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生于江苏无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作家。1929年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20世纪30年代赴欧洲留学，归国后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1953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82年起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谈艺录》《管锥编》等著作立足于中国传统文献，又广泛汲取西方文明精华，融会贯通，博大精深，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被誉为“文化昆仑”。对其毕生所贡献的学术及文学成果的研究，业已形成一门“钱学”。
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1]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杨叔子也曾多次论及人文的重要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就是落后，一打就垮；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民族传统，没有人文文化，就会异化，不打自垮。”[2]本文尝试分析一代奇才钱钟书的传统人文治学精神与方法，意在使广大青年学子领略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的魅力与典范，以期有更多的优秀学子注重中西治学方法的交融，开辟治学新路径。20世纪中国的两位大师钱钟书与华罗庚，一文一理，人们可能熟知二者不少相似之处：生于同年（1910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留学欧洲而没攻读博士学位，于28岁归国后同被清华大学聘为正教授。但是人们也许不知道，两位大师有如出一辙的学术素养比喻。钱钟书曾说诗人的情与言的关系，犹如刀之背与锋：“锋不利，则不能入物；背不厚，则其入物也不深。”[3]华罗庚则以刀背与刀锋比喻科学家的基本功与新思路。中国近现代杰出的科技大师，大多在少年时代已确立了中国优秀治学方法之根基，在此基础上接受西方近现代科学知识与方法，不仅没有障碍，而且在留学过程中屡创奇迹。杨振宁曾多次论及自己早年因受中国与西方两种训练而学术优势明显，钱学森也是导师冯·卡门团队的佼佼者。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深刻地嵌入科学创新的还有竺可桢，其赢得世界性声誉的经典之作《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思想方法融会贯通的杰作。西方的科技大家也不乏得人文学识之助而作出重大科学突破者。爱因斯坦的数学、物理素养在物理学界比较平常，但因其突出的哲学思维而独辟蹊径；法国物理学家德布罗意早年攻读人文学科，后转向物理，因有卓越的历史意识，而从光学波粒二象性的发展得到启示，大胆想象物质也有波的一面，终为实验证实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钱钟书是公认的中国现代顶尖人文学者与作家，也是具有深广世界影响的人文大师。20世纪80年代学界曾开启“钱学”研究，迄今学界对钱钟书关注与研究的热度依然未减，而社会各界对钱钟书与杨绛的学识、风格与人格的兴趣更是有增无减。以下尝试从天分以外的因素，解读奇才何以成为奇才之谜，望识者教正。![]()
钱钟书早在读初中时，中英文成绩就居全校之首，水平远高于一般同学，后因文史成绩优异被录取到清华大学文学院外文系。入学后，钱钟书勤奋好学，才华横溢，深得文学院名教授的赞赏。吴宓教授学贯中西，见多识广，也自叹弗如。吴宓曾对学生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在年轻一辈人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4]42哲学大家冯友兰教授更直称其为天才：“钱钟书不但英文好，中文也好，就连哲学也有特殊的见地，真是天才。”[4]42其时，清华大学外文系学生有“三杰”，清华大学文学院有“三才子”，钱钟书两项皆列首位。“三杰”之中还有曹禺（万家宝），“三才子”中还有夏鼐与吴晗，日后均成为中国学界栋梁。从海外留学归国的钱钟书，年仅28岁，就被聘为清华大学正教授。早在桃坞中学初三年级，钱钟书中英文成绩居全校之首，其时他已迷上英文原版小说，因而学得地道纯正的英语，受到外籍老师称赞。与此同时，他阅读了严复与林纾翻译的外国学术与文学著作，大大扩充了知识面。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得父亲钱基博教授亲炙，钱钟书已非泛泛而学，早已开始研读《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相当专业化的古典文献，且形成了与其父平实文风大异其趣的新奇华丽文风，已可代父写信与著文。其时，无锡钱氏家族学界前辈钱穆先生完成了专著《国学概论》，向钱基博教授征序，钱基博欲让儿子代笔。钱钟书很快写成，父亲审读后一字未改，交给了钱穆，后成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学概论》的序言。