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到孙立平教授的文章《目前的状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点击标题或者后边阅读原文，了解文章）。其中有一个说法：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只知道干活的民族。只知道干活，大家都只知道干活，最后一定是无活可干。
刚好，我在周末推送的一篇小文（《当前就业困难是高校扩张造成的吗》）中也提到分配的问题，结尾时，我提到：
当然，工人也要吃饭，不能不讲究自身的有用性。这大约就涉及分配问题了。不仅涉及成果的分配，还涉及过程参与（劳动）的分配。且待专文另说吧。
今天刚好借着孙教授的金句，接着说几句。
近几年，经济社会收缩态势明显，大家也都感知得到。如何打破这种局势，目前看还处于摸索阶段，看不到有效的办法。孙教授的这篇文章也是这个意思，结论是“这可能是一个并非短暂的时间”。当然，还是要想办法。我这里引述的孙教授的金句，大约可以说，就蕴含了一个办法，也就是我要说的，劳动的分配。
这也不是我个人的创见，网上早就有类似看法，比如，把996工作拆解，提高工人雇佣数量（当然，这必然隐含一个前提，降低高收入人群的工资收益）。这就是劳动的分配。也就是说，一天到晚都在忙，同时又挣得多的人，要率先闲下来。让一部分人先闲下来，先闲带后闲。
当然，这不是靠个人自觉，还是要靠制度变革。
当前，过剩是一个普遍现象，最核心的就是生产过剩，大体意思，目前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未来较长时段的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其中也有需求透支的一面，本文暂不涉及），出口也不能消化这些产能。那么，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降低产能、限制产能。大约正视基于这样一个实际，孙教授发出了“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只知道干活的民族”的感慨。也就是说，我们该学会休息了。
中国人的勤劳是闻名世界的。在网上曾看到一个老外讨厌中国人的故事，大意是：老外开超市每天只营业八小时，晚上闭店早，还双休。中国人开的超市不但每天营业时间至晚上，周末还不休息，最后导致老外超市生意萧条。
我没有海外游历的经历，不知道这是不是个段子。但就我所见所闻，这个故事还是比较符合我对在外谋生的中国人的印象。至于道德判断，大约会因为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当我国还比较贫弱时，只有拼，才有出路。那时候，老外大约还会以一种同情甚至无视的眼光看待我们。在我们局中人看来，这也算一个励志故事。然而，当我们GDP跃居世界第二，成为美国眼中的竞争对手时，这就不再是个励志故事，意义也变得复杂多了。
国外的卷，实质则是国内更卷。比如，最近的比亚迪事件，直接给下游供应商下降价的指令。上游传导到下游，下游大约只能传导到人工，或者减员，或者降薪，还有什么第三条路走么？那么，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还是一个压榨的故事呢？
从表面看，这可以是符合市场经济的。比亚迪的吃相好一点，可能会影响大众对他的公共形象，但按照市场的逻辑，最后也可以得到这么一个结果。只是，在目前的时空约束下，这显然是一个不太好的结果。
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市场也只是手段，如果目标没有达到预期，这个手段可不可以调整？或者说，市场逻辑有BUG的话，我们能不能打个补丁？
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在分配上做大文章了。实际上，做蛋糕和分蛋糕的争论，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做蛋糕的声音更优一些。因为没有创造，就谈不上分配。但是，到目前这个形势，做增量蛋糕已经很难，蛋糕也足够大（不得不说，仍然是一个比较的概念）了，分蛋糕必然会越来越受关注，其重要性也就越来越凸显了。分蛋糕，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可能就是分劳动时间。胖东来为什么受关注，除了资本和劳动的分配外，恐怕该企业对劳动时间的分配也是一大因素。
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中国人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长是48.6小时。这一数据，远远高于美欧发达国家。面对产能过剩，就业过剩，能否通过降低工作时长（同时降低高收入人群的劳动收益）的方式，增加劳动就业？能否通过直接补贴方式，让一部分人从事非劳动性的工作，比如生育补贴，产假延长至三年，每月补贴5000，新生儿另有补助直至18周岁（翟东升老师早有类似建议），既增加人口，又缓解就业，还带动消费？
当然，分配改革，兹事体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得就是法治化、精细化的路子，权利和责任明确，已经成为大众的基本观念，与此相应，也有了一整套的法律、制度、规章等来保障当前的权利、责任格局。综合性改革，不能说推倒重来，但势必要调整这个权利、责任格局，其难度可能要远超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
这就是改革，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完）
