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胡适出任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图书馆馆长，找到这样一份工作也不容易，时代变了，二十年前西方对汉学有浓厚的兴趣，他们争相研究中国，现在不同了。1948年来到美国的朱经农，写了20封信给各大学，都没有学校请他，无以为生的朱经农靠着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资助，才找了一份工作。1951年3月猝然离世。朱经农的死给了胡适很大刺激，在几个月后的生日这天，他写道：生日这天，我正从普林斯顿大学讲学坐火车回家，当时气候很冷，大雪纷飞，我坐在车厢里独自沉思，胡适今年六十一岁了，患有心脏病，不但常常带着药瓶走路，连人寿保险公司也拒绝我这顾客，生命很可能忽然结束，所以立下决心，无论如何应在有生之日还清一生所欠债务。这个决心，我当时私下定名为“生日决议案”，决定谢绝一切长期职务来还债。第一是《中国哲学史》，已经33年了，现在要将下卷写完，改为《中国思想史》。二是《中国白话文学史》，25年前写了一半，第三是《水经注》，被我审讯了五年了，也该判决了。第四，如果国家有事，需要我跑腿动笔用嘴，为自由中国说话，不一定担任什么公职[1]。
在此后的几年中，胡适经常在美国与台湾之间往返，前三项都没有做完，第四项的跑腿动笔用嘴，很多是用在了和蒋介石唱反调上面，最终的结果是，证明了“只有胡适之享受一点言论自由”。1952年9月，胡适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说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大会是难得的机会，应有明确的表示。第一，应表示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政党并立的基础上；第二，国民党应废止总裁制；第三，可以自由分化，成为独立的几个党；第四，培植言论自由；第五，应有“罪己”的表示。这简直是要蒋介石和国民党下“罪己诏”了。国民党要“罪己”，我公也要“罪己”。愈能恳切罪己，愈能得国人的原谅，愈能得世人的原谅。但罪己的话不可单说给党员听，要说给全台人民听，给大陆上人民听[2]。
更重要的是这一句话：言论自由“不是宪法上的一句空话，必须由政府与党明白表示容忍一切具体政策的批评，须表示无论孙中山蒋介石，无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可以批评[3]”。1953年1月，胡适回台，蒋介石请他吃饭，“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接受了[4]”。胡适说，台湾今日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彭是台湾警备总司令）；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你蒋先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有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
可见即便是胡适，也只能站在“中国古代的自由主义传统”的角度，来说明诤臣才是忠臣的道理。但胡适所说的“诤臣”毕竟不是“臣”，他说，宪法只授予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蒋先生你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席间谈起召开国民大会的事，最让胡适惊诧的是，蒋介石问胡适，召开国民大会有什么事可做？蒋介石问，这一届国大可以两次选举总统？胡适回答，当然可以。这届国大，是1948年3月召开的，总统任期到明年（1954年）5月20日满任，2月20日必须选出总统副总统，正在本届国大任期中。“这最后一段话颇使我惊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5]？”1954年初，胡适专程回台参加国民大会。这次会议引起了一些争论，有些人认为此次会议违法，因为蒋介石于1949年已经宣布下野，连复职都是违宪，如今又拿国民大会做幌子，完全是政治权术。胡适表示赞成召开此会，明白表示拥护蒋介石、陈诚为正副“总统”候选人。2月19日，“国大”二次会议如期召开，胡适充任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讲会议的合法性和国民党的法统。这分明是一次不开也行的会议，但胡适不这么认为。一个月后，他代表大会向蒋介石致送“总统”连任证书。28年前我曾讨论过西洋文明现代文化的态度，那时我指出西洋文化的特点有，一是工业技术，二是科学，三是民主制度，仅有前两个要素，而缺乏第三个要素的民主制度还算不上，要不得。日本德国，没有民主制度，所以不算是西洋文化，所以是要不得。
什么是民主呢，民主的第一要件，是人民有控制政府的权力，政权的转移，不靠暴力，不靠武力革命，而靠人民多数投票表决，投票之前没有人可以预测，没有人可以决定，投票之后没有人可以推翻。
政府是有权力的，一个公民是无权力的；政府是万能的，一个公民的力量是有限的。一个无权无告的小民对有权万能的政府，人们多得一点保障是没有危险的。人们的权利最容易为有力量的政府侵犯，所以对人民的保障宁可是无条件的周全[6]。
在台北呆了46天，他在机场撂下一句“希望进一步实施宪政”，然后又飞走了。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70岁生日。当局说：“婉谢祝寿”，“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舆情，集纳众议，虚心研讨，分别缓急，采纳实施”。中央日报社长胡建中约请胡适根据这一精神写一篇文字，特意叮嘱不是祝寿。其实就是祝寿。胡适在加州大学，他写了篇“祝寿文字”，讲了两个艾森豪威尔的故事。第一个故事。二战以后，艾森豪威尔退出军界，就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副校长报告说，学校各部首长想找你汇报工作，我可以给你排一个时间表，每天见两三位，每人半个钟头。艾校长答应了，在接见了十来个人以后，他问副校长，我需要接见多少人？艾森豪威尔喊道：天哪，太多了！副校长先生，你知道我从前做盟军统帅，那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军队，那时候，我只须接见三位受我直接指示的将领。现在我要接见63个人，他们谈的，我不懂；我问的话，大概是外行话，人家对我客气，又不好意思不回答我，我看简直是糟蹋时间。第二个故事。1952年艾森豪威尔成了美国总统，一天他在打高尔夫球，白宫送来一份文件，急待总统批示可否，助理已经拟好了稿子，一件是批示许可，另一件是批示否决。艾总统看来两个稿子，一时不能决断，于是在两个文件上都签了一句话，“请狄克替我选一个吧”，狄克是副总统。然后继续打他的高尔夫球。胡适说，“这两个故事都最可以表示艾森豪先生真有做一国元首的风度。”他连讲了三个“何等风度”：做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军队的统帅，而能全权信任三个替他负全责的将领，不必接见第四个人，这是何等风度！一个第一流的军人做了一个世界有名的大学的校长，而能自己家承认没有专门的知识，愿意全权信任负责的首长，不敢轻易“糟蹋了他们的宝贵光阴”，这是何等风度！做了世界第一强国的元首，遇着了自己一时不能决断的问题，能够自己不轻易下决断……这是何等风度[7]！
