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宗师陈寅恪先生晚年目盲，著述条件受到极大限制，但他以绝大毅力，十年心血，凝铸一书：《柳如是别传》。论者每以陈先生以衰年病目发愤治学，其毅力气魄，宏志大略，颇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至谓其当“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之气节凌夷之际，以“著书唯剩颂红妆”表彰气节，潜发“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幽光，其情可谓悲壮。
实则，我个人认为，这些看法是过于夸大煽情了（尤以陆键东那本大众畅销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为最）——读《柳如是别传》，可以看到陈先生在写作中、在研究中的那种发现一处历史线索、揭出一处历史迷雾的单纯的孩子般的快乐。
如陈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沾沾自喜”（《传》末“稿竟说偈”自状其情语）其考证神通：“虽不敢谓有同于汉廷老吏之断狱，然可谓三百年未发之覆，一旦拨云雾而见青天，诚一大快事也。”
考证之外，还有想象：在历史学家陈寅恪严格的历史考证基础上，文学家陈寅恪以类似于小说家的想象和心理学家的心理推断（如余英时在《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中的观察，“陈寅恪运用历史想象力重建明清兴亡的故事，在《别传》中到处可见，而且是贯穿全书的主线。……由于他的想象入情入理，和一切有关史料又配合得丝丝入扣，所以虽不能证实，读来却使人有如亲见其事。这是想象力驾御考证，而不是全由考证建立起来的历史事实。……我把《柳如是别传》和小说相提并论，也许有的读者会感到难以接受。这其实是他自己的意思。他所说的‘游戏试验’便是指以小说家的想象用之于写史，使他重构的悲剧故事产生可歌可泣的感人力量。但是他的《别传》仍然是真实的历史，毫无虚构。从这一方面说，他的史学境界在最后阶段产生了一次跳跃。”），去一步步走近著中人物、一步步走进历史人物的内心，其所获愉悦欢畅，殊不亚于小孩子在沙滩上奔跑嬉乐捡珍拾贝也。
陈寅恪曾在写给友人刘铭恕的信（1957年2月6日）中说：“弟近年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这是陈寅恪对于自己这一撰述研究的夫子自道，他自己便鲜明地拈出了“游戏”二字，以暗示心曲。
陈寅恪以“游戏”比拟自己的学术“创构”（“亦文亦史”的结构特性等），语中透露的内中那纯粹的学术研究快乐感，吾辈读者试以王国维游戏观（详参向娟《王国维游戏观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4月)一文）参伍以求，必能涵泳其深味。
当然，从总体心境上看，陈先生晚年的确可谓“伤怀”；但具体到著述之“乐”，我们不难从其大著的字里行间感知著者时有表露的“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就是片时之乐，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不知忧之所自。甚至，我还有更深一层的揣想：如同明末士人遁逃于佛门，撰写《柳传》其实就是陈先生遁世之“禅”。
无独有偶，中国二十世纪另一大学者，钱锺书先生，其写作《管锥编》，与陈寅恪先生撰述《柳如是别传》，在撰著精神上似也深度可通。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1954年属草、1964年竣稿，这十年，尚可谓只是钱锺书诗中所谓“隐隐遥空碾懑雷”“啼鸠忽噤雨将来”的山雨欲来之前夕。而逾百万言的《管锥编》则撰写于浩劫十年之后期，正是华夏文化史上最黑沉沉的不尽暗夜。在那压得人窒息的黑夜里，压得文化快要熄灭的黑夜里，钱先生也需要遁世之“禅”，也需要他的《柳如是别传》——这就是，《管锥编》。
钱穆写《国史大纲》，是抱着抗战不胜、国族覆亡、为族存史之最坏打算；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如其在《赠蒋秉南序》中所说“贬斥势利，尊崇气节”，如其在赠蒋秉南诗中所道“草间偷活欲何为，圣籍神皋寄所思。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他是要在华夏文化被扫地荡尽之秋，为中国文化作一灯之传。窃以为，容安馆写作《管锥编》之怀抱，当不外乎未学斋、寒柳堂。
钱、陈二大师之相通，在“文化传灯”而外，尚有“游戏精神”。李洪岩在所著《钱锺书生平与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对钱锺书所谓“解颐正复资解诂”特致重视（页462-464）：
以解颐资解诂，就是在嘻嘻哈哈、开心找乐中便把道理讲了。换言之，最严肃的事偏偏要以最不“严肃”的方式去对付，枯干人眼中的所谓“没正景”“耍贫嘴”“不严肃”盖可归乎此类。……钱锺书爱看漫画，哈哈大笑；富于痴气，童心不泯；爱开玩笑，出神入化；喜欢诙谐、滑稽、讽语、妙喻，都可归入“以解颐资解诂”的范畴。……
《管锥编》第317页说：“康德尝言，解颐趣语能撮合茫无联系之观念，使千里来相合，得成配偶。让•保罗至喻之为肯作周方、成人好事而乔装神父之主婚者”。在“解颐”中，往往一名之训于心要得具圣解。例如“游戏”，便有神通、有三昧，“席勒以为造艺本于游戏之天性；近人且谓致知穷理以及文德武功莫不含游戏之情，通游戏之事。”钱锺书说：“解颐正复资解诂。”不明此理，便难于读通《管锥编》。《〈管锥编〉述说》的著者便在这方面跌了跤，钱锺书在给周振甫先生的信中对该书提出批评——
抄示一节，则似于此节词意不甚理会。弟原文乃嘲弄口气。言“葛洪”败笔，乃承《古元之》《三仙传》二节言得道者“无漏”来；下文且引释典及西方神学家言成佛及上帝“无矢溺”，以见在此点上中西古代论者心理大同，皆较葛洪为进一解，故曰“疏忽未之思尔”。“人体”而“神去肉体”，“人心”而“神可有凡心”；蔡君似未分究也。于弟之诙谐，亦似未解；此等谈神说鬼处，于古人只能采半庄半谐态度，读拙著者如“鳌厮踢”，则参禅之死句矣。故拙著不易读者，非全由“援引之繁、文词之古”，而半由弟之滑稽游戏贯穿潜伏耳。
这里所谓“嘲弄口气”“弟之诙谐”，“半庄半谐态度”“滑稽游戏贯穿潜伏”，都是夫子自道，也就是以解颐资解诂。
《管锥编》第四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七九•全宋文卷五五”专论“游戏神通”：“席勒以为造艺本于游戏之天性；近人且谓致知穷理以及文德武功莫不含游戏之情，通游戏之事，充类以至于尽矣。”——揆诸钱先生自己的撰作和学术研究，我们可知，他的“滑稽游戏贯穿潜伏”，正合于此一造艺谈艺、“致知穷理”之普遍原理。
寅老以“解诂”资“解颐”（以学术研究为最大乐趣），钱公以“解颐”资“解诂”（在开心找乐中便把道理讲了）。两位大师的学术路径，似相反，实相成：学术研究中有纯粹深长、莫可言宣的快乐；以做游戏的快乐心态（“半庄半谐”“滑稽游戏”）灌注贯穿于文艺评析学术研究之中，方可臻“致知穷理”之妙谛至境。事实上，“解诂”与“解颐”，在做学术这一“做游戏”的过程中，非泾渭之分明，实水乳之交融，你中有我，彼中含此，浑融而一，焉可分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