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中义 | 钱学评议的两条路径——比较郑朝宗与王水照

引言：理想建模与现实路径

     一个真能洞察文史纵深的学案研究方法，作为原理性建模，其理想，当自期能将阐释潜能发挥到极致：一是能有效覆盖尽可能多的对象，即拥有广袤的涵盖面（广义）；二是剖析给定个案，能细深到令人信服（狭义）；三是能在思辨原则上辨识非学术取向，规避误判“硬伤”。

     这就有必要借鉴司马迁怎样写《史记》。《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讲究对史传人物的定位，分“本纪”“世家”“列传”三层次。这对当今以人物为标识的20世纪学术史案（简称“学案”）研究，不无方法论启示：考量某学案评议做得专业与否，不妨先看它予对象的学术定位是否靠谱。考辨晚近百年的学术界人物，拟分“学业圈”“学科界”“学术史”三层次，似与太史公的“列传”“世家”“本纪”有遥感对应。各层次间的“评议级差”不宜混淆。

     例如，某资深教授在其执教了大半辈子的学府往往德高望重，桃李满园，出其绛帐的弟子追思业师之“传道授业解惑”，不乏感恩得涕泗满襟。但感动“学业圈”的人际情缘未必能感化“学科界”。倚重专业实绩的“学科界”不相信眼泪，更在乎是“谁”、在“何时”“何处”，为给定学科赖以演进的知性链条，留下了“信而可征”的卓越人格环节。这些可在历代馆藏文献（含当世“中国知网”）中检索、核实的白纸黑字，宛若印在历史现场的指纹、足迹，只须对学术规范尚存尊重，想必就不该将时贤在数十年前的见识，挪到其师头上夸饰为学科“新成就”。张冠李戴，意在抬高师门门槛，不料钱锺书有言在先：“门户虽高脚色低”。师徒同乐于萧墙之内，属“私域”，宴酣之际，师生间说什么皆可能，诸如醉醺醺地将业师捧成“学科界”重镇或“学术史”泰斗，然不宜全当真，亦不宜捅到窗外，公示天下，这将承受海内外之无情证伪，此谓误判“硬伤”。

     相反，若直面钱锺书（1910—1998，以下简称“钱”）那样无愧为“学科界”重镇乃至“学术史”泰斗的学案时，学术界是否真已做足功课能沉着精准地将钱所享有的“文化昆仑”“古典文化在20世纪的高峰”余英时在1998年说，“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最高结晶之一”。诸赞誉，坐实为有案可查、经得起争议的百年公论？怕大不易。缘由之一，是与学术界自1980年代迄今，对“钱学评议宜分三层次”稍逊觉识有关。这就是说，钱学作为“高山仰止”的学术史符号，本非一朝一夕之功：从钱1933年撰《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时23岁）算起，经1948年初版《谈艺录》（时38岁），1958年初版《宋诗选注》（时48岁），1979年初版《管锥编》四卷（时69岁)，再到1998年遽归道山（时88岁），其学涯达65年之久。故若想把钱学这部浩瀚大账算清楚，怕没有学者敢妄自尊大地独立担当。也因此若学术界有人像“田径接力”一般，从不同层次去评议钱学：或着眼于“学业圈”去感怀钱学从哪里来；或着眼于“学科界”去考辨钱学做了什么；或着眼于“学术史”去追问钱学何谓高远——这诚属学术界之幸。

     这是学术界因珍惜钱学而形成的“非自觉分工”，故谓“幸”。然此“幸”，既谓“幸运”，亦谓“侥幸”。症候是在，这宛若有序的“分工”对于参与者来说，大抵属“非自觉”，故又不免令参与者在自珍其“寸有所长”时会疏忽“尺有所短”，进而不慎将其囿于一隅、却又较早诱发“热效应”的“学业圈”评议，径直当成“学科界”乃至“学术史”评议之标杆，这又有将高规格“钱学”降维为“俗学”之虞。这就在无形中提醒学术界：“钱学评议宜分三层次”作为方法论之“理想建模”，一俟诉诸具体操作，不免因人因时而演绎为不同的“现实路径”。故系统还原且比较“钱学评议”40年来（20世纪80年代迄今）的两条路径，拟有深意在焉。

一、路径1：感怀钱学从哪里来

     不得不说，就钱学而言，任何高质量的“学科界”暨“学术史”评议，皆很难像弥散日常人际气息的“学业圈”评议那般接“地气”，进而酝酿成当今“网红”式的轰动效应。若过来人愿“穿越”到1980年“思想解放”之春，回味走出“文化大革命”废墟不久的公众，当他们惊悉钱这位“国宝”不仅未殁于十年浩劫，反倒“凤凰涅槃”一般接连访学欧洲、美国与日本而被域外惊为“天人”；恰巧中华书局已在1979年隆重初版《管锥编》四卷；更无须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名著《中国现代小说史》汉译登陆，重新译介被红尘湮埋了30年的钱著小说《围城》，险些动摇权威教材所定调的现代文学“封神榜”（鲁、郭、茅、巴、老、曹）……凡此种种，当不免刺激无数书生生出心愿：皆想一睹屡下“金蛋”的鸡乃何方神圣？长啥模样？钱历年深居简出，性本丘壑，厌嫌热闹俗套，就在这历史节点，学术界若有资深人士（享有公信力）出场作“学业圈”评议，不失机缘地屡示其对钱的“感旧”暨阅读心得，以呼应1980年代对钱的公众想象，遂成“钱锺书热”在新时期的此起彼伏，乍看“意料之外”，实谓“情理之中”。这位成功领衔“钱锺书热”的资深教授，即时任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郑朝宗（1912 —1998，字海夫，以下简称“郑”）。

     郑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比钱晚三届），彼此为校友，又有缘为挚友，在甚为持重、不轻易提及时贤的钱著中，郑竟被有幸四见。其一，是在初版《谈艺录》序被名列于李拔可、徐森玉、李健吾诸贤之后，因皆裨益于此书撰写，“或录文相邮，或发箧而授”，落款是“壬午中元日锺书自记”。“壬午”，考系1942年，即《谈艺录》在沪脱稿的年份。六年后，此书由开明书店初版，钱未弃旧序，故“郑君朝宗”四字复见1948年版序中，落款则谓“民国三十七年四月十五日又记”。其二，是《谈艺录》在条目“六、神韵”中记“郑君朝宗谓余：‘渔洋提倡神韵，未可厚非。神韵乃诗中最高境界。’余亦谓然”一语。其三，是《槐聚诗存》辑录钱1942年《赠郑海夫》诗一首，五古，计30句，150字，起句“清华昔共学，踪迹竟相左”，意谓一对清华校友，毕业后专业轨迹不一，然犹存旧谊（“留慰今日我”）。其四，则是《槐聚诗存》收钱1965年《喜得海夫书并言译书事》七律一首。

     相比较，郑撰《滨海感旧集》（增订本）有更多篇幅展示他对钱的绵长感怀及其读钱心得。此书言及钱的文章计11篇（第37—116页），含专论3篇、札记3篇、书评2篇、怀旧3篇——除忆旧、书评各1篇撰于1948年前，其余9篇皆公开发表于1980—1988年间，不妨视作郑引领1980年代“钱锺书热”之实绩。这就是说，若将郑对钱光斑般闪烁的感怀叠出一条时间线，委实可为“钱迷”忽明忽暗地点出钱学究竟从哪里来。考虑到钱生前并无自传面世，李洪岩撰《智者的心路历程》作为一部颇具“钱锺书传”框架的佳构是1997年才问世的，故上述郑对钱的持续感怀文字，对最终酿成1980年代“钱锺书热”的酵母效应，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郑的感怀文字所衍射出的“钱学”从青年《谈艺录》到晚境《管锥编》的长距演化，有四个“节点”甚堪玩味。