走上文坛后的钱钟书，其创作水平与影响力非一般名家可及，其关于中国诗歌的论著《谈艺录》被誉为“中国诗辞的里程碑”；《宋诗选注》对许多宋代诗人的作品，充满自出机杼的独到评论，该书序言更是一篇融文、史、哲于一体的杰作，资料、思想、文笔俱称一流；《管锥篇》则被誉为不朽的文化巨著，该书旁征博引，除论及文学，还兼及几乎全部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全书独到的评论以及中外文化的对照比较，可谓深入了解与研究中国文化的路标与捷径；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因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而家喻户晓，“美国大学中研究中国文学的博士生有不少以此书为博士论文题目……有的评论家还把它作为中国的‘经典作品’”[4]111。《七缀集》是钱钟书晚年的一本论文集，收入7篇论文，有的文章是1980年11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稿，备受日本学界推崇；有的文章对中国画与中国诗的特征，作出了深邃的美学分析。钱钟书在《管锥篇》《七缀集》中多次论及翻译，钱钟书的《林纾的翻译》，从训诂学、考据学、词章学、修辞学、文学、史学视角论翻译，他的译论成为翻译理论界的经典之作。此外，他还是《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的主要成员。钱钟书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西文化的比较领域，天马行空，奇气独调，高见卓识，虽然批评了古今诸多名家，甚至得罪了不少人，但确实提出了切中肯綮的真知灼见。如杨绛所言，“钱钟书只是博学自信，并不骄傲。”[5]229事实上，从青年时代开始，钱钟书一直不乏赞赏者、崇拜者和喜欢者。在海外学术界，钱钟书也声名远扬，为中国人文学术界争得了崇高荣誉。杨绛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高傲的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哈里·莱文（H. Levin）不得不服膺钱钟书：“就是这个高傲的人，与钱钟书会见谈学后回去，闷闷冒出一句，‘我自行惭秽（I’m humbled）！’陪同的朱虹女士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还有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我一无所知。’”[5]230钱钟书晚年非常内敛谦和，但青壮年时代却是艺高胆大、锋芒毕露。还在清华读书时，他就在学术上批评过朱自清、冯友兰、周作人、俞平伯等名家。“清华文史方面的教授很少没有受过钱钟书的批评的”[4]44。清华研究院的几位权威，似乎只有赵元任未见被批。笔者阅读《谈艺录》时，也时见其批判学术大师的文字。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旷世奇才，钱钟书引发了中外无数人士的好奇。“奇才何以成为奇才？”即是一个普遍感兴趣的问题。这一疑问虽可以从天赋异禀、社会环境和主观作为三个方面去解读，但天赋异禀不可学，社会环境不能复制，对于奇才钱钟书，最宜从主观作为方面寻求激励后人的启示。以笔者浅陋之见，后学可从志向高远、功夫浩繁、治学得法等方面窥见钱先生的主观作为。王阳明曾言，学士文人与技师百工，要在事业上取得成就，首先要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飘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6]钱钟书天赋异禀，聪明过人，但学问上的潜心钻研、持之以恒，却不能不归功于早年的立志：“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7]163钱钟书自谦说，没有大的志气，只想做做学问。事实上，若能在早年就立志贡献一生做学问，而且在专业上超越前人、迈向新的高度，就不是一个小的志向，而是胸有家国情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献身文化创新的大志气。难能可贵的是，钱钟书一生，无论身处国内国外，经历战乱和平，未曾出名或已有大名，也不管遭到批判还是备受追捧，始终不为各种压力或诱惑所动，而是潜心一志，认准目标，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攀登新的高峰。清华大学本科毕业时，钱钟书谢绝了教授与校长挽留攻读硕士学位的好意；留学英国得到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并获最优等荣誉称号，又谢绝了校方中文讲师的聘任；此前（1935年11月）美国纽约大学现代文学教授贝克利斯（J. Bakeless），特地到牛津看望钱钟书，邀请他合作撰写一部文学批评史，钱钟书婉言谢绝[4]53-79。抗日战争胜利后，中西方的生活水平与待遇有很大差别，钱钟书又谢绝了常人求之不得的联合国工作岗位。据杨绛回忆：“国民政府某高官曾许钱钟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钟书一口拒绝不要。我认为在联合国任职很理想，为什么一口拒绝呢？钟书对我解释：‘那是胡萝卜’。他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受‘大棒’的驱使。我认为他受到某高官的赏识是命。