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承法 |《七缀集》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

引言

国内对于钱锺书著述在海外的翻译传播，往往聚焦其文学代表作《围城》《人·兽·鬼》和学术名著《管锥编》《谈艺录》，较少关注《七缀集》或其中的单篇论文。《七缀集》是钱氏唯一一部用白话文撰写的文艺理论著作，其中七篇论文聚焦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对照、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影响以及文学创作、文艺评论与文学翻译的互动规律，揭示古今中外共有的诗心文心，是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领域的典范，引起海内外中国文学、比较文学、钱锺书研究（“钱学”）等领域的关注和重视。自《林纾的翻译》1964年首次得《汉学评论》（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介绍，《七缀集》在海外受到不同程度的译介、研究与传播，英语全译本2014年由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Brill Academic Publisher）出版，成为海外《七缀集》研究的蓝本，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鉴于此，本文基于纸质文献以及JSTOR、ProQuest、WorldCat、Google Scholar、大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等网络资源的搜集与整理，首次系统考察《七缀集》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现状，总结其英译传播的经验得失，为海内外“钱学”研究提供借鉴，对中国文学文化作品的翻译传播与世界化进程进行反思。

《七缀集》整体与单篇论文的英译

《七缀集》中各篇论文发表的时间跨度较大，原文底本、译者及其国籍、英译标题及类型、发表地点和时间有别（见表1）。就原文底本而言，译者或采用钱锺书的期刊版本作为底本，或采用收入《旧文四篇》、《也是集》、各版本《七缀集》等集中的单篇论文，其中，以各版本《七缀集》为蓝本的较多。采用不同底本就就有不同的理解和译文。就译者及其国籍而言，12位译者中，6位是为译而译，即高克毅（George Kao）、朱莉亚、钱锺书、黄兆杰（Siu-kit Wong）、董存（Dong Cun）和邓肯（Duncan M. Campbell），其他6位则是为研而译；2位为外国学者，即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和邓肯，10位为中国人或华人，其中，张隆溪用力最勤、英译最多，涉及七篇论文的17个译本。就论文英译的时间和数量而言，《林纾的翻译》时间最早（1975年）、数量位居第二（11个），《诗可以怨》数量最多（12个），《读<拉奥孔>》《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时间最晚（2014年）、数量最少（只有收入全集的2个）。就发表译作的出版社和期刊所在地而言，英语国家占多数，美国最多，可见美国作为全球中国学研究重镇不可撼动的地位。就翻译类型和目的而言，40个译本中，13个为全译本，其中7个单篇被收入《七缀集》英语全译本，另外6个单篇发表于期刊，27个为变译本，主要是摘译和缩译，大多可归为参译。就译本受众而言，从译作类型与发表园地可知，读者主要是专业人士，这是因为原作是学术论著，其受众也主要是专业读者，正如杨绛（2002:2）在为《钱锺书集》写的代序中所言：“《七缀集》文字比较明白易晓，也同样不是普及性读物。”

《七缀集》在英语世界的介绍

英语世界对《七缀集》的整体推介或对其英译本（见表1）的评介较少，主要是在相关研究中提及或评介单篇论文。虽然对这七篇论文的内容介绍不完整，价值分析不多见，推介力度也不够大，但它们毕竟引起了部分学人的兴趣和关注，为可能的后续研究和传播奠定了基础。

