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中国大地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在重庆中央大学，一位青年教师守着一方旧书桌心无旁骛，他正在撰写《商君书锥指》。两年后，历史学家顾颉刚看后断言：“此人将来必成大器！”
这位二十九岁的青年，便是后来参与修订《辞海》、主编《汉语大词典》、以《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而蜚声中外的语言文字学家、敦煌学家蒋礼鸿。
早慧少年，以“怪”闻名
1916年，蒋礼鸿出生于浙江嘉兴的一个贫民家庭，幼时，他就表现出迥异于同龄人的聪慧，赞叹之余，邻人都劝他父亲：“一定要供他读书，借钱也要读！”
因家境贫寒，蒋礼鸿的学业断断续续。十二岁时，家人希望他将来从商，于是入读商业专科学校。可是，对于商业，他索然无味，两年后，转入嘉兴秀州中学读初三。
秀州中学是基督教创办的教会中学，学风自由而民主。学校的图书馆也颇具规模，在那儿，蒋礼鸿如鱼得水，从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到胡适和冯友兰编写的哲学史，再到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还有辞书、年鉴之类，他都读得津津有味。
因读书庞杂，高中时，蒋礼鸿已初露头角。因秉性耿直，平时少言寡语，而语出必惊人，他被同学称作“蒋怪”。
对此，蒋礼鸿却不以为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广阔天地里，他只管自由翱翔，文章连连发表在校刊上。
1934年6月，蒋礼鸿从中学毕业，被保送到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后改为之江大学）国文系学习，也因此遇到了让他终身难忘的三位恩师：徐益修、锺锺山、夏承焘。
先生们或是国学大师，或是词学宗师，在他们的悉心培养下，蒋礼鸿不仅对音韵、训诂、考据兴趣盎然，诗词也写得绝佳。夏承焘对他说：“考据词章不妨兼治，锲而不舍，可到陈兰甫，凌氏《梅边吹笛谱》不足拟也。”
欣赏与厚望，可见一斑。
在治学方法上，三位老师给予蒋礼鸿熏陶和启发；在读书态度上，他们教导他要潜心学术，不慕浮华，要做“龙象”。“龙象”，即有大德的人。
在文山字海中，蒋礼鸿夙兴夜寐，手不释卷，经史子集涉猎颇广。没想到，学业未完，抗战全面爆发了。杭州沦陷后，学校解散，无奈之下，蒋礼鸿随恩师夏承焘逃难到温州，在温州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师。
长衫布履的他，看上去木讷寡言，而一旦站上讲台，立刻口若悬河，妙趣横生。学生们敬爱他，“没有一个敢以年少轻之”，而那时，他只是一名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
孤身流落在外，蒋礼鸿愈发担忧远在嘉兴的老母，也曾多次梦到与挚友任铭善同榻畅谈。见他郁郁寡欢，诗人吴鹭山特意赠他一诗：“云从长似垂头鹤，不向人前一饱鸣。带甲千山将母梦，江湖万里逐人行。”
几个月后，学校在上海租界复课。1939年1月，蒋礼鸿从之江文理学院毕业，受聘为国文系助教。
不久，受恩师锺锺山之邀，他在乱世中乘船去往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那儿，新成立的国立师范学院正延揽青年才俊。和蒋礼鸿一前一后到达的，就有国学大师钱基博的儿子钱锺书。
时年，蒋礼鸿二十三岁，钱锺书二十九岁。
在蓝田，青年教师们很快熟识起来，国家动荡，愁绪难免，蒋礼鸿和钱锺书互相激励，潜心学术。
针芥之投，惺惺相惜，对蒋礼鸿的学识，钱锺书非常欣赏，一向很少赞扬人的他这样评价：“云从小字如簪花好女，人品亦如之。”
可是，对于蒋礼鸿的特立独行，年长六岁的钱锺书不免担忧，于是赠《雪喻》诗一首。诗中，钱锺书以“资清以化莫如雪”肯定蒋礼鸿洁身自好，可比冰雪，但同时也劝解他“还期容俗稍恢恢”，意思是应当通融一点，世俗一点。
收到钱锺书的规劝，蒋礼鸿以诗答之。不过，他并不苟同：“与失不恭宁守隘，敢持谔谔配恢恢？”
依然是那个“蒋怪”！
诗词为媒，《商君书锥指》成“爱情结晶”
1941年，钱锺书先一步离开蓝田，蒋礼鸿则继续做一个“狷者”。他放弃做文学家或者哲学家，而是把兴趣转移到“考证之学”上。很快就在文字训诂和古书校释方面崭露头角，在蓝田有了“小圣人”之称。
蒋礼鸿才华横溢，未来可期，同事钱子厚如获至宝。钱子厚是从重庆中央大学调来的，为学生盛静霞的婚事，他可谓操碎了心。
盛静霞是江苏扬州人，出身大家闺秀，家境殷实，在中央大学读书时，老师汪旭初就由衷赞许：“中央大学出了两个女才子，前有沈祖棻，后有盛静霞。”
这样一个才女，又生得清丽出尘，留校任教后引来了众多的追求者，师长们也纷纷帮她牵线。可是，不搞文学的，她不要；志向是“做官”的，她“仿佛受了奇耻大辱”。钱子厚调往蓝田师范学院时心有不甘：“你到底要找怎样的人，把条件告诉我，我到天涯海角替你找去!”
