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承法：全译“化境论”体系建构

    摘要：钱锺书1964年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标举的“化境论”一直受到学界的考察、阐释、评析和运用，但被普遍认为是自发的、片段的翻译思想，而非自成一体的翻译理论。本文基于整体观和跨学科视域，采取“以钱解钱”、“以钱证钱”、文字训诂和阐释循环等方法，建构包括来源、本质、原则、过程和机制在内的“化境论”体系，以期发扬光大钱氏翻译思想，推动中国传统译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助推深入系统的“钱学”研究。

     关键词：钱锺书；“化境论”；翻译思想；全译；体系建构

      “化境论”是钱锺书1964年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从文字训诂出发、针对林译现象提出的翻译思想，其核心要义是挖掘出“译”“诱”“媒”“讹”“化”之间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学界耳熟能详的是他对“化”的界定：“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 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锺书 2002：77）“化境论”一提出即受到高度关注，学人们在聚焦研究、比较研究和整体研究三大类别以及来源考辨、内涵诠释、功能评价、译艺赏鉴和平行比较等14个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产出了系列研究成果，但在研究队伍、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效上存在“十多十少”的失衡现象（余承法、庄义辉 2021）。学界普遍认为“化境论”只是钱氏偶尔表达的孤单见解和片段思想，而非自成一体的翻译理论。

     钱锺书向来无意，也不屑建构理论体系，因为他认为“自发的孤立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钱锺书 2002：33−34）。不仅包括“化境论”在内的钱氏翻译思想尚未形成理论体系，其整体的学术思想也是“以通览为基础”“以现象学为导向”“以非体系化为呈现方式”（蓝红军 2023：61−71）。刘靖之、罗新璋较早发掘了“化境论”的地位和价值，但都认为它无理论体系：前者指出“化境”是钱氏对翻译的独特见解，是朝向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最高目标（刘靖之 1981：19）；后者强调“化境”是构成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本身并未构成一个体系（罗新璋 1984：19）。有人区分了“翻译思想”与“翻译理论”，认为“化境说”至多只能定位于翻译思想（黄忠廉 2016：5）；有人综合学界观点，指出“化境论”是钱氏针对林译现象的重评而萌发的片段翻译思想，并非他刻意建构的翻译理论体系（余承法、梁琪婉 2023）。

     也有学人意识到《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隐藏的某种系统化思路，如：王宏印（2003：190−191）坚信“以钱氏的渊博和精深，本来是应当有系统的翻译理论建树的”；杨全红（2019：38，65−74）质疑“钱氏译论无体系”的观点，认为他使用的成套术语“当也能构筑起‘化境’译论体系”；施佳胜、王心洁（2013：76）指出“钱锺书翻译思想应视为由‘化、讹、媒’组成的‘一分为三’的体系”。这些学人在表述中使用的“应当”“当”“应”等能愿动词表明，他们注意到“化境论”的“潜在体系”或“隐含体系”，但只是提出了“应然”问题，而未证实“实然”问题。学界往往注重搜集、整理、阐释和评析钱氏翻译思想，迄今为止的系统建构仅见于蓝红军（2023：144−186），但他只涉及本体、功能、方法和要素四个方面。李寄（2022a，2022b）指出“化境论”是一个由“化”“媒”“诱”“讹”等关键字支撑的文学翻译理论体系，诠释了其中的“诱”“媒”，但他局限于说文解字和文本细读，缺乏整体观照和互文视域。

鉴于此，本文采取整体观和跨学科视域，基于钱锺书译思与译艺，充分、辩证吸收已有研究成果，采用“以钱解钱”、“以钱证钱”、文字训诂、阐释循环、联类、打通等方法，尝试建构包括来源、本质、原则、过程和机制在内的全译“化境论”体系，以期发扬光大钱锺书学术思想，推动中国传统译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本文基于图文整合模型理论、认知负不同于学者此前简单提及“化境”“同化之境”“化而为一”“信达化”等概念，钱氏从文字训诂出发，通过评析林纾的翻译，结合自己多年的翻译实践和理性思考，提出了富有创见和影响深远的“化境论”。“化境”是翻译实践中难以企及的目标、翻译研究中不能忽视的重要话题、中国译论发展 史中的核心术语，因此有必要首先考察其源流。