2.1 对《七缀集》中单篇论文的介绍或评介

英语世界对《七缀集》中单篇论文的重视程度不同，介绍或评价的数量不一、详略不等。《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都论及中国传统的诗画关系，有人就将其合并或分开介绍。胡志德起初注意到《中国诗与中国画》承认文学传统与现实环境之间的矛盾（Huters,1977：178），后来强调这是钱氏在20世纪40年代最重要的一篇论文，涉及美学理论和艺术生成环境的重要论题（Huters，1982：29-32）。他还指出，《读<拉奥孔>》延续了《中国诗与中国画》的思路和风格，并介绍了其核心内容（Huters，1982：35）。卓以玉（Yi-yu Cho Woo）、约瑟夫·艾伦（Joseph Roe Allen III）都在其论及中国诗画时提及《中国诗与中国画》中的核心观点（Woo，1979-1980:405；Allen III，1986:150）。潘大安在进行中国诗画“姊妹艺术”的现当代研究时，特别提及钱锺书对中国传统诗画评价标准的探究（Pan，1996:37-38,61 n1、n4）。他在解析戈特霍尔德·埃夫莱明·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拉奥孔》（Laokoon）中“富于包孕的片刻”的概念时，再次强调钱氏借用这个术语类比中国诗画的关系并进行探讨。张隆溪介绍了《中国诗与中国画》的写作宗旨和核心观点，指出《读<拉奥孔>》的重要贡献是提出“富于包孕的片刻”不仅适用于造型艺术，也适用于文字艺术，因此将莱辛的绘画理论成功推向更加深广的层面（Zhang，2012：87-88，2013：193-195，2014：2-5）。

“通感”是钱氏首次拈示的一种常见、重要却被忽略的心理现象和修辞手法，也是当下不同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通感》一文因此在语言学、文章学、修辞学、心理学、音乐学、舞蹈学、物理学、感性工程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受到关注、提及和引用。如胡志德（Huters，1982：34）介绍该文首次发表和随后的收录情况，概述其主要内容；张隆溪（Zhang，2013：196，2014：5-6）指出该文的鲜明特征是引用中西文学中的大量例子来证明通感现象无处不在、举足轻重，其价值体现在首次将“通感”作为一个批评概念进行详论。

《林纾的翻译》涉及翻译学、训诂学、考据学等较多领域的话题，是钱氏经营最善、考据最详、修订最勤的一篇力作，发表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S. N. 卡蒂埃（S. N. Cartier）在该文首次发表后不久就在《汉学评论》发表了简短书评（Cartier，1964:334）。高万隆（Gao，2003：90-93）评介道，该文是1949年之后对林译作品的最重要评论之一，从传统翻译观对林译作品进行了语言学分析，其多次刊发表明学界开始对林纾及其翻译展开新一轮研究。张隆溪（Zhang，2012：82；2013：179-180；2014：8-11）介绍《林纾的翻译》的主要内容，提及此文的学术价值以及林译作品对钱锺书发挥的“诱”的功能。塞萨尔·瓜德-帕斯（Gesar Guarde-Paz）多次提到《林纾的翻译》的几个中文版和英文节译本，并强调该文在20世纪60年代重新评估林纾文坛地位和历史影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方向标作用（Gésar Guarde-Paz，2015：175，180，181，186）。

《诗可以怨》的黄兆杰英译本初刊于《译丛》1984年第21-22期，后受到宋淇（Stephen Soong）的大力推荐，并被收入他主编的《知音集》（A Brotherhood in Song: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Soong，1985：5，20）。柯睿（Paul W. Kroll）、桀溺（Jean-Pierre Diény）、赖宝勤（K. P. K. Whitaker）等在对《知音集》的书评中多次介评此文（Kroll，1987：833；Diény，1988：299；Whitaker，1989：592-593），桀溺还强调它体现了钱氏的幽默、智慧和博学，并在比较郁白（Nicolas Chapuis）法译本和黄兆杰英译本之后指出，前者精彩可观，后者更为严谨。张隆溪（Zhang，2012：87；2013：191-192，197-198；2014：6-8）多次关注此文，认为“诗可以怨”是中西传统批评中广为接受但未受关注的一个重要批评概念，对其的专门讨论足见学者们对钱氏的高度重视。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两次强调《诗可以怨》可能是近年来对“怨”进行诗学研究的最优秀、最受欢迎的一篇论文（Wang ，2015：24，387n137、n141）。