盛静霞于是开出条件：“一要能写诗词，能和我唱和；二要未结过婚的；三是江浙人（生活习惯相近）。”得一“文章知己”是她最大的心愿。
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三点，蒋礼鸿完全符合。大喜之下，钱子厚立刻给盛静霞写信介绍，信中还附上了照片。彼时，盛静霞正为一些莫名其妙的追求而烦恼，看到照片上的蒋礼鸿五官端正，丰神俊朗，“颇有些气度”，她答应先通信交往。
不久，蒋礼鸿的信到了，字迹娟秀，诗词清丽，盛静霞非常满意。在钱子厚的建议下，她帮蒋礼鸿争取到一份中央大学的教职，以便朝夕相处增近了解。
1942年，蒋礼鸿离湘入蜀，辗转几千里，终于千辛万苦到达重庆沙坪坝。然而，盛静霞是失望的，多年后，她在文中回忆了他们的初见：“那天下午他到宿舍找我，我一见竟是个‘光头小和尚’，面黄肌瘦，身材矮小，穿一件土布长衫，着土布鞋，和我想象中的‘翩翩才子’完全两码事。”
这也就罢了，让盛静霞最不能容忍的是，蒋礼鸿不仅笨嘴拙舌，即便办公室只有他们俩人，他也只是看书复看书，长久地一言不发。同事们欣赏蒋礼鸿的学问，却也认为他不是理想的夫婿，“一个动，一个静，即使结了婚，也未必有好下场！”
一次次不欢而散，盛静霞非常苦恼，几个月过去，感情仍难建立。就在这时，钱子厚来信责问：“为何仍未订婚？”在信中，他说蒋礼鸿“品质极好，外似冷漠，内心却极热烈”。
矛盾中，盛静霞申请去白沙的先修班执教，她想暂时拉开距离，让彼此都冷静下来。临行前，她和蒋礼鸿恳切交谈，希望他能改掉不言不语的脾气，并约了来年再相见。
送别盛静霞后，蒋礼鸿失魂落魄，他把种种相思诉诸笔端。“书欲寄，泪先流，不成一字只成愁”、“若容款曲心甘奉，直为相思病亦禁”，读到他寄来的词八首，盛静霞大为感动。此后，诗词唱和逐渐多了起来，感情迅速升温。
几个月后，蒋礼鸿翩然而至，他身穿一件青灰色绸衫，脚下皮鞋锃亮，让盛静霞眼前一亮。更为欣慰的是，对别后的情况，他娓娓道来，与之前判若两人。漫游在白沙附近的山村野寺，他们聊得越来越投机。
在爱情的鼓舞下，蒋礼鸿开始编撰《商君书锥指》，是一本校释《商君书》的书。《商君书》成于战国时期，由于历时久远，经传写翻刻之后，疏谬颇多，在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敢问津者寥寥无几，注释难度可想而知。
把“为无益之事，遣有涯之生”作为座右铭，蒋礼鸿沉下心来攻关夺隘。在重庆的酷夏，他和盛静霞对坐在书桌的两头，一个研究，一个协助抄写，伏案一小时后，看着桌上的四条汗水印，俩人相视一笑。
1945年夏天，感情瓜熟蒂落，蒋礼鸿与盛静霞举行了婚礼。在一方红绸上，两人各写了一首《瑶台第一层》作为爱情誓言，才子佳人令师友称羡。
也是这一年，耗时两年完成的《商君书锥指》，向教育部学术审议会申请学术奖励，获三等奖。那年的学术奖，一等奖空缺，二等奖得主有一位便是闻一多先生，三等奖的含金量显而易见，历史学家顾颉刚更是断言：“此人将来必成大器！”
二十九岁的蒋礼鸿让学术界为之瞩目，这本书，也成为他和盛静霞的“爱情结晶”。
凭借此书，蒋礼鸿本可以升任副教授，可他又犯了“怪”病，以自己年轻为由，婉言推辞，只升了讲师。四十年后，这部“少作”被中华书局列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成为研究商鞅的代表性著作。
四十年冷板凳，破解“敦煌之谜”
抗战胜利后，蒋礼鸿夫妇随国立中央大学迁回南京，没想到，毫无征兆地，蒋礼鸿突然被解聘。据说，是因为新上任的系主任与汪辟疆教授是对立派系，而盛静霞是汪辟疆的得意门生，所以殃及蒋礼鸿，叫他“卷铺盖”了。
被中大中文系“弃如敝屣”，蒋礼鸿倒也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他写了一首名为《去白下口号》的诗自嘲：“飘如一叶出宫渠，进退吾生尚有余。野鹤自安三尺胫，乱书犹累两头驴。偶然桑下曾留宿，何用修门更曳裾？颇觉嵇康无远度，至今人诵绝交书。”