2.1 “化”“境”“化境”的阐发与挪用

钱锺书（2002：77）从许慎关于“囮”的一段训诂中挖掘“译”的“虚涵数意”，透视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于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他将哲学变化范畴中的“化”与文艺境界范畴中的“境”相联系，将古典文艺美学中的“化境”概念挪移为翻译范畴。他曾援引荀子对“化”的界定：“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钱锺书 1986：472），既用“化”点评严复、林纾和克洛岱尔等人的译作，主张译者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和艺术创造性，又对“境”与“境界”“意境”的源流娴熟于心，多次评析儒、道、法家论悟言境，进一步明确“境”的内涵，阐述造艺中人与万物、人与艺术、心与手之间的互动关联。从钱氏释“化”时用带有引号的“化境”可以看出，“化境”并非他的首创，而是他对这个文艺术语进行的概念挪用、内涵限定与外延扩大。他在提出“化境”的前后，多次分别提及或论述“化”“境”，可见他心目中的翻译“化境”最初不是一个整体概念，也非单纯源于文艺“化境”，而是一个由“化”向“境”、因“境”求“化”的直观感悟和理性提升的过程（余承法、庄义辉 2022）。

2.2“化境论”考镜源流

从钱锺书对“化”“境”“化境”的阐发和挪用可知，“化境”兼含“化”“境”两个概念，是求“化”行为和入“境”结果的有机融合和高度统一。“化”为实，重在求“化”过程，强调翻译艺术的再创造；“境”为虚，重在结果，强调艺术升华的效果，入“境”是求“化”成功的标志。

     文字学上，“化”的“化生”本义逐渐消失，“变化”“教化”等引申义日益成为主流，万“化”不离其本，即世间万物的形式改变和时空跨越都离不开其本源和实质。哲学上，“化”与“变”经历先分、后合、再分的认识过程，由单一概念合成整体概念，再演变为对偶范畴，分别接近事物量变和质变的内涵。“化”作为一种微观、缓慢、不易察觉的量变过程，是一种形式变动而内容保存的渐化状态。美学上，“化”的“变化”义更加突出，成为中国古典文艺中一个特殊的审美范畴，进而衍生出儒家的“教化”、道家的“物化”“独化”、佛家的“坐化”“化境”、阴阳家的“转化”等子范畴，侧重艺术创作的出神入化。

    “境”是译者准确消化原文内容、有效化解语际矛盾、成功“化生”译文之后进入的艺术极境，是译作正“诱”功能有效发挥、积极之“讹”得以彰显、消极之“讹/吪”尽力避免的理想结果，也是评判“译”之行为守正出新、达到出神入化的标准和尺度。钱氏标举的“化境”既是哲学变化范畴之“化”在文艺美学领域的衍生，又是美学范畴之“境”的内涵丰富和外延拓展，求“化”和入“境”的理想目标是他矢志追求的“打通”理念，即中西打通、古今打通、文字文学文化打通、学科打通、创作与研究打通、翻译与写作打通。

     钱氏针对林译现象，以释“译”为楔子，以论“化”为主轴，贯通文字学、哲学和美学中的“化”，打通“化”与“译”“诱/媒”“讹”之间的脉络和关节，侧重论述“化”与“讹”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他融合各家流派中的“化”论与“意境”“境界”等美学思想，创造性地囊括文艺美学中的神韵、神似、气韵和妙物等概念，既鼓励译者与原文作者在精神和心灵上达成某种默契，又主张译者与译文读者在现实需求和审美期待方面实现趋同。他在《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论著中既分析了古今中外出神入化的诸多佳译，也评析了译而不化、化而不同的若干劣译，更是通过自己孜孜追求、字字珠玑的经典“化”译，阐明并践行了对“化境”译作的不懈追求。钱氏“化境论”经历了从主观感悟到客观分析、从感性认识到理性提升、从实践摸索到理论思考再到实践检验的循环往复过程，汲取了中外文字学、哲学、文艺学、心理学和翻译学等学科领域的思想精髓，体现了译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译者与原文、译者与译文、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原语世界与译语世界之间的和谐共生与互动共识。