张隆溪了解《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的来龙去脉，熟悉其主要内容，多次撰文评介，并在对比钱氏笔下的古文家林纾与外交官张德彝的翻译之后，重申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Zhang，2013：200，2014：11）。宋子江（Chris Song）称赞邓肯英译本对原文的忠实再现，指出中文版本的广为流传证明了此文在考察中国文学翻译史方面的重要价值及早期汉译诗《人生颂》特定的历史意义（Song，2023：77-78）。

《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因发表时间较晚，受到的关注不多。张隆溪（Zhang，2014：15-16）介绍该文时强调两点，它首先是三部作品的比较研究，其次是钱氏“化境”译艺的精彩体现，并赞誉他模仿《舅甥经》四言体诗的形式汉译《史记》趣闻。

2.2 对《七缀集》的整体介绍和英译本的总评

张隆溪（Zhang，2014：1-17）在《七缀集》英译本的导言中，称赞文集是中国现代最优秀的学术成果，激赏译者邓肯的严谨治学和高超译艺，并将七篇论文分为三类：第一、二篇审视中西批评传统中的诗画关系，第三、四篇讨论两个重要的批评概念，余下三篇考察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接受，同时生动勾勒晚晴的知识图景，再现文人精英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心态。他综合运用缩译、参译和评析，对每篇论文进行精准概述和精当点评，帮助英语读者整体了解钱氏的文艺思想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Zhang，2013：177-202，2014：1-17）。邓肯（Campell，2014：18-26）在译者导言中回顾了自己30年来呕心沥血、译研并举，考订七篇文章中文版和部分英译本来源的历程。博睿学术出版社网站重点推介：“《七缀集》论述中国古典文学和艺术传统中的诸多内容。这些论文最初写于1948—1983年间，期间经过多次较大修订，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钱氏对不同文学、历史与知识传统、古代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打通’的持久关注。”^①

埃伦·苏利耶尔（Ellen Sollière）在《七缀集》英译本的书评中准确概述和简评七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向不同类型的潜在读者推荐：对中国文化史有所了解并对艺术和诗歌产生学术兴趣的人会欣赏和使用它；不同文化背景中希望建立比较视角的文艺美学专家会在书中找到诸多兴趣点；有信心阅读《七缀集》原著的英语读者可随时从英译本中找到“垫脚石”，而这正好实现了钱氏提出的翻译理想——好译本引导读者阅读原作而消灭自己（Sollière，2015：134-137）。她评价指出，钱氏文章具有散漫风格，引文密集，结尾处或提出一个新问题，或举出一个新例子，给读者留下回声，使读者产生共鸣；英译本帮助英语读者深入了解中国20世纪一位知识分子如何理解中西文艺传统（Sollière，2015：134-137）。

《七缀集》在英语世界的研究

英语世界学人从不同学科视角关注钱氏在《七缀集》中对常见概念的敏锐发现、对表面现象的深入挖掘、对中西作品中相似内容的比较评析、对相关史实的精细考证，他们或明确赞同，或参译引用，或借用佐证，或作出评析，或加以阐发。他们与国内“钱学”研究遥相呼应，对研究钱氏学术思想、普及“钱学”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在对《七缀集》前六篇文章的研究中，不乏新见、洞见和创见，但也存在误解和偏见，包括机械照搬式的孤例引用、西方中心式的跨文化阐释、先入为主式的牵强附会、刻舟求剑式的观点挪用，且多为旁敲侧击的顺带研究，较少进行深入、细致的专题聚焦研究，对钱氏原文或英译本的解读不够细致。

