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从模糊的镜像中发现“人类的共性”——钱锺书牛津论文的发表与修订

官网地址：http://www.southacademic.com/

1935年8月，钱锺书考取中英“庚款”留学奖金，赴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主修英国文学。两年后，他为结业获取学位所作的论文通过答辩。论文题目是《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探索早期英国文学里的中国与中国人形象。当时类似研究论题出现过不少著作，钱锺书在这个领域里不仅对已有相关著作进行爬梳和评价，还依托牛津“饱蠹楼”的丰富藏书，作进一步的资料发掘。这种勤勉的学术热情，可从题为《饱蠹楼读书记》的外文笔记中略窥一斑：第一册扉页日期署1936年2月4日，第二册署1936年3月30日^[１]——相距不到两个月，便有200页摘录笔记。尽管他熟读英国文学诸名家的作品，但在17、18世纪，并无重要的英国作家到过中国或者通晓汉语，他们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都是辗转听闻得来，甚至原本就是文人的想象或是旅行家的“扯谎”。因此，这些“早期汉学”的“中国形象”，不外是一些模糊的镜像而已。

从后世一度兴盛的异域形象学研究风潮来看，这部学位论文的意义自是不言而喻。^[２]但异域形象的论题无法总结钱锺书真正关心的意义，从镜中片刻闪过恍惚黯淡的远东影像，经过一番煞费苦心的聚焦和陈列，实难显示外国作家们曾经多么向往或是重视中国，这些根本不清晰的图像既不足以在英国文学版图里占有一席之地，也不够供我们证明欧陆风行的那股“中国热”对于英伦人民的精神世界产生多么重要的影响。钱锺书显然志不在此。他晚年为香港版《宋诗选注》所作前言题为“模糊的铜镜”，取意圣保罗的名言“镜子里看到的影像是昏暗的”（《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3章）。钱锺书认为，“文献算得时代风貌和作者思想的镜子”，而“模糊黯淡的铜镜”之喻，恰好形容自己费心经营的一部学术成果，除了受时代风貌的影响而暗昧朦胧之外，也无法“爽朗地显露”自己的“衷心嗜好”。^[３]这个比喻移用来形容钱锺书负笈牛津时受限于学院体制的论文选题、阅读和写作，恐怕也是非常恰当的。

钱锺书并未将他者目光里的“中国形象”作为核心议题，他想要揭示的，是所谓“貌异心同”的文明交流之真相：从遥远阻隔中产生的想象性溢美，在近距离接触和审视察觉到差异后即转向嫌恶与挑剔，罔顾彼此曾有的互相启发。曾几何时，这种异域对照而滋生的“素质”（characteristics）论调，曾成为现代文学家裁断“国民性”的依据。^[４]然而，钱锺书在修订这部学位论文的序文时曾提醒我们，要留意意大利伟大诗人利奥帕蒂（Giacomo Leopardi，1798—1837）所言：不同国家里出现的谬误与荒唐，不过是所有人类社会的共同性，却常被当成是某个具体国家民族的特性。^[５]因此，“中国形象”并非《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的真正主题，钱锺书从中发掘的，乃是隐藏在审视与想象背后的东西，即他后来断为“心理攸同”之基础的人类共性。

一、牛津论文的发表宗旨

当年的论文原本收藏于牛津大学图书馆，编号为MS B. Litt. d. 288（简称a本）。此后的发表版本，是《中国图书季刊》（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本（简称A本，有1940年10月序），^[６]这是钱锺书在昆明任教西南联大期间交稿与刊物主编袁同礼的，序言里说“因为我本人受环境的限制，未能亲力亲为，妻子将我留在上海家中的打字稿整理成了现在这篇文章”。^[７]另外，还有一部未发表的修订稿本（简称B本，有1945年10月序），藏于国家图书馆，全稿236页，打印原稿，钢笔校改修订，内容多有增删，^[８]加了副标题“Three Essays”，以及一篇新序。当代还有两个整理本，分别是夏瑞春主编《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1998）一书第1、4章（简称X本），以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钱锺书英文文集》本（2005，简称W本），俱仅根据A本进行编排。由此可知各本之间的关系（见图1）。所有整理本以及大多数研究者所据版本皆停留在A本的形态上，未能对B本充分关注，这势必忽略1940—1945年间钱锺书的某些思想变化。故而值得在此展开有关版本的考察和讨论。