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视角对“化境论”进行现代诠释，揭示其内涵或实质。张柏然、张思杰（1997）认为“化境”的实质在于“化”；郑海凌（2000：99）则指出钱氏“译必讹”的观念从反面揭示了“化”的实质。王宏印（2003：181−187）将“化境论”解释为从“化”向“讹”的滑落，陈大亮（2006）强调，“化”“讹”相反相成，构成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而朱鸿亮（2006）指出“化境”至少包含译文与原文多与一的对应与衍生、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与交融等含义。于德英（2009）结合钱氏早期翻译观，认为“译”即“通”，“通”即“不隔”，“不隔”即“达”，“化境”是在种种阻隔中寻求诗意和不同文化间理解的不隔，是一种亦动亦静的不隔状态。葛中俊（2012）认为，钱氏翻译思想包括三个关键词：“换器弹曲”乃译之名，译之“化境”乃译之归，“失本成译”乃译之实。王军平、赵睿（2014）指出，“化”“讹”辩证统一，失本成译、讹化相生体现翻译的本质。杨全红（2019：38）提出“化境论”广义上是同时统摄“化”“诱”“讹”等“虚涵数意”的翻译思想，狭义上主要是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基于这些讨论和阐释，结合传统和现代的定位，笔者认为“化境论”是钱氏翻译思想的集大成，属于中国传统 译论范畴。

3.1“化境论”的内涵

“化境论”的内涵至少包括“译”“诱”“媒”“讹”“化”这些词源学上一脉通连、意义上彼此呼应的五个字。1）译，即钱锺书（2002：77）考证的“传四夷及鸟兽之语”，体现为翻译之本，是人类重要的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跨社会的交际行为。译的目的、功能、手段、毛病和理想等都蕴含在其他几个汉字之中。2）诱，古汉字为“㕗”，即“相訹呼也。······诱，或从言秀”（许慎 1963：189），如钱锺书（2002：77）所谓“好比‘鸟媒’对‘禽鸟’的引‘诱’”。它体现为译之目的，有正负之分：正诱指译者或译作“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负诱指译作可能消灭原作，“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钱锺书 2002：79−80）。3）媒，“谋也，谋合二姓”（许慎 1963：259），即如钱锺书（2002：80）所言的“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姻缘’”，体现译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媒”可分为两类：“居间者”，即“所谓‘媒介者（intermediary）’，在‘发播者’（transmitter）和‘收受者’（receptor）之间，大起搭桥牵线的作用”（钱锺书 2002：148）；“离间者”，即“媒介物反成障碍物，中间人变为离间人”（钱锺书 2002：143）。4）讹，古汉字为“譌”，即“譌言也”（许慎 1963：56），是钱锺书（2002：77）拈示的“翻译难于避免的毛病”，其原因在于不同语言文字之间、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的内容与形式之间、译者的体会与表达之间必然存在距离。“讹”分为两类：消极性、破坏性的“讹”包括译文“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很不贴合原文”（钱锺书 2002：78）、译者的“增补原作”“代笔改写”“任意删节”“胡乱猜测”以及“文字上的颠倒讹脱”等（钱锺书 2002：84−89）；积极性、创造性的“讹”，是译者的明知故犯、对原作的添改润饰，帮助原作在译语世界获得“来世”，并产生抗腐作用。5）化，即“教行也”（许慎 1963：168），是钱锺书（2002：77）所指出的“翻译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属于“背出分训”：“囮”“讹”“化”同源同根，“囮”的本义是“用来捕获类鸟的鸟”，引申为“鸟媒”，喻为译或其媒介，引申为“化生”，亦即“化”的本义；加“言”之“化”为“讹”，本义为“错误”，引申为“谣言”“引诱”“讹诈”，而“讹”去掉虚假之“言”为“化”。由此可见，“化”中可能有“讹”，“讹”反衬“化”，避“讹”可求“化”，“化”“讹”相克相生，对立统一于具体的翻译实践。“化”在于“去痕存味”，是内容求真和形式造美的有机统一，是译者努力追求彻底和全部的“化”，实际操作中却难免存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不“化”，即现实之“讹”。

3.2 “化”体现为全译本质

以译作对原作内容的保留程度为基准，可将翻译二分为全译和变译。“全译，质言之，指完整性翻译，或译作力求完整的翻译活动”；“变译，质言之，指变通式翻译，或力求多样变通原作的翻译活动”（黄忠廉等 2019：5，10）。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变”是变译的本质属性，重在凸显原作的使用价值；“化”是全译的本质属性，意在再现原作的整体价值（关秀娟、张婉琪 2023）。

     “化境”作为一个整体的译学概念，是钱氏揭示的翻译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亦即他指出的“席勒论艺术告警所谓内容尽化为形式而已”（钱锺书 1984：334）。从他对“化”“境”“化境”的阐发和挪用可知，“化境”兼含“化”“境”两个概念，是求“化”行为和入“境”结果的有机融合。“化”为实，重在求“化”过程，强调翻译艺术的再创造，旨在入“境”；“境”为虚，重在结果，强调艺术升华的效果，入“境”是求“化”成功的标志；求“化”过程和入“境”结果的高度统一即为“化境”