但他不吃‘胡萝卜’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自由意志。因为在那个时期，这个职位是非常吃香的。”[5]75非常历史时期的冲击和晚年疾病的折磨，也丝毫没有动摇钱钟书的远大志向。1972年3月，钱钟书与杨绛从干校回到北京，住在女儿钱瑗任教的大学的寝室，三楼朝北的房间，非常阴冷。当时钱钟书身体很差，常发哮喘病，有一次病情加重，经医院抢救四个小时方才脱险。后来钱钟书与杨绛搬到文学研究所的办公室，在那里又一住两年。就在那样的氛围和条件下，钱钟书没有忘记文化的使命，继续潜心一志地著述，被誉为“国学大典”的《管锥篇》初稿，就诞生在特殊历史时期的衰病中的钱钟书之手。文艺创造与科技创造及其他一切文化创造一样，不仅有天分之助，而且必以功夫为基。再聪明的人，要想成功也必须下苦功夫。但是天分与功夫，孰重孰轻，占比若何，迄今并无科学的确切分析，而只有大略的经验性记述。如关于书法艺术，南朝梁代庾肩吾在《书品论》中比较王羲之、钟繇、张有道三位书法家时说：“张功夫第一，天然次之……钟天然第一，功夫次之……王功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功夫过之。”[8]2088钱钟书认为，本此议论，“后世品诗衡文，惯以‘天然’与‘功夫’对照，如赵翼《瓯北诗钞·绝句》卷二《论诗》之四：‘少时学语苦难圆，只道功夫半未全；到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8]2088此与发明家爱迪生“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的看法大相径庭，至于灵感与汗水何者更重要，我想按照辩证法，绝无简单的答案，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徐悲鸿的见解则有许多教学案例支撑：“艺人之敏者，亦必手写一物至千遍方熟，中人必两千遍，困而知之者必五千遍，庶得收庖丁解牛之功，见乎作品，方能游行自在。”[9]徐悲鸿的教学经验表明：无论天分如何，训练功夫都不能低于基本底线，否则天分再高之人也不能成功。而天分不高功夫深厚者，也可通向成功。其实，一千五百年前的颜之推早就告诉人们：“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10]钱钟书是聪明人，敏慧加苦功，所达境界远远不止精熟，而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但是，在解读奇才钱钟书成功的主观因素时，笔者发现，其苦功常为异禀所掩。事实上，钱钟书是双一流人才：不仅天分一流，苦功同样一流。笔者常为杨绛《走到人生边上》中的一幅插图所震撼：《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与《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这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钱先生手稿的两幅照片，中文笔记共9册，外文笔记共49册，原始的笔记资料可能更多。因为在搬家过程中曾有长篇小说《百合心》的手稿丢失事件。钱、杨从干校回北京后，杨绛“花了整整两天功夫……这才整理出五大麻袋读书笔记，运到办公室的住处，如山一般堆积起来”[4]194。钱钟书就在这些笔记的基础上，动笔写出巨著《管锥篇》。据杨绛记述，钱钟书“生前留下了外文笔记178册，34,000多页。中文笔记手稿83本” [5]232-233。中文笔记若也按每本200页计算，83本共计16,000多页，中外文笔记总计就达50,000多页。这是一个惊人的数量，背后的阅读量更是超乎想象。仅《管锥篇》一书，“征引四千位作家和上万种著作，其中征引的西方学者和作家达千家以上，征引一千七百八十种包括数种语言的著作。内容广博，实为空前”[4]198笔者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老先生们有一个说法，研究生只要做10,000张卡片，就可毕业。3年多以后毕业时，笔者所做卡片远未达10,000张，同学中达标者估计也是凤毛麟角。传统中国文理各科学者，在笔者印象中，只有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世界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先生做的卡片超过了50,000张。可以说，了解钱钟书数十年孜孜矻矻写下的50,000余页笔记，对钱钟书何以独步文坛，也就懂得大半了。一流顶尖人才，尤其是近现代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伴随着突飞猛进的科学发展，其治学方法日新月异，除学习继承老方法外，还常常自创新的方法。如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达尔文基于生物形态与环境实地考察的比较法；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方法；图灵奖得主费根鲍姆，则以物理、数学与计算机三法交叉融合突破湍流理论；1979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得主豪斯菲尔德，综合电子、计算机与医疗技术发明了CT，等等。钱钟书作为顶尖的人文学者，虽在治学上一直走自己的路，但因人文学科早熟老成，在钱钟书青壮年时代，科技与人文交叉研究又未形成气候，致使其治学方法基本沿袭人文学科的旧有套路。