3.1 对《中国诗与中国画》的聚焦阐释

英语世界对钱氏有关中国诗画关系的讨论既有合理引用，也有牵强理解。部分学人对《中国诗与中国画》的评述聚焦三个方面：一是引用者借用文中相关例子佐证个人观点（Fu，1994：14；Zhang，2013：191-192）；二是挖掘全文主旨即批驳“诗画一律”的中西传统，提出诗画评价应有不同标准（Huters，1977：178-179；Fu，1994：14；Zhang，2013：191-192）；三是评析文中大量隐喻语言体现的辩证思维和“打通”理念（Huters，1982：29-32；Zhu，2010：219-237；Zhang，2010：341-352）。他们大多对钱氏观点进行了合理利用和正确解读，传承和阐发了钱氏有关诗画关系的创见，但存在如下不足：①多以全部认可和赞同为前提，忽略了钱氏在修订本中部分观点的变化，如胡志德对该文的关注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没有注意到钱氏在后来的定稿中删除了诗画“出位之思”的表述；②有断章取义之嫌，如胡志德将《中国诗与中国画》放在“钱氏对传统的冷峻观照”一节加以评述，虽然他意识到该文的核心所在，但没有抓住其论战对象是中西比较新传统里的批评家们；③未能发现钱氏逻辑论证中的破绽，如傅鸿础、朱莉亚没有指出钱氏在文章开端对风气和传统的认识所表现出来的矛盾，而是全盘接受钱氏观点。

3.2 对《读<拉奥孔>》中核心观点的评析与引申

学人对《读<拉奥孔>》的评析主要围绕钱氏有关片段思想和理论体系的洞见及钱氏对莱辛关于诗画区别理论（的继承和发扬（Huters，1982：34-35；Zhang，2012：87；2013：193-194）。陈平原（Chen，2016：103）采取“以钱解钱”，用钱氏观点分析他为何没有独自撰写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中国文学史，是因为他深知自己的文学史研究远远没有普世的影响和适用性，而是一个封闭的、最终会垮塌的“理论大厦”。这种方法多见于中文文献，为英语世界的“钱学”提供了方法示范。

3.3 对《通感》中观点的阐释与运用

“通感”虽然受到诸多学科领域的关注，但大多只是引用、提及或嫁接式研究，缺乏深度解说和系统评析。陈曙东（Chen，2006：45-46）揭示了钱氏如何生动分析中国古代和西方文学中的通感例子。张隆溪（Zhang，2013：196）指出钱氏将“通感”作为一个批评概念开展讨论，帮助用心的读者捕捉并领会其重要意义。傅修延（Fu，2021：214）从叙事角度进行引申，将钱氏提出的“通感”或“感觉挪移”分为听觉领域的“以耳代目”和“听声类形”。吴盛青、黄雪蕾（Wu & Huang，2023：1）虽然赞誉《通感》是对中国诗学和文化的感官维度进行早期理论探索的代表性杰作，但只是运用“通感”概念作为她们编撰文集的指导原则，集中各篇论文并没有进行实质性讨论或阐发。

3.4 对《林纾的翻译》的多角度引用、阐释、评析和申发

林纾的翻译在我国外国文学译介发展史中举足轻重（刘云虹，2022）。《林纾的翻译》是分析我国传统译论的具有开拓意义的译学论文，也涉及中国文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等领域的重要话题，因此成为英语世界对《七缀集》关注中例析最频繁、讨论最多维、阐发最深入、拓展最开阔的一篇论文。已有研究主要从中国文学史、译论史以及二者结合的角度进行引用、评析或阐发。

马汉茂（Helmut Martin）、张隆溪等从文学史角度引用或评析《林纾的翻译》，认同钱氏对林纾翻译时使用语言的界定，挖掘林译作品对钱氏发挥的“诱”或“媒”的作用（Martin，1973：186、210；Zhang，2012：82-83；2013：198）。史罗甫（Zbigniew Słupski，1989：8 n5）、孔慧怡注意到钱氏在文中提及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或作出的十分有趣的评论（Słupski，1989：8 n5；Hung，32014:154）。

