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安定医院时是下午2点，诊室前站满了人，戴着头盔的保安从中穿梭，大喊着“不要站在路中间”。诊室一间挨着一间，串成一个回形，人们贴着墙站立才能勉强留下一人通过的空间，窄得容不下椅子。在接诊18岁以下患者的诊室前，地上坐着一位老先生，孙女扶着老太太靠坐在他的背上。显然，这不太舒服，没一会儿，他们就都起身继续站着。诊室门前的显示屏上依次是医生的名字、职称、擅长的领域，“儿童青少年焦虑抑郁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等”，正在就诊，等待就诊，候诊人数变得很慢，在这家人坐下又站起之间，只减少了一个。
排号是场耐力赛，孩子们靠手机打发时间，成年人则靠交谈。“晚上睡不着啊。”“一点也睡不着吗？”“一点也不。”一个女孩说：“治病到现在，感觉世界还是有爱的。”一个年长的女性马上接起来：“怎么会没有爱呢？家里这么多人陪着你呢。”她劝女孩不要哭了，她的儿子病了好多年，现在也能正常生活。
诊室的门终于开了，走出一家三口。女孩问母亲：
“有没有那个？医生会不会看我在所以不说。”
母亲问她：“你说抑郁？”
女孩点头，然后背过身对着墙壁。母亲回到诊室里。父亲站在旁边，他故作轻松地问：“咱们一会是去清华北大，还是去三里屯？”女孩没说话。
在医院，我不止一次听到家长提议去游览这两所大学，他们从外地来北京求医，试图在一趟不安的旅程里增加一场游学——即便孩子的症状常常跟学业压力有关。
几分钟后，母亲走出诊室，揽着女儿的肩膀说：“医生说你只是睡眠不好，抑郁的程度很轻。”后来，在自动贩卖机前，我再次看到这一家三口，女孩站在落地窗前小心地擦着眼睛。
北医六院和安定医院是全国排名第一和第四的精神专科医院。今年年初，我频繁去了几次，想了解青少年儿童的抑郁问题——之前我看到一组数据：“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有30%是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中国青少年抑郁症的检出率几乎比四年前翻了一倍”，它们分别统计于2022年和2023年。在医院，一线的医生介绍，接诊的患者中低龄幼童大多是分离焦虑、孤独症；学龄期主要是多动症和适应问题；到了初中之后，以焦虑症、抑郁症为主。厌学是青少年抑郁症的主要表现之一。
在北医六院，十六岁以下的就诊人被集中在儿童诊区。我坐在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旁边，他看上去有两三岁，不肯穿上鞋和袜子。他用牙齿感知陌生的环境，咬座椅上的塑料垫，尝铁制靠背的硬度。母亲抓住他，打屁股，他拍拍脑袋，好像想不通。
结束问诊时，医生挽着男孩的母亲一起走出诊室。医生说：“你必须教会他基础的生活技能，让他能自己上厕所，自己吃饭。”母亲哭了，说不出话。医生大声地说了三次“加油”。不会说话的孩子光着脚在旁边跑来跑去。
我看到医院用来科普的海报上写着，“孤独症是发生于儿童早期的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疾病”“表现在语言、社会互动、沟通交流以及兴趣行为等多方面的缺陷”。一位陪亲戚孩子看诊孤独症的女士说，他们去过北京的一所特殊儿童康复学校，孩子要接受3年的封闭教育，父母有一人全程陪护，费用是每月5万元。她说：“之后说不定可以上正常的学校，谁知道呢？太可怜了。”好像只有同情才是面对不幸的姿势，除了可怜，我们都说不出别的话。
人们在候诊区焦急地等待，有人拿着号码指望时间赶紧过去，有人只是徒劳地坐着，他们没有挂上号，寄希望于医生的加号名额，当有穿着白大褂的人走出诊室，他们就奋力地挤到前面。
两个保安站在一间专家诊室门口，拦着围住医助的十几个家长。有人大声说着“来了三天都没看上”，有人想知道能不能加号。医助说：“老师会看完当天的号，但今天确实已经加不了号。”她告诉那个来了三天的人，在一张登记表上填写信息，医院会根据顺序通知他应该在哪天来加号。有人小声说，已经排到过年以后了。还有人趁乱在登记表上留下了信息，抓住一切能抓住的机会。