令人惊赞的是，凭借独绝的博学与才华，钱钟书将传统人文学科研究方法发挥到极致，使其在专攻领域的研究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钱钟书治学的一个利器是语言工具。其中文水平无需多言，外文水平更是独步业界。在教会学校桃坞中学读书时，钱钟书就非常喜欢英语，“他的英文完全自学，既不能归于家教，也不能说得益于听课，而是他语言天才的体现和大量阅读外文原版书的收获”[4]28-29。留学牛津大学时，钱钟书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得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并得到最优等的评价。与此同时，钱钟书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他看侦探小说，阅读极快，每天可以读一本……当然他读得更多的还是如康德、黑格尔、萨特、弗洛伊德、克罗齐等人的哲学、心理学、美学著作。”[4]78钱钟书还到巴黎大学高年级班进修一年，读了不少法文、意大利文的文学著作。此外，又掌握了德文、拉丁文等数种欧洲语言。从海外归国后，28岁的钱钟书被破格聘为清华大学教授。此时钱钟书已可俯视清华大学外文系的资深教授们，所评虽不免张狂，但也是其外语与学术水平高超的反映。数十年后，钱钟书、金岳霖同任《毛泽东选集》英译组成员，一次金岳霖翻译“吃一堑，长一智”不太顺利，向钱请教，钱钟书几乎不假思索地脱口而道：“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义、形、音俱佳的神译，令留美博士金岳霖钦佩不已。1979年5月，钱钟书访问美国耶鲁大学，给费景汉教授的印象是，“他在茶话会上提到一位美国诗人，他用优美的英文背诵一段那位诗人的诗作。提及另一位德国诗人，他就用标准的德文背诵了他的一篇作品。再提及一位拉丁诗人，他也能用拉丁文来背诵一段……真是把在场的美国人吓坏了” [4]222-223。钱钟书治学的另一个利器是理论工具。比起语言工具，钱钟书的理论工具似乎影响较小。实际上，钱先生绝非没有理论，只是说写作时更青睐列举事实与运用比喻，不喜欢多谈抽象的理论，有必要时钱钟书也会拿起理论工具这一利器。本文前面已指出，钱钟书正确理解了叔本华悲剧的涵义，并藉此批判了王国维以叔本华悲剧解释《红楼梦》的谬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伴随嬉笑怒骂形象描写的，是深刻的人生哲理。正如识者所言，“小说的中心意象‘围城’是一个由作者明确指示的哲学命题，它既是人类爱情婚姻的明喻，也是一种文化精神和人类生存困境的象征。我们有理由说，《围城》是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对人类存在的一次形象性哲学剖析”[11]。再看《宋诗选注》的长篇序言，关于“形象思维”、文艺作品的“源与流”“所以然”与“所当然”的分析，无不充满唯物辩证法的辉光。钱钟书不仅善于学习运用理论，而且敢于总结创造新理论。在他的论文集《七缀集》中，有篇名为《通感》的论文，提出并深入分析了文学描写中一个普遍却长期被忽视的认识论问题：“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体似乎会有体质。诸如此类，在普通语言里经常出现。”[12]65钱钟书并举出例证：古诗有“红杏枝头春意闹”，日常语言里说“光亮”，也说“响亮”，并从哲学理性高度提出“通感”概念，并以古今中外的大量资料予以论证。我们能说钱钟书先生只是博闻强记、缺乏思想理论吗？博览勤记，如韩愈《进学解》所言：“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批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篡言者必钩其玄。”[13]这是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的精华。博览群书，或是人文社科治学的世界性通则，但加上勤记笔记，尤其是背诵强记，则是中国传统人文社科独特有效的训练方法。老一代卓异的学人无不经历博览勤记的强化训练。道光十六年，曾国藩赴京参加进士考试失败后，借款百两银子，并典当衣服，购买二十三史等书，回到家中，几乎足不出户。超越应试范围的博览勤记，终有回报，不仅科考列榜，而且还开辟了通往文史大家的路径。曾国藩在京师翰林任上，继续博览勤记，如在浩如烟海的古诗中，“抄选十八家之诗”，编成近代文人喜读的《十八家诗钞》[14]。《曾国藩全集》中，还有一册《读书录》，是曾氏读书笔记，近30万字，皆是有独到见解的心得笔记，所论典籍从《周易》《庄子》《楚辞》《史记》至清代桐城派，含经、史、子、集49种。其后来指导家人读书的经验，都离不开博览与勤记。咸丰十一年，曾国藩致信长子曾纪泽，指导其读书治学，指出“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看”指阅览，“读”指诵读与抄记，“写”指书法，“作”指作文。曾国藩尤其叮嘱曾纪泽，要坚持抄记：“尔去年曾将《文选》中零字碎錦分类纂钞，以为属文之材料，今当照常摘钞否？已卒业否？或分类钞《文选》之辞藻，或分类钞《文选》之训诂。”[15]曾氏对两位兄弟（澄弟、沅弟）则传授了博览方面的经验：“一曰看生书宜求速，不多阅则太陋；一曰温旧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16]曾国藩还特意强调读书人离不开随时抄录的小本子。领袖兼学者的毛泽东有卓异的人文社科素养，青年时代养成的博览勤记习惯贯穿终生。早在东山学校就读时，毛泽东即长于博览勤记，1936年曾与斯诺谈起当年的情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17]18在毛泽东读过的那本《新民丛报》原件上，还保留了许多批语。