     节点一，郑、钱二人系校友，郑1932年秋入清华读大一，钱已是大四“老大哥”。郑尊钱为“老大哥”，不仅指彼此年级之差，更是确认钱在读清华时已名声鹊起，被公认为是“外文系的一个尖儿，许多老师都对他另眼相看，他不是他们的弟子而是他们的顾问”；本科期间屡有大作见诸《清华周报》《新月月刊》《文学月刊》及《大公报》文艺副刊等，“博引群书，令人目不暇接”，且“锋芒外露”，特别是在评价周作人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案，除开头说了几句客气话，转眼就不客气地“把书中基本概念的混乱和事实上的错误不留情面地列举出来”。此书评刊于1932年11月1日《新月月刊》第4卷第1期。时钱22岁，郑20岁，恰逢郑入清华不久。这不免令郑对钱“敬而远之”：“我猜想他是个才气横溢而性情古怪不可接近的人，所以来校一年虽然心里敬仰他，却不曾动过去拜访他的念头”。可鉴1932年时郑还不是“钱迷”。后来，郑在校园获悉吴宓有此感慨：“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不难想象，当郑在1982年首次披露吴宓“那段将近半世纪以前”的话，对于新时期初的“钱迷”来说，是何等鼓舞。

     节点二，郑有缘成为与钱“零距离”相处（每周须聚一次）的钱迷，是在1942年沪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年，上海沦为“孤岛”），约“一年半的光景”。是年，郑在英国人办的学校教书，偶遇一位章姓清华同窗，问他愿与钱结识否？当时钱因病辞教蓝田国师而返沪蜗居法租界辣菲德路（今复兴中路573号）的亭子间。郑记得他与钱初见，从默然恭听钱神聊波德莱尔到握手告别，郑说话不足十句。后因互助而互信后，郑在惊讶钱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竟与读英国侦探小说一般神速之余，才得知钱“正在撰写《谈艺录》，特把稿本带来给我们开眼”。此即郑1982年庄严宣布“我有幸最先拜读他的《谈艺录》手稿”之来历。郑说，在未读其手稿前，钱给人的印象大抵“血气方刚，对别人的著述，不管来头多大，有来请教者，总是坦率地加以批评指摘，使得对方有时很难堪，因此被目为不可近的‘狂生’”。自读钱手稿后，才恍悟钱在学术上待人严，待己更严。郑追忆1942年读钱手稿：“第一次看时已觉很精彩，谁知隔天再去看，却被涂抹得面目全非，以后不知又删改了多少次才付排印。据说他有巴尔扎克之癖，爱在校样上润色文字；我们亲眼看到的是出版后卷末的‘补遗’和‘增订’，这些也是没完没了的。”再回到郑1945年的那篇回忆：1943年“当我离沪时，他已将此书修改了三次。去年10月接到来信，说《谈艺录》第六次修改稿不日即可誊清付印。我相信此书的面目跟我以前所见的必定大大不同了”。难怪郑1982年浩叹钱是“最聪明的人偏要下最笨的功夫”。

     节点三，粗看仅涉钱诗的一处“勘误”，细看却牵出徐燕谋（郑、钱学术界友人），折射出钱在“孤岛”时期的襟怀大义。此即五古《赠海夫朝宗》，三联版《槐聚诗存》标此诗作于“1942年”，郑追记是其“1943年”夏返闽行前与钱辞别时，钱赠诗郑。并影印原件表明此诗第二句“踪跋竟相左”之“跋”，三联版已植为“迹”，本意未易，字迹存异。这与徐燕谋（1906—1986，以下简称“徐”）何干？徐系钱少年就读苏州桃坞中学（美国圣公会创办）时的“总角之交”，因比钱长四岁且秉赋优异，后又同事于蓝田国师英文系，钱历来以兄尊称之，终生为莫逆之交。事端生于1942年“孤岛”时期，郑任教的那个英国学校嘱郑另觅师资，郑乞援于徐，徐慨然应允，前提是倘日军当局欲接管此校，他将拂袖而辞。不料日军果然接管该校，徐绝意而别，“并说即使日本人要抓他坐牢杀头也不屈服”。郑也于1943年夏离校返闽。于是，钱赠五古一首，诗中“俨然意如山，道义克负荷”之语，郑说那是“钱先生对我们二人的行为很感满意”所致。

     节点四，牵涉周振甫（1911—2000，系《谈艺录》《管锥编》责编，郑、钱的朋友），这拟是复盘“钱锺书热”剧情之关键性“拼图”。当年郑为“钱锺书热”勤笔不辍，撰学术专论，即《文艺批评的一种方法》（1980年）、《但开风气不为师》（1982年）、《再论文艺批评的一种方法——读〈谈艺录〉（补订本）》（1985年）三篇。郑撰于1980、1985年那两篇专论，皆系周振甫在幕后推举及函嘱而成。一是“1979年我上北京参加第四次文代会，一天接到周振甫先生从西苑宾馆打来的电话，说有事相商，我去见他，他捧出一大包《管锥编》样稿，叫我看后写篇评论，我固辞不获已”。二是1985年“春间钱先生寄赠《谈艺录》（补订本），周振甫先生又来函嘱写评论”。

     令人疑惑的是：郑、钱既是1942年便结缘的“校友暨挚友”，为何1979年初版《管锥编》、1984年新版《谈艺录》时，是由周振甫，并非钱出面嘱托郑执笔评议呢？谜底或已埋在那首赠诗的起句里：“清华昔共学，踪跋竟相左”。1943年“踪跋竟相左”这五个字，既是钱对郑的专业取向的清晰判断，怕也是对郑绵延至1980年代的学养根柢的准确预见。因检索郑的学业履历，自1936年毕业于清华外文系，1948年负笈英国剑桥专攻现代小说研究，到1951—1957年履新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郑是以写散文为主；1979—1985年再度主政厦门大学中文系，主讲《文艺学引论》《作品鉴赏》《欧洲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西洋小说选读》《大学语文》《大学一年级英语》诸课程，恐也与钱著所归属的中国古典诗学暨批评史学科，隔膜不薄。因此一个绕不过的疑点是：当郑面对《管锥编》《谈艺录》如此“开拓万古心胸的巨著”，究竟凭什么令其回厦门大学后能“细读全稿，寝食俱废”“不得不勉力”地去化解岁月夹在他与钱之间的学业“隔膜”，既明知“我何人斯，敢妄加评议”，却仍百折不挠地“支撑残躯写下去”呢？