更多学者从中国译论史角度评析或阐发钱锺书翻译思想，主要包括：①解读钱氏对与“译”“诱/媒”“讹”“化”的内涵及其关系的表述（Eoyang，1993：165；Cheung，2011：1-19）；②基于钱氏表述或思想，阐述“译”的本质（Yu，2006；Cheung，2011：1-19）；③挖掘钱氏“化境”翻译思想的核心（Yu，2006：214-229；Cheung，2011：1-19）；④评析“化境说”在中国传统译论中的地位（Chan，2004：8-10；Yang，2010：80-107；Chang，2020：117-164）；⑤探究“化境说”在国际译论建设中的普世意义（Chang，2020）。另外，陈德鸿（Leo Tak-hung Chan）考察了“化境说”的中西来源（Chan，2004：8-10）；余承法通过比较钱氏的“化境说”与“不隔论”，强调其“打通”的学术理念是统摄这两种翻译思想的指导原则和更高目标，并揭示“化境说”作为钱氏集大成的翻译思想所具备的辩证思维和创新价值（Yu，2006：214-229）；张佩瑶（Martha P. Y. Cheung）的论文是目前为止英语世界对《林纾的翻译》的诠释和评析中阅读最细、解读最深、推进最远的一篇论文，也是中国学人基于钱氏翻译思想用英语对“译”进行概念化论述的一次成功尝试（Cheung，2011：1-19）。张忠安（Chang Chung-an）针对钱氏“化境说”的理论潜能被忽略的现状及其译名在英语世界理解和诠释的困难，分析钱氏对“化境”的相关论述，探讨其已有的英语译名，以期加深理解钱氏翻译思想，推动英语世界深究这个重要和复杂的概念，并呼应国际译学同仁主张用非西方的翻译论述扩展翻译的概念与定义（Chang，2020：117-164）。当然，评述者因侧重不同而忽略了部分中内容，如张隆溪（Zhang，2012：82-83；2013：198）主要从文学史视域评析林译作品及其对钱氏的个人影响和对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发生学意义，却忽略了文中提出的“化境”翻译思想，也没有评析钱氏考察林纾前后期翻译态度的变化。也有学者对钱氏观点的理解存在偏差。如欧阳桢（Eugene Chen Eoyang）认为钱氏多年前就指出坏翻译兼有福祸两种功能：如果读者因为坏翻译而认为原作毫无价值，译作就会排斥原作；如果坏翻译引诱读者，就会增加读者对原作的接近（Eoyang，1993：115）。事实上，钱氏本意是说译作而非“坏翻译”具有两种功能：‘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钱锺书，2002：79-80）他在论述翻译的负“诱”功能时，不是说“译作会排斥原作”，而是说若读者对坏译看不下去，就怀疑和拒绝原作；他并非说坏翻译的“增加读者对原作的接近”，而是说读者通过阅读好翻译，对原作产生兴趣，就会直接读原作而抛弃译作。

另有人从中国文学史和译论史结合的角度考察和评析《林纾的翻译》。高万隆（Gao，2003：90-96，2012:66-71）从跨文化语境视角，借助钱氏提出的“译”“诱/媒”“讹”“化”，多方面总结钱氏对林译作品的分析及其深远影响，称赞他在特定时期为重新评估林译发挥的重要作用。柯夏智（Lucas Klein，2015：414-427）在分析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中的地位时，将钱氏评析的林译作品纳入世界文学范畴，认为中国文学能够被重新翻译和理论化，主张写作也可以进入钱氏标举的“化境”——文学创作也可进入钱氏标举的“化境”（Klein，2015：414-427）。这些都有利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学自身及其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问题。伊格纳西奥·因凡特和安妮莉丝·费根·瓦斯莫恩（Ignacio Infante & Annelise Finegan Wasmoen）在分析跨国诗学时指出，钱氏将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化境”描述为一种跨国诗学，其翻译主张“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类似于歌德“完美循环论”中译作与原作的自我等同，其翻译理念“翻译是一个必然不完美的跨文化过程”强调译作超过原作的可能性（Infante & Wasmoen，2019：344-345）。尽管上述研究采取综合视角，但仍有考察不周、论述不详、结论不确的情况。例如，高万隆（Gao，2003:95-96）认为钱氏主要是“对林译作品进行语言学分析”的说法欠妥，因为全文虽然以“林纾的翻译”为题，但所探究的不仅包括翻译问题，也涉及训诂学、修辞学、文章学、文学、史学等学科领域的话题。钱氏揭示其翻译思想集大成的“化境说”不仅体现在为重新评估林译现象铺平了道路，更揭开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向现代转化、与世界接轨的序幕，引发了翻译界、文学界、文化界旷日持久的阐释、评析、论辩和运用。又如，柯夏智（Klein，2015:423）认为写作也可以进入钱氏标举的“化境”，这一主张实无新意，况且“化境”本身就是源自中国传统的文艺美学术语。