     “化”是“化境论”的核心，贯穿全译实践的始终，包含并行分训的两种含义：作为名词，“化”是译者追求的最高境界或达到的最高标准；作为动词，“化”是“译者为消除语际内容与形式之间的‘ 一意多言’式矛盾，得原文之意、存原文之味、成译文之形的双语转换过程和结果”（余承法 2022：23）；“化”的这一界定符合全译对完整传达原作的内在要求。因此“化境论”只适用于全译范畴，不适用于变译。有人指出或论述“化”为全译的本质属性，如：彭发胜（2006）认为“化”的“变化”本义包括从有形到无形、从形而下到形而上，这种双重、动态的语义功能涵盖翻译的两个层面，理应成为其本质属性；黄忠廉（2010）从哲学高度俯视翻译本质，论证“化”是全译的本质属性与精髓，而“变”是变译的本质属性；余承法（2016）结合“化”的文字学原解（教化、变化）、哲学通解（形变实存、量变质保）、美学专解（出神入化）和钱氏自解（译者对原文去痕、存味，并化生译文），论述“化”是全译最高标准与最高理想的通约、全译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全译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原文保真与译文求美的结晶、原文和译文艺术价值的共现，因而体现为全译的本质。

无论哪种范畴、类别和层次的翻译标准或原则，都是为了反映翻译的内在规律：全译标准是追求译作与原作的极似，变译标准是追求“三特”即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化境论”是钱氏长期对翻译标准/原则进行实践总结和理论思考的结晶，是“充分体现民族特性和文化个性”的中国式翻译思想凝练（朱健平、霍兴、 洪远 2021）。有人认为“化境”是难以细化操作的标准或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境界，“感性”且“神秘化”（张道振 2021），但译者可根据全译的目的、语境和内容，对“化境”进行细化落实。全译“化境”原则是全译实践遵循的标准和全译批评依据的尺度，归根结底取决于全译的本质属性。既然全译力求译作与原作的文化信息极似，而“化”追求译作跟原作“状变而实无别”，全译的内涵与“化”的界定就存在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求极似是全译规律，求化是全译原则，求似是求化的基础，最终是为了求化。笔者借鉴邢福义“小句中枢说”中的“表－里－值”小三角理论和黄忠廉“小句中枢全译说”的相关界说，确立了以语用价值为关键和核心、语里意义为基础和前提、语表形式为结果和外化的全译求化的三位一体原则，包括语用价值优先准则、语里意 义次之准则、语表形式第三准则（余承法 2014）。

4.1语用价值优先准则

全译中的语用价值是双语语表形式体现出来的价值，可根据论述需要简称为“语值”或“值”（黄忠廉 2008：148），包括因不同文化背景、语境和修辞手段而产生的相应价值，即文化值、语境值和修辞值。全译的首要目的是真实体现作者意图、完整再现原作价值，终极目标是通过缔结一场文字、文学和文化姻缘，推动语言壁垒的凿通、中西文化的互文和人类文明的互鉴，因此再现原作不同层面的语用价值是译者必须优先遵循的准则。译者需要尽可能把握原文蕴含的文化内涵、理解其语义内容，将自己的所解、所知、所感融入译语文化，结合具体语境选择恰当规范的译语表达形式。如果原作同时具备文化值、语境值和修辞值，且三者均能在译语中再现，则是一种完美追求；否则，按取大优先的顺序依次实现。

4.2 语里意义次之准则

全译中的语里意义是原语和译语的各种表达形式承载的信息内容，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或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有时根据需要简称为“语里”或“里”（黄忠廉 2008：147）。根据语言表达形式的单位，语里意义相应地分为音位/字位义、语素义、词义、短语义、小句义、复句义、句群义、语篇义、章节义、篇义和书义。语里意义次之准则，指译者在完整再现原作语用价值的前提下，考虑如何通过保留或改变原作形式，准确传达其语里意义。若语用价值在原作中凸显，则语用价值优先，驱动语里意义的传递，再由语里意义决定语表形式；若语用价值在原作中缺失（如大多数科技著述），则直接由语里意义决定语表形式，推进译作的成型与成活；若译语表达中的语用价值与语里意 义存在冲突，则以语用价值再现为准绳，超越语里意义的传递，直接选用合适的译语表达形式。