     有识者不免疑虑郑对钱学，怕已置己于“不对称”的窘境。所谓“不对称”，是指就“人际情缘”而言，郑委实是当年难得赤诚以待钱学的资深人士；然就“学识”落差而言，则智者很难轻信郑凭其诚恳加勤奋，只耗甚少时光（未满一年）便能神速填补他与钱著之间的专业沟堑，以致面对《管锥编》那上百万字的博学精思之巨著样稿，真能一字不落地“细读全稿”。症结恐出在郑对“细读全稿”之“细”之界定，与钱不一致。《管锥编》在谈陶潜时引培根（Bacon）论读书（Of Studies）云：“书有只可染指者，有宜囫囵吞者，亦有须咀嚼而消纳者”（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others to beswallowed，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swallowed）；钱按：“书之须细析者，亦有不必求甚解之时；以词章论，常只须带草看法，而为义理考据计，又必十目一行”《管锥编》四卷属“义理考据”，故“十目一行”方称为“细”，如此苛求，郑又怎么有足够时间做到“细读全稿”后，才起草大作《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上的一种范例——读〈管锥编〉与〈旧文四篇〉》，且刊于《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呢？郑与周振甫相遇于第四次文代会是在1979年10月，若刨去名刊审阅、修改、排版、校对及印刷文稿耗时至少半年，那么，郑真用来“细读全稿”的日子尚剩几何？

     或许，更微妙的还在于，当年“钱锺书热”带给郑的那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被裹挟的“存在感”，那是“甜蜜的苦恼”。一方面，郑未必不清醒，1986年10月18日撰《怀旧》说：

     由于工作需要，偶然写了几篇关于《管锥编》《谈艺录》及其作者钱锺书先生的文章，便有许多认识与不认识的青年，来信打听他的各种情况，并索寄资料。这使我大感为难。知人之难，古今同叹，即使是亲兄弟也未必都能互相了解，何况我和他相处的日子很短。以后长期分手，“君居北海吾南海”，只能靠鱼雁互通消息。我以为要真正认识一个人，最可靠的办法是仔细地去研读他所著的书，此外全是旁门小道，根本无由达到他内心的深处。

     但另一方面，被“钱锺书热”熏炙的他又深感重任在肩：“《怀旧》文成，意犹未尽，编者又来函督促，务使尽吐为快。自念年逾七旬，体羸多病，此时不说，恐无后期。钱先生曾再三告诫勿为他宣传，无奈《管锥编》《谈艺录》（补订本）二书既出，中外学人不乏知音，燎原之势已成，要使读者读其书而不必知其人，也难办到。”旋即又在1986年12月20日撰《续怀旧》，两个月前曾隐忧的、外界是否会疑其与钱有“萍水因缘”而被讥“谬托知己”，也就如落花流水，无甚踪迹了。

     这般看来，上文提及的那个横在郑、钱之间，由“人际情缘”与“学识落差”所表征的“不对称”，映在郑心里怕不见得“悬殊”，至少不像他1986年10月《怀旧》所写的那般凝重，那时他强调若想深入钱的内心，除却细读钱著，“此外全是旁门左道”。但两个月后撰《续怀旧》，他又转调“要使读其书而不必知其人，也难办到”，仿佛只须循其道再去读钱著，也就形同“康庄大道”，而不再是“旁门左道”。这无形中透露其心迹，郑在心底多少是把他与钱的“人际情缘”，当作可以缩小乃至化解彼此间“学识落差”的筹码的。否则，他很难如此自信地令其弟子将研究《管锥编》设定为硕士学位论文选题：“那时我身边恰有几个研究生，正苦作毕业论文无适当题目，我便给他们各指出一个方向去研读此文。青年人头脑灵敏，他们猛下功夫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果然把文章写出来了，汇订成书交付出版社刊行，至今为止，这是国内仅有的一部介绍《管锥编》的书。”这部由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推出的、由郑署名主编的《〈管锥编〉研究论文集》，固然是学术界不宜忘却的海内推举“钱学”之第一家，但引领风气之先之著述（意在普及钱锺书）是否就是经得起证伪而能在学术史站住脚的佳构，此俟后世去定论；本文只想说，若郑因对钱学从哪里来的诚挚感怀，反倒模糊了彼此间深邃的“学识落差”，进而被娓娓道来地掺和他对钱著的研读（乃至用作“立论”钱学在学科上做了什么），这就未免想多了。

     说郑“感怀钱学从哪里来”作为“学业圈”评议，诚念可嘉。若当事者因故疏忽了“学业圈”与“学科界”评议之间隔着一条专业边界（虽非万里长城），那么，任何让“学业圈”的非专业机巧来掺和“学科界”评议的轨迹，只怕很难不被质疑为“僭越”。这般说来，有依据吗？有，那篇刊于1980年第6期《文学评论》的郑文即凭证满满。此文15000言，分四章节，除简短的引言、结语外，功夫主要下在如下“两方面”：第二章谈《管锥编》的治学“方法”；第三章谈此书“树立的新义”，举其“荦荦大者”计八条。遥隔43年重温旧文，一个突出点乃谓“不对称”，瑜瑕居半：谈《管锥编》的方法论时，委实写了半篇好文章（约5000字）；谈此书“新义”八要时，怕煮了夹生饭（约8000字）。

     说此文对《管锥编》“方法”谈得好，好就好在郑是1980年迄今的海内学者中，第一个明文用“打通”一词来标识《管锥编》方法论的，而不人云亦云地将海外的“比较文学”帽子硬套在钱头上。围绕“打通”，郑饶有意味地说了这样三段话。一是须将“打通”落到原理性“诗心”“文心”上，郑说：“如果耐心通读全书，特别是其中有关文艺的部分，并参阅《旧文四篇》，就会明白作者实际致力的是‘诗心’、‘文心’的探讨，亦即是，寻找中西作者艺术构思的共同规律。”二是“打通”原理性“诗心”“文心”的第一通道，须是珍惜人类艺术经验，郑说：“《管锥编》里无数用以作比的例证，却是作者数十年探讨力索藏之腹笥的珍宝，每逢读书时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意境、手法或语言，作者便自然而然地举出了中西文学中若干神似而非形似的实例加以补充说明，使读者相信世间果有此共同的诗心、文心。”三是“打通”“作为一种新的文艺批评，《管锥编》的最大特色是突破了各种学术界限，打通了全部文艺领域。在这意义上，作者真像闹天宫的孙行者，一条金箍棒直从天上打到地下、海底，甚至打到妖精的肚子里去。书中评骘的十部古籍包括经、史、子、集，试问自古以来，有谁曾认真地向占卜之书如《易林》、谈玄之书如《老子》，去求取文艺批评的资料呢？”故“打通”方法论，功莫大焉。郑将“打通”方法喻为《管锥编》的“金箍棒”，妙耍此棒的钱也就酷似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孙行者”，这段名言后来被数代“钱粉”所传诵，颇多同人也因难忘如上妙语，而永远记住了郑的这篇名文。