几位家长说，初诊都是找黄牛挂的号。北医六院的预约系统规定前三个自然日的早上7点开放名额，但时间一到号就被抢光。抓紧看上病最要紧，所以花900块钱挂上专家号是值得的（官方价格是100元）。到复诊时，就可以请医生预留下次问诊的加号，不必再花冤枉钱。
但看病就是一趟关关难过的经历。一位带儿子复诊的父亲说自己早上6点半就到了医院，等待7点开门。他和儿子先在大门口排队，再跑到儿科排队，然后等到医生8点到诊室开加号条。拿到加号条后，他会和儿子分头行动，他去窗口挂号，儿子在分诊台排队。他们幸运地拿到了加号为1的次序，但按照规则，还是等了5个多小时才进入诊室。
候诊室的一角，有一台贩卖食品和玩具的机器，可以填饱肚子，填满时间。在儿童诊区，问诊常常持续到深夜。小孩子们带着玩具嬉闹。一个男孩问另一个男孩：“有没有抽血，疼不疼？”他握着玩具的手指着耳朵后边，“他们会在这里放一个东西，可疼了。”他们头上都有被凝胶涂抹的硬块，是做过脑电波测试的痕迹。候诊室里，那个常常把自己折成45度的大孩子跑来问玩具男孩们，“我妈妈不给我买玩具，你们能给我买吗？”男孩们说：“我们都不认识你。”然后解释道，他们没有手机扫码。十几分钟后，戴眼镜的男孩对他的同伴说：“那个人的妈妈说他有孤独症，脑子有点残疾。”
男孩望向母亲，没有问孤独症是什么。他似乎隐约知道这个词代表他们的不同。
我在医院遇到不少拖着行李箱候诊的人，他们从外地来。一位来自陕西的母亲，在就诊结束后，立刻请陌生人帮忙买一家三口回西安的火车票。她要赶最近的一趟车回家。她不会用订票软件，也不会打车，她一直解释：“我们没有文化。”
不少人遇到了老乡，就好像多了一份信任。有三个家庭都来自张家口。其中一位母亲说，女儿患病四年，已经复学一年多了，上的是普通高中。另一位家长说孩子也复学了，但念的是3+2的职业教育，“休学时间太长了，跟不上”。前面那位母亲成了权威。在家长们心中，普通高中意味着回归正常轨迹，是辛苦治疗的最好结果。这位母亲分享自己的经验，几次强调“孩子是家长的复印件”。她问周围的人：“假如父母的感情不和，孩子能对婚姻有幻想吗？老师批评孩子，你只会跟孩子说老师怎么只批评你不批评别人，这样能行吗？”
在儿童医院，我见到“坚强的小强”，这是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陪伴女儿治疗抑郁症的账号。说起正在念初二的女儿佳佳，她形容是“别人家孩子”， 没上什么辅导班，成绩不是班级第一就是第二，课余还参加学校的篮球队。她和女儿关系紧密，帮女儿抢漫展的门票，带她打耳洞。一般家长如临大敌的恋爱，也是女儿自己说出来的。
在小强整理的病例里，我看到佳佳描述的自己，一个“学霸”的痛苦：“脑子不好用”，“记忆力、注意力下降”，“担心成绩不好，别人不和自己玩”，“五年级第一次划伤胳膊”。
佳佳在安定医院复诊时，我见到了她。我问她，为什么担心同学和朋友会因为成绩而不喜欢她。她说起一个同学，成绩不好，坐在后排，没有人理他。她害怕变成那样的处境。生病后，她没法维持原有的名次，她问朋友，自己成绩变差还会跟她玩吗？她告诉我，最怕失去的就是朋友。看着佳佳，我想起中学时代自己遭遇的一场莫名其妙的孤立。那是我最艰难的时期，每天都希望有人能跟我说几句话。
我想知道佳佳抑郁的原因是什么。小强先拿自己解释，她说自己是不容易放松的人，前几年得过焦虑症，她认为那段时间制造的紧张气氛影响了佳佳。在一次家庭治疗中，咨询师说有问题的是她，于是她开始了单独的心理咨询。佳佳则分析是一位情绪波动大的老师让她紧张，父亲也爱“PUA”她。她特别能共情母亲的情绪，所以自己也继承了焦虑。佳佳试图理清这一切，但控制不了抑郁。绝望袭来时，她觉得只有吞药才能结束痛苦。
抑郁就像一个死结，每当他们觉得搞清了缘由，就有新的问题出现。在佳佳最厌学的阶段，小强用了一切办法。小强和丈夫每天6点把佳佳叫醒，替她刷牙、穿衣服，再开车送去学校，帮她完成抄写的作业。为了鼓励佳佳上学，他们承诺每上一天学就给她200元。还有求医，中医和西医都要看一看。医院心理咨询的号排到了三个月后，他们就设法托人帮忙。