3.5 对《诗可以怨》中的概念阐述与理论运用

《诗可以怨》从文学和心理学视角对传统的文艺观和史论提出质疑，阐明人类的心理体验和情感机制具有共同基础，因其鲜明的比较文学性质而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已有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认同钱氏揭示中西文评中共有的“诗可以怨”概念（Ren，1998：115；Schwarcz，1996：141-144）；二是解读这个重要概念包含的丰富意蕴（Cheng，1999：59；Zhang，1996：30，33；2012：87-88）；三是挖掘它体现的理论意义和普世价值（Wang，2016：211；Qian，2018：478，Zhang，2024：114-115）。舒衡哲（Vera Schwarcz）还分析指出，钱氏在日本发表《诗可以怨》这篇演讲不是为了哀叹自己的悲伤，而是为了讲述中国人在历史上遭受的苦难；她通过回顾钱氏成长经历，将钱氏比作“长瘤的楩楠”，指出他心中充满的只有怨而没有恨（Schwarcz，1996：141-144）。张隆溪在不同场合多次评析该文，将“诗可以怨”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去理解，注意到弗兰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主张“在最优秀的诗歌中发现喜悦和沮丧的奇妙融合”与钱氏阐发的“诗可以怨”十分相似，让读者体会“审美乐趣”的复杂概念并感受到痛苦和悲剧情感相关（Zhang，2024:16）。这个比较和发现颇有新意，证明钱氏“诗可以怨”这重要文评概念符合其一贯主张——“不仅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着不同的学科”（钱锺书，2002：114）。在对“诗可以怨”的诸多评述中，也有个别误解或偏见。如任永（Ren，1991：70-71，230 n34）误认为钱氏在文中提出的钟嵘诗歌创作观包含与弗洛伊德理论中“起一种替代品的功用”和“借幻想来过瘾”相似的欲望和美学含义。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因为：第一，钱氏所说的钟嵘诗歌创作观与弗洛伊德理论相似有一个假设前提——“假如说，弗洛伊德这个理论早在钟嵘的三句话里稍露端倪”，有了这个前提，才会“在某一点上，钟嵘和弗洛伊德可以对话”（钱锺书，2002：121）；第二，先有钟嵘的诗歌创作观，然后才有弗洛伊德理论，要说“相似”，也只能是后者与前者相似，而不是颠倒顺序；第三，钱氏在分析弗洛伊德理论时，旨在强调“幻境”是“真境”的“反”映，即“剧本照映了生活的反面”（钱锺书，2002：121），这时的诗歌甚至文学创作就不一定包含钟嵘诗歌创作观中的“私心”，或者诗人或作家单纯的“宣泄”或“冲动”，而是他们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实现日常生活中不能满足的欲望。

3.6 对《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的评述

《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涉及诗歌翻译、中国文学、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多方面，因而受到一定关注。有人基于钱氏在文中的考察，指出《人生颂》（“A Psalm of Life”）汉译本属于两步合译：先是威妥玛（Thomas Wade）将原诗译成汉语，然后董恂根据古诗格律进行润色，并以原诗和译诗为例讨论英诗的汉译方法问题（Li，2010：67-68）。其虽未对钱氏论文进行解析，但得出的结论“两位译者皆为官员，其合作更像是一常外交活动，而非翻译实践”颇有新意。有人于是将这首译诗置于中西文化、政治和外交冲突的时代背景中，认为两位译者的身份决定了这首译诗不会仅仅是文人之间单纯的文化交流，其背后肯定有外交活动的影子（Song，2023：77-96）。其考证详尽，有理有据，是对钱氏观点的继承和发扬，属于典型的“接着说”。