     为何说郑谈《管锥编》“新义”八条，却煮了夹生饭呢？先看是哪八条“新义”：“其一，学士不如文人”；“其二，通感”；“其三，以心理之学释古诗文小说中透露的心理状态”；“其四，比喻之‘二柄’与‘多边’”；“其五，诗文之词虚而非伪”；“其六，哲学家、文人对语言之不信任”；“其七，词章中写心行之往而返、远而复”；“其八，译事之信，当包达、雅”。与钱有鱼雁往返的郑曾说，钱的私函“不喜作自白，偶然透露一点消息，也只如赵执信《谈龙录》说王渔洋诗，只露‘一鳞一爪’，不现全形”；又说，“《管锥编》内容浩瀚，这里所标举的，只是一鳞一爪而已”。这回郑从《管锥编》那洋洋百万文言中捞捕“新义”八条，不妨雅谑为新义“八爪鱼”。郑解读此“八爪鱼”特点有三：一是“八爪鱼”的每条腿皆柔润得鲜活欲滴，每条腿皆不无钱学“打通”方法之灵性，或“打通”古今中西，或“打通”艺术与学术，或“打通”视觉、听觉之所谓“感觉之共产”，或“打通”英汉译事抵达“化境”。二是“八爪鱼”的每条腿仿佛皆在单独执行脑中枢的直接指令，并“单独作战”，八条腿各自为政，虽属同一母体，孪生兄弟般“朝夕鸡犬相闻”，却被论述成“老死不相往来”。比如，“其二，通感”与“其三，以心理之学释古诗文小说中透露的心理状态”，明明同归审美心理框架，郑浅尝辄止，看不见彼此有逻辑暗道可通。再如，“其四，比喻之‘二柄’与‘多边’”与“其五，诗文之词虚而非伪”，皆属诗性言语范畴，郑也未让它们同框。以此类推，不禁让人遐想，郑捕着的那条“八爪鱼”尚处“未成年”状态，其中枢神经刚发育，刚生成中枢与各肢体的垂直单向联系，还未在中枢生成肢体间的横向协调联系。若借鉴近代学术程序来检测，不难发觉，郑论述“八爪鱼”的学术操作仅走了第一步，未跻身第二步，遑论第三步。

     不得不说，能从“打通”二字读出《管锥编》方法论之“金箍棒”“孙行者”的高度诗性睿智，与论述“八爪鱼”所呈示的教案式呆板及琐屑思绪，这两者“不对称”之悬殊，愈看愈像一个谜团，难道这是出自同一手笔吗？谜底就藏在郑1987年才刊布的两封私函，那是钱在《管锥编》初版前写给郑的，距郑1979年始为《文学评论》撰稿“将近8年”，1987年郑用撰文方式来“节录原信”（钱函），意在让《管锥编》读者能“实事求是地倾听一下作者的自白，看看能否从其中得到一点启发”。要义如下：

     弟因自思，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来说——郑注）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弟本作小说，结习难除，故《编》中如67—9，164—6，211—2，281—2，321，etc，etc（等等——郑注）皆以白话小说阐释古诗文之语言或作法。他如阐发古诗文中透露之心理状态（181，270—1），论哲学家文人对语言之不信任（406），登高而悲之浪漫情绪（第三册论宋玉文），词章中写心行之往而返（116），etc，etc（等等——郑注），皆“打通”而拈出新意。至比喻之“柄”与“边”则周先生《诗词例话》中已采取，亦自信发前人之覆者。

     “节录原信”给学术界的最大“启发”是：郑刊于《文学评论》的那篇名作，就其撰写的两个“动机”（“打通”与“新义八条”）而言，与其说是郑全靠“耐心通读全书”（《管锥编》）读出来的，毋宁说是他机警领悟钱函后执笔的类“命题作文”。读“节录原信”，读不出是钱在暗示他这般写。郑将此文写成这样，大体是在印证“文如其人”。至于为何写得“瑜瑕居半”，且分两点来讲。

     先讲“打通”。而今可以确定，将《管锥编》方法论命名为“打通”，始作甬者是钱，并非郑，郑的贡献是在论文中率先刊布“打通”一词，且以其最擅长的、鲜龙活跳的散文笔触，将“打通”幻化为“金箍棒”及“孙行者”。注意到郑首次用“打通”一词时，未带引号，也未让行文拟示将“打通”读作关键词；相反，“打通”在被首次面世的铅字中，是当作日常动词来用的。再说学术书写在1980年远非当今这般讲究“学术规范”，讲究引文须注出处。但只要学术界迄今大凡提及钱的“打通”，有识者会感念郑曾将“打通”妙语为“金箍棒”及“孙行者”，这就够传奇了，此为“瑜”。

     再讲“新义”八条（戏称“八爪鱼”）。在未读“节录原信”前，虽不敢恭维郑论述“八爪鱼”时的专业思辨力，但仍念其能从《管锥编》百万文言中捞着八条“新义”终究辛苦（平均12万言中逮着一条）。但“节录原信”又“实事求是”地提示人们，郑说八条“新义”，至少一半系钱函所赐（含“阐发古诗文中透露之心理状态”“论哲学家文人对语言之不信任”“词章中与心行之往而返”及“比喻之‘柄’与‘边’”等四条，且各注明其在《管锥编》卷册、页码诸出处）。这表明，“新义”八条不是郑对《管锥编》作地毯式通读而独立觅得的。于是，“新义”八条也就只剩四条与郑相系，即使这四条，还有两条（指“通感”“译事”）主要出自1978年版《旧文四篇》，1979年版《管锥编》只是对此有所回应。这就是说，郑独自从《管锥编》读出的“新义”，只剩“学士不如文人”“诗文之词虚而非伪”这两条。这似表征，郑一再表白他是“通读全书”“细读全稿”后才执笔那篇《文学评论》论文，或许宜打折扣了，此谓“瑕”。

     可以设想，这篇“瑜瑕居半”，且不无“搭顺风车、抄近路”行迹的文稿，若转到钱的手上，又将怎样？慧眼斜睨的巨子怎会读不出此稿“打通”及八条“新义”（拟对钱函“新意”之误植）之原本出处呢？最初，当敏泽（时任《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将其约郑评议《管锥编》一事奉告钱时，钱即复函：“可省此一举”；后敏泽又将郑稿呈钱过目，“钱先生动笔删去了很多称誉他的话，并写信给我说：‘郑君之害我深矣！’”敏泽将钱此番“违反常情”之举解读为“是钱先生甘于寂寞、不喜标榜的品性的最真实而生动的写照”；但敏泽又忆及1980年代“有人将一篇论述（钱）先生在比较文学方面的贡献的文章寄给了他，由于文章的论述根本不得要领，先生写信给我说：他‘无暇亦无兴趣看。悠悠毁誉，何足挂怀！捧者骂者皆须够水平或资格，不然瞎赞乱吠’。”

     后世颇难确定钱微词郑稿时的缘由，究竟是嫌作者“水平或资格”不够，还是另有隐情？但不难相信像钱这样年轻时就立志“吾徒甘殉学”，一生视著述为“生命史事件”的纯正学人，其心理上肯定不认同任何将治学混同坊间炒作（类似“网红”）式的“急就章”现象，而不论郑当初渴望“普及钱锺书”的诚念有多炽热。明乎此，也就不难体会钱后又这般致函郑：“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郑似听不进，反唇相诘：“这是真正爱好学问不存一点欲念者的高论”，其理由是：

     无奈目前非上古时代，印刷及纸张均极方便，一部真有价值的著作不待藏诸名山，早已有知音者揭而出之，以昭示世人。退一万步说，即使作者本人断绝文字缘，单凭妙舌传道，其二三素心的朋友中亦必有人不忍珠玉随风飘散、归而笔之于纸者（如《论语》是），仍不免出荒江野屋而流传于人间，成为众所瞻仰的“显学”。