A本第一部分的第一个脚注，介绍自己论文思路的来源和同时代相关研究，涉及利奇温（Adolf Reichwein，1898—1944）《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1922）的英译本，认为中西交通史家对此书评价过高。更值得注意的是皮埃尔·马尔提诺（Pierre Martino，1880—1953）出版于1906年的著作《十七、十八世纪法国文学里的东方》，此书近400页篇幅，其中涉及文献较多，讨论了方方面面的话题，包括东方文化与法国悲剧、喜剧、小说、讽刺文学、哲学和时尚与艺术的关系，比利奇温那本小册子论述全面周备。钱锺书肯定马尔提诺此书不可忽视的先驱意义，^[９]他在A本的第一段里也说：“虽然读了利奇温《中国与欧洲》，见其不加任何声明而全面‘借鉴’了马尔提诺的著作，还在标题上进行遮掩，实将英国文学全然置于考虑之外，但是我确信仍有继续研究的空间。”^[１０]这番指责颇为犀利，不过利奇温书中其实有谈及英国文学的些许内容，见于“情感时代”（The Age of Feeling）一章里有关英国花园的内容。^[１１]原脚注里随后指示所参考费迪南·布吕内迭尔（Ferdinand Brunetière，1849—1906）的评议文章，根据开篇第一段的介绍，可知钱锺书实际上是先读了这篇书评才按图索骥找到马尔提诺著作的。此文收入《法国文学史批评论集》（Études critiques sur l’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1880—1907）的第八编。这是布吕内迭尔去世两个月前看到这部书后写的评论，题为《法国文学里的东方》（L’orient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钱锺书对布吕内迭尔颇为重视，曾说他“以强记博辩之才，采生物学家物竞天演之说，以为文体沿革，亦若动植飞潜之有法则可求”，^[１２]另一参考文本，是文学批评家居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1857—1934）的一篇讲稿（1909）。^[１３]钱锺书也批评了马尔提诺著作存在的问题，在于仓促概括和不够精确，难免被后学所取代（举出的代表是Virgile Pinot刊于1932年的著作《中国与哲学精神在法国的形成》），但是其在比较文学这一领域里的先驱地位是毫无疑问的。最后他还提到日本学者小林太市郎（1901—1963）“下了功夫的文章”，涉及18世纪法国人的中国观以及中国对法国思想的影响，^[１４]敏锐地观察到晚近的新研究，却似乎完全忽视了开启山林的马尔提诺。钱锺书自称不通日文，更极少涉猎日文书刊，此处可能是带有批评争胜的意气。

在B本中，A本开篇的第一段和第一个脚注里交待自己研究缘起的内容都被删除，重新撮述于重写的序言中，淘洗去原来的意气和不太相关的枝节。在此援引刘铮公布的译文：“我写这个题目，是受布吕纳介（Ferdinand Brunetière）文章的启发，他的《论文八集》里有一篇《十七、十八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东方》，读过这篇书评，自然引我又去读皮埃尔·马蒂诺的原书以及古斯塔夫·朗松的讲词。利奇温的《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竟一点没写到英国文学，读了之后，我确信这方面的研究尚有可为。我给自己设定的任务就是在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中爬梳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文献。”^[１５]两篇序言写作时间相距五年，却是处于战争和战后暂时和平的不同时代环境，所抒发的感想相去甚远。A本表示将论文视为“和平年月里的一个纪念”，“我现在带着事后之明，只悔恨自己当初没更合理地利用那些岁月”。^[１６] B本则担忧论文所收集的英国文学对于中国人陋习与国民性的描写会使得“肝火旺”的同胞发怒，遂发出“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是“能在谩骂声中兴盛起来”的这一呼声；同时也指出，所谓以偏概全的国民性或是民族性，往往不过是“人类的共性”而已。比如本琼生（Ben Jonson，1572—1637）笔下的旅行家说狒狒是接近中国人的种族，钱锺书指出这与波德莱尔在私下所记的“日本人是猴子”心理相同，并言真相在于全人类可能都适用于这种“猿猴诅咒”（Monkey Damnification，出自卡莱尔对于达尔文进化论的抱怨），绝非英法两国或是自认“站天使一边”（on the side of angels，出自本杰明·迪斯累利语）的人可以逃避的。而换个角度看，晚明以来中国诗文里诋毁西方人形象的难道就少么？但看明清诗文里的西方妇女形象，就至少有“鬼妇”“夷妇”“嫫母”“罗刹女”“阿修罗女”等这样一堆恶名。^[１７]

