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货拉拉司机维权事件引发舆论关注，“一命抵一命”的愤怒，尤其刺激，套用一个法律概念，有点恶性事件“未遂”的意味儿。
谈到恶性事件，自珠海以来又接连发生了好几起，说到解决办法，老实态度是很难，太难了。就信息公开来说，宜兴公开了，但到常德事件时，又语焉不详了。很显然，要不要报道，还是拿不准。报道会不会加剧不安和恶化形势呢？目前看，这种担心还是占了上风。还是要把它作为个案，淡化处理过去。
只是，作为权宜之计可以，但长期看还是要脱敏。打个比方，社会发生恶性事件，就像一个人长了一个毒瘤。可以把毒瘤切掉，这是目前采取的办法。但切掉毒瘤并没有消除致毒的根本，所以还会有新的毒瘤出现。所以，必须深入到病根，然后整个肌体才会真正健康起来。
而且，这个病根，也可以不深刻，不必伤筋动骨，只要对症。只是和切割不同，更着眼事前。这就要找到恶性事件的直接原因（还是要先找到不满的直接原因）。
什么是直接原因？货拉拉司机维权事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现场教学的案例。
该事件的核心纠纷是600元的搬运费。如何对待这个纠纷，就是造成这个未遂的恶性事件的直接原因。尽管在舆论干预下，该事件已经得以解决，但从未遂恶性事件的角度看，还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坦白说，当前的社会有点冷漠，比较习惯细分的权利状态。我试着描述下这个状态：只要没有明文规定的责任，就意味着没有任何责任，规定成为一些人推卸其他责任的挡箭牌。（《宜兴，宜兴，要发愤建设一个充满温情的社会》）
货拉拉司机维权事件，就处于这样一个责任收缩的状态中。下单人即收货人下单，只认平台的规则，遇到问题也是优先想到让平台解决，把责任推给平台。对超出规则（其实仍在规则之内，但就收货人而言显然是超出了其理解的规则）的问题，表现出了极其低能的一面，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要不是有舆论的压力和品牌损害的威胁，此事件可能会持续处于扯皮状态，未遂也可能变成既遂。
回到事件本身，面对超出预期的搬运费，无论如何，保时捷一方，都应处理好，也有这个能力，然而结果却并没有。这是因为，他们缺的不是能力，而是意识和意愿。他们早已习惯于把自己置于责任之外，并穿上了一套坚硬的铠甲，不只自卫，还会反击，利用规则对他人的约束（依规伤害别人，比如本次事件中诉诸平台施压，多少有点滥用消费者权利之嫌），提高其博弈能力。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转型期，经济收缩，就业艰难，民生不易，各种怨气和不满极其容易积聚和爆发。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要发愤建设一个温情社会，积极营造包容体谅的社会氛围，努力抑制怨气的膨胀和扩散，从源头上防范恶性事件的发生。
做到这些，只要有起码的恻隐之心，尊重别人，敬畏人性。（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