     果真如钱所言：“清华昔共学，踪跋竟相左。”此“踪跋”，当不仅仅指学科专业。

二、路径2：考辨钱学做了什么（上）

     “学业圈”“学科界”作为钱学评议的两条路径，将彼此分开的那条边界，即“专业性”三字。这表明，大凡流连于“学业圈”的钱学评议，无须苛求“专业性”；但着眼于“学科界”，若无靠谱的“专业性”，恐怕一说便错。也因此，真有学养作“学科界”评议的专家，会明智地限定其“角色边界”，尽量多说自己最有把握的话（所谓“立言有本”）。

     “立言有本”者因自知真正拥有对钱学作“学科界”评议的资格有多珍贵（岂止“板凳甘坐十年冷”），故他不会投缘众好，甚至为了避嫌因“掠光影而易于招声气之附”，即使自己与钱真有近40年的师生之缘暨师承之名，也慎终若始地不夸耀不显摆，且不甚热衷于1980年代“钱锺书热”，直到2020年钱诞辰110周年，才郑重地让中华书局推出其20万言精装本《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以下简称《学术人生》）。著者王水照。

     这就是说，即使就“学业圈”来感怀钱学从哪里来，郑朝宗也不见得比王水照（1934年生，以下简称“王”）更资深。王1960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时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古代组，具体分在唐宋组，在编写《中国文学史》《唐诗选》这两项集体工程中，幸获钱“耳提面命”的机会甚多。其实，当时文学研究所里已为新入职的王指派钱为其“导师”，“但他始终不认我这个学生”，“我从不敢在他人面前自称是他的学生，原因很简单：不配”。这并不阻碍王此生对钱执弟子礼，故比旁人更有机缘亲炙钱的音旨风骨，“才富思锐”。略举数例，权作当世学术界对钱的俊逸伟岸之浮雕的不朽铭勒。

     一是发现钱对后学（包括王）之“奖饰溢量”“当不得真”（当真了会让自己无端飘起），这里不无客气，但又不纯属客套，这包含了钱“对整个民族学术文化传薪的期待”，“可以视作他对我们晚辈学子的学术嘱托”。二是体会钱之所以“反对写他的传记”，“反对建立‘钱学’或‘钱学体系’”“并不是一般的谦虚，而是包含颇深的学理和对人情世态的洞察”。王将此概述为：“面对命运不能自主的生存环境，致慨于‘处事难于摄生’，钱先生养成了自觉的自我保护意识。他个性率直，放言无忌，月旦人物，褒贬世事，都未罹五七丁酉之厄，被视为‘奇迹’，其实端赖于这种生存智慧。……1979年他出访美国，有人问他何以在‘文革’中未吃大苦头，他幽默地说，‘有些人大力建立自己的知名度，反倒被它害了’。……他曾引朱庆馀《宫词》：‘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鹦鹉’或即‘刺取阴私’的鹰犬”。三是领悟钱的风趣，主张“从语言智慧的自然展现和文化性格的多姿多态来理解，或许能接触到一些有意义的底蕴。他总是妙语连珠，滚滚而来”。比如，写信向他祝寿，他说：“‘祝寿’可以‘促寿’，‘延年’能使‘厌年’，此又物极必反之理也。”“他自叹近况：‘谢客而客愈多，谢事而事不减。’他辞谢招收研究生当助手：‘不是助手，而是助脚。’不愿差遣跑腿，误人子弟”。王说钱“这些都是随机生发，信口说出，摇笔自来，我揣摩可能是他的自我愉悦之道，营造一种于人于己都轻松愉快的生存环境。随着社会环境的日益宽松，文人个性的自由发展，但愿我们能与拘谨自闭、呆滞木讷、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告别，我们就有可能更理解钱先生了”。四是体味钱的“佯不知”。据披露者言，他在“文化大革命”五七干校时曾请教钱何谓“皮里阳秋”，钱未答出。王闻之，大惑不解。王系北大科班出身，终身研究古典文学的专家，熟识“皮里阳秋”典出《世说新语》之“赏誉”篇。“皮里”，内心也；“阳秋”，原指“春秋”，那是孔子修订的一部记载鲁国历史的书。此书对历史人物及事件隐含褒贬而不直白，即“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皮里阳秋”一说，后因晋简文帝母名“春”，晋人为避讳，而以“阳”字改谓“春”字。“皮里阳秋”遂约以俗成，流播至今。王说，这“算不上僻典，也没有秘藏多少‘奥妙’”，没有理由可微词钱对此也不懂，唯一可能恐是钱“佯不知”。王回忆：“我曾向他请益时，多数情况都是随叩随应，‘小叩辄发大鸣’，但有时他会说‘不知道’，然后又说，你可在某某书中去找嘛。我就知道提了个不该向他提的问题了。”王体味钱“佯不知”的另一可能，是钱身上也颇多“魏晋风度”的“名士气”，宛若谢安：“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周一良按：“狡狯，犹今顽皮、捣乱，开玩笑之类，为六代习语”；王接着说，“在钱先生身上随处透出机智、幽默、嬉戏之风，说话云里雾里，真真假假，说白点也就是顽皮、捣乱，开玩笑之类”，拟包括“佯不知”。

     综上可鉴，即使都从“学业圈”去感怀钱学从哪里来，钱在王笔下所流溢的书卷气暨“名士气”，一点儿也不比郑描绘的少；相反，王在干面胡同寓舍所耳濡目染的学院气暨巨子气度，在郑的感旧文章中却略输淡薄。或许，怀旧者所心心念念的皆似反光镜，最终所聚焦的，皆属自身的心灵库存。“我和钱先生相识相交算来共有38年，前18年，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跟随他治学和工作，承他耳提面命，不弃愚钝，对我的成长花费不少心力，他是我学术道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后20年，虽分隔京沪两地，仍不时请益，常得教言。”这是王这辈子最令其沉醉的生命欣悦，也是王这辈子最刻骨铭心、须臾不舍的“身份认同”。不难想象，长达38年的师生情缘，至少会让王珍藏多少引人艳羡的“国宝”（文物）级私函墨迹，但王最愿公示、与读者分享的，却是钱对王的两篇旧作的亲笔审稿全文。一曰关于《韦庄与他的〈秦妇吟〉》；二曰关于《唐诗选·前言》。前文约850字，后文约1370字。王说：“我的文稿带有明显的应时性，现已不为自己所看重；而钱先生的两篇审稿意见，却具有学术的长效性，岁月流逝而光景常新。时时展读，仍能读出智慧，读出对后辈的提携深情。”　　　

     在对钱作“学业圈”评议时，王为何尽量不取“耳食之言，甚至不取面谈之语”，仅仅是因“洁癖”，避人闲言么？恐怕是半因“洁癖”，半是为了警醒自己在巨子“冥寿之际”，最值得献给在天之灵的“一瓣心香”，拟在“考辨钱学做了什么”，这大概是钱在天堂最期盼王能呈交的作业（王唯恐“不合格”）。这也表明，王比郑更适宜担当的“学科界”评议的专业角色。