在钱锺书之前，更多在他之后，中国学人关注这类论题的，还有陈受颐、范存忠、方重、杨周翰等多位。如陈受颐关于笛福和哥尔斯密，范存忠关于约翰生，杨周翰关于弥尔顿，都有专论，与钱锺书论文比较起来各有其独到之处，然而若论涉及文献的全面和丰富，尤其是结合英国以外的欧洲其他语种文献，特别是法国文学，以上诸位均不及钱锺书的这部论文。

尤其可贵的是，钱锺书对于外国文学家看视中国人的眼光并未纠葛在简单的毁誉立场上，他接受了牛津大学赖斯-奥克斯莱（Leonard Rice-Oxley）教授（1937年6月钱锺书提交论文时的考官之一）的建议，认识到18世纪英法文人对于中国的不同评价背后可能是宗教偏见的差异，进而又提出自己的看法，即当时的法国人过分赞美中国，反令英国人生疑，因为“过分赞美有时比轻微赞美还更具有诋毁效果”。^[１８]

二、由想象而生启发

B本“十七世纪”部分的第二段是增补的一大段内容，谈及最早研究欧洲文学里的中国这一论题的人是李·亨特（Leigh Hunt，1784—1859）。此人列举过早期欧洲文学里的中国和中国人，包括乔叟《骑士扈从的故事》，还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史诗《奥兰多的疯狂》——那位被骑士们争夺的东方公主安杰丽卡（Angelica）也是中国人。李·亨特觉得不可置信：这些豪杰居然会爱上“猪目猪足”的中国女人！钱锺书在此做一长注，指出英国作家大多鄙夷中国妇女的小脚，而法国文人则更能表示欣赏，尤以诗人高堤耶（Gautier）和小说家福楼拜为代表。英国人的鞋子本来就以大似“炮艇”（gun boats）而著名，早就是法国人的笑柄。此外，“金莲”喻美人足的修辞方式在德语里也寻见得到，因此本来不必就此上升至东西文化对立的层面。

与中国接触最多、反响最大的欧洲近代国家是法国。若是寻见“尚有可为”之处的研究空间，既然是“在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中爬梳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文献”，那么必然流于琐细。钱锺书几乎是将两百年间各大文豪的集子里提到中国和中国人的种种材料巨细靡遗地胪列出来了。毕竟英国航海起步晚，早期直接接触中国的机会少，大多借助于其他欧洲民族的游记文献获得相关知识。这就不免还要进一步考索其渊源。像是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随笔》提及“在中国约两千年前就知道使用火炮了”，^[１９]这一说法其实就见于蒙田《随笔集》第三卷第六章。而他有关中国的另外一些知识点，大多来自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45—1618）《中华大帝国史》（1585）的英译本。

钱锺书在论文里分析诸家著作里的中国形象与知识，其中就有他的牛津前辈罗伯特·鲍顿（Robert Burton，1577—1640）那部渊博无比的“精神病医疗手册”《解愁论》（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1621）。^[２０]长达百余页的前言“小德谟克利特致读者”，引了一句中国人的话，谓欧洲人有一只眼，他们有两只眼，其他世界都是目盲的（The Chinese say, that we Europeans have one eye, they themselves two, all the world else is blind），钱锺书认为这是鲍顿在说“中国人的自大”，可能是因为其随后又言及中国的繁荣可匹敌奥古斯都朝的罗马帝国，很少见得到乞丐或游手好闲之人，故而感到自负。这句话的出处，钱锺书未做进一步的分析，前面他说鲍顿有一桩令人厌烦的美德，就是好标注引据文献的出处，但关于中国的书他提及参考过的却极为有限，并认为《解愁论》是以利玛窦《中国札记》拉丁文本（1615）为“权威引据”的。根据20世纪初期学者的研究，这句“中国谚语”同样还见于被誉为“不列颠墨丘利”的约瑟夫·哈尔（Joseph Hall，1574—1656）所撰拉丁文讽世小说《异世见闻》（Mundus alter et idem，17世纪初问世）的开篇部分。^[２１]但更早的源头可能在问世于14世纪中叶的曼德维尔爵士虚构游记之中：在描述可汗的葬礼之后，旅行者提及鞑靼人说他们用双眼洞明世事，而基督徒们用一只眼看，其他人都是瞎子。^[２２]然而在其他民族的历史文献里也有一些类似的表述，或说是出自摩尼教，或谓源自波斯谚语，都言及中国人有两只眼的优越性，有一只眼的或是希腊人，或是法兰克人——这就不再是自夸了，^[２３]可见未必全出于杜撰。鲍顿书中提及中国和中国人有近60处之多，而钱锺书只是简略概括了十几处的大意，也许是觉得主要祖述利玛窦之见闻，没有多加分析的必要。事实上，鲍顿关于中国的西方记载，至少在提到中国术士自称擅长医道的地方还引述了一位拉丁文名为Tragaltius的作者关于中国史的著作（脚注引作Hist. Chinensum），这可能是指为利玛窦编订著作的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２４]此外还涉及中国的草药、陶瓷以及中国式扁平鼻子等话题，都被钱锺书忽略了。