不管是心理学的书，还是医生都对小强说过，“要接纳”。
看着孩子躺在床上除了玩游戏什么都不干也要接纳吗？小强说。
小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治疗过程时，遇到过太多困在休学阶段的孩子和家长。在情绪病家长群里，我看到家长们讨论请假的问题。有人建议不要以精神类疾病的名义请假，因为痊愈的医学证明困难，会影响复学。家长们接受抑郁症的反复，把它当作一种慢性病对待。北医六院的厕所门上盖满了代开病假条的印章，连窗框上都没放过，我想没有人比黄牛更懂需求。
在医院，我听到一个男孩说起住院治疗的经历，打镇定剂，昏睡，“很折磨”。有家长问他是怎么好转的。他回答：“自己熬，如果受不了就哭。”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手里把玩着一个魔方，看起来轻松。他13岁确诊，已经三年，在调整药量和适应变化的循环里，但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在药物的作用下，他大部分时间情绪稳定。
诊室门口还有一个女孩，她希望能被确诊，然后接受药物治疗。抑郁症的躯体化症状包括，心悸、胸闷、睡眠障碍等。佳佳曾告诉我，她对母亲坦白抑郁症是因为对躯体化的恐惧，“太痛苦了”。但药物的副作用强烈，一位母亲对女孩说，激素类药物会发胖，还会影响月经，她的女儿停经了几个月。一旦开始服药，就必须在严格的医嘱下调药，否则会面临糟糕的戒断反应，导致病情恶化。但对家长们来说，服药是没有选择的，当孩子说想要自杀时，吃药是最容易做的决定。
春节过后，我的焦虑症发作，说不清原因，不知是不想面对工作，还是因为春季本就是精神疾病的高发期。无征兆的长时间心跳加速，连续几天在睡梦中忽然醒来，之后就再也睡不着，吃安眠药也不行。我又一次去安定医院，这次是给自己看病。每个自认为有抑郁或焦虑的就诊人几乎都会经历的过程，先做几套量表测试，然后是心电图和心率测定。得出的结论是轻度焦虑，这在医生看来不算是病，只是一种亚健康状态。心跳较快，但似乎不构成什么问题，她认为通过适量的户外运动，身体会自愈。可是睡不着怎么办，医生告诉我，不要把睡不好太当一回事，学会接纳这件事。
如果我无法适应压力和挫折，被失眠影响，是不是早晚变成一个真正的病人。我反复想着这个问题。在医院，一位年长的女性听到我因为焦虑而睡不着时，她说现在的年轻人真可怜。我不知道她说的“现在”指什么，在嘈杂的走廊里，我听到另一个人也提到了“现在”。那是个中年男人，看上去很生气地高谈阔论：“教育已经跟不上现在的时代，迟早要完蛋。”我以为他是陪诊的家长，但他很快就在两位更为年长的人陪同下走进了诊室。我看到他的诊室相邻着的是青少年诊室。他们离开前，我听到他的母亲说：“还是要找一份工作。”他支支吾吾地回了一句“好”。
我疲惫地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听到一个女人在嚎啕大哭，她不断地问“为什么？”我拍拍前座的人问发生了什么。她说不知道。我坐回了椅子。她回头看着我说：“你看起来不太好，是带孩子来的吗？”
我不知道自己看上去多糟，我说我是给自己看病的，我睡不着。她告诉我，她带孩子从呼市来看多动症。她指了指不远处拿着手机的男孩给我看，提醒我注意男孩的嘴：“嘴里还在不停地嘟囔。”
时间已经过了5点，还在看诊的只有针对18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诊室，我听到分诊台的护士对保安说，要加班到10点。看多动症的母子还得继续等待，这是他们第三次来北京求医。从呼和浩特乘高铁到北京是两小时，他们要在一天之内往返，因为只向学校请了一天假。在我离开医院前，这位好心的母亲推荐了一位蒙医给我，说治疗失眠有奇效。我没什么可以回馈她，就这么走了。走时，那个哭泣的女人不知在什么时候停下了，回荡在大厅撕心裂肺的 “为什么”也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