     王著《学术人生》对钱学的“学科界”评议，其心血几近全落到《宋诗选注》上了。数字表明一切。《学术人生》全书篇幅339页（含“自序”25页），每页560字，总计约20万字，依次分“历史与记忆中的钱锺书先生”“钱锺书先生的学问与趣味”“钱锺书先生的宋诗研究”“《钱锺书手稿集》管窥”四辑。第三辑始终围绕1958年初版《宋诗选注》来考辨，分七章节，依次为：1.“《宋诗选注》的一段荣辱升沉”；2.“《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3.“《宋诗选注》删落左纬之因及其他”；4.“钱锺书先生与宋诗研究”；5.“钱锺书先生的南宋诗歌发展观”；6.“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7.“祝《宋诗选注》走出国门——《宋诗选注》日译本序”。此辑篇幅114页（第114—227页)，约65000字。相比较，郑《滨海感旧集》篇幅200页，每页1000字，总计亦二十万字。内含钱学评议（暨怀旧）篇幅80页（第37—116页），但全书唯一言及《宋诗选注》的短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1500字，不足2页（且不提其论述不得要领）。故遴选王（并非郑）来标识钱学评议“路径2”的“学科界”代表不可不谓“实至名归”。

     《学术人生》因“情有独钟”于《宋诗选注》而成亮点，这固然是著者的专业倚重所致，但也不能不正视如下境况：海内外“钱学”研究自1980年代迄今，《管锥编》《谈艺录》的被关注度已远高于《宋诗选注》，这不仅与《宋诗选注》在钱学格局中的重要位置不甚匹配，且不妨说，若后世不能精准考辨《宋诗选注》在其特殊语境中的曲折孕育暨奇崛问世，那么，钱学何以能在晚近国史巍然而成古典文化的现代峰值（所谓“文化昆仑”），也就怕落寞为一句无法坐实的夸饰。

     针对上述境况，不惮建言同人暨天下“钱迷”，能否在“读钱”一案尝试“三突出”（反其意而用之）：第一，在全部钱氏文字（包括浩如烟海的中外文笔记）中“突出”“钱著六书”，即《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七缀集》《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槐聚诗存》；第二，在“钱著六书”中“突出”《谈艺录》（1948年）→《宋诗选注》（1958年）→《管锥编》（1979年）这条“钱氏学科链”；第三，鉴于相关“境况”，则在“钱氏学科链”中“突出”《宋诗选注》这关键一环。

     考辨《宋诗选注》的关键性，宜依次纳入“学科史”→“学术史”框架来审视或问对。

     先看“学科史”，概观钱著的基本面，不难判断其学科归属是中国古代文学暨批评史，说得更贴切些，当系“古典诗学今释”。这从《谈艺录》（1948年）→《宋诗选注》（1958年）→《管锥编》（1979年）这条时间线，可见其主轴所纵贯的就是想从“散钱失串”般的历代诗性经验（含诗词曲文、诗人、诗话）中淬炼出一套闪烁现代学术品性和架构的中华诗学系统。王实已触摸到了钱的这一夙愿：

     （钱先生）没有给出一个现成的作为独立之“学”的理论体系。然而在他的著作中，精彩纷呈却散见各处，注重于具体文艺事实却莫不“理在事中”，只有经过条理化和理论化的认真梳理和概括，才能加深体认和领悟，也才能在更深广的范围内发挥其作用。研读他的著述，人们确实能感受到其中存在着统一的理论、概念、规律和法则，存在着一个互相“打通”、印证生发、充满活泼生机的体系。感受不是科学研究，我无力说个明白。

     一位矢志从浩瀚钱著中爬梳且整合出经得起证伪的“古典诗学今释”系统的智者，若不预支数十年功夫，遑论“大器晚成”。但这并不妨碍一位专业读者仍可从《谈艺录》（1948年）与《宋诗选注》（1958年）之间读出有待“打通”的暗道。此暗道的第一迹象，就是《谈艺录》第一条目“诗分唐宋”，与《宋诗选注》旨在从“形式流变”层面考辨出“宋调如何从唐音的母腹分娩且分道扬镳”的线索之间，不无“内在惯性”。故若谓《谈艺录》“诗分唐宋”之“分”，是指风格学水平的“静态区分”，那么《宋诗选注》“诗分唐宋”之“分”，是指形式史水平的“动态分娩且分道”。同一个“分”字，在两种钱著中指称不同概念，既精妙地甄别了《谈艺录》与《宋诗选注》的迥异指向，又微妙地将《谈艺录》的民国轨迹，润物无声地绵延到了共和国的《宋诗选注》。此即《槐聚诗存》所沉吟的“且借馀明邻壁凿”。“馀明”是指钱1948年（时38岁）到1958年（时48岁）内心不曾熄灭的学科之光，宛若旷野夜幕中永不消失的绿色萤火，故其诗又云“心事流萤光自照”。“邻壁”，则指1949年天地翻覆而将国史隔出两个时空的那堵“墙壁”，并未阻挡钱仍可在壁上“凿”一孔，而“借”《谈艺录》的学科“馀明”持续照亮《宋诗选注》。

     切忌小觑“钱氏学科链”从《谈艺录》到《宋诗选注》十年间未掉链子，因为这正是郑所叹喟的；“在我生平亲炙的师友中，在学术上始终不走弯路的，似乎只有他一人，真是得天独厚啊！”此“人”即钱。但郑未细说为何唯独钱的学术在此十年间没掉链子，而另一些在民国颇有建树的学术界名宿（郭绍虞1934年就有《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问世且传世），未到鼎革十年就掉链子了呢？这至少可用来反证《宋诗选注》不掉链子，对“钱氏学科链”之善始善终有多关键，因为它恰似枢纽，肩负了“承前启后”之责：承《谈艺录》弘扬“能文”之“诗性本位”之前，启《管锥编》完璧“古典诗学今释”之后。这更酷似盘活绿茵场的“中腰”，若接不住后卫的好球再传给前锋，也就形同“折腰”，整场球局也就没了胜算。然而要害又偏在“鼎革十年”这片学术场上，除了钱“得天独厚”地“不走弯路”外，为何文学学术界的其他名宿（郭绍虞1959年出版《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卷，将其民国版史著改得面目全非）甚少能免俗不“折腰”呢？

     这就亟须将《宋诗选注》关键性之考察，从“学科史”框架转移到“学术史”框架中，因为在微观“学科史”所衍生的那些疑惑，只有跃迁到宏观“学术史”框架才可得以澄清。毕竟那些未像钱“得天独厚”地不掉链子，却令甚多名宿非掉链子不可的刚性“外因”，确凿并非来自微观“学科史”（个体性），而是源自宏观“学术史”（时势性）。钱曾撰文《中国诗与中国画》称此为“风气”。此“风气”在“鼎革十年”便呈示为，苏联理论模式对中国人文学术界的思维宰制及规训。这落到文学学术界就很难让“与时俱进”的名宿不掉链子。比如，谈文学本质，须遵从“反映论”（苏联模式的哲学符号），说“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再现”不可；再如，谈文学史（含批评史），又得照搬“日丹诺夫”（苏联模式的首席设计师），说“文学史（含批评史）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不可。郭绍虞1959年版“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就因此被扭曲，这与其说“学科变异”，毋宁说“学术自辱”。幸亏钱不是郭，若钱像郭一般顺从“反映论”（哲学方法论），则《宋诗选注》就不会眷念《谈艺录》的“诗性本位”取向，而缠绵于宋调为何迥异于唐音；同理，若钱像郭一般照搬“日丹诺夫”（文学史观），则《宋诗选注》也不必像产婆沉潜于从“丰神情韵”的唐音母腹，接生出一个“筋骨思理”的宋调婴儿。

