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自由主义提倡的对自己的自由负责，是一种积极的负责。相比之下，新自由主义，包括激进的LGBT，他们争取的是一种广泛的权利。这是一种需要社会认可的“积极自由”，即“我要变性，整个社会要因我而变，为我承担”。比如，“其他的女性，要承担我作为一个生理男性，进女厕所的不适”。
古典自由主义最经典的表述，大约是康德的自由观，一个人“要只按照你同时也能够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而行动”。简单地说，一个人要做一件事，这件事必须是其他人也能够去做，这就是普遍法则。这种自由是自省、责己的，有点类似于中国文化中的修身克己，孔子就有十分经典的表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样是基于理性，新自由主义则强调个人权利（理性支配或者包装下的欲望）的主动实现。正如上文刘老师所举的例子。新自由主义，肇始于20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扩张到全世界。这一时期，权利话语成为时代的一面旗帜，任何诉求似乎一打上这面旗帜，就拥有了天然合法性。比如，权利与责任已经完全失衡的彩礼陋习，愣是在男女平等时代坚硬地流行；哪怕是完全处在地下的LGBT运动，却也为“官民都忌惮”（“旧闻评论”语）。沙白、金星和杨笠的言行，都是新自由主义在当下中国的影子，有意无意顺应了权利高扬这一时代潮流。权利必然伴随着责任，没有无责任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责任。新自由主义过于强调权利而忽视责任，忽视实现权利的约束条件，注定难以持久。金星和杨笠两起事件，激昂的舆论直接给出了答案。沙白事件限于个人，舆论相对有所不同，但除了其个人境遇被消极容忍并认为值得尊重外，舆论对死亡事件的渲染以及普遍传播效应充满了警惕，从终极责任角度的批评也不乏其声。从全球范围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种风靡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就进入了调整期。社会分裂、难民危机、民主失效、市场失序等一些宏观问题，至今仍在发酵，仍在展示着新自由主义的内在BUG。从国内形势看，公民运动、女权、动保等社会思潮，经过高潮发展后普遍走向收缩态势，效率与公平两大主题也出现了周期性的逆转，此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抬头。种种迹象，都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