学界近年来对钱氏考证的汉译诗《人生颂》产生两个疑点：第一，董恂翻译和赠扇的时间究竟是哪一年？第二，《人生颂》是否为第一首汉译西洋诗？对于第一个疑点，贺卫方（1998:215）、童元方（2004）等人在麻省剑桥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故居找到了扇子，看到签名人是“扬州董恂”，落款时间为“同治乙丑仲春之月”（即1865年农历二月）。因此，董恂的赠扇“成为中西文学交往的一个物证”（Zhang，2013：201）。对于第二个疑点，周振鹤（2005）提出比钱说第一首更早的汉译英诗是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论失明》（“On His Blindness”），倪若诚（Robert Neather）、柯夏智先后采信他的观点和相关考证。前者将其译成英文（Zhou，2005），后者指出钱氏将朗费罗原作、威妥玛译文和董恂译诗并列，表明音调直到19世纪可能保留了律诗与外来语的某些联系（Klein，2013：76）。张隆溪（Zhang，2013：201-202；2014：13-15）结合钱氏分析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因不懂外语而对西洋的人和事持有偏见，所以朗费罗的《人生颂》译成汉语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虽然有人不断质疑何为第一首汉译西洋诗，但这不影响钱氏此文经久不衰的学术价值，因为它已实现钱氏的撰文初衷——介绍晚清输入中国的西方文学作品。

结语

通过上述考察与分析发现以下几点：①整体上，《七缀集》中七篇文章在英语世界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既与国内的“钱学”研究形成呼应，提供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结论，对研究钱氏学术思想、普及“钱学”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但是，介、译、研的数量均偏少，且存在失衡现象：介晚于译，译少于介和研，介、译没有互补，译、研未能并举，三个环节没有相得益彰并形成有机整体。②翻译方面，英译最早的是《林纾的翻译》，而不是钱氏基于早期英译本重写的《中国诗与中国画》或《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英译最多的是《诗可以怨》，最少的是《读<拉奥孔>》《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语言、一篇小说》；变译本多于全译本，变译是为研而译，以摘译和参译为主，全译是为译而译。③介绍方面，片段引用和零星介绍多于整书推介和英译本评介，且各篇介绍的次数和详略不同。④研究方面，研究者多为中国学人和华人学者，其中张隆溪的研究最勤、贡献最大；零星、碎片的旁敲侧击式研究多于系统、深入的聚焦式专题研究；不乏新见、洞见和创见，但也存在误解和偏见；单篇论文的重视程度不同，对《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的评述最聚焦、观点较为一致，论及《通感》的学科视角最多，对《林纾的翻译》的关注最早、评述最多、内容最丰富，对《诗可以怨》的挖掘最透、分析最细，《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语言、一篇小说》到目前几乎无人进行研究。

《七缀集》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研究取得可喜成绩，仍有较大改进空间，其经验得失可为中国文学文化作品的外译传播和世界化进程提供借鉴与反思。基于此，本文提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四位一体”指导原则。“四位”涵盖：①一个前提，即中外学人之间的通力合作，在求同存异、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②两条路径，即中国学人主动“走出去”与外国学人积极“引进去”，加强双向互动式跨文化理解和阐释，推动包括《七缀集》在内的中国论著从语言形式和信息内容的译介与研究到思想文化的传承与传播；③三种策略，即坚持以国际传播为导向的优创精选策略、灵活翻译策略、“研究为主和译介为辅”的策略；④四个步骤，即明确作品供需关系、采取中外合译模式、运用译研并举方法、推动区域化与分众化传播。“一体”即坚持“打通”理念下的“介—译—研—受”一体化联动机制，推动中国文化作品主动“走出去”、被积极“引进去”、真正“走进去”。

表1《七缀集》整体及其单篇论文的英译概览

注释

①参见http://brill.com/display/title/24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