在谈及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1605—1682）的中国知识时，钱锺书最先摘录了《流传之伪学》（Pseudodoxia Epidemica，1646）里一节关于中国制瓷材料和工艺的诸学说概述（这一节后来有杨周翰的完整译文^[２５]）。内容是16世纪意大利古史学者圭多·潘齐罗利（Guido Panciroli，1523—1599）认为陶瓷是由蛋壳、龙虾壳和石膏埋在地下80年后造成的，被古典学大宗师斯卡利杰尔等人信以为真，而后来的旅行家们根据实际见闻，逐渐发现是与泥土的火烤有关，这令了解到真相的布朗对此前流传的俗说大笑不已。钱锺书补充说，这些记载可能也就是培根《新工具》里提到中国人制瓷采用“浸泡与土埋”的冷凝聚法之来源。又有一小段专门介绍布朗更著名的《瓮葬》（Hydriotaphia: Urne Burial，1658）一书里提及的中国葬礼习俗，在坟墓前“烧掉大量奴仆与车马的纸画”。^[２６]论者联系后世文献，说法国大诗人克洛岱尔（Paul Claudel，1868—1955）散文诗集《认识东方》里也提到过这些用“薄纸片”剪裁成的“轻巧的摹拟物品”，^[２７]使习俗见闻上的猎奇印象最终与诗歌的构思得到汇合。需要指出，《瓮葬》里这段中国消息的来源，钱锺书只根据原著附注说是引自剌木修斯（Ramuzius），实际上这就是意大利地理学家拉姆西奥（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1485—1557）《游记汇编》里收录的《马可波罗行纪》，即冯承钧所称的“剌木学本”，该书记述“行在”城里所见丧葬习俗时就提到了“掷不少纸绘之仆婢马驼金银布帛于火焚之”的事情。^[２８]此外，布朗身后成书的《杂篇集》（Certain Miscellany Tracts，1683）还有一篇就“原始语言”的问题谈及中文，另外一篇《预言》收录了布朗关于世界各国未来命运的预言诗，其中两处涉及中国，一处是说鞑靼族的新支将征服中国，另一处说北冰洋的新地岛将成为欧洲来往契丹的通道。这两处预言，布朗俱根据自己渊博的知识而推导得出。就前者来说，1644年满人入主中原的史实已经发生了，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几年后返回欧洲，就出版了自述其所亲历明朝灭亡始末的《鞑靼战纪》（1654），^[２９]更不必说钱锺书此处所引述的荷兰旅行家约翰·纽霍夫（Johan Nieuhof）刊行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觐见鞑靼可汗记》（1665）早在1669年就有了英译本。布朗这番预言也许只算是后见之明，但也许是预言了更往后的历史：他说历史上有多次鞑靼入侵，往往随着时间造成入侵者堕落至中国人的骄纵和孱弱。关于后者，受启发于欧洲地理学家们积极探索往中国、日本之东北航线的一个设想，此前已不乏勇于冒险的人物与事迹，特别是16世纪末荷兰航海家威廉·巴伦支（Willem Barentsz）在北方海路上的三次旅程（死于最后一次返程）。钱锺书引16世纪地理学家理查·威利（Richarde Willes）《旅行史》里的话，认为这条北方海路“颇含当时地理学家们的想象”。^[３０] 1945年打字机修订本里，此处脚注增补了一段有趣的内容，钱锺书在德国流浪汉小说《痴儿西木传》（1669）里读到一段话，描写身陷丛林迷失出路的主人公内心活动：“这些道路和树林似乎是穿过新地岛背后的冰冻大洋一直通向中国一样。”^[３１]由此可见类如布朗的这种地理学想象在当时是多么深入人心。