胡适说，我在1931年第一次给蒋先生写信，就劝他不可多管细事；1932年，第一次见蒋先生，送了他一本《淮南王书》，盼他想想无为而治，不可事必躬亲。一国的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要“无智，无能，无为”。
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来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驾驭众智”，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呢[8]？
从二十多年前《独立评论》时代起，胡适就倡导“无为”的思想，这个观点到晚年，越来越与人的自由、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古代政治思想并不算发达，所谓百家之言，其实只有两大趋势，第一，无为的喊声，代表自由思想，第二，集权有为的政治。政府总是专制的，干涉的，故自由思想家总不屑谈这种教猱升木的政论[9]。
后来胡适说得更直接：领袖人物，有聪明但是不跟人比聪明。这恰恰捅到了蒋介石的要害处。晚年的蒋介石总结了一大堆教训，但是从来没有总结到自己身上。胡适的文章发表在《自由中国》的“祝寿专号”，大犯蒋氏父子的忌讳。蒋经国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发出“特种指示”，宣称《自由中国》半月刊“企图不良，别有用心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曲论调”，是“毒素思想[10]”。1957年1月，国防部总政治部印发《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文中说：有一个知名学者发表所谓“向政府争取言论自由”的言论，目的在于制造人民与政府对立，破坏团结，减损力量，执行分化政策，为共产党打先锋。小册子特意提到胡适写的艾森豪威尔的两个故事，“要总裁仿效他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元首”，是“荒谬绝伦的言论”，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产党的帮凶。文中攻击胡适的八大目的：第一是毁损国民党的声誉，第二是打击政府的威信，第三是减低军民对领袖的信仰，第四是破坏团体的纪律，第五是离间分化，造成内部不团结，第六是便利共党间谍活动，第七是造成友邦恶劣印象，减少援助，第八是瓦解斗志，拖垮精神长居国外的所谓知名学者，他说这种话，目的在散播和推广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好叫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的大师，由他来领导批评现实，批评时政，批评当政者，促进所谓政治进步，造成与自由民主的英美国家一样。
这是他不了解中国当前革命环境，完全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
我们靠的是三民主义，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如果有人批评三民主义，批评中国传统文化，诋毁我们伟大的总裁，不论他如何说法，其理论我们都认为是荒谬的，而且要及时予以攻击和肃清[11]
这本小册子代表了当时台湾当局和一些人的思想，那就是他们把丢掉大陆，推到胡适等一干自由主义者身上。当胡适、殷海光、雷震等人倡导自由时，另一部分人却是在拼命借助所谓的传统文化实行专制，认为自由民主是“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蒋介石如期过了他70大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没有大排筵席，只举行了一个签名祝寿活动，册子前面有序言，文中写：“天生圣哲，应五百年名世之征；民有依归，慰亿兆人来苏之望。维我总裁，聪明睿智，领袖群伦，作革命之枢机，为党国之柱石。声名洋溢于世界，事功彪炳于人寰”，云云。签名的有陈诚、张群等千余人。远隔重洋的胡适看了这篇文言的马屁文说：“国民党的思想如此[12]！”[1]胡适日记，1951年12月7日，《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2196页。[2]胡适日记，1950年9月 《胡适全集》第三十四卷，240页。[3]胡适日记，1952年9月14日，《胡适全集》第三十四卷，239页。[4]胡适日记，1953年1月16日，《胡适全集》第三十四卷，262页。[5]胡适日记，1953年1月16日，《胡适全集》第三十四卷，262页。[7]胡适《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胡适全集》第二十二卷，789页。[8]胡适《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胡适全集》第二十二卷，790页。[9]胡适日记，1953年10月29日，《胡适全集》第三十四卷，305页。[12]胡适日记，1957年1月5日，《胡适全集》第三十四卷，446页。往期回顾：
胡适传86，第25章，容忍与自由1，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传85，第24章，清算胡适思想4，胡风、胡适和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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