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和《永乐大典》|栾贵明

文摘   2024-12-16 12:00   安徽  

作者|栾贵明
钱钟书和《永乐大典》是一个很深刻的学术问题。我196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自那时起追随钱先生30多年,受益匪浅。先生大行已20余年,我的心境时常还沉浸在过去那些岁月里。
钱钟书先生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是《围城》,但他的另一重身份是学者,而且是一位大学者。在他80岁生日之际,我为中国社科出版社写了一篇《写在人生边上·出版后记》,在结语中首次使用“作家的学者”称谓。
钱先生最早的学术著作是《谈艺录》,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发行,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增补版。此后陆续出版了《宋诗选注》(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著名的《管锥编》(1979年中华书局)、《宋诗纪事补正》(200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
钱先生对《永乐大典》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40年代创作《围城》时就曾提及《永乐大典》:“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1972年开始创作的《管锥编》、1984年再版的《谈艺录》,都多次引用《永乐大典》。
1970年代初,我和钱先生在干校期间,钱先生对我讲过很多关于《永乐大典》的话题,并嘱我对《永乐大典》要下真功夫去研究。1972年夏,返京之后,钱先生开始正式写作《管锥编》,同时为我开题——研究《永乐大典》,并要求我编制一部好用的索引。此项目我耗时10年之久,最终完成了这个任务。
为什么钱先生如此重视《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部几近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钱先生常对我说,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不能仅依靠《四库全书》,还要参照《永乐大典》。由此可以看到作为学者的钱钟书先生,他不仅有学术著作,还有一套研究文化历史的方法论。
1972年,钱先生在艰涩的环境下开始写作《管锥编》。在《管锥编》中钱先生对中西方文化从根源和内容上进行了全面的比较。我以为,这是钱先生对中华民族文化坚定的文化自信,是钱先生“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文化情怀(见《小说逸语》)。他的学术道路和经历,从始至终都贯穿着这一点,这应是他学术思想的内涵。
该书对先秦到隋代的古人作品进行了大量全方位的辑佚。钱先生在书中的一节里,肯定了严可均的辑佚方法和成果,同时也指出,由于工具手段的限制,出现了不少“漏辑”,不无遗憾。所以,钱先生在此节最后特别写下:“拾穗靡遗,扫叶都净,网罗理董,俾求全征献,名实相符,犹有待于不耻支离事业之学士焉。”
1982年,在钱先生的指导下,我历经10年,终于完成了《永乐大典索引》一书。《永乐大典》共22937卷,11095冊。明嘉靖年间,重抄过一部副本,可惜永乐正本全然不见踪影,嘉靖副本亦几乎散失,只存世4%。
根据明成祖朱棣为《永乐大典》写的序言可以看出,《永乐大典》的历史渊源是“尽开物成务之道,极裁成辅相之宜。修礼乐而明教化,阐理至而宣人文”。时代背景是“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主要内容是“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搜集范围是“上自古初,迄于当世”。预期目的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编辑体例是由韵以求字,以字以求词,用词以考事。
面对如此繁杂丰富的《永乐大典》,在编制《永乐大典索引》过程中,钱先生给予了很多指导,使我少走了不少弯路。比如索引的基本编排方式:先列作者姓名,次列书名,再列子目篇名;如果没有子目篇名,则列首句,最后标明所在《永乐大典》的册、卷、页、栏,清晰明了。
《永乐大典索引》于1982年完稿,并交中华书局等待出版。由于某些原因,直到15年之后的1997年才转到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当时,钱先生已经病重住院,他嘱杨绛先生代为修改序言,并为本书赐墨题签,让我永志感铭。
钱先生曾对我讲,虽然《四库全书》有诸多问题,但是从整体上科学地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角度看,必须重新认识《四库全书》,全面看待《四库全书》,对《四库全书》也要细致地研究。所以《永乐大典索引》完成后,在此成果上,钱先生又指导我编辑完成一部《四库辑本别集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10月出版)。在当时,我并不完全理解钱先生深远的学术思想。现在看来,可以深刻地体会到钱先生所讲,不能单从《四库全书》的角度出发,而是要整体地、系统性地对待中国历史文化而研究之。
《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其实浸透了钱先生大量的心血。本书是对《四库全书》中所称采用“大典本”的别集(指个人的作品集)165种,及2种“大典本”笔记,共167种进行的辑补。此书的序言是我撰写的,但是经过钱先生亲自大刀阔斧的批改。
通过对仅存的4%《永乐大典》进行深入研究,现存《永乐大典》引录别集和附录共6495条,经核校后,发现《四库全书》“大典本”漏辑了1864条,条数漏辑率达28.8%。《四库全书》收“大典本”别集共165种,我又补辑了别集158种,“附录”2种。种数漏辑率达95%。这些是《四库全书》的缺憾。
《四库全书》确是一部大书,但《四库全书》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华历史文化。“四库禁毁书”和“四库存目书”将不符合清代统治需求和标准的,要么禁毁之,要么仅列为存目,很多书早已是存目不存书了。据统计,禁毁加存目有近万种。
对待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现代人流于一种碎片化的研究,自以为是在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从更高的角度看,这种碎片化无法很好地研究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文化。

资料来源:中国文化报,作者为著名文献学家


钱锺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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