在诗中，他表明自己绝不学嵇康的狂放和愤懑，一定会从容屈伸。
南京待不下去了，蒋礼鸿带着盛静霞一起到自己的母校杭州之江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经院系调整，他们到了杭州大学，蒋礼鸿教古代汉语，盛静霞则教古典文学。
在教学中，敦煌学这一民间文学瑰宝引起蒋礼鸿的兴趣，钻研之下，一发不可收。
由于敦煌变文都是根据国内外收藏的敦煌写本整理校勘，由于年代久远，难免有脱误、错抄，再加上俗字僻词多而难识，使得敦煌变文成了“有字天书”。
蒋礼鸿意识到，如果人们因为读不懂敦煌文献而弃之，那将是历史的遗憾。于是，他开始着手编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钻研几千年前的古籍，尤其是像‘天书’一样的敦煌变文，当然是艰苦的，但读书有了所得，就觉乐了。”徜徉在古文字中，蒋礼鸿悠然自得。别人眼中的枯燥，他却其乐无穷。
教学之余，蒋礼鸿沉醉于手中的卷卷诗书。居住的杭大新村院内，春有双色桃花，秋冬有梅花、芦花，景色怡人，他却完全顾不得欣赏，就连散步都觉得是浪费时间。
两个寒暑之后，1959年，《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由中华书局出版问世。虽然只是一本五万七千字的小书，解释的也仅是敦煌变文中的词语，但所引材料却广泛涉及经书、四史、唐宋诗词、民谣、佛经、碑文等等，牵涉到的书多达百余种。
经过蒋礼鸿的考释，敦煌变文的阅读困难被解决，他为敦煌学的研究者搭起了一架天梯，国外汉学家纷纷赞誉。以自身的体验，蒋礼鸿多次告诫学生：“拳拳相勉无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功”“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
研究无止境，蒋礼鸿沉潜下去，继续对《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加以增补。1960年，第二版出版后，一位日本学者在刊物上撰文推荐：“由于本书的出版，古典戏曲研究已不再是缓缓长夜之路，而是又点燃了一盏明灯，使民间文学遗产的积极发掘变得容易起来。”
在破解“敦煌之谜”的路上，蒋礼鸿走得艰辛而快乐，就在他一心伏在书桌上时，外面世界已是山雨欲来。
1966年，狂飚忽起，蒋礼鸿被揪出。不论如何天翻地覆，他都在心里告诉自己：“你们耀武扬威，不过是昙花一现，最后历史必将会给我作出公正的评价。我坚信：我搞的这门学科，对祖国的文化建设，肯定是有用的。”
在“牛棚”里，当“牛友”们熟睡时，他仍坚持在昏暗的灯光下阅读《尔雅》。后来，盛静霞为他写了诗句：“曾携《尔雅》坐牛棚。”
那段时间，蒋礼鸿把《全唐诗》《旧唐书》等大部头古代典籍都一一存储在脑子里。资料积累多了，揣摩熟了，待用到时，随手便可拈来。
动乱结束后，在其后的二十年中，蒋礼鸿对《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不断增补，到第五版时，字数已达四十万之巨，篇幅比第一版扩大了七八倍。语言学家吕叔湘称赞：“著者对这部书的勤勤恳恳、锲而不舍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被认为是“步入敦煌宝库的必读之书”。1992年，这本书获第二届吴玉章奖金一等奖，是当时全国文科的最高奖项。
晚年时，有一次，蒋礼鸿与季羡林闲谈，他谦虚地说：“我也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写了一本小书。”季羡林微笑作答：“司马迁也只写了一本书。”
“万事不如书在手，一生几度死临头”
1976年，政治运动结束，许多被中断的学术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