B本增补“十七世纪”的部分，有一段弥尔顿的专论，首先是摘引《失乐园》中关于“加帆车”（canie waggons light）的记述。对于这种“老套的”的例子，钱锺书未多加评议，他似乎觉得不必指出其来源至少可追溯至门多萨的英译本，也就更不提及这种轻便的推车因加上了帆布，借助风力而行，成为科技史上的重要话题。^[３２]这段增补内容重点讨论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弥尔顿的世界地理知识。不同于杨周翰后来提出的，《失乐园》里胪列堆砌地名的段落代表其丰富的地理学识，这是其人生观宇宙观的基础，钱锺书认为弥尔顿的地理学知识根本就是模糊的，在诗歌中提到中国，就像他诗中罗列其他异域地名一样，不过是追求“有声而无字”的音声愉悦，以及塔西佗所谓的“距离产生美”（《编年史》第1卷第47节）而已，这种“引地名入诗”的话题后来也出现在《谈艺录》中。^[３３]此外，B本还加上了一小段萨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613—1680）讽刺长诗《胡迪布拉斯》（Hudibras，1663—1678）里提到魔术师以“交感之火药”点燃了中国的一处矿石。所谓“交感药剂”乃是当时欧洲药学的新发明，据说涂抹于伤人的刀剑上即可疗救该武器造成的创伤。^[３４]

A本“十七世纪”部分共涉及英国作家30多人，至B本又补论了四、五人的著作。钱锺书说：“通常以为英国至十八世纪方有中国文化热，但假如我们考察无误，十七世纪的英国就已经对于中国表示高度推崇了。”文中还提及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1628—1699）由中式园林生发的“Sharawadgi”这一单词（1685），《牛津英语大辞典》谓来源不详，张沅长以为对应的是“洒落瑰奇”四字，意思是“漫不经心或是无秩序的优雅，产生令人惊异的印象”。^[３５]另外尚有学者提出源自日语里的旧词汇种种说法。^[３６]钱锺书提出的对译为“散落位置”或“疏落位置”四字，颇有思致，但往往不被学界所接受。无论如何，园林里的“中国热”，与这不知所谓的单词发音一样，热闹，奇特，却漫不经心。

三、启蒙时代的理性观察

在“十八世纪”部分，首位重点论述的作家是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其言及中国的文献共6处。《木桶的故事》（1704）提及中文和中国的货运马车样式。脍炙人口的小说《格列佛游记》（1726）里，描述小人国学术发达，书法方式特别，“他们写字既不像欧洲人那样由左而右，又不像阿拉伯人那样由右而左，也不像中国人那样从上而下，也不像加斯开人（Cascagians）那样从下而上。他们却是从纸的一角斜着写到另一角，和英国的太太小姐们的习惯是一样的”（第一卷第六章）。^[３７]钱锺书以为斯威夫特受到的影响来自威廉·坦普尔爵士，但根据与他同时期动笔的一篇研究论文，上述引文的各民族书写知识，出自一位名叫威廉·辛森船长（Capt. William Symson）所著的《东印度新航行记》（A New Voyage to the East Indies，1715）一书，更早的源头则见于John Ovington出版于1696年的《1689年往苏拉特港航行记》（A Voyage to Surat in the Year 1689），惟“加斯开人”之说当系斯威夫特的虚构。^[３８]小说中又称大人国学术贫乏，印刷术虽然像中国一样早，但图书馆的书籍并不多（第二卷第七章）。此外，斯威夫特还有一篇呼吁改良英语的提议（1712），其中作为对照，他提到了“历经鞑靼人之攻伐”而保持不变的中文，用于“书籍之中已有两千年的历史”；^[３９]还有一篇关于医生与市民阶层的调查文章（1720），^[４０]提及中国的医学，可能源自威廉·坦普尔关于艾灸治疗痛风的文章（1680）。钱锺书做论文时使用的是1897—1908年间伦敦出版的一套《斯威夫特散文著作集》，由坦普尔·司各特（Temple Scott）编订，共12卷。查看第12卷里的总索引，“China”词条下共有7处，多出的一处见于早期著作称某些学者通晓多国事务，其中列举到中国而已。由此看来，钱锺书应该是借助了这个索引提供的信息。如果以两三年后新出版的14卷本《散文著作集》来看，索引卷提供的“China”“Chinese”条目下，斯威夫特文字里至少有14处直接关联的段落。^[４１]

