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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里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丑诋，这是民族的大耻辱。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是开启民智。开启民智依赖两大手段，一是办教育，二是办报纸。中国出现“新闻出版法”一类的规章，是在大清的1906年，到1920年，全国有各类报刊400多种。要不怎么把言论比作洪水猛兽呢，《新青年》《新潮》这两个刊物，就带来了觉醒年代。1928年，国民党开始训政，报纸的好日子结束了。有人在报上发表文章说，这些年新闻界经历了四个阶段：听到人咬狗，记者赶紧去现场采访，听说果有此事，迅速刊发，快来看哪，上海街头，人把狗给咬了。结果第二天咬狗的人来抗议了：你这报纸只说我咬狗，却不察我为什么咬狗，那狗把我扑倒在地，手脚动弹不得，我不咬这畜生，那畜生就会咬我咽喉。你们应该向我道歉。报纸回答说，我们做新闻的，叫“有闻必录”，未必什么事都要核实原委才刊发，有的事听说，听说而已。这样吧，我们明天再发一条，把你为什么咬狗登出来，或者登出你的抗议。这就是当时报纸的特征，头一天报纸造谣鲁迅，过几天鲁迅刊文反击。同一家报纸，不同的声音，你可以风闻言事，我也有权正本清源。想想也是，新闻的本质是消息的传播，假如要求所有报纸都不但要刊登明确的事实，而且查明原因，那么社会上就只剩下小道消息，因为小道消息传播最快。或者说，谣言太多，本身就是社会缺乏真正的新闻所致。这条原理很重要，今天仍然适用。人民网微博用一张刚出世的石猴祝记者节快乐，有意思：这时候猴子发现了新世界，而且没有戴紧箍咒，那种快乐，无与伦比。有闻必录，不能保证全部真实，但毕竟是“风闻言事”，还不算捏造。但是连捕风捉影都免了，没影的事都能编出来，凭空捏造，无中生有，假造电报，杜撰通讯，这就是明目张胆地骗人了。看报人往往相信报纸，你看报上都登了，你凭什么不信？这是报纸的堕落，读者喜欢看什么，他们就编造什么，这样的媒体，最是无耻。明明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海街头发生了人咬狗事件，但是出于各种原因，报纸无法刊登。比如上海政客严肃地指出，人咬狗，简直有伤风化，这种东西登出来，成何体统，于是大印一盖，不许发表。报社经常不服，于是动不动就被查封，甚至捣毁。至此记者成了高风险职业。就是没听说有什么新东西登出来。报纸受限制到了极点，势必一句也不敢说，一件事也不敢登。总有一天，看报等于不看。除了大家所知道的事情而外，其余具有新闻属性的消息，报纸上只字不提。新闻死了，记者总得吃饭。于是“新闻产品”开始重大转向，鸳鸯蝴蝶，明星绯闻，正房狂殴小三，女生诱惑导师，徐志摩插足陆小曼，方鸿渐勾引鲍小姐，报纸上充斥着花边新闻，低级趣味。有一家报纸，说伦敦妇女界搞出了一个“赛乳会”，第一名是一个伯爵夫人，胸部四十五磅、周围三十方寸。胡适说，这是典型的假新闻。主笔先生请想一想，四十五磅牛肉有多大一堆？四十五磅的肉堆在一个妇女胸前，是个什么样子？况且怎样用秤称才能得知，“这种胡说，不应该打倒吗？”结果胡适立即招来攻击，报上刊登读者来信，说你胡适说报纸造假，你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完全是抄袭日本人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你才是更大的造假者。你既然姓了胡，以后请你少开口，不要胡说。如果换做鲁迅，一定会奋力反击，除了性格原因，还因为鲁迅是作家，对笔墨官司来者不拒。胡适却懒得理会这种事，他说：一个国家里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丑诋，这是民族的大耻辱。
鲁迅不说这样的话，他最善于用具体事来表现他的犀利：一九三五年夏天，全国木刻展览会在上海开会，作品先由市党部审查，老爷就指着这张木刻说：“这不行！”剔去了。
人民网石猴那种发现新世界的奔跑，与百年前鲁迅和胡适表达的，道理相通。新闻，就是发现新世界，拥抱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