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读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方面的很多书，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斯宾塞的《逻辑》及穆勒、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古希腊的故事，等等，所记笔记有一大网篮。迄今幸存的课堂笔记是20岁时毛泽东所记，《讲堂录》共有24页，有全文抄录的屈原著作《离骚》《九歌》，有杨昌济教授修身课的笔记，有袁吉六老师国文课的笔记，还有研究韩愈文章的许多笔记。博览勤记的方法使毛泽东掌握了梁启超式和韩愈式的文风。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17]26至于毛泽东青年时代博览勤记的训练，与后来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及诗词创作的内在联系，则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传播的开拓者李大钊，也是博览勤记的高手，不仅熟读《共产党宣言》这一经典，而且能背诵其中的许多内容。关于钱钟书的博览勤记，杨绛有段记述：“钱钟书从小立志贡献一生做学问，生平最大的乐趣是读书，可谓‘嗜书如命’。不论何等境遇，无时无刻不抓紧时间读书，乐在其中。无书可读时，字典也啃，我家一部硕大的韦伯斯特氏大辞典，也被他逐字精读，细啃不止一遍，空白处都填满他密密麻麻写下的字：版本对照考证，批评比较等等。他读书多，记性又好，他的旁征博引、中西贯通、文白圆融，大多源于此。”[5]229-230钱钟书记性自然很好，但记性再好也不能不以笔助记。据《钱钟书传》记载，钱钟书在清华读书时，上课从不带笔记。但是，“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划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划线和评语大多出自此君之手”[4]37-38。又据《杨绛传》记载，留学牛津大学时，牛津大学图书馆“藏书远远超过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在这里，嗜书如命的钱钟书和杨绛如鱼得水。除了听课外，他们把差不多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读书上……广泛涉猎文学、哲学、心理学、历史……一本接一本地阅读，并做详细的笔记”[7]104-105。钱钟书最终留存下来178册外文笔记、83册中文笔记手稿。钱钟书所显现出来的超强记忆力，不能仅从天赋异禀去解读，而是天生的记性与博览勤记的共同贡献。强记训练所形成的记忆，常常远超人们的想象，如关于圆周率的记忆，如不刻意专门训练，记性再好的人也许难以记到100位，但一个聪明的学生，经刻意的专门训练，就可以轻松记到数百位。钱钟书脱口而出的旁征博引和精准记诵，当作如是观，是聪明人苦功浩繁的回报。“车轮战法”本是钱钟书赞誉苏轼善用比喻的一个说法：苏轼“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而贴切，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莎士比亚式的比喻。一连串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地搞得那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在中国散文家里，苏轼所喜欢的庄周和韩愈就都用这个手法。例如庄周《天运篇》连用‘刍狗已陈’、‘船行陆，车行水’、‘猿狙衣服’、‘桔槔’、‘相梨橘柚’、‘丑人学西施’六个比喻来说明不合时宜这一点；韩愈的《送石处士序》连用‘河决下流’‘驷马驾轻车就熟路’‘烛照’‘数计’‘卜龟’五个比喻；苏轼的《百步洪》第一首诗里写水波冲泻的这一段：‘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里七种现象，错综利落，衬得《诗经》和韩愈的都呆板滞钝了”[18]。钱钟书本人的学术文章，犹如苏轼的诗与庄、韩的散文，为说明一个见解或描写一种状态，喜欢大量引证，只是所引证的不限于比喻，多是前人著作中的内容。阅读钱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篇》《七缀集》等著作，一个鲜明的印象就是“车轮战法”式的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学贯中西的钱先生，生于现代，可以说将“车轮战法”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钱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通感”理论，所用论证方法也不落流行套路，几乎不用演绎推理，而主要运用归纳法，具体方式即是“车轮战法”。如关于视觉、听觉可以打通的论证，从宋代宋祁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开始，一连列举唐代司空图，宋代苏轼、黄庭坚、陆游、晏几道、范成大、陈与义、马子严、毛滂、陈耆卿、赵孟坚、陈造、释仲仁等13位著名与不著名的作者的诗文为证。最后归纳总结道：“‘闹’字里把事物无声的姿态说成好像有声音的波动，仿佛在视觉里获得了听觉的感受。”