那时，有些小国家的代表团来访，带来的礼物之一便是他们的大词典，而当时中国，搜遍全国也只有一部《新华字典》，一度出现“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的难堪局面。编纂《汉语大词典》迫在眉睫，蒋礼鸿受邀参加，并担任副主编。
尽管在古汉语上造诣极深，“种成桃李”无数，然而，白发盈头时，蒋礼鸿还只是一名讲师。他调侃自己：“我的学生都是大教授了，我还是个老而又老的老讲师。”
直到1978年，六十二岁的蒋礼鸿才被超升为教授。“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些话，他挂在墙上，也写进心里。
许多研究需要继续，许多书稿亟待完成，埋首于书桌，蒋礼鸿快意无比。编纂《汉语大词典》的同时，中断已久的《辞海》编委会恢复，他又担任了语词部分的分科主编。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对权威，蒋礼鸿从不盲目崇拜。每每有争议时，他总会想起挚友、同为语言学家的任铭善。自大学时相识，他们就并肩成长，1958年又联袂编纂《辞海》，是“三把刀子”中的其中两把。然而，痛心的是，任铭善已在“文革”中赍志以殁。
往事已矣，为了纪念这位“畏友”，蒋礼鸿将书房取名为“怀任斋”。端坐于“怀任斋”，他完成了《义府续貂》一书，被训诂学家视为珍品；他出版了《咬文嚼字》，“算是漂流在文字海中的一沤”；他的论述源源不断，后来结集为《怀任斋文集》。
一手钻研学术，一手培养人才。古稀之年，蒋礼鸿仍坚持去上课，半节课下来，背后的衣服一直湿到了腰部。那时，他已重病缠身。
1987年，蒋礼鸿查出肾上腺有先天性嗜铬细胞瘤，手术后身体日渐衰弱。即便如此，他依然在病床上为博士生审阅了长达二十万字的文稿，每一处红色批注，都是心血凝成。
学术生命远重于自然生命，对于生死，蒋礼鸿概不萦怀。1989年，蒋礼鸿的学生、博士生导师郭在贻因病去世，他带的三名博士生突然失去导师，一时忧心忡忡。不顾病体，蒋礼鸿毅然把他们接收过来，悉心指导。后来，学生黄征不负厚望，完成了专著《敦煌愿文集》。
多年呕心沥血，医院进进出出，蒋礼鸿的病危通知单一再下达。肺癌悄然袭来时，家人吓得魂不附体，他却泰然处之。只要高烧稍退，只要手术醒来，他便要手执一本书。
医生苦劝他：“蒋老，你不能再看书了！”
护士说：“你还是一本书，叫我们怎么给你挂大瓶呢？”
蒋礼鸿却安之若素：“你挂你的，我看我的。”
因血管硬化，注射药物时，针头不容易插进，有时要连刺四五针。蒋礼鸿也不在意，只管一手拿书，任由护士摆弄。读书，就是他的“安心法”。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后，他豪迈地作了一首打油诗：“阎王不好客，赶出把门关；不用生他气，摆师回杭大！”
住在医院时，蒋礼鸿的一位学生来看望。学生悲形于色，蒋礼鸿作诗劝慰：“命长总要见阎王，命短些儿也不妨。我友应须知此理，勿因我病便惊惶！”
几次履险如夷后，盛静霞戏赠一联：“万事不如书在手，一生几度死临头。”
只要身体稍稍好转，蒋礼鸿便不遗余力地投入到人才培养中。1992年，七十六岁的他致信老友：“今年给我新招三名博士生，连前六个，可谓生意兴隆通四海了。至于财源茂盛达三江，没有我的份！”
行文风趣而豁达。后来，老友戏答：“阎王怕蒋怪，请帖不敢下，也许永不录用。”
遗憾的是，1995年5月9日，蒋礼鸿还是收到了“请帖”，盛静霞的《写在金婚前夕》尚未完成，他已双目紧闭，再无一语。
蒋礼鸿去世后，依他生前遗愿，遗体捐献给浙江医科大学。
“茫茫遗体早无踪，犹有衣冠向晚风。”桃李万千，薪火相传。正如蒋礼鸿的老朋友、学者吴忠匡在悼文中所写：“诵其著述，想见人德，先生千古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