     钱与郭置身于同一学术史“风气”中，但面对“风气”的生命姿态不一。《人间词话》倡言“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相比较，郭是太“入乎其内”，忘了“出乎其外”，而钱则从青年起就将其角色定位在“人生边上”乃至“人生边上的边上”，此即钱纵贯一生的“出乎其外”。王累年跟随于钱的左右，不会不敏感于钱是用“自我悬浮”姿态活在现世中。比如，当他说钱的“妙思玄想，审美感悟，把我从大学课堂上所接受的一套阐释模式中引出，打开眼界，看见另一番迷人的风景”，“若受电然”。其本意是在坦呈自己亦受制于“当时主流思潮笼罩”。钱所谓学术史“风气”即此。但王著《学术人生》考辨《宋诗选注》，功夫乃下在“学科史”。但当王沉浸于“学科史”的幽深处，警觉到1958年初版《宋诗选注》有个“左纬”诗案，1963年再版，却因故删落之际，另一扇拐向“学术史”的暗门，也就朝向王悄然洞开。

三、路径2：考辨钱学做了什么（下）

     与海内外同类成果相比，王对“《宋诗选注》删落左纬之因”之考辩，可谓是《学术人生》中最扣人心弦的华彩乐段，亦最鉴王的专业功夫、文史博识及人格底色。其要点有四：

     第一，左纬是谁？《宋诗选注》历年被称道的理由之一，是此书从故纸堆中发掘出不少学术界寡闻、然分量不轻的诗人，左纬拟属典型。左纬（？—1124），字经臣，号委羽居士，台州黄岩（今浙江台州）人。一生未仕，原系南北宋之交的卑微角色，生平资料极少，诗集不传，直到民国时，其故里刊行《台州丛书》后集，始收有《委羽居士集》才便于检索，钱撰《宋诗选注》所读即此辑本。在《宋诗选注》之前，左纬诗鲜见其他选本（如《宋诗别裁集》《宋诗精华集》《后村千家诗》）。钱却别具慧眼地选取左诗三题九首。《宋诗选注》予左诗的“份额”之大，曾令王瞠目：“连黄庭坚也只入选三题五首，其他如王禹偁、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陈师道、尤袤、刘克庄、文天祥等名家都在九首以内。”左诗究竟凭什么，使钱格外青睐？

     第二，此当与《宋诗选注》的学术目标紧密相系。此书旨在浚疏一条宋调如何从唐音母腹分娩且断脐的独立诗脉，此诗脉并未终止于北宋，它蔓延到南宋，且新澜叠起。批评史界耳熟能详的苏（轼）黄（庭坚）“以文入诗”“以学入诗”，固然是宋调挣脱唐音母腹的第一阵啼哭，然历史的诡异还在于，当以黄庭坚为偶像的“江西派”将“以文入诗”“以学入诗”张扬得太离谱，不仅令严羽《沧浪诗话》厉声喝“不”，就连钱撰《谈艺录》《宋诗选注》十年间也无计安顿诗心。钱的诗学观大致宜概括为如下十字：“盖吟情一贯，而吟体百变。”“吟情一贯”，意近陆机《文赋》“诗缘情”（“诗可以怨”为题中应有之义）；“吟体百变”则谓人间没有一种体式能穷尽人类吟咏诗情的无限可能，即使鲁迅作惊人语“好诗早被唐人写完”，钱未必苟同，否则，《宋诗选注》也就不必体认宋诗在面对唐诗这位最佳导师时，为何还要犟头倔脑地活出自己的秉性。

     但当“吟体百变”的诗史演化，被“江西派”鼓吹到黄庭坚式的独尊“老杜作诗无一字无来历”，且奉此为“江西诗派的纲领”时，诗史就势必走向反面。钱说：“杜诗是否处处有来历，没有半个字杜撰，且撇开不谈。至少黄庭坚是那样看它，要学它那样的”；尤其是当所谓“无一字无来历”被演示为“贵用事”“殆同抄书”的形式主义，在“‘点铁成金’的黄庭坚的诗里登峰造极”后，原先唐诗所蕴藉的，以情态想象为“诗性本位”的“吟情一贯”，也就被黄庭坚所排异。对此，钱很尖锐地说了两条：

     一是“‘读书多’的人或者看得出他句句都是把‘古人陈言’点铁成金，明白他讲些什么；‘读书少’的人只觉得碰头绊脚无非古典成语，仿佛眼睛里搁了金沙铁屑，张都张不开，别想看东西了”。

     二是就黄庭坚诗而言，未必没有“着着实实的意思”，“不管意思如何平凡、议论怎样迂腐，只要读者了解他用的那些古典成语，就会确切知道他的心思，所以他的诗给人的印象是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冻成一片冰花。黄庭坚曾经把道听涂说的艺术批评比于‘隔帘听琵琶’，这句话正可以形容他自己的诗。读者知道他诗里确有意思，可是给他的语言像帘子般的障隔住了，弄得咫尺千里，闻声不见面。正像《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说：‘晦塞为深，虽奥非隐’；这种‘耐人思索’是费解，不是含蓄”。

     可以想见，当钱颇为“江西派”在黄庭坚（1045—1105）百年后仍将诗坛搅得云遮雾障而恼火不已时，左纬诗在北宋末年的清新乍露，当会令钱眼前一亮，欣慰若“柳暗花明”也。王特别留意钱心仪左诗的缘由，是“不模仿杜甫”与“已开南宋之晚唐体”这两条：

     《宋诗选注》被删左纬小传中评论左诗云：“这些诗不搬弄典故，用平淡浅意的词句，真切细腻地抒写情感。他能够摆脱苏轼黄庭坚的笼罩，这已经不算容易；从下面选的《避贼》《避寇》那些诗看来，他还能够不模仿杜甫”。随后进一步指出，“杜甫写离乱颠沛的古近体诗尤其是个‘不二法门’，宋、元、明、清的诗人作起这种事来都走了他的门路”，而“左纬居然是个例外，似乎宁可走他自己的旁门左道”。这里强调的是左纬“不模仿杜甫”。而在《札记》（《容安馆札记》——引者）论左纬一则中，钱先生写道：“不矜气格，不逞书卷，异乎当时苏黄诗派南宋人之晚唐体。佳者清疏婉挚，劣处则窘薄耳。”这里又强调左纬“已开南宋人之晚唐体”。

     钱为何将左纬“不模仿杜甫”与“已开南宋人之晚唐体”捆绑为一体？根子仍在黄庭坚，“黄庭坚论诗作诗，早已把学杜与学晚唐对举并立”，“陆游对于晚唐体的指责、批判，也往往以李杜尤其是杜甫为立论的标准”。而钱恰恰相反，王发现《谈艺录》“放翁与中晚唐人”节云：“窃以为南宋诗流之不墨守江西派者，莫不濡染晚唐。”王还发现，《宋诗选注·徐玑小传》曾言：“江湖派反对江西派运用古典成语、‘资书以为诗’，就要尽量白描、‘捐书以为诗’，‘以不用事为第一格’；江西派自称师法杜甫，江湖派就抛弃杜甫，抬出晚唐诗人来对抗……大大削弱了江西派或者‘派家’的势力。”王因此确论：“学杜甫抑或学晚唐，成了江西派与四灵、江湖派最易识别的标志。钱先生论左纬‘不模仿杜甫’‘开南宋人之晚唐体’两语，无异为左纬确立了在宋诗体派史中的地位，而这一地位的确立又是以《避贼》《避寇》两组组诗共25首为支撑的（左纬今存诗共60首），这是一个应当重视与探讨的新论点。”