18世纪英国文学家里，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也许是钱锺书最喜爱的西方近代史家，其《罗马帝国衰亡史》读书笔记篇幅之长，同类型书籍无出其右者。论文称此书体现了如毗斯迦圣山之高度的史学通才，故能明辨东西交通的脉络，在看似无关的事件之间建立因果的纽带。书中有两章涉及中原王朝为北方少数民族征服的史事（第26章记匈奴对汉朝疆土的征战，第64章记蒙元对宋金王朝的用兵）。吉本主要依赖的文献是法国汉学家德经（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的五卷本巨著《匈奴、蒙古、突厥及其他西方鞑靼民族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 des Mongoles, des Turc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1756—1758），检索全文可知至少明引此书达19处，钱锺书论文里只提到吉本脚注里征引该书并加以赞语的两处。^[４２]《罗马帝国衰亡史》里提及苏武在“北海”牧羊的经历，引述司马迁和司马光的著作（实际上后者以《通鉴纲目》代之），还提到耶律楚材对于蒙元征服者的教化，以及聂斯托利教派在唐代中国的传播和明建文帝之死，都是从德经、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以及冯秉正（Joseph-Anne-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的通史著作里获取的信息。第30章提出中国史书可为今之学者所借鉴和阐发，用以揭示罗马帝国衰亡隐秘而遥远的原因。第64章开篇再度重申此旨，谓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相关国族事件，无论远近，都在论述范围之中。在吉本看来，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四面出征改变了世界格局，其中对于中原的征服继而又被其同化，这造成了分裂的蒙古帝国走向衰落。而蒙古人的衰亡又为奥斯曼人的兴起创造了广大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从而最终造成东罗马帝国灭亡。其间又有蒙古贵族建立的帖木儿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争霸，导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推迟了50年。因为涉及中国的影响，所以吉本笔下出现了对于宋元之际历史事件的不少记述。^[４３]钱锺书认为吉本的思想是全景的而非综合的，他只是勾勒出了各种事件的轮廓，远未充分体现出历史之“巨链”或谓网络的核心宗旨。第40章论及中国丝绸风靡于六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宫中，不免感慨假如印刷术当时也可以传到西方，米南达的喜剧作品和李维的史书全帙就都能永久存世了。^[４４]第53章又根据叙利亚13世纪博学的阿卜·法剌兹（Abu’l-Faraj，1226—1286）《王朝简史》所载阿拉伯人自谓神明赐其舌，而中国人得手，希腊人得头脑。^[４５]第17章认为《查士丁尼法典》卷一第41条，“若无君主特许，任何人不得管理他自己的家乡”，^[４６]同样的法规在中国也行之有效。最后，吉本在自传开篇还曾对孔子家族世系加以赞美，认为欧洲的贵族和诸侯，不过维持八到十个世纪的艰苦攀升，随后都殒没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可孔子后裔居然维持其平静而持久的荣誉达两千两百多年。^[４７]

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1730—1774）以书信体撰写的虚构文集《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1760），被钱锺书赞为“英文写就最伟大的中国故事”。此书由123封书信组成，大多是一位被称为“世界公民”的旅欧中国哲人写给北京“兴礼院院长”的，以反讽口气抨击英国社会现状，近乎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钱锺书用较大的篇幅指出此书有两个比较大的问题。其一是虽然很多研究者指出了哥尔斯密书中的中国信息文献来源和依据，但“中国哲人”的意见、观点和行文都是缺乏中国风格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哥尔斯密对于中国也有批评之意，谈及中国以精巧家具、俗艳服装和空幻烟花这些华而不实的物品在英国大行其道，造成了“文化品味的损害”；英国社会当时出于猎奇而着迷的诸如筷子和园林，汉字与金鱼缸，都引起了他的警惕。此外，钱锺书列出了一段他认为最能代表哥尔斯密中国观的话：“还是相信我吧，朋友，中国正在失去往昔的伟大，自身不察地衰败下去：她的法律现在贪腐起来了，她的商人比从前变得更为狡诈，而艺术与科学也在失落……曾经的中国是可以接受外来人士的，欢迎所有来改善这个国家或是敬仰其伟大的人，现在的帝国封闭起来，把一切外来的好处都拒之门外，其民人都失去了信心，不再追求东方的先进地位。”（第63通书信）这大概代表了当时欧洲对于明亡后之中国对外政策走向的共同看法。《世界公民》问世时正值乾隆二十五年（1760），这时清朝政府刚刚关闭了沿海多省的海关，颁布《防范外事规条》。显然，钱锺书还是认同哥尔斯密的批评意识的，这种客观冷静的态度，使得这位英国作家有别于其他对中国产生兴趣的法国文学家们，尤其是伏尔泰。