4.3 语表形式第三准则

全译中的语表形式是原语和译语都有的外在表达形式（黄忠廉 2008：146），包括声音和文字，可根据需要简称为“语表”或“表”。每种语言都有各自独特的语表形式，而全译主要是转化语言符号的交际活动，双语的语表存在完全对应、不完全对应和非对应等多种关系。在分属不同语系的汉语和英语中，表意文字和拼音文字较多体现为非对应关系。作者从著书撰文到布局谋篇、从造句遣词到运用标点，都体现其匠心独运和因难见巧，很难为同语中的其他作者、异语交流中的译者复制或照搬。即使是作者的自译作品，也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如据笔者的语料统计和对比分析，钱氏在1983年第一届中美比较文学学者研讨会上的英文发言“Opening Address to the First SinoAmericanSymposium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和随后发表的中文讲稿《在中美比较文学学者双边讨论会上的发言》并非完全对应（余承法 2022：254−255）。在全译活动中，译作语表的选择取决于原作语里的传递，归根结底由原作语值决定，因此语表处于最次要地位，是译者遵循的第三准则。译者在完整再现原作语用价值和/或准确传达原作语里意义的前提下，尽可能实现译作与原作的形似，追求三“似”齐备、三全其美的理想境界；否则，只能退而求其次，先确保语用价值再现，再传递其语里意义，通常需要对原作语形采取增、减、移、换、分、合等手段。

钱锺书提出“化境论”时，学界尚未真正关注翻译过程，后来才有人开始关注求化过程。江帆（2001）以杨宪益、戴乃迭英译的鲁迅散文《雪》为范例，指出“化”是文学翻译的必要过程，分析译者的求化过程包括熔解、提炼和重铸三个层次。郑延国（2002：453）认为翻译实质上是一个引诱、求化和避讹的过程。李文革（2003）运用符号学翻译观，阐释“化境”的层次、步骤和途径，即“语用合一，意境再现”。彭发胜（2006）对翻译“化境”过程进行现象学描述，将其分为“融、通、化、生”四个阶段。这些成果为探究分层分类的全译求化过程奠定了基础。

5.1 全译过程的分层分类

根据具体阶段，全译过程可二分为宏观与微观：宏观过程是全译的外部机制，包括原作选取、译前准备、译中操作、译后校改和文化传播五个环节；微观过程指译中操作的思维－语言过程，属于全译的内部机制，可细分为原语理解、语际转化和译语表达三个环节。根据全译作品的输出形式，全译过程可分为笔译过程与口译过程，前者细分为选择文本、进行翻译、校对出版和读者反馈等，后者细分为接受任务、听清发言、理解、记忆和表达等。根据文本类型，全译分为文学全译和非文学全译，相应地就有文学全译过程和非文学全译过程：前者强调文学路径，涉及译者艺术审美中的心理、认知、形象建构、叙事策略和再创造等；后者扩展到从对比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科学、人类学、文化学和人工智能等多学科领域考察翻译行为的程序、步骤和策略。

5.2 求化过程的宏观与微观

根据全译宏观过程的阶段划分，基于钱氏对“化境论”相关概念的解释，结合他终生追求的“打通”理想，可以将全译求化的宏观过程概括为：引“诱”（目的）－做“媒”（功能）－避“讹”（手段）－求“化”（操作）－入“境”（结果）－打通（理想）。动作与阶段的对应关系体现在：引“诱”→原作选取，做“媒”→译前准备，避“讹”、求“化”→译中操作，入“境”→译后校改，打通→文化传播。

     在全译微观过程的三个阶段中，语际转化是以思维为主、语言为辅的活动，前涉原语理解，后涉译语表达，因而居于轴心环节。语际转化包括转换和求化：转换指双语语表形式的变换，求化旨在化解语际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一意多言”式矛盾，既是转换的目的，也是转换的结果，转换成功即为求化。因此，“化”是全译微观过程的轴心环节，即转化的核心和精髓。全译求化的微观过程可据此分为三个阶段：融化原作－转化双语－化生译作，需要运用理解、转化和表达的相应策略、方法与技巧。

