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
【大师的变异】春秋时代贵族间流行相互间唱和，往往家里养有乐工，负责演奏和唱歌，因此，乐工需要收集乐词和乐谱。
乐工的头，就是老板，而老板叫大师。
那时，流行各国间合纵连横，故各国都养有一批乐工，为使臣来访举行宴会时演奏。这样，不仅收集本国歌词与乐谱，也收集他国乐歌。
此时，大师的工作是伺候贵族的，故乐歌的内容既可是高雅的乐歌（平民的歌谣不纳入），又可是专门记载贵族们特种事务的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仗、郊外打猎等时所作的诗。
后来到了战国时代，贵族逐渐没落，乐工沉寂，流传下来的几百首唱词就成了今天的《诗经》。
——读朱自清先生《经典常谈》小册子的记录。
【大师的变异之二】春秋时代的乐工所演唱的乐歌，体现了“诗言志”的特点，这可不是如今所说的“抒情”，而是体现一种政治劝讽和道德教化特点的。
而且，在当时的各国交往过程中，大家相互赋诗，点一首或几首诗篇让乐工唱。
在唱的过程中，选取歌词中特定一两句，以表达己方的意思和心情，借此劝告对方。
因此，《诗经》的赋比兴都暗含着教化的意味。
从此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实际上就是政治生活的反映罢！
【大师的变异之三】几千年的乐工的老板叫大师，如今的大师变成了老板，这很有趣。
千年轮回。
以前讲过，如今时代成为大师的三个条件：
一是要有点水平；
二是要活得长，如今至少在85岁左右；
三是要有一帮徒子徒孙，且其中要有几个是有出息的。这样的话，大家一吹一抬，不是大师也成大师，是小师的也会变成大师。
了解了大师是这样练成之后，蓦然发现成为大师的过程就是先成为老板的过程，而从小老板到大老板的过程，就是一步步成为大师的过程。
12月19日
【大师的变异之四】从乐队的包工头到学术的包工头，大师名头换了换，可实质并没发生变化，这个“千年轮回”让人读来唏嘘不已。
如今回过头去看大师，真有不少感慨：
一是书斋里容易塑造出大师来。
想想也是，涉世未深的学子读了一些知识较为系统的东西，与社会接触不深，容易把纸上推演的东西当作神圣的道理，顺带也就顶礼膜拜起传授知识的人。
大师就这么轻易地出笼了。
有时想到几面墙上都张贴着的大师像，沉寂地注视着前来观摩的芸芸众生之场景，便不由感慨人为供着的曲高和寡来。
与其现在挂在墙上，还不如当初回到烟火气生活中痛快地活着！
12月22日
【大师的变异之五】
二是所谓大师，也不过是在某个研究领域有一孔之见而已。
研究领域的一孔之见与治国理政领域的事务之间，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以前者来推导后者，容易把事情给想简单了，不仅误人还误己。
以前讲书生空谈误国，其道理就在此。
北京大学历史系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推崇一本书主义，也是深刻认识到在某个历史研究领域深耕，最终能取得一点小成就，就是很不错的事情了。
这点学术领域的小成就与现实生活压根不在一个层次。没法比的。
【大师的变异之六】三是大师称号，很大程度上是运作过来的。
北大季羡林老先生生前就多次辞过社会所给予的所谓国学大师称号。
也确实，季老不过精研过梵文和吐火罗文之类，对于经史子集小学之类国学，也不过小时候童子功有所涉猎而已，后来国外长期留学并不搞这一块。
只不过，后来国学热出来后，需要那么一些人做台面上的代表，其结果是“不幸”中招。
如果说季老是被动的话，或者说是被别人架上名利场的，恐怕更多的人是主动。个中差别还是有的。
【大师的变异之七】四是大师的名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是问题的一面，而社会需要大师，徒子徒孙也需要大师撑伞，是另一面。
认识的一个朋友，没成为院士之前，其课题组的青年才俊们要获得各种课题非常不容易，更不要说杰青之类名头了。
到其成为院士之后，整个团队都跟着得益，自然啥课题之类也不用发愁了。
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社会科学更如此，耍嘴皮事业，东说说，西说说，都有道理，谁的嗓门大，谁的地位高，谁就显得更有理，其结果是有没有理不重要了，就看谁在说罢！
——全文完，草于从京城开完会回沪的路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