思想家大卫·休谟有篇随笔题为《论民族性》（Of National Characters），认为民族性或谓“国民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神因素，他提及中国地域广阔，风土与气候多变，然而民族性格上具有极为强大的统一特征。^[４８]钱锺书指出休谟的相关知识不过出自于法国耶稣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的《中国近事报道》，据此就声称中国人的迷信过于功利，谓祷祝者得不到回应即鞭挞神像。^[４９]脚注里钱锺书援引他牛津导师布莱特-史密斯（Herbert Francis Brett Brett-Smith，1884—1951）的提示，原来这种行为在英国中世纪习俗里也是存在的，见于12世纪的奇迹剧《圣尼古拉像》（Ludus super Iconia Sancti Nicolai）。^[５０]虽然休谟是钱锺书非常喜爱的哲学家，但这一类的偏见，也不禁令人想起后者为乔治·奥威尔《英国人民》一书所写的评论：“每读到关于某一国人民的品性，某一个民族的心理或精神的讨论，我也常想问：要多少美国人的品性才算得整个美国民族的品性？所谓英国人民的性格究竟是多少英国人具有的性格？”^[５１]同样的问题：要考察多少中国人的品性？才算是整个中国民族的“国民性”？在整部论文的结尾，匆匆对19及20世纪英国文学家笔下的中国稍加举例后，钱锺书不无遗憾地评价说：“尽管他们抛弃了种族歧视，也未能像我们自己那样真实地看待我们”，不过是为萨缪尔·巴特勒计划要写的那部《人类误解论》添加了诸多出色的范例而已。^[５２]

四、余味与回响

距离牛津学位论文完成不过两三年，钱锺书初次回忆其写作过程，就满心庆幸地说：“一旦‘考察之烦扰’（Prufungshetzerei）结束，我就把这篇论文丢在一边了。”^[５３]再过了五年，他对于学术机制内所生产的刻板论文表达出了一种更为强烈的不满：“它们大约属于我的牛津前辈斯蒂芬·波特先生在其生气淋漓的论战宏文《被禁锢的缪斯》中蔑称的那种‘文科’（lit.）思维之产物。尽管受到修订和重塑，它们仍不免明显带有那种繁冗徒劳著作样式的特征。因为文艺技法往往会自加遮挡，但学术研究却是要彰显门道的。‘你所有知识无非是为了让人家知道你有知识’（Scire tuum nihil est nisi te scire hoc sciat alter）。大厦既然完工，却要精心保存下那脚手架（scaffolding）。”^[５４]斯蒂芬·波特（Steven Potter，1900—1969），毕业于牛津的圣休学院，是位擅于讽刺学院生活和高等教育的英国作家。《被禁锢的缪斯》副题为“一项教育研究”，主要是讽刺英国文学的学院派教育，其中给出了“lit.”的定义，即掌故家、古物家、英雄崇拜者以及学究和收藏家们对英国文学大作家们的代表性阐释，包含了很多生僻的名称和外行难以看懂和参与讨论的评语。^[５５]拉丁文“你所有知识无非是为了让人家知道你有知识”出自古罗马诗人珀息乌斯的《讽刺诗集》，^[５６]然而也见于鲍顿《解愁论》前言开篇所引。^[５７]大厦与脚手架一句，可对比参看《读〈拉奥孔〉》一文：“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住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５８]后者说的是体系建构失效后有些片段依然有价值，前者则贬斥学术生产里文献引用与面面俱到的表述方式妨碍了对于实际研究问题的关注。