全译“化境论”的关键是建立以全译事实为依据、求化原则为指导、求化过程为贯穿、入“境”为结果的全译求化机制。全译求化机制指“人和/或机器因原文语用价值再现和语里意义传达之需，对原文的语表形式进行数量增减、位置移动、方式变换、结构分合时遵循的原则、执行的程序、运用的策略、采取的手段与方法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行为，包括单一机制和组合机制”（余承法 2022：68）。单一机制是针对一个语言单位、围绕一种求化手段、采取一种求化方法所运用的机制，根据对原作语表形式的处理，可分为等化机制与非等化机制。等化机制追求译作与原作的语表形式对应、语里意义对等、语用价值趋同；非等化机制是对原作的语表形式进行适当的非对应处理，可分为繁化机制、简化机制、移化机制、换化机制、分化机制、合化机制。组合机制是针对原作语言单位、围绕两种及以上求化手段、对两种或多种求化方法进行组合运用的机制，包括二合、三合、四合、五合、六合机制。全译求化机制遵循“三个充分”即观察充分、描写充分、解释充分的研究要求，按照“两个三角”即“语表形式—语里意义—语用价值”小三角和“语际对比—思维转换—文化交流”大三角的研究思路，建构一个可操作、能验证、相对客观、比较科学的体系。笔者基于自建全译语料库的统计与分析得出结论：单一机制的使用具有倾向性，组合机制的运用存在失衡性（余承法 2022：256−306）。

6.1 单一机制的运用具有倾向性

等化、繁化、简化、移化、换化、分化、合化等7种全译求化单一机制存在机制间性，即它们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独立性表现在每种机制不同的内涵、外延、理据和类别，确保其运用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关联性表现为两种机制之间的重叠、交叉或合用，促成机制组合的可能性和可行性。7种单一机制按运用频率依次排序为：繁化/简化＞移化/换化＞分化/合化＞等化，其单用与具体的全译目的、语言对、操作准则、语境和语言单位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如下：1）等化机制倾向于亲属语言之间的互译，体现为译作与原作的思维顺序同构、表达顺序相同、表达方式互文、语义兼容，执行“对形等义同值”的操作准则，较多用于小句及以下语言单位。2）繁化和简化是运用理据相同、操作方式相反的一对单一机制，多操作于词和短语，少用于复句及以上单位。繁化机制执行“繁形不添义不增值”的操作准则，多用于汉译英；简化机制执行“简形不损义不贬值”的操作准则，多用于英译汉。3）移化和换化是操作方式不同、往往相伴运用的一对机制：移化机制涉及原作单位的移位，执行“移形不易意不变值”的操作准则，多用于小句之内；换化机制涉及译作跟原作表达方式的交换，执行“换形不改意不动值”的操作准则，以小句之内的操作为主，有时涉及句类之间的交换。4）分化和合化是运用理据相同、操作手段相反的一对单一机制，多操作于句子，偶尔涉及句群。分化机制执行“分形不断义不损值”的操作准则，多用于英译汉；合化机制执行“合形不漏义不变值”的 操作准则，多用于汉译英。

6.2 组合机制的运用存在失衡性

全译求化组合机制是指从繁化、简化、移化、换化、分化、合化6种非等化的单一机制中任选2种、3种、4种、5种、6种，进行组配使用，就有15种二合机制、20种三合机制、15种四合机制、6种五合机制、1种六合机制，共五类57种。组合机制的类型根据实际运用数量依次排序为：三合机制＞二合机制=四合机制＞五合机制＞六合机制（余承法 2022：311）。机制组合的数量越多，牵制因素越多，组合难度越大，运用频率越低。由于各种单一机制的组合能力不同，相互组合的关系有别，57种组合机制在相应类别中的运用频率存在失衡性。

在全译“化境论”体系中，“化境”的源流考镜是体系建构的前提和起点，“化”体现为全译本质的特征是融合贯通全译与“化境论”的基石，求化三位一体是规范全译行为、提高译作质量的基本原则，宏观和微观过程贯穿全译行为的始终，求化机制是进行全译实践、考察全译活动的核心与关键。“化境论”体系建构，对于译学而言，有助于深入开展钱锺书等翻译（理论）家译论与译艺的互动研究，发扬和光大中国传统翻译思想，推动建设立足本土传统、吸收域外智慧、面向未来发展的中国翻译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对于“钱学”而言，既是驳斥学界一般认为的钱锺书学术“有思想而无理论”的论点，也是为了回应王水照（2020：13）的呼吁：“‘钱学’的重点或中心点不能不是从其学术著作中努力阐发其义蕴，寻绎其本身固有的‘自觉的周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