     王深知钱大凡立论，皆有扎实的作品经验垫底，故《学术人生》也就颇专业地选录左诗《避贼》《避寇》左纬《避贼》之一：“今我有三子，欲谋分置之。庶几一子在，可以收我尸。老妻已咽绝，三子皆号悲。生离过死别，不如还相随。”各一首，来坐实左诗之“哀婉新警，白描叙事，朴实抒情，真正‘以不用事’为第一格”，究竟与写同一离乱题材的杜诗五古之“苍凉悲壮”之区别何在。在评点左诗《会侄誉》五古时，王说得特别熨帖且警策：

     左纬在此诗中庆幸左誉侄乱后团聚，“死者不为怪，生者反异常”的深沉感慨，“庭梧露踳碧，砌菊风催黄”的景物烘托，乃至“与子归何处，相看两茫茫”的结尾，均绝少藻饰而情景逼真。即使结构也可能受到杜甫《赠卫八处士》末尾“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影响，但此首本是杜集中以白描见长的名篇，且其四句一意、极富顿挫之妙的写法，还是与左诗不能混同的。要之，左纬诗忌用事，贵白描，吐属自然平易，色泽清淡简约，这些作派已预先透出南宋“晚唐体”的一些信息。

     王对左诗的精准论说，令引者脑门顷刻跳出两个“无怪”。先是“无怪”钱竟如此敬重地将几近湮没的左纬置于其“宋诗体派发展图”的枢纽位置，若曰杨万里是钱心中足资标志南宋“晚唐体”的第一诗人，那么，左纬无疑是在北宋末预言了南宋杨万里之崛起的诗史先声：“正好起到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这是钱先生选入左纬的真正主旨。”以此为前提，也就“无怪”《宋诗选注》为何对赫赫有名的黄庭坚轻慢如此——黄今存诗2393首，仅选录3题；左今存诗60首，却选录9首。足见左诗对于支撑钱的宋诗形式演化图式来说，分量有多沉凝。

     第三，既然已入1958年9月初版《宋诗选注》的左诗，对钱的宋诗形式演进“拼图”分量甚重，但在1963年11月第二次印刷时却被删落，这又为何？与其说，症结出在左诗《避寇》《避贼》有“敏感词”：“寇”（“贼”）；毋宁说，古今史述对“寇”字的价值认知，拟呈“剪刀差”。这就是说，左纬作于宣和三年（1121年）的《避寇即事》《避贼书事》两组五古中的那个“寇”（“贼”）确有本事，即指此年三月起兵响应“方腊起义”的、仙居人吕师囊为首的民变部众，他们攻打台州，连克天台、黄岩、温州、乐清诸县，其血光剑影在摇撼朝廷统治之际，不可能不同时殃及包括左纬在内的弱势群体，“举家如奔鹿”（丧乱），“但冀免杀戮”（恐惧），王认为左诗“本能地表达最低的生存要求，表达对破坏日常生活的愤恨和谴责”，这不啻天经地义。左诗是在表达弱势群体的朴素民意：谁悍然剥夺无辜者的和平生存权益，谁就是“寇”。但事过境迁，1963年，由于遽然中止了1962年“小阳春”气候，故怎样评估国史上的“农民战争”也就兀地转为有涉“政治正确”与否的风险话题，这就逼迫钱因忌讳左诗有个“寇”字，“恐惹是非，遂而删去，胆小如鼠，思之自哂”。于是，1958年初版《宋诗选注》选诗人81家，1963年第二次印刷《宋诗选注》因删落左纬，而存80家。

     第四，王对《宋诗选注》1963年后删落左诗一案，内心刻有哀痛，说左纬“这两组组诗因‘违碍’不得不删，牵一丝而动全身，左纬一家的入选也失去了根据，小传原稿几无一字可留，左纬其人其诗均从《宋诗选注》消失，实属不可避免。但也使《宋诗选注》潜在的环环相扣的诗史链条受损中断，令人憾恨”。此“憾恨”与其说是为了左诗，毋宁说是纯粹地为了当年《宋诗选注》无计“完璧”其“宋诗形式演进”之逻辑建模。好在有学术史襟怀的钱不会把删落的左纬扔进“历史垃圾堆”，而是将它默默地雪藏于中文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王是从2003年版《容安馆札记》考辨出钱藏于此书的、有涉左纬诗案的全部文字，又于2020年版《学术人生》披露于众，这距1963年删落左诗已忽忽60年逝去矣。这不能不说是对钱的在天之灵的莫大欣慰。犹忆钱1959年曾诗云“末契应难托后生”；亦记得王1960年新入职文学研究所时不敢自称是钱师的“学生”，因为自惭“不配”——而今60年过去，若钱在泉下获悉王撰《学术人生》已为《宋诗选注》之左纬诗案之“完璧”作了极专业的学术修复，想必钱也会欣然如陈寅恪写出如下七言：“后世相知或有缘”或“后世相知倘破颜”。

     王不懈考辨《宋诗选注》删落左诗这一“学科界”的幽邃缺口，给后学留下不少亟待细嚼的“学术史”厚味。

     厚味之一，以往常谓回眸晚进70余年的文学学术史，须慎思前30年的主流思潮（“方法论”暨“文学史观”）何以铸成的地缘语境。现在看来稍逊周延了，至少《宋诗选注》1963年删落左诗一案，其直接掣肘并非是来自于苏联理论模式，而是源自当时史学界所慎言的某“金花”。

     厚味之二，以往主张读钱宜尝试“三突出”：先在钱氏著述中“突出”钱著六书；继在钱著六书中“突出”《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这一“古典诗学今释”学科性脉络；再在如上脉络中“突出”《宋诗选注》所蕴藉的“承前启后”的中枢之功。现在看来，犹欠深致，至少在研读《宋诗选注》时，若未能像王一般先细读此书1958年版，再与此书1963年版作对照，且坚忍地潜伏于2003年版《容安馆札记》，“左纬诗案”也就很难被剖析得一目了然，这是王的“庖丁解牛”或“老吏断狱”。

     王所示范的这一“左诗案例”解析，还提醒后学，远非被辑集于“札记”的文字资料皆属钱所谓“有如除不尽的小数多添几位”一般无足轻重，至少得有“学术史”警觉而去甄别：哪些文字是因特定语境而被无奈割舍而栖居于此；哪些文字确是著者随手撷摘而未植入其正规论著的。

     厚味之三，王解析“左诗案例”所标识的，有涉钱学评议的“学科界”路径之优异建树，让人缅想杨绛的一段名言：

     钱锺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侧身大师之列。他从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

     王著《学术人生》写得令慧眼青睐，贤者钦佩，确实并非是谁能号召的。而且，王也从未号召要像他这般读钱著。恐怕对钱著读得愈多愈细深的智者，就愈不敢去号召人去研究钱学。世间还不曾见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壮士，会满天下地号召驴友去舍命探险。珠穆朗玛峰不是黄山莲峰，也不是峨眉金顶，是不宜被“普及”为大众旅游选项的。若有人曾在布达拉宫脚下转悠，拍过几张珠峰风光，便认为自己也可涉足世界屋脊，且号召青年追随其脚印，这就真想多了。大抵对钱想得太多，立论太仓促者，根子仍在读钱著太少且粗，此即王所称之的“隔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