至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际，钱锺书重读苏格兰哲学家约翰·韦奇（John Veitch，1829—1894）为他在爱丁堡的老师威廉·汉密尔顿（Sir William Hamilton，1788—1856）所写的回忆录，留下了一节批评汉密尔顿的札记，顺带讥讽了学院派论文风尚：“虽博览强识，而才思实钝，且颇有近日美国作博士论文者习气：讲求目录学（bibliography in its nobler sense），一也；一题入手，必通览前人成说（this totalising of the literature of a subject），硁硁然不敢缺一，然后立论，二也；读书每不贯彻首尾，而先求之书末之索引、书前之序目……而美其名曰剔抉书之脏腑（tearing out the entrails of a book），三也。”^[５９]他还曾讥笑撰写《近代法国文学关于远东的想象性阐释》的某位学者“文笔议论皆庸下”，但正是“博士论文之常，不足责也”。^[６０]博士论文往往显得庸常的原因，主要是为展示学术规范而重文献之胪陈，不得不列述已有各方之成说，难免在个人立论时受到限制，所发未必充实沛然；汲取材料时又急功近利，依赖索引里相关内容在书中的位置和序言、目录里已经过概括的要点来代替完整的阅读。这种学院体制要求的著述习惯，特别是读书的方式，与钱锺书的追求是背道而驰的。因此，自从1937年夏通过“文学士”（B. litt）论文考试后，便与家人奔赴巴黎游学，决意不求学位，“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６１]

无论如何，钱锺书对西方文学各大家名家真正的关注，并非摘录他们多少次提到过中国，而是观察其真可与中国经典进行比较之处或是值得借鉴之处。以托马斯·布朗爵士为例，钱锺书后来在著作里引述其书，像是《谈艺录》“说圆”一则，提到了“赫尔墨斯秘籍”的“其中心无所不在，其外缘不知所在”之说；^[６２]《管锥编》论说理取譬，引《流传之伪学》第一卷第四章，谓世俗以词害意，误将毕达哥拉斯派的隐喻式训诫当成可实践的产业，“假喻也而认作真质”；^[６３]《容安馆札记》几处引述《医生的宗教》，也都和所谓“中国形象”的早期课题无关。^[６４]又如斯威夫特，钱锺书小时候读过林琴南译本《海外轩渠

录》，早称其“极擅诙谐”，^[６５]留学时亦只简略摘录过遗作《星游录》（A Journal to Stella，1766）。^[６６]而多年后钱锺书还对《格列佛游记》怀有浓厚兴趣，曾偶发新见，“慧骃国”以马为最理性的动物，是受17、18世纪欧洲思想史影响，认为智人这品种不如某些兽类具有更良好的生活习惯。^[６７]后来重读吉本，钱锺书也做了不少中西比较的研究，如读到哥特族洗劫雅典城，有位首领阻止士兵焚书，言称可让希腊人继续痴迷于书本，那样他们就永远不会操练武器（第10章），又不免联系中国历代的“弱民政策”（制艺）和“愚民政策”（焚书）。^[６８]“弱民政策”如以诗书、制艺考校天下人才，以《挥麈后录》所提到的宋太宗命降王旧臣修书使“卒老于文字之间”的策略尤为著名。《管锥编》里做一合题，提出“文章学问复可为愚民之具”；^[６９]该书又专论中西之“神道设教”，也从吉本的精妙概括处发挥。^[７０]还有鲍顿的《解愁论》，第二卷论及奴役与囚禁，说中国皇帝所忍受的甚于被囚禁为奴，并且他们从不出境，^[７１]这看起来应该是一向关注名实相悖的钱锺书所喜欢的话题。第三卷引述利玛窦的见闻，谓中国君主蓄养大量宦官，认为其背后是一种“嫉妒综合症”（Symptoms of Jealousy）使然；谓中国政客擅长玩弄权术设立骗局；又谓中国官僚利用天灾蒙骗人心。^[７２]这些材料都是日后的论题，此时反而全未引及。

在1935—1945年间，钱锺书从旅居异域到经历民族战争，其内心经历了由家园破碎、山河板荡的愤慨到洞悉人类之共性后的通达，他似乎原本要将这种精神寄托在这部论文的写作与后续的修订中，但后来还是终不满意，以至将学术心志转移到《谈艺录》的构思与写作上去。在抗战胜利后他怀着重拾旧山河的复杂心情，发出“虽宣尼书不过拔提河，每同《七音略序》所慨；而西来意即名‘东土法’，堪譬《借根方说》之言”的感慨，^[７３]背后的胸怀乃是面对现代文明所发的批评：文明交流的意义在于学术与思想上的互相镜鉴、互相映发，而不是明明彼此依赖得其恩惠却矢口否认，甚至反倒助长了自尊自大或是丑诋对方的心理。钱锺书此时感受到，汇通古今中西的视野，惟有从家国情怀跃迁至对人类之共同面向的认识，才能盛言“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７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