[12]63-64钱钟书先生这项研究似乎是象牙塔里的阳春白雪，其实也不然，诗文创造者据此开拓思路，或可创新写作方法；商企命名也不妨借鉴此法，今日长沙即有一雅致楼盘，名叫“听香水榭”。在《管锥篇》中，“车轮战法”更是得心应手。如关于“以云喻梦”的描写手法，钱钟书不仅追根溯源，穷举流变，且放眼域外，中西印证。钱钟书指出，南朝齐人张融《海赋》篇是以云喻梦的源头，“浮微云之如梦，落轻雨之依依”的描写，“拟云于梦，得未曾有一”[8]2095。接着钱钟书列举出白居易、崔橹、皮日休、苏轼、孔平仲、李从周、谭宣子、陈逢辰、曾棟、舒梦兰、江湜等从唐代至清代的11位诗文家作品，极尽“以云喻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流变。最后又引证德国诗人和法国作家的相似描写。统观中外各家之描写，笔者感觉还是中国白居易“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的意境最佳。上述三法使钱钟书治学别开生面，独树风格。但三法与其说是“巧”，毋宁说是“拙”——梅花香自苦寒来。工具锐利、博览勤记、车轮战法，任何人都不可能天生而成，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定天分加后天磨砺而成。至于天分与后天的占比，尚不能为当代认知科学所分析解读，后学所应注重的不是被神化的钱钟书先生的天分，而是钱钟书先生天分以外的超常努力。![]()
当下得先进电子信息系统助力的后学，面对钱钟书先生深钻的领域大多望洋兴叹。以笔者之见，既得先进电子信息工具的优长，又受深厚传统治学方法的滋养；既有当代前沿文化思想的引领，又得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助力，或是后学们迈向学术新高度的必由之路。一代奇才钱钟书的学风、才华、成就，自然值得尊敬与效法，但不可神化，其天分之外的超常努力，更值得后学关注。[1]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 OL].(2016-05-18)[2022-10-22].http://www. xinhuanen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2]张从志,谢婷婷,雷宇. 杨叔子院士：没有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N].中国青年报,2016-09-12(12)．[3]君华.钱钟书艺术人生妙语录[M].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2:318.[4]孔庆茂. 钱钟书传[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5]杨绛. 走到人生边上[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6]王阳明.教条示龙场诸生[M]．／/张冠湘,刘城怀,谷育葛等. 古诗文名句录.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115.[7]桑妮. 杨绛传[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8]钱钟书. 管锥篇(四)[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8.[9]徐悲鸿.悲鸿随笔[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173.[10]颜之推. 颜氏家训[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2:138.[11]肖同庆. 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M]. 合肥:安教育出版社, 2000:271.[12]钱钟书. 七缀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13]吴楚才,吴调侯.古文观止[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5:409.[14]曾国藩日记[M]. 长沙:岳麓书社, 2016:275.[15]曾国藩全集·家书一[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764.[16]曾国藩家书[M]．长沙:岳麓书社, 2015:358.[17]江东然.博览群书的毛泽东[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18]钱钟书. 宋诗选注[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99-100.作者简介：朱亚宗，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史、科技哲学。
文章来源 |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22，45（4）*文章及图片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本公众号已标明来源，如有涉及侵权，请联系我们，即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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