“民主党”，劝大家“不要徘徊瞻顾，须拿出勇气来”。因心脏病戒酒的胡适，特意在吃饭时拿出一瓶白兰地来，大家每人一杯，胡适喝了半杯。雷震还举了旁证，胡适的学生夏涛声在座。胡颂平《年谱长编初稿》与雷震回忆相同的地方是，雷震和夏涛声的确在6月份两次拜访胡适，谈组党的事。但胡适说：我不赞成你们拿我来作武器，我也不牵涉里面和人家斗争。如果你们将来组织一个像样的反对党，我可以正式公开的赞成。但我决不参加你们的组织，更不给你们作领导。
大概是八月伍六七天之内，先生有覆雷震的信。因为雷震去信问先生回国日期。说他们反对党要等先生回来之后才开成立大会。先生的覆信说，你们的反对党什么时候成立，干我底事？我的回国日期与你们何干？根本不应该问我的行期。接着责备他多少年来不能接受人家劝告的话[17]。
胡颂平是胡适的学生、秘书，他的记载一定是站在老师一边，而且他的行文语气也不像胡适；雷震是亲历，似乎记载更加真实可信。然而问题决不是这么简单，有必要花点文字探讨。第一，胡适一直赞同有反对党，但表示自己决不会组党。十年中，胡适一直跟蒋介石建议，国民党可以分化成两到三个政党，甚至发表什么“毁党救国”的言论，主张不要费力“办党”，导致国民党的报纸大加斥责。1957年，舆论界突然传闻胡适和蒋廷黻在美国组建“自由党”，胡适给雷震回信说，“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事实做根据”。我平生绝不敢妄想我有政治能力可以领导一个政党。我从来没有能够叫自己相信我有在政治上拯救中国的魄力与精力。胡适之没有成为一个“妄人”，就是因为他没有这种自信吧[18]。
如果台湾真有许多渴望有个反对党的人们，……他们应该作点切于实际的思考，他们应该自己把这个反对党建立起来，应该用现有的可靠的材料与人才做现实的本钱，在那个现实的基层上，自己把这个新政党组织起来。胡适之，张君劢，顾孟余，……一帮人都太老了，这些老招牌都不中用了。
既然胡适赞同反对党的存在，又责怪台湾人不该指望胡适之这样的老古董，那么他支持雷震组党，完全可信。第三，胡适反对雷震的组党宣言，认为这个宣言“太消极”“太否定”。1960年8月，胡适在美国收到雷震的信，雷震询问胡适何时回台，盼他回来之后，发表宣言。我在五六月之间，就曾指出有人说你们拟的宣言“太消极”，“太否定”、我的意思是说“太骂人”，“太攻击人”。你们的党还没有组成，先就痛骂人，先就说要打倒国民党，先就“对国民党深恶痛绝”。国民党当然不会“承认”你们的党了。
我的行期，一时难定。
我很郑重的劝你们千万不要等候我“到台后再宣布[19]”。
那天晚上，我看见“宣言”已排印好了，所以我也不多说话了。
你们的想法，看法，做法，我往往不能了解。我的想法，看法，做法，你（单指老兄）也往往不能了解。（别人更不用说了）
所以我此时不能悬想，你们的组党宣言发布时我能取什么态度[20]。
可见雷震和胡颂平都只说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结合起来分析，可以还原胡适在雷震案中的真实位置。胡适鼓励组党，但是他和雷震有明显分歧。雷震被捕后，陈诚立即致电告知胡适。胡适和陈诚反复两个来回，强调雷震案必定在西方掀起波澜，批评政府和组建反对党与叛乱罪名绝对无关，请求交付司法审判，不应由军法审判。但当局以涉案人员中有人交通共产党为由，仍交军事法庭，留给律师的事件只有一天，法庭仅仅开庭8个小时，就匆忙宣判。雷震获刑十年。胡适回来时，案子已结，他见蒋介石时说，我在国外，实在抬不起头来，没脸见人，这是什么审判？蒋介石回答说，我对雷震足够容忍，但是有证据表明他交通共产党，只能交付军法处置。话锋一转，蒋介石说：我曾对人说过，胡适之先生向来同我感情很好的，但近两年来，他似乎只相信雷震的话，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说，你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我是一直劝说雷震的，……他解释了很多话，但这些话很苍白。蒋介石就差挑明了，雷震也好，《自由中国》也好，总后台就是他胡适，当局端掉了“胡适之叛乱团伙”。告辞回家，他看到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信，信中说刚当选的肯尼迪总统特别关注雷震案，附带的几张美国剪报，都是谴责雷震案审判的。胡适把信件照了相，晚上把原件交给张群，他要让陈诚一阅。雷震案胡适就做了这些。殷海光认为胡适如果全力营救，也许不是这个结果，他高看胡适了。多家海外报纸采访胡适，胡适说了六个字：“大失望，大失望”。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2]陈世骧，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顾立雅，美国汉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3]胡适致杨联陞，1953年6月22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五卷，529页。[4]李济，考古学家，台湾大学教授，台湾历史研究所所长。[5]胡适致赵元任，1956年11月18日，《胡适全集》第二十六卷，67页。[6]胡适致赵元任，1957年7月26日，《胡适全集》第二十六卷，109页。[8]胡适日记，1959年10月15日，《胡适全集》第三十四卷，546页。[9]胡适日记，1959年11月15日，《胡适全集》第三十四卷，560页[10]胡适日记，1959年11月23日，《胡适全集》第三十四卷，577页。[11]胡适日记，1960年2月7日，《胡适全集》第三十四卷，635页。[12]胡适日记，1960年2月8日，《胡适全集》第三十四卷，636页。[13]胡适日记，1960年2月14日，《胡适全集》第三十四卷，645页。[14]胡适日记，1960年2月14日，《胡适全集》第三十四卷，643页。[15]胡适日记，1960年2月21日，《胡适全集》第三十四卷，654页。[16]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3219页。[18]胡适致雷震，1957年8月29日，《胡适全集》第二十六卷，113页。[19]胡适致雷震，1957年8月29日，《胡适全集》第二十六卷，113页。[20]胡适致雷震，1960年8月4日，《胡适全集》第二十六卷，496页。往期回顾：
胡适传87，第25章，容忍与自由2，清除毒素思想
胡适传86，第25章，容忍与自由1，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传85，第24章，清算胡适思想4，胡风、胡适和鲁迅
其他各期，请点击合集：万山不许一溪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