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十三四岁的小胖子在酒店大堂，坐行李箱滑行，突然向前扑倒。出于道德感，我忍住脚底传来的震颤，没有看他。
那时，我正拿着手机看一条我不喜欢的新闻。新闻说，有个叫张雪峰的填志愿老师结束了北漂生活，正式成立填志愿培训班。每人收费1万元，生意兴隆。我看过一个短视频，有人问他，考300分的人应该选什么专业？他很生气，瞪着摄像头喊，早干啥了？考300多分着急了？去工地搬砖，去学挖掘机。
不喜欢的来源没有那么高尚，就像你对着金城武说你长得真丑，那不伤人。你对着一个高考300多分的人（我）大喊大叫，就像对着史铁生说，你推轮椅的姿势好难看。虽然我也不太知道教人填志愿，比厨子和开挖掘机高在哪里。
这人让我想起一件往事。高三都有无数模拟考试，第三次模拟考试叫三摸，自己摸一下自己的老底。我理解大概意思就是多摸，摸多了，考生心上生茧，考试的时候就麻，麻了变成老司机。这是正常逻辑。
还有一种逻辑是我这样的破罐子，不用考试来磨，我们从睡醒就是麻的。因为我们身边的父母亲友师长，甚至连体育老师都是张雪峰，天天磨你，哪里痛捅哪里。心像一张捕鱼的大网，全是窟窿，风来过风，雨来过雨。物来则应，过去不留。
第一科语文，考语文我能接近满分，大部分时候接近总分数的50%。这天天气好，不冷不热，天蓝得像海，风一吹，云仿佛在海里游蹿的大鱼。做完200个俯卧撑，穿白衬衫出门，心神浪荡。我感到今天我需要被人看见，而不是在教室搬砖。飞快答题，来到作文题目，这里是我常常被人看见的地方——我档案里只有罢课、打架的处分，和作文比赛的奖状。既然今天天气浪，我决定写首诗。卷子要求写得很明确，800字，体裁不限。
翻身交卷的时候，大部分人还在读作文题。大家下意识抬头看我，白衬衫穿着了。阅卷老师是位戴眼镜的短发女生，她教高一语文，负责在这间教室监考，而后收卷子批卷子。她抬头看我，眉头一皱，表达她还不认识我。
一周以后，三摸成绩公布，我语文只得105分。作文总分60，短发老师给我打25，不及格。我拿卷子找她理论，第一次去她不在办公室，第二次她一人在，第三次去那个办公室坐满了，老师都在。第三次我敲门，径直走到她面前。说老师，你为什么给我25分？她像张雪峰一样语重心长，说，老师们一再强调，在考场上不要冒险写诗，第一，写诗字数不够，硬伤；第二，你们文笔不成熟，达不到诗歌创作要求；第三，高考一生一次，必须更加稳妥。
我说，第一，诗歌按照行列计算字数，是你们自己规定的，所以我足够字数；第二，你说我文笔不成熟？老师你看过多少书，我看过多少书？我写小说已经加起来20万字，你一生有写作超过十万字吗？你需要理清楚，你到底是不是有资格评价我，给我打分。你要不服气，你可以写一首诗，我们让全校师生匿名打分，看看我们谁更好。
短发老师作为高中教师，习惯给学生灌输逻辑，极少遇到学生和她讲逻辑。她不习惯和人平等辩论，被学生平等，是一种冒犯。她正在震惊和懵懂之间徘徊，可能又想起自己是女性。突然她双颊泛红，那种红，像红染料碰上湿画布，如涨潮海浪般滚翻上涌，染红鼻子，霎时就要从眼睑处滤成泪水。
这时候旁边的男子起身，气势汹汹走过来。他是高一年级年级组长，地中海，啤酒肚，头长在双下巴上，肩膀下垂，肩宽不如臀围宽。他说你滚出去，再闹让你们李老师（我班主任）把你开除。我没看他，往短发老师身前挪了半步，语气惭愧，说，老师对不起啊，让你生气了。以后听你劝，不在考场写诗。我说完，她眼泪流下来，为挽回体面，为恨铁不成钢，也为孺子可教。
大胖子狠狠瞪我一眼，像看汉奸般的眼神。极不顺畅地迈开脚，像濒临停滞的陀螺，打着转，转回他的座位。他恨的不是我挑衅女老师，恨的是没有戏份，加了戏，却在电视机外面演了一出戏。
那个办公室在三楼，我的教室在四楼。我没回教室上课，而在楼梯间拿着手机看时间。我想，那个办公室的老师应该在我背后说了很多坏话，和很多安慰短发老师的好话。短发老师多半情绪稳定。毕竟我伤的不是一个人，是一种秩序。十分钟到。大家相濡以沫，双向奔赴，应该早已把秩序找回来了。
我悄然潜回那间办公室门口，大胖子正在给短发老师分享他的腰果。我朝里面喊，那首诗其实是我抄的，是史铁生写的！拔腿就跑。
周径偲，《时尚先生Esquire》主编
本文为2024年五月刊卷首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